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阳明和“阳明心学”感兴趣的人很多，但能以一篇文章相对全面、深入地介绍王阳明一生，相对清晰、准确地阐述阳明心学的，却很少。
加盐不自量力，试图补上这个遗憾。因此特别用两个月的时间集中研究资料，用两周的时间写成此文，希望让世人更多地了解王阳明，了解阳明心学，并且受其启发、触动，对自己人生和事业有所裨益。
虽然有此雄心，但由于本人才疏学浅，难免有偏颇错漏之处，也请大家体谅。
本文只是一个引子，如能引发你更多地去阅读有关王阳明的著作，实践王阳明的哲学，那就善莫大焉了。
1
王阳明先祖据称为王羲之，若干代后迁居宁波余姚。
元末明初时传到一位名叫王纲的人。王纲与刘伯温交好，经其向朱元璋引荐，担任广东参议将军，结果因当地发生叛乱，被叛军劫持，杀死在广东增城。
王纲的儿子王彦达当时才16岁，侥幸未死，把父尸从广东背回浙江安葬。因为遭此大痛，王彦达后来就隐居山林，终身不仕。
后来他的儿子、孙子、曾孙也继承他的志向，隐居读书，不出来做官。甚至在朝廷派人寻访遗贤时，他的儿子为了不当官，逃到深山，结果不小心摔下悬崖，幸好未死，但是脚都摔伤了。
虽然都不当官，但每一代还是以诗书传家。从王彦达传到曾孙王伦，家里已经非常贫困，所谓“环堵萧然”，意思是站在屋子中间四面看过去，啥都没有。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只剩几筐书。
王伦靠着家传的诗书，当私塾老师谋生。他教了很多弟子，但教得最好的一个，还是自己的儿子，王华。
王华就是王阳明的父亲。在王阳明尚未成名之前，王华就已经名扬天下了。
王华身上有很多堪称传奇的故事。例如，他刚会说话的时候，父亲抱着他在怀里读诗书，结果读完后，他就能背出来。长大一点会识字了，看书过目不忘。
但更为人传颂的是他在品格方面的故事。
例如，五岁时（按古代算法是六岁。为照顾现代习惯，本文所提到的年龄，都按照史书上记载的减去一岁），他和小朋友在河边玩，看到一个人喝醉了酒，把背包忘在河边。他打开看了一下，发现都是银子。小小的王华知道醉客一会肯定会回来找，便在那守着；又怕别人会拿走，就把布包藏在水里。
过了一会儿，果然那个醉客大哭着找回来了。王华说，是找你的银子吧？在那儿呢。那人把布包从水中拿出来一看，分文未失，大喜，从中拿出一块给王华作为酬谢。王华说：一袋银子我都不要，怎么会要你这一块呢。
又一回，王华在家里读书，他妈妈坐在旁边搓麻纺绳。当时正是春节，外面在搞迎春庆典，孩子们都欢呼雀跃地出去看。妈妈说，你也出去看看呗。
王华说：妈妈您错了，看迎春怎么能比得上看书呢？搞得他妈妈很惭愧，连忙说，孩子你说得对，妈妈错啦。
十岁的时候，跟县学里的老师学习，学了不到一年，老师感叹道，我没什么东西能教你的了。有一次，县令到县学视察，其他同学都跑出去看，只有王华还在捧着书读。后来老师跟他开玩笑说，县令来了你都不去迎接，你就不怕他说你傲慢无礼吗？王华说，县令也是人。我好好地看书，他怎么会嫌我无礼呢。
二十九岁的时候，当时的松江提学张时敏去余姚考察学子，对王华和另一位同乡谢迁赞不绝口，说这俩人都是状元之才。于是，王华一下子声名鹊起，被很多人礼聘去家里当老师。
当时浙江布政使（大概等同于今天的省长）宁良也在给孩子找老师，请张时敏介绍良师。张时敏说，如果是要找一个教孩子搞科举考试的，找某某某就行了；但是如果要学行兼优的，那非王华不可。于是，宁良就以隆重的礼节，亲自到王华家里，请他去给自己的孩子当老师。
宁良的老家是在湖南祁阳。于是，王华从三十岁到三十三岁，便在湖南度过。在祁阳任塾师三年，都没有进城一次，空闲的时候都是闭门读书。
当地有请妓女陪宴的陋习，王华在那三年，每次都严词拒绝。最后，三年期满要走的时候，祁阳的朋友们专门安排在一个湖心小岛上宴请，偷偷地把两个妓女藏在他歇息的房间里。
等宴席结束了，王华回到房间，两名妓女迎了出来，他赶紧退出门就走。结果发现其他人早就跑了，并且故意把船都划走了。他呼喊半天，没人来接他，最后就拆下门板，趴在门板上一路划了回去。
三十四岁这年，王华在浙江参加乡试，考出了卷面分第一名的成绩，但由于当时穿的衣服被主考官不喜，就给他降为第二名录取。
这一点小遗憾很快就得到了弥补。三十五岁时，王华赴京参加会试和殿试，被钦点为状元。
此后，王华历任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和东宫讲读等职，就是担任给皇帝和太子讲课的老师。老年以南京礼部尚书职位致仕（退休）。
2
王阳明是王华的长子，出生于明成化八年，即公元1472年。当时明朝已经立国百年，进入到中期，开始显露出衰败的迹象。
根据中国文化传统，自来名人出生，都会有异象。王阳明作为当时及后世认可的“圣人”，也不例外。
他出生时有两大异象：
一是传说他在妈妈肚子里待了14个月才生出来。二是说在他出生的当晚，祖母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仙人驾云而来，送给她家一个小孩，她一醒来王阳明就出生了。于是祖父给这个新出生的小孩起名为“王云”。这个梦被传出去后，他们家的房子也被乡人称为“瑞云楼”，这个楼到现在还有遗址。
王云小时候不像父亲王华那么聪明，他到四岁了都不会说话。据说有一天，有个和尚从他家门口经过，看到王云，就摸着他的头说，“真是个好孩子，可惜被说破了”。他爷爷听到这句话，认为和尚说的是他的名字不该道破神仙梦境，于是就把王云改名为“王守仁”。
所以，王阳明原名王云，后改名王守仁。之所以叫王阳明，是因为他年轻时曾经在山中静修，所居之地名为“阳明洞”，他自称为“阳明子”，别人于是称他为“阳明先生”，后世称为“王阳明”，就好比我们称呼苏轼为“苏东坡”一样。
自从祖父帮他把名字改了后，王阳明就开始说话了。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两者未必有因果关系，大概是王阳明四岁才开始说话，后来写传记的人就归因到“和尚道破”及“祖父改名”，增加其神秘性吧。
王阳明一开始说话，就显示出他的不同凡响来，直接口诵“四书”中《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祖父惊讶地问，你是怎么学会的？王阳明回答说，您以前念诵的时候，我在旁边听，就记住了呀。
由此可见，王阳明虽然说话晚，但是记忆力非常强。
关于小时候的王阳明，没有太多记录。我们在各种史料上再次见到他，已经是他爸爸考上状元之后了。
1481年，王阳明九岁，那一年，他突然成了新科状元的儿子。我们无从想见，这一经历给他带来的，是新奇、荣耀、开心还是巨大的压力。或者兼而有之吧。
第二年，已经身为翰林的父亲来信，让王阳明去京城读书。于是，十岁的王阳明跟着爷爷，坐船沿运河上京。
经过镇江金山寺时，当地有朋友接待爷孙俩。时值月夜，根据中国文人习俗，此情此景，免不了要写诗唱和。在大人们纷纷吟出自己的诗句时，年仅十岁的王阳明也不甘示弱，赋诗一首，曰：
此诗一出，满座皆惊。但大家难免猜疑，这么小的孩子，能这么快就写出这样的诗来吗？不会是头天由大人写好，今天现背的吧？
于是有人说，这孩子这么厉害，我再出一个题目考考你。环顾一周，指着一栋房子说，就以那一座“蔽月山房”为题吧。
王阳明稍一沉吟，开口便道：
这首诗从文辞上来说，并不华丽。但是却富含哲理，丝毫不像出自一个十岁小孩之口。可见王阳明从小就开始思考这些哲学问题。这也奠定了他此后写诗和行文的风格：不事雕琢字眼，而重在表达理念或感情。
由于是现场出题，现场作答，王阳明的才华再无疑义。于是满堂宾客都对王阳明纷纷称赞，说道他有此诗才，以后必将以文章扬名天下。
没想到，王阳明眉头一扬，说：
“文章小事，何足成名！”
史书没有记载王阳明当时认为“足以成名”的是什么，但是他后来的一系列言语行为，已经充分回答了这个问题。
抵达北京后，他在父亲的安排下，进了学堂读书。但他没有好好学习，而是整天逃学，和小朋友玩打仗游戏。虽然被父亲狠狠揍过几次，却依然不改顽皮。
有一次，王阳明问学堂的先生，“什么才是第一等事？”
先生说：“当然是好好读书，高中科举，就像你父亲那样，才是第一等事了。”
王阳明摇头说：“状元时时都有，恐怕并非第一等事。”
先生说：“那你觉得什么才是第一等事？”
王阳明认真地回答：
“做圣贤才是第一等事。”
说出这句话时，王阳明十二岁。
3
尽管很早就立下了“做圣贤”的志向，但是离真正要走上这条路，还要经历很多的曲折。
少年的王阳明，最喜欢看的还不是圣贤书，而是那些“任侠”“经略”的内容。天天练习骑马射箭，研究《六韬》《三略》，想的不是读书应试，而是保家卫国、杀敌立功。
这似乎是每一位少年人的天性，自古至今皆同。但王阳明与其他小孩不同的是，他有这个兴趣了就去实施。
十四岁那年，他一个人骑着马闯荡居庸关，心血来潮之下，越过长城向北，往边境外跑了很远。
半路遇到两个鞑靼人，他想起“土木堡之变”明朝遭受的屈辱，想起被鞑靼人杀害的中国百姓，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弯弓搭箭就朝对方射去。对方估计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来路，赶紧逃跑了。
在外面跑了一个多月，回到家后，他又根据关外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了一篇长长的“定国安边”奏折，想让父亲帮忙递给皇帝。结果被父亲劈头盖脸骂了一通，说他这是“书生妄言，取死耳”，这才作罢。
王华每天都为这个儿子头痛不已。为了让王阳明收心，王华决定出大招：给他娶个媳妇。
王阳明小时候就已经由父亲给他定过娃娃亲。在他十六岁时，准岳父在江西担任布政使参政，王华就让王阳明去南昌完婚。
于是王阳明在十六岁的年纪，早早就结婚了。结婚这天，还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当时的婚礼非常冗长，礼数众多，在等待行礼的过程中，王阳明倍感无聊，便信步闲逛，一逛逛到某个道观，跟道士聊起天来。
没想到，这个道士讲的内容引起了王阳明的兴趣，二人越聊越投机，王阳明把自己要结婚这事都给忘了。
新娘家正等着要行礼呢，结果新郎突然不见了，全家乱成一锅粥，找遍整个南昌城都没找到。第二天早上王阳明才突然想起：哎呀，昨天我结婚！赶紧跑回去。
好在岳父和妻子没跟他计较。要搁现在，还结啥婚呀，肯定当天就到民政局办离婚手续去了。
结婚确实让王阳明收心了。不过不是妻子的功劳，而是在结婚之余，他趁便在从南昌携妻返回浙江的路上，拜访了上饶的一位名人。
这位名人叫娄谅，是明朝中叶很有影响力的一位理学大师。
王阳明拜见娄谅，是想向这位大儒请教一个已经困扰他很久问题，那就是：
“圣人可学而至吗？”
娄谅非常肯定地告诉他：
“圣人必可学而至”。
王阳明问，怎么才能成为圣人呢？
娄谅说：
“格物致知”。
王阳明听了娄谅的一番话，觉得大受感染，于是尽弃其“任侠”“经略”之学，开始收心读《四书》和程颐、朱熹的著作，研究“格致之学”。
恰好那时，他爷爷去世，父亲回家“丁忧”（古代做官的如父母去世，必须弃官回家守孝三年，称之为“丁忧”），天天带着王阳明及王阳明的叔叔学习。
王阳明白天听课，晚上还看书到很晚。很快，一起学习的叔叔们就觉得他进步非常快，自己根本就追不上。
王阳明的性格是喜欢幽默的，经常跟人开玩笑，有一天突然觉得自己这样不好，想要改变，于是当即开始终日端坐少言。
叔叔们还不相信他改性了，王阳明正色说：“我过去太放逸，今天知道错了”。从此后他就变得端正严肃，很少再和人说戏谑之语了。
为了成为圣人，王阳明天天琢磨啥叫“格物致知”。
由于《大学》只是提到“格物”，但是对于什么是格物，怎样才能格物，却没有解释，所以给后人留下很多疑团。宋儒朱熹认为，格物就是“即物而穷其理”，但也没有解释怎么去即物，怎么去穷理。
王阳明和一位姓钱的同学，研究了很久，也没研究出个所以然来。后来他俩觉得，干脆就先找个东西，“格”一下试试吧。
正好，王阳明家里种了许多竹。他和钱同学就到竹园里，对着竹子看。他们心想，这也许就是朱熹所说的“即物”，看我们能不能“穷其理”吧。
“格”了三天，钱同学精力不济，咕咚一下跌倒，说声“我不行了，你继续”，就撤了。
王阳明偏偏不信邪，一连“格”了七天，终于把自己也格晕在竹林里。
这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著名的“阳明格竹”故事。
4
经过格竹失败的打击，王阳明深感成圣之难，心想我可能不是圣人的料，只好听从家长的话，先去参加科举考试。
二十一岁时，王阳明参加浙江乡试，很轻易就考取了举人。
不过对于他这种家庭出身和个人资质，考中举人显然是小菜一碟，重要的是赴京会试要能中进士才行。
但王阳明没有他父亲那样的好运，他二十二岁在京参加会试，直接落榜了。
不过，好在他还年轻。大家都认为王阳明中进士是早晚的事，这次不中下次必中。连当时的首辅大臣李东阳都跑来安慰他。
李东阳和王阳明开玩笑说：“你愁啥，凭你的资质，这一次没中，下次再考必定中状元。不如你先写一个‘来科状元赋’吧。”
王阳明也毫不谦虚，提起笔来就写了一篇。
应该说，王阳明这时候还太年轻气盛，太骄傲。在他看来，状元算什么呢，下次我中一个不是很容易的事吗？所以写个“状元赋”也没啥。
但是在围观的众人来看，这就有点太不知天高地厚了。虽然他们当面称赞王阳明为“天才”，但私底下却说：“这家伙要是下回考了高第，眼里哪还有我辈啊”。
结果，二十五岁第二次会试，恰好有对他不满的人当主考官，直接就把他给刷掉了。
再次落榜，对王阳明打击还是挺大的。毕竟，自己父亲是状元，而自己也从小被视为天才，两次会试却都没能考上，心里怎么能不失望，怎么能不觉得羞耻呢？
不过，更让王阳明觉得羞耻的，不是没考上，而是他没法平静自己的内心。落第扰乱了心境，让王阳明觉得自己修养还不到家。他对友人说：
“世人以落第为耻，吾以落第动心为耻”。
二十八岁时，王阳明第三次参加会试，这次终于考上了。虽然没有能够中状元，但也是二甲的第七名。当时进士一甲三名，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王阳明是二甲第七名，也就是说全国第十，勉强可以满意了。
有了进士出身后，就可以进入仕途当官了。王阳明先后被派到工部、刑部任职。
本来有了官位，是实施政治抱负的好机会，但是王阳明在工部修了一座坟，在刑部审了一堆囚犯档案后，不幸肺病加重，只好辞官回家养病。
这个肺病是王阳明的老毛病了。后世根据他的症状推测，可能是患有肺结核。当时也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只能靠个人的抵抗力。
王阳明工作后，白天案牍劳形，晚上还常常看书到深夜。王华怕他熬夜把身体搞坏，叮嘱他晚上不能看书到太晚，结果他等父亲睡着再偷偷点灯继续学习。这么一搞，积劳成疾，到最后终于卧床不起。
当时他在朝中也就是一个小官，没什么重要性，也没有什么敌人，辞官就辞官吧，朝廷很快就批准了。
为了调养身体，王阳明在绍兴找了个山头，盖了一座草堂，自号为“阳明子”，在那里研究修仙之法。
但修了一段时间之后，王阳明觉得这些东西除了浪费精神以外，对自己没什么用，所以不久就放弃了。
其实，当时王阳明曾有强烈的弃世逃遁的意愿，但因为父亲和祖母在（母亲已经去世），心里放不下他们，所以最终没有遁入道家或佛家。
若干年后回忆这段时光，他说，当时觉得一切皆可放下，唯有亲情放不下。
正是这一念亲情，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思想理念不可能进入道家和佛家，最终必然是归向最重视亲情伦理的儒家。
5
三十二岁那年，王阳明身体好一些了，又被朝廷召回，先是担任了山东乡试主考官，后被任命为兵部主事。
此时的王阳明，仕途上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述之处。但他的个人思想转变，却很值得注意。
正是这次回京，他开始积极投身“圣学”。每日公事之余，与同僚、其他学子研究讲论，很快就在身边聚集了一批学子。
不久，就有人要拜王阳明为师，专门学习圣学。于是，从三十三岁起，王阳明开始正式纳贽收徒。
王阳明收徒有一个前提条件，他要求，凡是想拜他为师的，必须先立志成为圣人。如果不是立志成圣的，他一概不收。所以他传授的，实际上是“成为圣人之道”。
这一点，在当时也是有点惊世骇俗、不知天高地厚的。因为那时程朱理学是官方认可的正学。怎么成圣，都已经有明确的道路。而王阳明提出的路数，与程朱理学有所不同，被时人视为异端。
且当时读书人致力的是科举之学、从政之学，清流一点的也是辞章之学、佛老之学。王阳明说自己研究的是成圣之学，要教人成圣，于是就显得自己很崇高、很伟大，而映衬得别人就不如他似的。所以当时也有很多人抨击他，说他“立异好名”。
可以想见，王阳明此时的境况，是比较艰难的。心理上，也难免有举世皆浊我独清，孤军奋斗的孤寂感。
但在这时，王阳明遇到一位终身知己，给他的生命带来了巨大的慰藉。
这位知己名叫湛若水。生于广东增城甘泉都，自号“甘泉子”，世称“甘泉先生”。
湛若水比王阳明大六岁。二人定交时，湛若水39岁，王阳明33岁。见面当晚，他俩都异常兴奋地回去和家人朋友说：“这样的人物，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湛若水也是一心以复兴圣学为己任。与王阳明主要靠自学不同，他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名叫“陈献章”（又号“陈白沙”）。
陈献章是明代大儒，名气比王阳明结婚时曾请教过的娄谅还大。历史评价其人曰“开启有明一代心学先河”。湛若水作为陈献章的得意弟子，对心学有很深的造诣。他与王阳明相遇，可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生无数”。
湛若水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出现在王阳明面前，为推动王阳明走向心学，提供了重要助力。
王阳明自从格竹失败，对朱熹的“格致之学”存疑以来，思想上就渐渐偏向心学一途，但当时还未想得十分明白，平时也没有合适的师友能在同一层次上和他聊这些话题。这回遇到湛若水，犹如久旱逢甘霖（恰好又是一个叫阳明，一个叫甘泉），欣喜之情，可想而知。
从那以后，王阳明与湛若水保持了一生的交往。若干年后王阳明去世，湛若水是王阳明墓志铭的撰写人。
但正当王阳明为“人生得一知己”而开心不已的时候，他人生中最大的灾难，也正在悄悄到来。
6
当时明朝的皇帝是朱厚照，也就是后世称的明武宗或正德帝。但他既不厚、也不武、更不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
昏君必有乱政。当时的朝政由大太监刘瑾把持，一天到晚坑害忠良，胡作非为。
偏偏明朝的文人，又总是会蹦出来一些很有骨气，不怕得罪权贵的。与王阳明同朝为官的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就看不惯刘瑾专权，迫害大臣，于是上书弹劾他。
当时刘瑾和皇帝关系好得蜜里调油，戴铣弹劾刘瑾，结果可想而知，皇帝不仅没有按照他在奏折里建议的那样疏远刘瑾，反而顺应刘瑾的意愿，将戴铣打入大牢。
王阳明觉得皇帝这样做不对，同时又非常同情戴铣，便也写了一封上疏，劝诫皇帝追回前旨，让戴铣官复原职。
本来这封奏折写得很温和，也没有提到刘瑾，但他上疏的标题却犯了忌——里面有“去权奸”三个字，这对刘瑾的刺激可想而知。
刘瑾大怒之下，票拟圣旨，将王阳明廷杖四十，打入大牢。
对明史有所了解的读者应该都知道，“廷杖”，是明朝对待文官常用的一种酷刑，经常有文官被活活打死、打残的。
尤为残酷的是，廷杖不仅是一种肉体摧残，更是一种精神侮辱。本来在明朝前期，廷杖时大臣还是穿着衣服的，但刘瑾将其改为“去衣廷杖”，也就是要脱了衣服再打，其侮辱性可想而知。
而王阳明由于“去权奸”三个字得罪刘瑾太狠，刘瑾亲自监督行刑，行刑者为了讨好刘瑾，自然十分卖力。
王阳明本就体弱多病，直接被打得昏死当场。按其弟子的记述，有说“毙而复苏”的，有说“既绝复苏”的，反正就是一度昏过去，以为死掉了，后来才醒过来。
而苏醒之后，还要拖着残躯口呼万岁，磕头谢恩，然后被关入锦衣卫的诏狱。
王阳明被廷杖和下锦衣卫诏狱的时候，正是12月，天寒地冻，大年三十他都是在牢里度过。
一边忍着身体的剧痛，一边受着天气的严寒，一边心痛朝廷昏庸到如此田地，一边还要念着家中老祖母和父亲得多担心。王阳明此时的心情之痛苦，我们简直都没有办法想象。
而更痛苦的是，此时他依然未脱离险境。身陷诏狱，他就是刘瑾手上的一只鸡而已，想什么时候捏死，就什么时候捏死。所以死亡的阴影，依然时刻笼罩在他身上。
所幸的是，王阳明此时对心学已经有所感悟，早已不是当时“为落第而动心”的时候了。面对如此绝境，他读《易经》自我安慰，调节情绪，最终熬了过来。
他写下的十四首“狱中诗”，反映了此时的心境：对国事非常忧虑，但是认为“盈虚有天运”，凭自己力量无力回天，也许有贤达可以救世，但自己最大的期待就是能够归隐山林。
其中一首《读易》是这样写的：
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
也许是因为王阳明得罪刘瑾还算相对较轻的，也许是刘瑾对于结交王阳明的父亲王华还抱有期待，也许是皇帝良心发现，总之，王阳明在狱中待了两个多月之后，居然逃脱了死在狱中的命运，被放了出来。
但是他也没能实现隐居的愿望，而是被流放到偏僻的帝国边陲——贵州修文县，当一个小小的邮政所管理员（贵州修文龙场驿丞）。
三十五岁那年春天，北风还在怒号的季节，王阳明从锦衣卫诏狱出来，重见光明。
此时，廷杖的伤尚未痊愈，他拖着残躯，踏上了南下的漫漫长路。
7
从北京到龙场，直线距离是一千七百公里。按照当时的走法，可以先由京杭运河到杭州，再从浙江经江西、湖南而入贵州。
这么一绕，直线距离都去到三千多公里，当时又没有高速公路，基本上只能走水路、驿路、山路，单程就差不多上万里，需要走好几个月。
王阳明先是随舟沿运河而下，于春末抵达了杭州，弟弟们都从余姚老家赶来，和哥哥相见。劫后余生，见到亲人，王阳明如在梦中。
由于一路劳顿，加上抵杭后心情激荡，王阳明在杭州生了重病，无法赶路，只好临时在净慈寺和盛果寺养病。但是这一耽搁，差点把命送掉了。
原来，那段时间，刘瑾为了拉拢朝中大臣，派人去找王阳明的父亲王华，说只要王华愿意去见他一面，马上可以向皇帝举荐他入阁为相，结果被王华严词拒绝。
刘瑾大怒之下，迁怒于王阳明，想起让王阳明脱离了诏狱，越想越不甘心，就派人追到杭州，企图将其暗杀。
王阳明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获悉了被追杀的消息，他知道凭自己拖着病体很难逃过，于是在当天半夜，走出客房，来到钱塘江边。
两位杀手听到房门响动，追踪到江边，只听到“扑通”一声，王阳明的人影早已不见。岸边只留下一双鞋。杀手沿着江往下游搜寻了一段，又发现了王阳明的头巾。
第二天，王阳明的亲友发现了他留在客房的诗二首，其中之一如此写道：
其中的“死不忘亲”“遗骨葬江”等句，显然是投河自尽之意。亲友们见此大惊，一路急忙寻到江边，唯见江水滔滔。
原来，王阳明的鞋子已经被路人拾去报给官府了。官府的人把鞋子交给王阳明的弟弟王守文，并说了王阳明跳江的情况，王守文当场大哭，认为哥哥必定是已经死了。
王守文向家人通报哥哥已死的消息，全家悲痛拒绝。当地官府也在江边设立灵堂凭吊。杀手见此情形，就拿着从河里捞出来的王阳明头巾，回北京向刘瑾报告去了。刘瑾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唯有王阳明的知己湛若水听到消息后，毫不悲痛，反而拍手大笑说，“此乃英雄欺人也。”
湛若水实在是太了解王阳明了，他知道王阳明是不可能跳江自杀的人。
而王阳明自杀，也确实是装的。绝命诗、鞋子、头巾，都是为掩人耳目。他本人其实根本没死，只是偷偷藏了起来。
这一藏就是好几个月，王阳明一度觉得，干脆藏一辈子拉倒，反正对这朝廷也失望了。但后来有人和他说，你这一藏不要紧，但未来如果泄露，朝廷必然追究，不是害了家人吗？
王阳明自己也根据《易经》起了一卦，结果得到的卦象是“明夷”。明夷卦的总体寓意是“利艰贞”，意思是在艰难的时候依然要坚守正道。
王阳明豁然想通，决定重新“入世”，慨然赴任。此时留下的一首诗，正是他此刻内心的写照，也成为王阳明最有名的诗之一：
这年冬，王阳明重新上路，由浙江衢州的常山县，经江西、湖南，而进入贵州。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把“投江自尽”的戏演得更真，也为了给自己拖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去贬所上任提供一个说辞，王阳明还编了一个故事，说自己投江后被商船救起，经海路到了福建，然后到了武夷山等等。
他还故意写了一些诗，如《游海诗》、《武夷次壁间韵》等，其中有“海上真为沧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等句。
后来的很多关于王阳明的传记，都把入闽这一段当成真事来写，甚至编出“神风吹动商船，一夜由浙入闽”，“王阳明晚上住在老虎窝里，老虎知道这是圣人，所以不吃他”，“王阳明在武夷山遇到二十年前彻夜畅谈的老道士”等故事，我认为这些都太神乎，在此就略去了。
用湛若水的话说，王阳明写游海和游武夷的诗句，“乃佯狂避世也”。若干年后他俩在滁州聊天，王阳明也和他说了实话。
总而言之，王阳明躲过了杀手，想通了“险夷不滞”的道理，重新上路，于第二年三月抵达贵州修文，开始了龙场驿丞的生涯。
此时，王阳明三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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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场位于贵州中部的群山之中，属于非常偏僻的地方。这里气候炎热，草木丛生，不仅到处是蛇虫鼠蚁，还充斥着令古人闻风丧胆的“瘴疠之毒”。
王阳明刚到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只能在树林里随便搭个草棚。草棚的高度连肩膀都不到，也就是勉强能住而已。一刮风，茅草就乱跑；一下雨，草棚就漏水。
后来找到一个山洞，搬到洞里去住，才好一点。虽然洞里又阴又潮，但王阳明却很满意。
由于条件太差，和王阳明同去的三个仆人都生病了，反而是王阳明在照顾他们。他见仆人们卧床不起，就去给他们砍柴煮粥；怕他们心情不好，就给他们念诵诗歌；怕他们思念家乡，又用家乡土语给他们唱越地小调、讲笑话（好想听）。
当时，刘瑾依然弄权，王阳明父亲王华的官位，都给刘瑾找借口罢免了。王阳明的假死逃生，更是让刘瑾怒不可遏，所以他依然时刻有生命之忧。
在山洞幽居中，王阳明追思前事，觉得自己已经超脱了得失荣辱，对于各种境遇，都可以处之泰然，但是对于生死一念，还是无法释怀。
王阳明心想，如果是圣人处在此种情形，会依什么道而行呢？《大学》说格物而致知，像这种情况，有何物可格，有何知可致？
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他就弄了一口石棺材，白天端坐在里面静思，晚上躺在里面睡觉，每天琢磨圣人之道在哪里，是什么。
有天晚上，他突然领悟到，圣人之道，其实就在自己的内心，何必向外而求呢？我的心本就是天理，何必从物中格来？以往求天理于事物中，都弄错了，求之于自己的心就行！
相通这个问题之后，他不禁欢呼雀跃，大喊大叫，把仆人们全都惊醒了。
此后，王阳明把自己的感悟凝练为三个字：
“心即理”。
他把这一领悟与四书五经一一对照，发现以往看不懂的话，想不通的问题，现在全都豁然开朗，没有一句不清晰的。
这一次顿悟，在王阳明个人生命中，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后来被称为“龙场悟道”。
悟道后的王阳明，心态更加超然。生活中的各种艰难困苦，已经完全不放在心上了。哪怕是遭遇没有了粮食这样的窘境，仆人们都在抱怨，而他却能够优哉游哉地自己去开荒种田。
当地少数民族本来对中原人士都抱有很大敌意的，但是王阳明在那里居住久了，少数民族见他不摆架子，为人亲和，又有知识，渐渐地都愿意来亲近他，帮他盖房子，修菜园等等。
在老百姓的帮助下，他盖起了“何陋轩”“宾阳堂”“君子亭”等屋舍，甚至还盖了一所“龙冈书院”。
修文乃至贵阳的士子们纷纷来龙场拜访王阳明，听他讲学，甚至少数民族听不懂汉话的，也天天围着看。龙场由原来一个无人问津的偏僻小地方，一下子成了西南地区的圣学中心。
龙场热闹起来后，当地有人看不过去了。当时龙场属于思州管辖，思州知州见王阳明被贬到这里，不仅没有悲悲戚戚，反而搞出这么大声势，而且来这里这么久，也不来拜诣自己，显然是目中无人，于是就很不爽，派人到书院来捣乱，指名辱骂王阳明。
结果他低估了王阳明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来捣乱的人被听课的少数民族群众狠揍了一顿，落荒而逃。思州知州气坏了，就向朝廷告状。
这事对王阳明来说，其实也是挺大的事。因为本来就是戴罪被贬之身，得罪当地知州，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呢？省里面有一位姓毛的按察副使过来调停，说你去给他磕个头，道个歉算了。
结果王阳明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磕头道歉是不可能的。我到龙场，瘴疠蛊毒与之处，魑魅魍魉与之游，哪天不死个三回？还怕你个知州？我身处死地，赖以存身的唯有忠信礼义而已，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祸福利害。知州要害我，不过就是如瘴疠蛊毒、魑魅魍魉一般，我哪会放在心上？
这知州一看王阳明的气势，知道自己动不了他，只好不了了之。
随着王阳明的龙冈书院越来越有名，后来贵州提学副使席书都来听他讲课。席书和王阳明深谈了几次之后，对王阳明大为折服，于是就在贵阳修葺了贵阳书院，请王阳明过去讲课，并且亲自率领贵阳学子，“以师礼事之”。
在贵阳，王阳明的学说又有了一个重大突破，他首次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
在王阳明之前，儒家提到“知”和“行”，都看作是两件事，要么先知而后行，要么先行而后知，或者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等。
但王阳明认为，知和行就是一回事。“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这个理念如何应用呢？王阳明提出了两种应用方法：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学说的精髓，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人们推崇王阳明，学习王阳明，最主要也是学这一点，用这一点。
王阳明在贵州的最后一年，由于悟通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从此做所有事情，都无往而不利，整个人生运势也完全改变。
王阳明得到了各方的尊敬，甚至席书这种年纪比他大十几岁，官位比他高很多级的人，都能够执弟子礼以待。也有很多学生，专门从外地赶来听课，例如王阳明最喜欢的弟子徐爱，专程从江西赶到龙场，就是为了听王阳明讲课。
从内心来说，王阳明心性更加豁达、乐观、坚定。人际关系大为改善，也能够从事自己喜爱的讲学工作。原来被流放的郁闷，对生死的恐惧，全部一扫而空，只留下一片澄明。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龙场遇到的另一个小官。当时那个小官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个仆人，从京城过来，要到贵州某地赴任。结果经过龙场的时候，三个人先后都发病而亡。
王阳明大为怜悯，带领童仆把他们收葬了，并且专门写了一篇《瘗旅文》以祭奠之。文中说道：
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又令人深思，所以也成为千古名篇，后来被收入了《古文观止》，成为后世读书人必读的一篇文章。
写完《瘗旅文》不久，王阳明的流放日期就满了。此时，朝中的政治斗争也有新的变化，刘瑾渐渐失去了原来的滔天焰势，无法再一手遮天，朝中大臣李东阳、乔宇、杨一清等，都极力举荐王阳明，最后，王阳明被任命为江西庐陵县（现江西吉安）的县令。
于是，三十八岁那年，王阳明离开龙场，抵达庐陵，开始了新的生涯。
9
如果说在龙场和贵阳，王阳明的理论还处于初创和传讲的阶段，那么从担任庐陵县令开始，王阳明就正式进入到心学的运用实践阶段，阳明心学开始展现巨大的威力。
王阳明在庐陵仅仅待了半年，就干了四件大事，彻底根除了困扰该县几十年、上百年的很多积弊。
第一件是减税。
王阳明上任第一天，就遇到上千庐陵百姓拥到县衙告状。哭喊声、哀告声、辱骂声，响成一片。
王阳明弄明缘由，原来是当地有一项沉重的税收，叫做“葛布税”，是上一任知县和税监太监强行摊派给当地的，致使当地税负三年间增长三倍，老百姓苦不堪言。
王阳明当即宣布，取消葛布税。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决定。因为葛布税的背后，是重大的利益关系。王阳明没有和上级商议，尤其是没有和监税太监沟通，直接就免掉了，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
但他内心认为这样是对的，就做了。同时，他通过分析上级知府以及税监太监的心理，写了一信解释这么做的原因，该信既大义凛然，又循循善导，使得知府和税监都无话可说，只能默认。
第二件是息讼。
古代中国老百姓是很不愿意打官司的，但不知为何，庐陵当地的风俗却是，一点小事都要经官。最极端的时候，县衙每天收到的状纸就有上千封，县令累死都处理不过来。
王阳明的办法是，直接写了一张告示，告诉老百姓，我身体不好，处理不了那么多案子，所以和你们约定几条：
1. 只有“有迫于躯命”的“大不得已事”才打官司，小事我就不理了；
2. 每份状纸只能写一件事，牵连其他事情的我就不理了；
3. 每份状纸只能写两行字，每行不能超过三十个字，写多了我就不理了。
如果故意违反的，我不仅不受理，还要处罚告状的人。
那对于那些小的矛盾怎么处理呢？王阳明的办法是，在各乡、各里建立“申明亭”，由乡里选出德高望重的“里正”和“三老”，找他们去处理就行了。
更厉害的是，对于那些不得不处理的案子，王阳明除了明察秋毫以外，还老给原告被告讲课，讲得他们痛哭流涕，羞愧难当，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来打官司。
这么一套组合拳搞下来，基本上就没有人愿意来打官司了。以至于原来满满当当的监狱，都变得空荡荡了。
第三件是教化。
王阳明认为，当地民风彪悍，动辄兴讼，还是因为教化未行，风俗不淳，于是就致力于以圣学化民。
到庐陵之后，王阳明马上就找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了解各乡贫富、奸良等情况，对坏人就抑制打击，对好人就褒扬奖赏。他要求各乡、各里都建立“劝善亭”，也就是评比和展示各种好人好事的地方。
在庐陵的六个多月，他写了十六封劝喻告示，主要内容就是告诉大家要忠孝友爱，多做好事，不做坏事。
除了文字告示外，王阳明还经常亲自讲课。县衙、书院、田间地头，都是王阳明讲课的地方。不仅自己讲，还请别的学者讲，在王阳明离开后很多年，庐陵都还延续着讲学的做法，王阳明的很多弟子都在这里讲过学。
通过这种种做法，庐陵的民风有了很大的改观。
第四件是安民。
庐陵多山，土匪横行，多年未能剿灭禁绝。王阳明来了之后，除了缉捕盗贼，剿灭犯罪团伙以外，还恢复了宋朝王安石创立的“保甲法”，大大改善了当地的治安环境。
其实，王阳明在庐陵的几个月，时运并不好，旱灾、瘟疫、县城大火等各种天灾人祸都接踵而来，但王阳明以“知行合一”的心法一一应对，不以为烦难，结果其留下的遗泽，几百年之后，吉安人仍然在怀念。今天去到吉安，到处都能看到王阳明留下的痕迹。
10
正当王阳明在庐陵大显身手的时候，朝中发生了剧变。
大臣杨一清联合太监张永，把刘瑾搞倒了。他们抓住机会向皇帝证明了刘瑾心怀不轨，恶贯满盈。朱厚照觉得自己受到欺骗和背叛，怒不可遏，下旨凌迟处死刘瑾。
刘瑾死后，曾经受他打压的官员们，就纷纷受到重用。于是，王阳明也被叫到京城去朝见皇帝，然后被派以南京刑部主事的新职位。
此后几年（从三十九岁到四十四岁），是王阳明一生中比较顺遂的日子。他的官位不断升迁，从刑部到吏部，又到南京太仆寺，最终到南京鸿胪寺卿。
更令他痛快的是，认同他的理念、来听他讲学的人越来越多。不管他走到哪里，很快就会有一大群人聚集到他身边。哪怕是他在一座荒山隐居，到几个月之后，都会变成几百人、上千人聚居的地方。
他的学生中，很多都是科举考试比他考得更好，官位比他更高，年纪比他更大，资历比他更深的人。例如他在吏部的顶头上司方献夫，就非要拜他为师不可。于是就出现了每次两人见面，先是王阳明按照上下级身份向上司行礼，然后方献夫按照师徒身份向老师行礼的名场面。
他的思想也进入到鼎盛时期。这段时间与门人讲学的内容，以及他和弟子、朋友讨论儒学的一些书信、文章，成为后来弟子们编辑《传习录》的主要内容。
此时，王阳明内心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辞官回家，在老家隐居讲学。因为他祖母已经九十多岁，父亲已经七十多岁，王阳明非常讲究孝道，很盼望能陪伴在祖母和父亲的身边。
那段时间，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朝廷上表，说亲人年老，自己多病，要求朝廷让自己退休，回家尽孝和养病。
但朝廷不仅没有批准，反而在王阳明四十四岁那年，给他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赴江西剿匪。
我想，王阳明此刻心里一定是懵的：我一个南京鸿胪寺卿怎么到了江西来了呢……
但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跟他讲话，“朝廷都决定了，你来当巡抚”。于是王阳明只好念了两句诗就上任了。
当时他念的诗是，苟利国家……哦，不对，是：将略平生非所长，也提戎马入汀漳。
王阳明的正式职位是“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被委派的职事是“巡抚南、赣、汀、漳等处”。
南赣汀漳，就是今天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地方。那里群山万壑，土匪横行，匪患绵延几十年而不息，朝廷多次清剿，从来没能剿灭，只是给当地百姓带来更多兵患和战争的痛苦而已。
兵部尚书王琼认为王阳明有才干，有担当，或许能剿灭此地土匪，于是就强力推荐他，并且赋予了调兵派粮“便宜行事”的全权。
王阳明出征之前，与朋友话别。朋友预言：王阳明此行必然成功。
其他人问，何以见得？这位朋友回答说：“吾触之不动矣”。大概是说，王阳明内心非常坚定，非常有信心，对于此行胸有成竹，心中无丝毫怀疑动摇。
果然，王阳明到了地方后，势如破竹般就把当地土匪全部肃清。抓获、招降、俘虏土匪一万五千多名，困扰南赣汀漳几十年的匪患，被王阳明几个月就一扫而空。
由于平匪的整个过程很复杂，篇幅所限，这里就不细说，只是略为介绍一下：
当地最大的土匪势力分为四股。王阳明详细分析了每一股势力的特点，设计了不同的打法。有的硬打硬拼，直接灭掉；有的故布疑兵，突袭干掉；有的情真意切，劝降招安；有的假意劝降，等对方完全放松警惕后，再抓住处死。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剿匪的过程中，王阳明一直讲学不辍。驻扎的时候在兵营里讲学，行军的时候在路上讲学，占领土匪窝后在土匪窝里讲学……正是在此期间，他提出一句千古名言：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意思是，打仗平匪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遵从天理，破除心中不良的欲念，才是艰难的事啊。
土匪平息后，他有一天专门设了酒席，宴请听他讲学的学生们，并说，这是为了酬谢你们。
学生们惊讶地问，我们没有任何功劳，老师为何酬谢我们呢？
王阳明说：
在王阳明看来，平定土匪，其实只是小事，而他通过这件事的磨炼，一一印证了自己心中所学。他发现，如果凭着内心善恶而不是荣辱得失去做每一个决定，最终不仅内心安定，而且能取得巨大的实践效果，这才是他最大的收获。
日后我们会看到，这其实也是王阳明对儒家思想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
平匪事了之后，王阳明继续向朝廷上书，要求辞职回家。但奇怪的是，朝廷一直不批，也一直不给他派任其他职务与事务。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王阳明一直被留在当地，回家回不了，也没有新的职事，他就做一些修书院、整理古籍、讲学、修乡约、上疏为地方争取一些好政策等事情。
直到四十七岁这年的六月，王阳明才知道自己被留在这里的真实原因。
当时，他本来奉命前往福建平定一小股叛军，但走到半路就接到报告，说江西出了大事：宁王造反了。
11
宁王是明朝分封在江西的藩王。
本来，鉴于一百年前，燕王朱棣以藩王之身，推翻了朱元璋传给建文帝朱允炆的大位，自己做了皇帝，后来对藩王的限制就非常多。一百年来，虽然“藩王谋反”的事情也多次发生，但都是小打小闹，没有翻起什么风浪。
但由于现任皇帝实在是太昏庸，身边太监用事，就给有逆反之心的藩王留下了可乘之机。
这一代宁王名叫朱宸濠，他特别有心机，不仅在江西招贤纳士，还刻意结交朝中大臣，用心巴结刘瑾等太监，借口说江西匪患严重，得到了组建“王府卫队”的特权，凭借这个特权，他养了数以万计的士兵。
虽然江西的地方官和朝中有远见的大臣不断向皇帝反映宁王有谋反之心，但这些奏折基本上都被太监截留，到不了皇帝手里，或者即便到了皇帝手上，也总是有人说那是造谣，是离间皇家宗族关系。
一边是皇帝昏庸，似乎可以取而代之；一边是自己手里有了兵卒，似乎力量不弱，宁王的野心就一天天大起来。
兵部尚书王琼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才强行压着王阳明的辞职报告，硬是把他留在这里。现在果然就派上了用场。
当宁王造反的消息传到京城，其他大臣都惊慌失措时，王琼镇定地说，没事，有王阳明在江西，宁王一定会被他所擒。
但此时的王阳明，手头并无现成的兵卒，只不过有一个“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名号而已。原本他去福建平叛，也只不过是去主持一下，自己并没有带兵。
而相反，宁王在江西地界经营多年，手头现有七万大军，又直接称帝，声称现任皇帝是假冒的，他奉太后密旨，起兵入朝。既有实力，又有名义。
两相比较，可以说，王阳明毫无胜算，完全没有能力去打宁王。而且他本来就是奉旨去福建平叛，江西的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完全可以按照原来的命令，直接跑到福建去，躲开江西的战祸。
但王阳明听到宁王造反的消息后，立刻停止原来行程，返回江西吉安，组织平叛。
他分析当下的形势，最担心的是宁王直接效仿燕王朱棣，率兵直扑北京。要知道，当时朱棣只是带领了八百兵士起家，最后却造反成功。宁王七万大军，如果直插北京的话，沿途没有防备，说不定被他得逞。
第二担心的是宁王沿长江东下，先占领南京，然后以南京为基地谋取天下。如果能占领南京，那可能将分裂明朝，即便最后能平定，也要经年累月，老百姓要受无数苦难。
最好的是能把宁王拖在江西！
但怎样做，才能把宁王拖在江西呢？这是王阳明想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六月十四日宁王宣布造反，六月十五日王阳明获得消息后，当即就在返回吉安的船上，开始写一封封的公文。
其中一封公文是以总督两广军务的最高长官杨旦之名写的，说“我正率领狼达士兵四十八万前往南昌，命沿途各地准备好粮草接待”。
又有很多封是写给江西周边的湖南、浙江、福建、两广等省份，让各省勤王军队共计二十四万，一起往江西进发。他在这些公文里特别交代说，各军不要着急前进，“根据咱们事先机密商定的方案，等宁王军队离开南昌，前往其他地方时，我们再布口袋阵，将其一网打尽”。
王阳明又给宁王身边的谋士和将领们写信，说“你们好好潜伏，等待时机，咱们到时里应外合，共立大功。家里人我都帮你照顾好了，一切不用担心”。
其实，所谓的四十八万狼达士兵、二十四万勤王军队、机密商定、好好潜伏，全都是王阳明故意编出来骗宁王的。
当时，在一旁看着王阳明布置这些事项的部下，非常疑惑地问王阳明，这能成吗？
王阳明说：别管成不成，你就问宁王疑不疑吧。
部下回答说：疑固不免。
王阳明说：只要他疑，我就成了。
果然，送这些公文和密信的信使，全都被宁王抓到了。宁王看了这些公文和密信后，一边害怕真的有那么多大军在布口袋阵等着自己，一边又怀疑自己身边有间谍，鸡飞狗跳地调查了很久后，才发现原来中了王阳明的诡计。
等宁王真正出兵，都已经是十八天后的七月三日了。此时，王阳明身边已经聚集了上万的义兵，而且由江西前往南京的重镇安庆，也已经在王阳明的紧急通知和周密部署下，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宁王留下一万士兵守南昌，自己率领六万大军，号称领军十万，经鄱阳湖，由九江入长江，前往安庆进攻。但是进到安庆的时候，发现安庆早已做好准备，连连攻打几次，都进攻不下。
宁王身边的谋士都建议宁王放弃安庆，直扑南京，但镇守安庆的都指挥使杨锐，早就得到王阳明的叮嘱。他让士兵们高举着“剿逆贼”的大旗，并且齐声呼喊，痛骂宁王。
宁王大怒，根本就不理会谋士的建议，非要把安庆城攻下来，杀了杨锐不可。
而在江西那边，王阳明于七月十三日率军从吉安出发，直插南昌，以阵亡六十八人的代价，拿下了南昌城。
七月十九日，宁王还在攻打安庆，就收到王阳明正领兵攻打南昌的信息，马上就准备撤军回去救南昌。他麾下的谋士和将领都苦劝，说“不能回，一回去军心就散了”。
结果，宁王大声责骂他们，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家人都让王阳明照顾得好好的，你们是想把南昌城双手奉给王阳明吧！”
这样一来，没有人敢再说什么。宁王大军放弃了安庆，放弃了南京，又沿着长江回江西。
当时，王阳明能调动的兵马总共三万多人，面对宁王六万大军，大多数人都建议据南昌城坚守。
王阳明说，“守什么守。宁王兵马虽然众多，但都是被爵赏诱惑的乌合之众，从来没有打过大仗，现在前进没有得逞，后退没有所据，早已经没有锐气了。我们出奇兵攻之，他必败”。
于是王阳明指挥军队主动出击，在鄱阳湖大败叛军，生擒宁王。
宁王以十多年的谋划，堆积如山的钱粮，多达七万的大军，从六月十四日起事，到七月二十六日被擒，前后仅仅过了四十二天。而他的对手，不过是个手头没有一支军队，只有一支笔的读书人而已。
大家看到这里简略的描述，可能会觉得宁王不过如此，这次造反就是茶杯里的风暴，就算没有王阳明，也很容易扑灭。
其实，如果不是恰好有王阳明在这里，事态还不知道会演进到什么地步，甚至明朝的整个后半段历史都有可能被改变也说不定。
当宁王起事的时候，江西官场往上报的信息都是说“江西有变”，甚至不敢直言宁王造反。而王阳明上的第一封奏折就是《飞报宁王谋反疏》。其他官员，要么归顺，要么被杀，要么也只是加强防备，防止宁王军队攻打自己而已，很少有人敢直接站出来和宁王作对，因为谁也不知道宁王能不能造反成功。
但王阳明首倡义旗，登高一呼，这是冒着极大风险的。所以后来有人评价这段历史时，说“此事成功不难，倡义最难”。
当王阳明站出来的时候，他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认为自己必定成功。他给自己的妻子一把匕首，说万一有事，就用这个自杀；让仆人在自己住宅周边都堆满柴火，说如果敌人攻过来，就点火焚屋；他给自己的父亲送信，说宁王可能会报复，让父亲出去躲避一下，结果父亲说：我儿子在前线杀敌，我不能亲上战场也就罢了，怎么还能躲呢？别人还说你比我聪明，我看你是傻了。
当时，整个江西都乱糟糟，谁也不知道哪股力量已经被宁王收编，哪股力量仍然是忠义的。有人传言说，王阳明此前收伏的一股大土匪，首领名叫叶芳的，已经投降宁王，将会杀王阳明向宁王邀功。
王阳明说，叶芳必定不会反，因为原来他们当土匪的时候盖的房子都是茅草屋，现在都是砖瓦房，可见有心安居，怎么会反呢。
部下说，人心难测，宁王用爵位和金银给叶芳，他难道就不会心动吗？王阳明沉默良久，说道：
“哪怕天下尽反，我辈固当如此！”
后来果然叶芳并没有反，而且在平定宁王过程中也出了大力。
宁王之所以没能掀起大波浪，就是因为有王阳明的勇气和智慧。如果不是他拖住宁王，如果不是他离间宁王团队，如果不是他攻下南昌，如果不是他把宁王抓住，宁王即使造反未成，也必定会造成巨大的动荡，让老百姓罹受更大的灾难。
事后有人问王阳明打仗的兵法，王阳明说，哪有什么兵法，就是“养得此心不动”而已。而回顾整个平定宁王造反的过程，其实就是王阳明以其“不动心”，打败了宁王的“动心”而已。
王阳明破了自己的心中贼，而宁王破不了自己的心中贼，所以王阳明赢了。
但讽刺的是，王阳明面对宁王时赢得轻松，面对整个朝廷大局，却依然无能为力。
正德帝听到宁王谋反的消息，不是害怕，而是兴奋。赶紧自己任命自己为“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点起兵马，御驾亲征。
结果，走到四五天，才走了几十里路，到了涿州（北京大兴机场附近），就接到王阳明报喜的消息，说叛贼已经被擒获。
皇帝大为扫兴，不肯回朝，让王阳明把宁王放了，非要亲征一次不可。王阳明屡次上疏劝阻，都劝阻不了。
后来是在南京郊外安排了一次演习，找了个皇家公园，把朱宸濠放了，让皇帝亲自领兵抓住他，才算是御驾亲征大功告成，皇帝凯旋而归。
正是在凯旋而归的路上，皇帝非要自己驾小船去网鱼，结果船翻了，人受到惊吓，得了风寒，回到北京很快就死了。
12
江西平叛是王阳明一生事功的最大成就。也正因为有此一事，让王阳明补上了传统儒家一直都没能圆满的“立功”一环。
中国传统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三不朽，即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和立言的儒家学者有很多，但是三者都完全的，王阳明是第一个。所以后世说王阳明是“第一完人”，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认为，王阳明对儒家思想发展最大的功绩，是让儒学从修身的学问、政治的学问，变成了“成事”的学问。
原来人们学习儒家思想，只不过是用来修身，用来巩固君主的统治，但说到如何“成事”，就要用别的学问了。在王阳明之前，没有哪个儒家学者是凭借儒学而成事的。从孔孟到程朱，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到王阳明才彻底解决掉。他从35岁之后就全心全意地用儒家的学说来指导自己日常一言一行，最终在成事这一点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果没有王阳明的成功，今天的中国人看待儒家学说必定会完全不同，只会认为是一种修心的学说和政治的理论，而不会认为是一种可以成事的学说。
而后世如此看重王阳明的学说，最主要也是看在“能成事”这一点上。阳明心学影响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影响了中国后世的曾国藩、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人，与阳明心学能“成事”密不可分。
但王阳明平定宁王造反的这次大功，在当时却并没有受到认可。朝廷的斗争波谲云诡，内阁怪王阳明在上报捷音的时候，把功劳主要归于兵部，而没怎么提到内阁的作用。而皇帝身边用事的太监，也很不爽王阳明刚正不阿，不向他们阿谀奉承，送礼结交。
于是，王阳明在起初不仅没有受到封赏，还遭受了各种污蔑和刁难。有人说他抗旨不遵守，有人说他勾结宁王，甚至有人说王阳明怨恨皇帝，图谋造反。皇帝差点听信谗言，把王阳明直接干掉。
好在此时王阳明早已修炼到“我心不动”的境界。这些纷纷扰扰，对他都没什么影响，不管什么境况，反正既来之，则安之，全凭内心的良知指引去做就行，最终反而都化险为夷。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于四十九岁时，提出了“致良知”的理念。
“良知”这个词来自于孟子。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王阳明借用孟子的“良知”概念，作为自己理念的核心法决。
其实，这个意思在王阳明心里已经存了很多年，他的实际行动也是照此实践了很多年，只是一直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而已。用王阳明的话说：
“致良知”的意思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良知，心念一动，自己就知道是善还是恶，这个是根植于人的本性的。如果我们做每一件事，都问自心的良知，善的就去做，不善的就不去做，就是致良知。
王阳明从龙场悟道之后，一路就是这样做的。正是因为凡事依良知而行，所以他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都能够内心安定，行事成功。他越是实践这个理论，就越是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理。于是，他把所有的理论，都归结为“致良知”三个字，不管是写文章还是讲学，都是在讲这个道理。
这段时间，王阳明也屡次上疏，请求辞官回家。尤其是，他祖母已经九十七岁，父亲也已经七十多，再不回去，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
而由于朝中奸臣阻挠，王阳明硬是没能回去。他曾经说，我想偷偷逃走，回去侍奉祖母和父亲，行吗？部属和门人都劝他不要这么干，因为这是抗旨的大罪。其中有门人劝解他说，先生常让我们不要执着，何必自己对于归乡一念，这么执着呢？
王阳明思索良久，说：人怎么能不执着于此呢。
但遗憾的是，最后祖母去世，他都没能见最后一面。后来是因为正德帝死掉了，新上任的嘉靖帝比较赏识王阳明，才开恩放他回家，让他能够给父亲送终。
王阳明回去没多久，父亲王华也去世了。
在王华去世之前，王阳明此前的功绩终于得到了朝廷的承认。嘉靖皇帝封王阳明为“新建伯”，并追封王阳明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三代都为“新建伯”。王华弥留之际，刚好朝廷封赏的使者到达，王华对守在床前的王阳明说，你们赶紧出去迎接使者，怎么可以废礼呢？等王阳明回来报告礼成，王华闭目而逝。
按古礼，父母去世，子女需要守孝三年。所以，以父亲去世作为代价，王阳明终于得到了居乡三年的机会。
这时，他早已名满天下，于是，四面八方的读书人云集而来，都要当他的弟子。
王阳明也好好利用这三年的时间，向学子们讲解他的“致良知”学说。阳明心学，开始在明朝发扬光大。
五十四岁那年，礼部尚书席书（就是在贵阳请他讲学的那位）向朝廷力荐王阳明入内阁，但由于朝中有其他人阻挠，加上王阳明自己也对当宰辅没什么兴趣，就没有成行。
于是王阳明又多了两年可以好好讲学的日子。他的理论日臻化境，对弟子的随口点拨，就能让他们困惑已久的问题茅塞顿开；对自己内心的控制，也是有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意味。
不过，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即便到王阳明这个境界，也还不是终点。
有一次，有人找到王阳明，说自己由于急用钱，有一块地想要卖掉，他很想卖给王阳明，并且声明，可以很低的价钱转让。王阳明心想，我何必趁你之危，占你这个便宜呢。于是就婉拒了。
过了几天，他和弟子们郊游，看到一块地觉得特别好，非常适合做一个书院。就说，这块地要是咱们能买下来，做一个书院，那多好啊。有一个弟子说，老师，这就是前几天有人要卖给你的那块地，现在已经被别人买走了。
听了这话，王阳明脸色一变，想说什么又忍住了。过了会儿，他盘腿坐下来，坐在地上不说话。弟子们面面相觑，也不知道先生是怎么了，但是也不敢打扰，只好在一旁侍立。
过了良久，王阳明才站起来，拍拍尘土，笑着说，刚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确实是心里很不舒服，这是贪欲在作祟呀，所以我特地坐下来，把这种贪欲格掉。现在已经好了，我已经在心里把它完全格掉，不留分毫了。
这何尝不是王阳明在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去修行。
13
明嘉靖六年，即公元1527年，王阳明五十五岁。他的肺病一直未能根除，年纪大了，更是经常复发。本来以这个年纪，这个身体，应该在家好好安享晚年了。
但当时广西又出现了反叛，前任总督无法平定，朝廷没办法，只好又将王阳明任命为两广总督，让他过去平叛。
王阳明一再上疏说自己身体不行，能力也不行，请朝廷另行委派他人。但嘉靖皇帝以及朝中大臣认为，王阳明干这种事最利索，所以也不容他分辨，直接语气很强硬地说，再推辞就算抗旨了。
王阳明没办法，只好拖着病体，从浙江起程前往广西。
时值深秋九月。走之前一晚，弟子们相聚送别老师。宴后，王阳明的门生钱德洪与王畿，陪同老师散步到会稽天泉桥，于桥头论道。俩人对于“心到底是善还是恶”辩论不休。
王阳明点评了一下二人的观点，然后总结道：
日后，这一场景，被称为“天泉证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有名，也最浪漫的场景之一。而王阳明总结的四句，被称为“四句教”，也成为阳明心学最终、最核心、最凝练的表达。
王阳明此前五十多年，经过千辛万苦，从血与火、死亡与挣扎中得来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最终都包含于四句之中。至此，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达到了大成之境。
由于这四句是如此重要，可以说是开启阳明心学大门的总钥匙，所以我再解释一下：
儒家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以格物是从个人影响家庭，影响社会，为天下做贡献的开始。
但儒家一直没有说明白什么叫格物，而王阳明的“四句教”一出，格物就有了可操作性的心法。等于王阳明补上了千百年来中国儒家所缺的最后一块重要的拼图。他也和孔子、孟子、程子、朱子一起，成为儒家的圣贤。
14
“天泉证道”的第二天，王阳明起程前往广西。经过江西境内时，各地民众听说王阳明回来了，焚香而接，沿途跪拜如神；到达南昌时，前来看望王阳明的老百姓，把府城都围得水泄不通。
王阳明没办法，只好让地方官打开府衙东西两侧大门，让老百姓从东门进、西门出，王阳明端坐堂上，让大家看一眼。从早上一直到下午，这列长长的队伍才走完。
十二月，王阳明终于抵达广西南宁。
对于已经达到这种境界的王阳明来说，平叛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两股叛匪，其中主要的一股，听说前来剿匪的是王阳明，二话不说就投降了。另一股自恃地险人多，试图负隅顽抗，被王阳明略施小计，出其不意全部剿灭。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
匪患困扰广西已经数十年，前几任总督花费无数钱粮，损伤无数士兵，都没有搞定的事情，王阳明来了不到半年，就全部摆平。
对他来说，更难对付的，反而是他的病情。在平患的同时，他的病就在不断加重，但为了完成平叛任务，他不得不强拖病体指挥打仗。
事平之后，按理，他的两广总督之位可以退掉了。他不断上疏请求退休，并且举荐了替代自己的人。但朝廷一直都没有回音。
到十月份，王阳明的病越来越重，他感觉自己时日无多，于是决定不再等待圣旨，直接回家。
十一月底，王阳明攀过广东北部的梅岭关，进入江西大余县，在章江改为乘船。
此时是嘉靖七年底，公元1529年初，王阳明五十七岁。
船行至青龙铺时，在江西南安府任职的门人周积过来迎接。王阳明见了学生的面，一面咳嗽不已，一面问：近来进学如何？
周积回答了之后，又问老师病情。
王阳明说：病得很重，还没死，只是一口元气吊着罢了。
第二天早上，王阳明叫周积进去，说：
“吾去矣。”
周积眼泪流下来，问老师：“您还有什么遗言？”
王阳明微笑了一下，说：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遂瞑目而逝。
参考文献：
阳明先生年谱；阳明先生行状；阳明先生墓志铭；海日先生行状；竹轩先生传；明史·王阳明传；刻文录序说；何陋轩记；玩易窝记；君子亭记；瘗旅文；宾阳堂记；龙冈新构；传习录；教条示龙场诸生；龙场生问答；告喻浰头剿贼书；《王阳明大传》，冈田武彦；《五百年来王阳明》，郦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