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前后，边境贸易蓬勃开展起来。我也加盟了省属的一家外贸公司，在丹东筹备成立了分公司，其任务主要是开展对朝贸易。

和朝鲜人做生意以后，可以经常出入朝鲜，接触到了他们的政府官员、商贸人员、军人、以及普通百姓。对这个国家从陌生到熟悉，亲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里以“我和朝鲜做生意系列”为题，把我亲身经历的见闻讲给大家听。

连接两个国家的是鸭绿江铁桥，铁桥是一座公路和铁路并行的桥，持有边境通行证就可以多次往返两国之间。通常是对方邀请的商社要在朝鲜的海关登记，我们这面的边防通过电话核实后就可以放行。

开车一分钟就能通过江桥。朝鲜的桥头上有个岗哨。那里有人民军站岗。持枪站岗的士兵穿着土黄色的军服。大概是因为没有没有太多的换洗的衣服，他们的衣服表面上往往很脏。朝鲜规定每个男人到了法定年龄都要服兵役。这些士兵都在20岁上下。通常他们要检查证件。主要是看看证件上的照片和本人是不是一致。一般情况这个岗哨没权利不让汽车通过，但我们都随车带上几条香烟，士兵检查证件的时候，给他两包烟，就会很顺利的放行。

下了桥就是朝鲜海关和边防联检的大院。有一个三层的小楼，大院的周围有围墙。我们要填报入境单，海关的人员要对车辆和入境的人员进行例行检查。海关人员穿灰色制服，带大檐帽。他们要对我们的车进行细致的检查。随车带的物品都要申报。朝鲜的海关人员一般都可以通融。如果你给朝鲜客户带礼品，就要多准备几份送给海关人员，这样才能保证礼品不被扣留。对每个入境的人也要进行检查。通常重点检查看你是不是随身带了手机。朝鲜规定手机是不能携带入境的。他们说如果你们带了手机，看到了我们的军事秘密，一个电话就打到韩国去了。就会泄露我们的秘密。通常我们都是把手机关机，然后藏在车里的隐蔽的地方。

有一次，我的手机忘记了藏起来。海关人员检查的时候打开放在车里的公文包，发现了手机就给拿走了。我当时急着和朝鲜客户谈判，也就没在意。等下午返回时，找海关人员取手机，答复是已经没收入国库了。我当时正好是和朝鲜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商社做生意。朝鲜国家安全部的权利很大。商社的人去海关交涉也不行。于是他们把电话打到平壤，让安全部的一个副部长找海关。那个副部长以前和我见过面，他亲自给新义州海关打电话，介绍说我这个人是可靠的，可以把电话还给我。这才把手机拿回来。

开始几年，通过检查以后，我们就可以驱车到市区里的新义州宾馆，在那里进行业务洽谈。那时候朝鲜方面管理的不是很严，谈判之余还可以开车浏览新义州的市容，逛逛他们的商店。有时候还可以到我们熟悉的华侨家里去吃午饭。

新义州的建筑大都是50年代建的。因为在朝鲜战争时期，整个朝鲜都成了一片焦土，几乎所有的建筑都被美国的炸弹炸毁。战后我们志愿军帮助他们恢复建设。建了一些楼房。60年代以后，他们的经济一直不很景气，有限的国力也集中在平壤的建设上，因此新义州的市容几十年没什么改变。

新义州的街道上车辆很少，陈旧的街道显得很宽，路口也没有红绿灯，主要的路口有交警用指挥棒指挥交通。朝鲜的交警很多是女警察，穿兰色警服，看起来也挺精神的。路上的自行车也很少，大部分人是步行。朝鲜人的穿着一般都很洁净，政府规定不得穿有补丁的衣服上街。因此再穷的人家一个人也要有一套象样衣服出门穿。衣服的质地大都是化纤的，色调以兰色和军服那种黄色为主。一般人都穿胶鞋。你在朝鲜如果看见穿皮鞋的人，那不用问一定是个有身份的人。普通人是没有皮鞋的。

十几年前的朝鲜是个供给制国家，没有自由买卖的商业和贸易，一切商业活动都是国家行为。老百姓衣食住行的生活必需品都是靠供给。在朝鲜的工资改革前，一般的工人的工资不超过100朝鲜人民币。可即使这些钱他们也花不完，因为没什么东西可买。朝鲜的商店营业员大概是最清闲的职业。我们有时候会去逛他们的商店，偌大个商店往往就一两个营业员。因为他们不用卖货，根本就没什么东西卖。所有的东西都是陈列品。偶尔会遇到有配给的衣服。朝鲜人会带一个纸条，交给营业员，然后领取个背心什么的。

朝鲜人大都很有礼貌。见面握手时会向你鞠躬。上下级的关系不是向我们这样很平等。下级很尊敬上级。上级可以骂下级。就象我们通常说的：官大一级压死人。

朝鲜国家外表和实际反差巨大。如果你做为一个游客，随组织好的团队到朝鲜做短暂的旅游，那么你所见到的一切都很美好。旅游线路经过的地方，农村的集体农庄住的都是楼房。你下榻的宾馆，服务员会精心热情地为你服务。到学校参观，你会看到天真烂漫的儿童为你表演节目。平壤的整洁的市容，美丽的景色，都会令你惊叹。总之，你所见到的一切都会感觉朝鲜人民很幸福，这真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等你真正深入到了它的内部，你看到的真实情况和那些表面的东西相差甚远。

朝鲜妇女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她们具备妇女所有的美德。可是在贫穷的国家里，妇女们却遭受着更大的苦难。

1997年以后的三年里，朝鲜因自然和人为的各种原因，经济处于频临崩溃的边缘。这段困难时期，朝鲜官方称之为“苦难的行军”。最严重的是缺乏粮食，没有市场经济，吃供应粮食的城市居民，居然几个月都领不到供应粮。朝鲜官方封锁一切真实的消息，无从知道那三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从熟悉的朝鲜人口中得知，许多地方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

当时我们每天都要把大量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朝鲜。我每天都去朝鲜办公，送粮的卡车到朝鲜后，要办理一些过境手续，然后交给与我们合作的朝鲜商社。朝鲜妇女是各种重体力劳动的主体。每次卸车搬运粮食的都是朝鲜妇女，而那些男人们往往都在点数，记帐什么的。朝鲜的妇女大都身材矮小，瘦弱。扛一袋面粉走路，双腿会不断地颤抖。卸一车粮食，她们往往大汗淋漓。每次卸车我都不忍心看这些妇女劳动的场面。我通过翻译了解到，其实这些妇女来做这么重的体力活，只是为了多挣点粮食，她们每天有300克的粮食的定量，如果来干活就可以挣到500克的粮食。

按照我们现在每天所摄入的食物，300克大概也足够了，可朝鲜不同，他们副食匮乏，整年都吃不到肉，在太阳节，也就是金日成生日的时候才供应两块豆腐。肚子里没一点油水，因此他们的饭量都很大。当兵的定量最高，每天600克，也是照样不够吃。那些年，见到的所有的朝鲜人，大都黑瘦。

于是，我每次运送粮食的时候，都要带上几箱面包和饼干之类，卸车的时候，先发给这些妇女，让她们吃饱了再干活。可发给她们的时候，她们都不吃，把面包放到衣服里，带回家给孩子吃。可恶的是那些当官的等我们走后，经常搜查她们，面包统统收上去供他们享用和支配。我知道了以后，非常愤慨。因为这些商社的头头都很富有，我们和他们做生意，都送给他们很多礼品，而且每单生意都有回扣，用美圆支付。即使这样，他们却连妇女们的一点面包都不放过。下次过去时我只好多带食品，先给头头几箱，然后给妇女们分发，关照她们先吃下去，干完活以后再发给带给孩子的。因为我曾经挨过饿，我知道挨饿的滋味，虽然每次要多花上几百元钱，但觉得心里能好受一些。

朝鲜的劳动妇女在外面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回家还要最全部的家务。在朝鲜，谁家的男人如果做了诸如洗衣服这样的家务活，那是会被人笑话的。男人回家以后什么都不做。女人背着孩子要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饭好了以后，要服侍男人和孩子先吃，自己往往就在灶房里吃几口。千百年来的传统使得这些朝鲜妇女任劳任怨，从来不抱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每天就这样辛辛苦苦的劳作着。

在贸易活动中，我也接触到一些上层的妇女，比如在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工作的女性，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我认识的一位文女士，曾经在北京大学留学，在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工作过八年。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每次和她面谈，她总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穿着得体，举止大方。她在朝鲜的女性中，社会地位算很高了，可她身上看不到一点点骄嗔，一点点傲慢，这大概就是朝鲜妇女的可爱之处。

朝鲜妇女在整个社会活动中担负着很重的社会责任，各行各业女性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女军人，女警察，女工程师，公务员，工人，农民。她们共同的特点是吃苦耐劳，温柔善良。因此有人说朝鲜男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如果你能机会接触一些朝鲜女性，也会同意这个说法的。

那时候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新义州去。新义州的饭店很少，我们只能在海关旁边的一个饭店吃午饭。而这个饭店每天中午永远都是煎牛肉。这是朝鲜风味的一种吃法。就是在一个平底锅上放点油，在上面煎切好的生牛肉。然后蘸调料吃。再有的就是朝鲜泡菜。主食是朝鲜冷面或米饭。这种东西偶尔吃一次还可以，每天都吃就不行了。到后来几乎闻到牛肉的味道就要吐了。在那里吃饭一般都是朝鲜客户请我们。他们带支票就可以结算，而且价格很便宜。如果我们自己结帐，四个人吃一顿煎牛肉，大约需要50-60美圆，贵的令人咋舌。但是又不能回去吃饭，虽然一分钟就能回国，可来回海关检查的手续烦琐，要耽误很长的时间。

为了解决中午的吃饭问题，我们就经常去熟悉的华侨家里吃饭。那时候朝鲜海关管理还不是很严，我们可以开车到华侨家里去。新义州的华侨都做些边贸生意，因此都很富，家里吃的用的都是从国内带过去的，应有尽有。在华侨家里吃饭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想吃什么都行。

一次我从华侨家里吃饭出来，看到一个场景，令我吃惊。华侨家住的是平房，有一个小院子，大门外的路旁有一条排水沟。华侨家的下水也流到这个排水沟里。时间长了下水流出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水坑。一些食物的残渣就会沉淀在那里。我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用手在小坑里捞那些食物残渣，然后送进嘴里。那人看见我出来连忙用手搽嘴。手上的污泥反而把脸也弄脏了。他低着头要离开，我喊住他，转身回到华侨家里，拿了两个馒头递给他。他看见馒头双手接过去，一面哭一面说着感谢的话，向后退着深深地鞠躬，退出去十几米后才转身离开。看着他的背影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我的翻译郑先生是个朝鲜族，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到了中国，叔叔还留在朝鲜新义州。他在做外贸以前也从来没有到过朝鲜，只知道朝鲜还有个婶婶和堂兄妹。我们每天出入海关的时候，都会看到围栏外面有一些人站在那里翘首张望。这些大都是在中国有亲戚的朝鲜人，他们期待着能遇到他们的亲戚，或者能给中国的亲戚捎个口信什么的。这里面就有郑翻译的堂弟。他有闲暇就到海关门那里去站着，希望能遇到亲人。也不知道站了多少天，有一次，从来没见过面的堂兄弟终于碰面了，堂弟大哭，说这下可有救了。

郑翻译把他的堂弟介绍给我，他是一名船员，每月工资100朝鲜币。在当时朝鲜的工人当中算是很高的工资了。可100元朝币在民间的兑换价只相当于我们5元人民币。在新义州的黑市上仅仅可以买2斤大米。看他面目黝黑，眼窝深陷就知道处于极度的营养不良之中。此后，我们每次过江都要给他和他的家人带一些吃的东西。有一次我问他什么东西可以在黑市上卖好价钱，他说香烟。我第二天买了两箱红玫瑰香烟，送给了海关一箱，另一箱送给了堂弟。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堂弟在海关大门前等到我们。要我一定要去他家吃一顿饭。他说为了这顿饭，筹备了好长时间。他年迈的母亲冒着被抓的危险，到义州的亲戚家去弄了点糯米。要给我做一点打糕吃，表示他全家的谢意。朝鲜人从甲地到乙地是不可以随便走动的，必须由警察部门开通行证，没有通行证随便走动抓住就可能坐牢。我说真的不必冒这么大的危险去为我准备一顿饭。他说你给我的一箱香烟，我一盒卖了50朝币，一共卖了2万5千朝币，等于我20多年的工资了，我们家把你当作了救命恩人。我告诉他，这烟在中国每盒是5角钱，两箱500元。我每天过来都差不多要花这么多钱来救济难民，你不必放在心上。尽管他是真情实意的请我，我还是没去吃那顿饭。因为在朝鲜，如果朝鲜人私下里和中国人接触就会被国家安全局的人调查，很可能为这一顿饭就会给他全家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

朝鲜的儿童很可爱也最可怜，普通家庭的孩子根本吃不到糖果饼干之类的食品。孩子病了，妈妈背着孩子到华侨家里花5元钱买一块糖给孩子吃。或者花一块钱买一粒糖精回家化点甜水给孩子喝。

我的一位姓桂的同事也是朝鲜族，他的姐姐和弟弟在新义州。稍信过来说，快点来吧，再不来我们就要饿死了。老桂急忙申请探亲。以做贸易的名义带了一吨大米和各种日用品。过朝鲜海关的时候大米被克扣的只剩了几百斤。这对姐姐弟弟全家来说也是救命的粮食。姐姐的小孙女整天围在舅爷身边，生怕舅爷走了。孙女说舅爷来了就有米饭吃，走了就没有了。老桂返回的时候，身上穿的西装、衬衣、皮鞋都被亲属要去了，他穿着裤衩背心。穿着拖鞋，身上套了件风衣回来了。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朝鲜的民众并不抱怨政府。他们说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造成的。是美国封锁我们，使我们这么困难。朝鲜的普通老百姓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只能收听到自己的广播和电视。我曾和一个老者交谈，我说你生活的怎么样，他说：我们的生活就象天堂一样，都是慈父领袖给我们带来的幸福……

首先，朝鲜多年以来是靠中国援助才得以生存的国家。中国志愿军1958年撤出朝鲜以后，朝鲜军队的装备仍然是中国无偿供给的。在丹东有一个部队的武器交接所。他们把朝鲜部队需要的武器运过去，把使用坏了的拿回来，修理好以后再返回去。

在经济上中国在80年代以前每年也向朝鲜提供相当数量的无偿援助。输油管道都直接通到朝鲜，打开阀门石油就流了过去。在鸭绿江上我国修的水电站，都无偿的把一半的发电量给朝鲜使用。他们把朝鲜无烟煤高价给我们，我们国家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卖给老百姓。因此，在60-70年代，朝鲜的经济相对比较稳定，人民的生活甚至好于中国。那时侯开始就实行了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在我们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好多朝鲜族人都跑回到朝鲜去了，因为当时那里比我们这里生活的好。

8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停止了对朝鲜的无偿援助，包括军费开支。朝鲜2200万人口，正规军就有108万人，据说加上其他武装力量能达到200万。这样庞大的军队每年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军费开支在国民经济总收入中占很大的比例。因此，中国停止援助以后，朝鲜就象一个断了奶的孩子瘫痪了。

朝鲜阅兵

朝鲜的穷兵黩武是出了名的。朝鲜人士兵很有战斗力。他们不怕打仗，而且随时可以为领袖牺牲。我和朝鲜驻北京大使馆的一个三秘是朋友。他每次回国路过丹东都和我联系。他汉语流利，因不用翻译，话题就广泛一些。他说朝鲜的潜艇经常到韩国水域侦察，如果一旦被对方发现，就可能遭到深水炸弹的袭击。潜艇受创以后，如果浮出水面，就可能被俘。在这种情况下，全艇的士兵就会选择集体自杀而决不当俘虏。

韩国人在心理上也十分惧怕朝鲜人。我曾接待了一个韩国的客户。他的祖籍就在北朝鲜。他来丹东后，站在鸭绿江边，十分感慨。说我活了50多岁了才第一次看见家乡的土地。我看他这个样子就说，那我带你坐游江船吧，可以更近距离的看看你的故乡。他连忙后退摆手连声说：不，不，不。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敢坐游江船。我说没关系，可以穿上救生衣，很安全的。他解释说：不是怕掉进水里去，我是怕离他们的岸边太近了，被朝鲜特务给抓去。他说，朝鲜小学生做算术题都是：一个手榴弹加一个手榴弹等于两个手榴弹。这说明韩国当局平时把北朝鲜宣传的挺恐怖，加重了韩国人的惧怕心理。另外韩国人害怕打仗，因为他们生活比较富裕，希望安定，而北朝鲜人反正什么都没有，打仗说不定还能好一点，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经济滞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体制问题。朝鲜是高度的公有化国家。计划经济一统到底。这种吃大锅饭的弊端我们都十分清楚，不用赘述。按说金日成在世的时候，也在努力抓经济建设。早在1956年，金日成就提出以跨上千里马的气势奔腾，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在执行下一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发挥出革命的热忱，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掀起新的高潮。这就是著名的千里马运动。据有关资料说，金日成在执政期间，从1948年到1994年共视察了20600个单位，用了 8650天到基层。相当于23年的时间。行程57万多公里。就是临死的几天前他还到农村视察。《金日成猝死》一文有这样一段文字：

近几年来，朝鲜的农业形势一直不好，据说有的地方饿死了人，可各级领导不敢上报。现在正当夏收季节，虚报产量之风又可能刮起来，金日成实在信不过，这样的大问题他必须事必躬亲。

金日成亲自下到田间检查作物生产情况，放眼望去，只见遍地杂草，庄稼长得稀稀落落。金日成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刚才在道委员会听取汇报时，他得知此地没有完成粮食收购计划，他已经发了一通脾气，如今亲眼看到这副景象，反倒默不作声了。

离开农田，他又到村中访问，一家农舍的主人连声说托金主席的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但金日成环顾四周，又看见一些破破烂烂的家当，大人小孩都是面黄肌瘦的模样，心头不禁一阵酸楚，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当年参加革命时，农村的生活也不过如此，革命了这么多年，没想到农村还是这么穷，这是为什么?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过好日子，看来都是我没有领导好，我对不起你们!”

说到这里，金日成不由得落下泪来。领袖一动感情，陪同他视察的官员，警卫人员以及村中的百姓也受到了感染，全都掉下了眼泪。道委书记见状，急忙跪倒在地请求处分，金日成将他扶起来，安慰道：“责任在我，在中央，不在你们。”

我无从考证这段记载的真实性。但由于吃大锅饭，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这是事实。农民养猪可以，但不能自己宰，要交给国家。这样农民就没有养猪的积极性了。在插秧的季节，我们会看到城市里的工人，人民军战士都到农村去支援农业。这种情况和我们以前是一样的。再加上那三年的旱涝灾害，生产资料短缺，造成基本上颗粒无收。基层干部虚报产量，仅有的一点粮食都上缴了，人民肯定就要饿肚皮。这些在我们国家也都曾发生过。

从历史的角度看，金日成执政后朝鲜人民的生活和旧社会相比显然是有进步的。可高度公有制带来的一系列弊病，以及官员的腐败等等人祸，再加上天灾，造成了朝鲜经济明显滞后。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金正日掌权以后，曾先后三次到中国访问，学习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2002年朝鲜取消了供给制，大幅度提高了工人工资，从平均工资110元提高到 2000元。同时开放物价，取消粮食等生活用品的国家补贴。初露了改革的端倪。工厂实行独立核算制，合作农场实行分组核算制。在开城建立了工业园区，吸引韩国客商投资。在新义州拟建立特区，任命荷兰籍华人杨斌为特首，后来因杨斌被中国警方逮捕，新义州建特区计划搁浅。现在朝鲜的经济比前几年有了好转，老百姓基本上可以吃饱饭了。市场经济开始露头，单位团体也可以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但总体上看，朝鲜改革的步伐还不是很大，成效也不是很显著。

与我们打交道的朝鲜商社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级的大商社，这些商社出来洽谈贸易的人员一般都有很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各个训练有素，很多人会讲汉语和英语。精通外贸业务，对中国的情况也非常熟悉。这些人应该是他们国家的精英。另外一部分是一些行业以及地方成立的商社，这些商社是朝鲜经济不景气以后，中央批准成立的。这里面出来的人的素质就良莠不齐了。

在贸易形式上，90年代初主要是易货贸易。当时朝鲜能出口的大多是资源。比如矿产品和有色金属以及水产品等等。他们通常是把商品运到口岸，我们过去看货后，谈好相互的价格，然后交换商品。

朝鲜人对我们国家的物价了如指掌。我国对朝鲜人入境后的管理比较松，他们过了中国海关以后哪都可以去，不受限制。因此他们有大量的人在中国搞经济情报。对我们各种商品的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都摸的一清二楚。这些情报汇总到他们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然后制定出他们国家进口中国商品的统一计划价格。出口商品的价格政府也规定的很死，谁也没权更改。各商社必须执行。他们进口的计划价格往往就是我们产品的出厂价，已经把我们中间商的利润挤的一点都没有了。因此在价格上很难赚到朝鲜人的便宜。

可做生意就要赚钱，不能做赔本的生意呀。易货贸易赚钱的诀窍是从数量上找。比如我们进他们的废钢材。汽车过去的时候就把香烟食品带足。先和商社的人员达成默契，再和现场所有的工人都搞好关系。给他们饭吃，供他们烟抽。在每台车检斤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多给一些。货物运回去以后，也要靠同样的方法，海关、商检层层打点。少算点重量，少收点费。这样下来等到货物出手，能有少许利润也就不错了。赚钱不容易呀。

尽管如此，咱不胡弄人，以诚相待。给人家发商品既保证时间又保质保量，再加上人事关系搞的好，做生意不黑，有钱大家赚，出手大方。认可自己少赚点，多给对方让利，多给一点回扣。方方面面的人都不亏待。交的朋友多了，接触的商社也逐渐增多，贸易量不断增加，开始做一些额度大一点的现汇贸易。

边境贸易属于民间贸易，并不是国家政府之间的贸易。我们国家不接受朝鲜银行的信用证。我们和朝鲜商社只能易货或现汇贸易来进行。朝鲜没参加国际仲裁组织，也没参加世贸组织，如果双方发生了贸易纠纷，没有仲裁机构来受理这些案件。只能双方交涉。zgzf也没有相应的机构来保护边贸企业的经济利益。这就构成了中朝之间边境贸易的风险性。

在中朝开展边境贸易的初期，中国的公司就有落马的了。1992年2月16日是金正日的生日，朝鲜的一家商社按朝鲜每户居民一台的数量和丹东的一家公司定购了价值上亿元人民币的石英钟。T/T付款(既货到付款)。在银行的支持下，货物按期发出了，可货款却迟迟不支付。从此这家公司就走上了漫长的讨债之路。几年下来，朝鲜各商社欠中国公司的货款就高达几亿美圆。

我是个小公司，扛不起欠款，因此从做朝鲜生意开始就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掉进陷阱。认可少赚钱也要一把一搂，做一单清一单。每每还庆幸一下自己，向同行炫耀一下，我的公司一没有银行贷款，二没有朝鲜欠款，诸葛一生惟谨慎呀。

1993年，我认识了朝鲜国家安全部所属商社的姜社长。此人36岁，中校军衔。他不是专业的外贸人员，做生意也象个军人，和他谈判没有其他商社的那些繁文缛节。做事情干练痛快，说了就做。有时候连合同都不签，有什么货你拉去就是了，卖了钱再回货。我也是诚心诚意地和他做，彼此合作的很愉快。后来我邀请他到丹东访问，高规格接待，回国时我送了他价值5万多人民币的礼品，拉了一卡车，家用电器，吃的用的一应俱全。临行前，他握着我的手说，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你就是我亲哥哥的一样。

我这个朝鲜弟弟在新义州确实是个有能量的人，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使得一般的朝鲜人都很怕他。有个华侨告诉我，姜在我们这里是个他想让谁死就能让谁死的人物。朝鲜老百姓遇到他都低着头不敢看他。

他手里并没有货，看到别的商社的货他就把货要过去发给我，那些商社不敢不给。等回货的时候他再给那商社一部分，他自己赚一部分。曾经一度朝鲜允许出口桑蚕茧，姜给我发了大量蚕茧。丹东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进来蚕茧，江浙一带的丝绸原料供应商蜂拥而至，主动要求把钱先存到我的帐面上，弄的我公司门庭若市。

他还给我发了大量的废钢。每次都是主动先给我发货。钢材每次一个整列。货到后，我把货物卖出去，再根据他提供的清单把他需要的货物运回去。既不需要我的本钱，还有可观的利润。他还帮我做了一些协调工作，因此和其他商社的生意做的也很顺利。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生意蒸蒸日上，进出口贸易额跃居本地前三名，受到市政府的嘉奖。

古人云：福兮，祸之所伏。在一片兴旺发达的形势下，危机已经悄悄地向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