《史记》是汉代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也是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它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征和三年3000多年的历史。它是人们公认的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班固的《汉书》鼎足而立的三部大书，位列《二十四史》第一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毛泽东一生喜读《史记》，他不仅研读《史记》的视角独特，见解独具，而且善于从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中以史鉴今，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用于指导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确实是空谷足音，不同凡响。
尊重史实，客观辩证论纣王
商纣王，我国商代最后的一个王，称帝辛，名受。《史记·殷本纪》载：帝纣 “知（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以为天下人都不如己；“好酒淫乐，嬖于妇人”；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甚至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他设置种种酷刑，杀害贤臣，囚禁西伯姬昌，最后搞得众叛亲离。周武王乘机率诸侯伐纣，大战于牧野。纣兵阵前倒戈，纣败走，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自焚而死。因《史记》的赫赫权威性，其对商纣王的评价早已成为“铁案”，千百年来，代代相传，商纣王成了荒淫乱政、拒谏贼贤的暴君“典范”。
直到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毛泽东基本沿袭了传统史学对商纣王的评价。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批评韩愈写的《伯夷颂》，认为它“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认为，武王伐纣是推翻暴政的正义之举，无可厚非。1952年11月1日，他参观河南安阳殷墟，兴致勃勃地谈起盘庚迁殷后商纣王主政的历史：“纣王滥用职权，为自己享乐，在修建重楼重阁和金碧辉煌的鹿台中，不知道耗费了劳动人民多少金钱和血汗。那些酒池肉林、折胫之说，证明了他的放荡、荒淫和残暴。”但是，随着郭沫若《青铜时代》一书在1954年和1957年两次再版，毛泽东对商纣王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郭沫若的史学论集《青铜时代》，于1945年在重庆出版。该书强调：“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墟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见了天日。”他还以《尚书·泰誓》中的记载为据，证明纣王征服东夷所获俘虏甚多，而殷商的士兵损耗必不少，只能用俘虏来补充，从而导致了周武王乘虚而入时，纣王的俘虏兵阵前“倒戈”的悲剧。他进而判断，纣王名声不好，周人的宣传起了很大作用，《尚书》中《牧誓》《泰誓》把纣王说得一无是处，对后世影响深远，周以后的人“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
显然，《青铜时代》1945年出版时，毛泽东正忙于统筹指挥军事斗争，无暇顾及历史学术问题。当此书两次再版后，毛泽东便不仅读过了，而且印象极深。毛泽东看待历史人物，一贯运用两点论、二分法，尊重史实，修正谬说，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知人论世。郭沫若首倡为商纣王翻案，毛泽东大力支持。1958年11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
毛泽东一再为商纣王说好话，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更不是单为“标新立异”。《荀子·非相篇》记载：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既然纣王能文能武，却把他描绘成一无是处的混世恶魔，显然有失公允。
其实，毛泽东力主为“臭名昭著”的商纣王翻案，主要依据有两条：第一，评判历史人物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他在推进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作为和贡献。对于帝王，就要看他在开疆拓土、促进统一方面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毛泽东认为，商纣王征服东夷，巩固了东夷与中原的统一，促进了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经济和文化的开发，这是了不起的功劳，值得充分肯定。第二，坚持辩证发展的观点，一切以新发现的史料为评价人和事物的标准。绝不能漠视新史料、新发现，要随着考古新发现，与时俱进，及时修正过时的观点。即便对于自己心血结晶的著作，他也采取了同样态度。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老朋友斯诺，斯诺说他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毛泽东的回答既幽默又出人意外：“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探本溯源，陈胜失败因“二误”
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出身雇农，年轻时即有推翻秦王朝的“鸿鹄之志”，虽为雇工，却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感叹。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胜被征与吴广等900人谪戍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他们屯驻大泽乡时，因遇雨失期，按秦法当斩，遂与吴广发动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并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政权。他被推为王，旋即派兵攻取赵魏之地，又派周文率主力军进攻关中。后周文战败，秦将章邯以优势兵力反扑，围攻陈县。他率军英勇奋战，失利后，被叛徒庄贾杀害。作为开天辟地的革命家，毛泽东不但盛赞 “陈王奋起挥黄钺”、首义灭秦之功，更重视吸取他失败的教训，避免重蹈其覆辙。他用红黑两种颜色，在《史记·陈涉世家》中做过不少圈划。司马迁认为，陈胜的失败原因有二：一是功成忘本。陈胜当年为人耕田，曾对伙伴许诺：“苟富贵，毋相忘”！他称王后，开始还能践行前言，热情招待一位来找他的穷伙伴。但后来经不住别人挑拨，说这个旧相识出入宫廷，尽谈论他贫穷潦倒的往事，有损威信，陈胜便把那人杀了。这一来，大家都躲得远远的，没有人再敢接近他。“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毛泽东在此句文字的天头，批写“一误”两个大字，又用粗重的红铅笔在文中划了着重线。二是用人失当。《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任命朱房、胡武为人事和监察官员，主管文武官员的考绩升迁和黜退刑杀。两人专擅朝政，胡作非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陈胜对其不仅不查办，反而加官进爵，倍加信任。这样，陈胜派出去的将官就不敢再亲附他，有了地盘和实力就各自独立，这是陈胜失败的又一原因。司马迁为此痛惜地写道：“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毛泽东赞同司马迁的点睛之笔，在这段文字的天头，又批写“二误”两个大字，并用同样粗重的红铅笔划了着重线。
◆陈胜吴广起义。
陈胜以一介农夫，揭竿而起，所向无敌。但是，一旦他功成忘本，重用坏人，原本锐不可挡的军事优势，便忽而烟消云散，其如日中天的“张楚”政权，仅仅维持了六个月，便轰然倒塌。一误，为忘本，即忘了初心;二误，为用人不当，即失了公心。验之于此后的历次农民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此俱为重蹈覆辙的悲剧之因。伟人洞察之深，振聋发聩，真是警钟于今仍在耳啊！
血的教训给予毛泽东的印象太深了。他牢牢记住陈胜的悲剧，终其一生，不忘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在工作作风、家庭生活及子女教育等问题上，始终和工农群众保持一致，成为国内外罕有的居元首之位仍一直保持农民本色的伟人。
◆毛泽东十分喜爱读史，这是他阅读《史记·高祖本纪》后的眉批。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回国。专列到达满洲里，毛泽东为中共松江省委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3月1日，专列驶进沈阳，毛泽东下榻辽宁宾馆。而后，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请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吃饭。宴会太丰盛了，东北特产应有尽有。毛泽东一进餐厅，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礼节性地请胡志明多吃多喝，自己只象征性地喝了几口葡萄酒，吃了点饭，便放下筷子，吸起烟来。饭后，毛泽东来到会议室，当着大小领导的面严厉批评晚上的饭菜太多、太浪费。他说：“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我们一层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当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次日，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领导干部大会上，毛泽东又讲到昨天那餐饭，严肃地说：“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作表率嘛！”毛泽东越说越激动：“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毛泽东不仅这么说，更身体力行，带头艰苦奋斗。建国后，虽然他身为党和国家的主席，但九年不做一件新衣服，线袜子补了又补。他粗茶淡饭，最好的营养菜不过是一碗红烧肉。他对共患难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警卫人员、服务人员等，凡是生活有困难的，都深切关怀，常常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中，慷慨解囊资助，或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请当地政府尽量帮助解决。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建国后党内滋生的腐败现象极为警惕和痛恨，处理极为严厉。他说：“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对此，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由衷赞叹：毛泽东是第一个与中国的“官国”传统彻底决裂的领导人。
蒙哥马利，英国陆军元帅，二战时盟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1960年，他访问中国。5月27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毛泽东会见了他，并共进晚餐。交谈中，蒙说：“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蒙说：“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毛说：“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可见，汲取历史上“功成忘本”的教训，不管居于多么高的地位，永远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这就是毛泽东生前横扫国内外一切对手、身后又广受人民拥戴的力量源泉！
鉴戒分明，慧眼独具说刘项
《高祖本纪》《项羽本纪》，是《史记》中的精彩篇章。毛泽东倾心研读，并结合现实，发表了许多切中要害的点评，值得深深品味。
刘邦，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字季，秦朝泗水郡（今江苏沛县）人。刘邦以一平民，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烽火中力压群雄，提三尺剑开创几百年的汉朝江山。这在夏、商、周以来的历史上，可称破天荒的第一人。项羽，同刘邦一样，是秦末重要的反秦领袖，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名籍，字羽，出身贵族，世代将门，力能扛鼎，勇冠三军。楚汉相争，项羽垓下战败乌江自刎后，被刘邦以鲁公礼葬于谷城。
项羽与刘邦相比，开始在军事上占有巨大优势，但刘胜项败，其原因何在？毛泽东在阅读《史记·高祖本纪》时，提笔评点道：“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而刘邦又究竟高明在哪里？毛泽东高度概括道：“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西楚霸王项羽。
决策对头：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在谈话中，列举了刘邦虚心纳谏做出的几个重大战略决策。一是听张良劝说，封举足轻重的韩信为齐王，此事详载《留侯世家》；一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此事详载《项羽本纪》；一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此事详载《刘敬列传》。这几大决策，均为决定楚汉战争胜败及西汉王朝本固邦宁的大事，而刘邦都做对了。
用人得当：刘邦初登帝位，对群臣说：列侯诸将说说心里话，我得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项羽失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高平、王陵答道：陛下对部下虽时有轻慢，但却能“与天下同利”；项羽“嫉贤妒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又不能与人共享战果，所以他失掉了天下。刘邦摇摇头，不以为然：“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其实，军事天才韩信与另一个与张良齐名的重要智囊陈平，原为项羽部下，皆因项羽对他们言不听、计不用，不得已投奔了刘邦。正是这一文一武，一个战场战无不胜，一个幕后屡出奇计，最后要了他的命。相较于项羽，刘邦用人，“英雄不问出处”，凡是有用之才，他不论其出身、门第高低贵贱，不在乎别人的诟病，一律唯才是举，使其各尽其才。难怪毛泽东评价：“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在灭秦战争中有“战神”级表现的项羽最终败于刘邦之手，毛泽东分析其原因，主要是项羽既不识人，不会用人，又听不进不同意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战略失误。这也是他判定“项王非政治家”的主要依据。1963年1月7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项羽有三个错误，如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楚汉订立）鸿沟协定，他认真了；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每逢大事不纳谏，刚愎自用，最终铸成了项羽的千古悲剧。
◆楚汉相争鸿门宴。
毛泽东历来提倡学历史古为今用。针对一些地方的第一书记工作作风不民主、大事独断专行问题，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古喻今，指出：“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从前有个项羽，叫作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 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毛泽东强烈期望党的各级主要领导干部，以古为鉴，吸取项羽不纳谏导致失败的教训，当好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在毛泽东看来，项羽不能纳谏、不会用人的背后，和他主观上的一个致命弱点“沽名”有关。“沽名”与“钓誉”相连，即故意做作或用某种手段谋取名誉。项羽经苦战消灭了秦军主力，入关后与先入关中的刘邦军队发生矛盾，可他“为人不忍”，为避免负“不义”之名，没有以40万对10万的军事优势去消灭刘邦；鸿门宴上优柔寡断，阻止部下诛杀刘邦，演绎了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项羽“沽名”，换来的不是“虚誉”，而是掉脑袋。
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派出和谈代表，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国际上也有人鼓动我党同意这个方案。但毛泽东断然予以拒绝，决心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949年4月，毛泽东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其中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名句，就饱含了毛泽东读《项羽本纪》的深切感悟：对狡猾凶残的敌人决不能优柔寡断，宽容姑息。一日纵敌，千古遗患。对已成“落水狗”的敌人，只有穷追猛打，才能避免功败垂成，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逆境烈火，更能淬炼出精钢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其父司马谈任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就在他继承父亲遗志，专心写作史书时，发生了李陵战败投降匈奴事件。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匈奴，事出有因，就为其辩护，想不到触了汉武帝的逆鳞，被捕入狱，遭受残酷的腐刑。后获释出狱，任中书令。面对天降大祸，志向高远的司马迁包羞忍耻，历经十余年努力，终于在53岁时，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史记·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回信。信中，他向任安敞开心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自己之所以接受腐刑、隐忍苟活，不是贪生怕死，舍弃名节，而是追寻前贤“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的足迹，处逆境而发奋，“述往事，思来者”，完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著作。
◆司马迁。
毛泽东一生尤其是早期历尽磨难，他对司马迁的处境和情感，心有灵犀，十分赞佩。在1962年1月30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引用《史记·报任安书》中的内容，并加以发挥：“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做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
1975年，病中的毛泽东同身边工作人员又谈到“逆境”“挫折”对人的锻炼。他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史记·张仪列传》，也是毛泽东喜爱的名篇。战国后期，“战国七雄”之间的政治斗争策略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或是关东六国采取合纵（联合）的办法共同抗秦；或是秦用连横的策略，打破六国间的统一战线，对六国各个击破。于是许多政治说客，便分别用合纵和连横这两种策略游说各国国君，被称为纵横家，其代表人物就是苏秦和张仪。
苏秦，洛阳人，字季子。他游说诸国，献合纵之策，获得成功，赵国封其为武安君，直至身佩六国相印。张仪，魏国安邑(今山西万荣)人，魏国贵族后裔，主张连横之说。苏秦和张仪都是鬼谷子的学生。苏秦当了赵国宰相，张仪却只在楚国当小官，因楚相失玉疑张仪所窃，遭痛打。落魄的张仪只好投奔权势正盛的苏秦。苏秦深知张仪之才，他明白，如张仪到秦国去，必有大成。凭他和张仪的关系，这必将有利于三晋尤其是赵国的利益。在接见张仪的宴会上，他便故意对远道而来求助的老同学百般羞辱。此后，苏秦暗派亲信找到张仪，鼓动他西入秦国谋出路。到秦国后，这名亲信又交给张仪大量钱财，张仪靠“辩才”和走门路，先任客卿，最终登上相位。临辞别，苏秦的亲信这才一一道出原委：你得到的一切都是由苏秦一手策划的。张仪如梦方醒，大为感动，当即表示，只要苏秦活着，他就绝不让秦进攻赵国。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69岁生日，他同部分亲属和工作人员聚餐时，用十分幽默风趣的语言讲了苏秦和张仪的这段故事，最后说道：“苏秦知道张仪是个人才，能做大事，如果在赵国依靠苏秦，他也只是当个‘科长’什么的就算到顶了。”“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毛泽东的点评道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逆境出人才，烈火更能淬精钢。任何人的成长发展都与各种“逆境”“挫折”和“压力”结伴而行。对于懦弱者，“逆境”“挫折”是深渊，是地狱；但对于真正的强者而言，则会变磨难、不公、委屈为炼狱，烈火淬钢，成为更坚定、更成熟、更无畏的战士。这也是毛泽东点评这两个《史记》名篇，带给我们的宝贵人生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