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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马相伯政治思想：从良心、人道等角度对自由、平等、民主观念进行阐述，主张国家的责任在于维护公民的自由权、平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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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 中国近代教育家

马相伯（1840年4月7日—1939年11月4日），名良，以字行。曾名志德，字斯藏；又曾用明乾、钦善、建常，改为良，字相伯，或作湘伯、芗伯。曾署笔名为求在我者。晚年自号华封老人。取教名若瑟，故又号若石。祖籍江苏丹阳，生于丹阳马家村（今江苏丹阳），近代中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为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的创办人，也是辅仁大学的创办人之一。

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为其弟子。后人辑有《马相伯先生文集》。其故居有江苏丹阳、丹徒和上海徐家汇、松江泗泾等地。墓园在上海宋庆龄陵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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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早年经历

马相伯于1840年4月7日在江苏镇江出生，其父母都是天主教徒，因此马相伯在出生一个月之后就被母亲带到丹徒城中的一所教堂里受洗，教名为“若瑟”。童年时期的马相伯便受到了《圣经》教义的影响，也通过天主教得到了关于“民主”和“科学”的启蒙。之后马相伯进入私塾读书，受到良好教养的他因为律己律人而被推选为同学中的领袖。之后11岁的马相伯在1851年时瞒着双亲独自前往上海，在朋友的介绍下进入了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就读，学名马斯藏。次年参加南京的江南乡试后落选，回到徐汇公学继续完成学业。

1853年开始，马相伯一家因为清军和太平军于镇江开战，不得不多次搬迁，最终举家前往上海定居。马相伯一家在上海定居后，马相伯8岁的弟弟马建忠也进入了徐汇公学就读。马相伯在徐汇公学就读期间在表现较好，热心于公学事务，并且被任命为徐汇公学的中文助教，马相伯还受到了意大利籍教习晁德莅的关注。马相伯连续获得了1857年到1859年这三年的文科、圣学和西文三科设立的奖项，将近囊括了这三年内徐汇公学所设立的全部奖项。在徐汇公学学习期间，马相伯不仅受到了较为完善系统的教理训练，也培养了其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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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生涯

1860年，太平军在忠王李秀成的带领下借道上海，向杭州方向进军，在上海西南方向的徐家汇驻扎一天。徐汇公学的校长得知消息后带领大部分学生前往董家渡躲避，而马相伯和其他几个老师同学在学校留守。1862年5月19日，天主教耶稣会初学院在徐家汇建立起来，晁德莅担任首位院长。马相伯是第一批进入初学院的修士之一，并于同一天加入了耶稣会，在院中接受为期两年的学习工作。之后马相伯在进行苏州、太仓一带的难民救护工作时感染了疾病，痊愈后失去了记忆，连字也不认识了，他付出了许多努力之后来恢复到以前的水平。1864年6月3日，25岁的马相伯完成了徐家汇初学院的修习，发过初愿之后，马相伯于1864-1866年在徐家汇修道院，专修文学。之后马相伯正式进入了徐家汇的耶稣会修道院，在此开启了为期四年的研修神学生活。1870年5月，31岁的马相伯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他在不久之后担任徐汇公学校长并兼任教务，提出为中国培养新型实用人才，但受到了外籍传教士的反对。于是教会将其调派到徐家汇，专门负责研究天文学。

1873年-1875年，马相伯在教会安排下回到徐汇公学，负责协助晁德莅进行传教工作并兼任徐汇公学的督导。之后教会和徐汇公学将马相伯看做是自身的优秀代表，并且安排他参加各种官场应酬活动，但随着马相伯逐渐在沪上中外文化机构和社交场合中展露头角，因此许多邀请都越过教会直接给到马相伯本人，这也引起了教会方面的不满。于是马相伯在1875年被教会派遣到南京，负责从事对于中文学问的研究，但南京各方面条件较差。教会对自己的排挤与不信任、弟弟马建忠离开教会的刺激以及哥哥马建勋已经为他谋到差事，这些使得马相伯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了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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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入世

1876年，马相伯退出耶稣会，担任了兄长马建勋朋友、山东布政使余紫垣的幕府。当时的山东在李鸿章的管辖范围内，因此余紫垣要负责兴办各种新式军事工业、民用工矿运输业和对外事务的处理，而接受西方教育、通晓多种西方语言的马相伯受到了余紫垣的器重。不久后，马相伯被余紫垣委派为山东潍县机械局的总办一职，但由于他的正常造价受到北京上司的质疑，马相伯选择辞职。之后马相伯在李鸿章的委派下，前往山东展开了为期三年的矿务调查。1881年4月，担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一职的黎庶昌将马相伯选为使馆参赞，到达日本后改任为驻神户领事。同年秋天，马相伯回国看望患病的马建勋时，被李鸿章留下，成为了直隶于总督府的一名幕僚。同年冬天，马相伯跟随李鸿章到达天津后，被李鸿章指派前往朝鲜担任国王的新政顾问。次年，朝鲜发生政变，马相伯回国避难，政变结束后返回朝鲜。但由于新政的结束和他人的弹劾，马相伯只能离开朝鲜，于1883年返回天津，重回李鸿章幕府。

之后马相伯在1884年时受到李鸿章派遣，前去检查轮船招商局主要分局的财务，其弟马建忠则被任命负责主持轮船招商局的全局业务。次年，马相伯和马建忠兄弟成功说服李鸿章向美国借款建立银行，于是马相伯前往美国筹措用于设立银行的款项。由于马相伯筹借到的款项数目过大且拥有优惠条件，因此李鸿章被清政府的官僚怀疑与外国勾结，于是拒绝接受贷款。而马相伯也称病离开了美国，前往西欧旅行，对伦敦、巴黎、罗马等地进行了参观和考察，于1887年回到中国。回到中国的马相伯在1890年声称需要养病后回到上海，准备退出政治舞台。1893年，马相伯妻子在带孩子回家探亲路上突发意外逝世，两年后马相伯母亲逝世，受到母亲临终前对于他离开耶稣会的责备，最终马相伯决定重回教会。1897年，马相伯在好友的帮助之下与教会的关系逐渐缓和，之后马相伯将子女托付给教会，自己则前往徐家汇土家湾进行隐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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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救国

戊戌变法期间，在梁启超的邀请下，马相伯同意出来主持译学馆事宜，但因变法失败，译学馆并未成立。1900年，马相伯将自己名下的松江、青浦的三千亩田全部捐献给天主教会江南司教收管，用来创办学校。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冬，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发生“墨水瓶事件”，学生集体退学。蔡元培曾介绍部分学生向马相伯求学。他遂于次年（1903年）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以“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创办震旦大学院（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是其旧址），自任院长，二月初三（3月1日）开学（“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

其创办的震旦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亲编《拉丁文通》《致知浅说》等教材亲自授课，实行学生自治。肄业于此的学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和张鼎丞等名人。在此之前，于右任因讽刺时政，遭清廷缉拿，潜逃至吴淞，马相伯闻讯，亲自驾舟接到校中进行掩护。同年，筹建震旦学院预科，后改为震旦大学附中。

1903年，马相伯在天主教耶稣会力量的帮助下创办了震旦学院，马相伯担任校长一职并亲自执教法文。但耶稣会方面的势力想要借此学校加强对中国文化和教育事业的渗透和控制，并强行干涉学校事务，逼迫马相伯住院养病。这使得震旦学院的学潮爆发了，学生集体从校园出走。1905年春，马相伯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创办了复旦公学，于当年中秋节（1905年9月13日）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兼法文教授，聘李登辉任教务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本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1907年10月中旬，“政闻社”在日本东京成立，马相伯在组织者梁启超的邀请下担任了政闻社的总务员。之后政闻社总部于次年年初搬迁到上海，并于同年8月25日被清廷封禁。后又加入宪友会。因其德高望重，孙中山将他聘为南京第一任市长，此时他已七十高龄了。没过多久，南京撤销设市。

马相伯转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并代理都督，在北京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任北京政府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耶稣会接办的震旦大学拟迁址卢家湾，马相伯仍以办学为重，不计前嫌，捐现银4万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处（当时价值10万多元），以购置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土地100亩，建造新校舍（后改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1912年，北京大学面临没有合适校长就要停办的问题，马相伯被蔡元培邀请后再三拒绝，后袁世凯决定让马相伯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马相伯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对学校进行了治理，但因为贷款问题被学生反对，于两个月之后向教育部提交了辞职书。之后马相伯担任了总统府的高级顾问一职，同时被袁世凯邀请前往北京。

民国建立后，马相伯加入民主党，为民主党30名常务员之一。在这期间，曾与章太炎、梁启超等发起创办“函夏考文苑”，与英华创办辅仁社（即后来的辅仁大学）和培根女校。

1914年，马相伯联合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提出创立一所函夏考文苑，但经过半年的呼吁奔走后，函夏考文苑计划最终未能实施。

民国3年（1914年），马相伯子马君远病故，学生们鉴于马公毁家兴学，家无余资，遂筹集万元为其寡媳、幼孙作教养费，马相伯却托人将该款移作上海启明女子中学（今上海市第四中学）教育经费。袁世凯称帝后，他痛加抨击，认为“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

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举动受到了袁世凯的监视，于1915年逃离北京南下。民国6年（1917年），南归，隐居徐家汇土山湾（后名其居所为绿野堂、乐善堂），整理旧稿，从事译作。著书谈道，不问世事。

民国14年（1925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北京公教大学，次年改称辅仁大学。马相伯参与其事，贡献良多。他寄语辅仁大学：“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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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抗日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马相伯带头抨击日本帝国主义，撰写了《为日祸敬告国人书》《泣告青年书》等文章，连同谈话一起刊登到报刊上，还在电台发表演说，呼吁人民英勇抗日，拯救陷于危难的祖国，主张国人自救。1932年，马相伯针对日本吞并东北三省、建立伪满洲国的举动发表了《为抵抗日本第二次进攻华北告国人书》一文，对国民心理弱点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对其进行纠正，并且再次呼吁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次年，93岁的马相伯用行草书写了两首诗，这两首诗是爱国教育家陶行知针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所作的讽刺诗，马相伯将这两首诗赠送给了当时被迫隐居在泰山的冯玉祥。半年后，冯玉祥在张家口誓师，举起了团结抗日的大旗。

1934年，马相伯与宋庆龄等1779人共同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上签字，并向中华民族同胞征集签名，提出了关于全民抗战的主张。次年，为响应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行动，马相伯联合陶行知、邹韬奋等文化界爱国人士发起了救国运动，于年底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同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马相伯等人被推选为执行委员，提出包括“停止内战”等主张的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在国内知识阶层掀起了广泛的救国运动。1936年，马相伯相继参加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用实际行动表示对一致抗日的决心，他也成为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公认的救国领袖。由于马相伯此时行走不便，许多重要会议都在他的家中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也在此召开。同年11月28日，马相伯和宋庆龄等人发起了援助“七君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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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去世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马相伯发表了“钢铁政策”演说，呼吁中华民族自救，号召众人奋勇抗日。同年7月31日，救国会“七君子”被蒋介石宣布无罪释放。

民国26年（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冯玉祥、李宗仁劝马相伯移居桂林风洞山。次年，应于右任请，入滇、蜀，道经越南谅山，因病留居。

民国28年（1939年），是他百岁诞辰，4月6日全国各地和有关团体都举行遥祝百龄典礼。国民政府对他颁发褒奖令，中共中央特致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他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有“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语。他以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劳苦为念，把各方赠与的寿仪移作犒慰伤兵之用。还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委员。他在病重时，忧国忧时之情更深。他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北大捷，兴奋异常，夜不能寝，病势加剧。

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在谅山溘然长逝。噩耗传出，举国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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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影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200余名学生和总教习蔡元培愤然离校。从南洋公学退学的大部分学生在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组成了爱国学社，另有20多名学生在蔡元培的引荐下向马相伯求助。是时，适逢马相伯正在筹划办学事宜。他爽快地接收了这批学生，向天主教会租用徐家汇观象台的旧屋作为校舍，并聘请了几位法国籍神父任教。如此一来，一座新式学校便宣告诞生了。马相伯还给学校起了个响亮的名字——震旦学院。

震旦学院成立后，马相伯任监院（即院长），学校以“广延通儒，培养译才”为宗旨，学制为两年，专业分为文学、质学（科学）两类，没过多久又发展为文学、致知（哲学）、象数（数学）、形性（理科）四大学科。

震旦学院在管理上不仅“完备有条理”，更不乏独到之处。一方面，震旦学院实行“学生自治制”，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行管理；另一方面，校方提倡“学生自由研究之风”，即倡导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并采用“挈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注重文艺、崇尚科学、不谈教理更是马相伯一再强调的办学方针。

在马相伯的运筹帷幄之下，震旦学院的教学、教务活动均安排得井井有条。为引导热血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报效国家，他振臂高呼：“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不出一年的光景，震旦学院的学生数量就翻了数倍，增至132人。

热衷教育救国的马相伯对革命也非常支持。1904年夏，震旦学院来了个名叫“刘学裕”的新生。此人虽其貌不扬，却大有来头。他就是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而被清廷通缉的“要犯”于右任。于右任“潜逃”至上海后无处安身，马相伯得知后立刻将这名心系国家社稷的青年学子破格录取，免去他所有的学膳费，还特意让于右任易名“刘学裕”以避人耳目。

马相伯的一系列教学主张和做法虽深得青年学子的推崇，但是由于怕清政府因马相伯收留通缉犯会如同1901年义和团事件一样迫害天主教会，加害天主教徒，所以遭到耶稣会的担忧和反对。

1905年，耶稣会派法国人南从周担任震旦学院的教务长，协助马相伯打理校务，也是为了不要马相伯行为过当。

南从周是一位保守的耶稣会士，取消孔子诞辰假期认为是崇拜偶像，使学生接受宗教课程，颂唱圣歌，早晚祷告、做礼拜，还“尽废旧章，别定规则”，不许学生谈论时事，不许结社等以免受到清政府的怀疑，加强管理，学生出入校门、会客之类的个人自由，也被横加限制。但是南从周的行为却引发了震旦学子们的不满，大批学生退学抗议。学生集体离校时，甚至摘下了震旦学院的校牌。马相伯此时虽在病中，但对学校发生的一切早就有所耳闻。无奈之下他和部分学生一起宣布脱离震旦学院，与众生一同挥泪离开了徐家汇的校舍。

随着马相伯和学生们的离去，震旦学院仅剩下一副空壳，这无异于关停。

但马相伯认为，震旦学院的精神不能磨灭。他决定再办一所新校，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学生们的一致响应。那取个什么校名为好呢？于右任提出建议取名“复旦”。一者，“复旦”二字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在自强不息；另者，“复旦”还有不忘震旦之旧，更含复兴中华之意。

马相伯听后，立刻表示赞许。然后，他诚邀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张謇、熊希龄等28人担任校董，筹集复旦建校资金。两江总督周馥也拨出官银一万两，并出借吴淞提督衙门作为复旦的临时校舍。1905年5月27日，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严复为总教习。

至于震旦学院，则于同年重新开课，南从周仍为教务长。1908年当震旦学院打算迁往别处另建校舍时，马相伯仍然捐款四万元，把自己名下、地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八处地皮悉数捐出，募得十万多元，购置卢家湾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土地103亩，提供震旦学院使用，震旦学院从此也有了自己固定的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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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思想主张

一、政治思想：自由平等

马相伯选择从天主教哲学的角度出发，辅之以传统儒学中的良心、仁义等观点，对人和动物的区别进行阐述，从而表明人是拥有良心的存在，在由此论证出人有自主权，因此认为自由和平等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对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中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表示认同。马相伯从良心、人道等角度对自由、平等、民主观念进行阐述，主张国家的责任在于维护公民的自由权、平等权。

二、人道为本

马相伯生平共发表了十余篇政论文章，对人、国家、以德服人等问题进行了阐述，系统地提出了“立国以人道为本”的政治理念。他将现代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和古典意义上的人道内容互相结合关联起来，从国家角度入手，在维护公民的自由权和平等权的同时，强调施行仁政、以德服人，反对专制统治。并且马相伯还提出国家内的政治和国与国的交往之间需要以人道为本，斥责日本的暴行，呼吁抗日。

三、宪政思想

马相伯先后经历了晚清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对宪法的主客体进行了思考，主张实施民治，促成宪政。其核心思想主要分为3个方面：宪法的制度设计要合理；中国宜采用联邦制；中国实施宪政的关键是实行民治。马相伯在其宪政思想中不仅采用了天赋人权等西方民主政治学说，而且运用了中国古代民为邦本等思想，还包括了其自身的宗教信仰。马相伯的宪政思想是具有合理性和进步性的，同时又具有空想主义色彩，缺乏可行性。

四、教育思想：中西贯通

马相伯本人在幼年时期接受了传统儒学教育，进入教会学校之后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科学文化教育，因此他认为中国教育的发展要兼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实现大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中西文化结合。马相伯主张对中学和西学都要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于人才培养，马相伯也主张融合中西、贯通文理，他在设计震旦学院的课程时，将其分为文学和质学两大类，即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和自然科学课程。马相伯还重视对于外语的学习，认为学习外语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西方科学技术，主张科学人文并举的人才观。

五、学校自治

马相伯主张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和自治能力，强调师生自治。创立震旦学院时，马相伯仅设置了一名总干事和两名会计干事作为专职人员，其他干事则由学生互相推举担任，任期为一学期。并且规定由学生代表组成“学生委员会”，直接参与学校管理。之后马相伯在建立复旦公学时，对学校自治和学生独立自主做了进一步尝试，在成立校董会的同时让学生参与学校的行政管理制度。马相伯认为学校是研究学术的机构，而不是宣传宗教或者达成政治目的的场所，不应该受到教会或者政府的不合理干预。

六、宗教观念

对于宗教，马相伯是从造物主的角度来看待的，他的核心观点是“宗教是人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马相伯宗教观有几个主要观点：只有宗教可以解决人在对自身意义的追求上产生的困惑；宗教可以用来培养人民的道德，具有道德规范的作用；宗教不等于迷信；宗教和科学并不冲突。

七、成就与影响：教育界

马相伯主张中西贯通、学校自治的教育理念使得他创造出来了一条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新型大学的道路。他先后建立了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还担任过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并且主张学校独立自治的理念，努力使学校不受教会或者政府的不合理干预。马相伯对国内教育界的发展也很关注，他于1912年协助英敛之创办了“辅仁社”，还向启明女校捐款，以自己的力量支持中国教育的发展。

八、社会

马相伯对于有学问和愿意学习的人都会予以关照，当青年举人于右任因为讽刺慈禧太后而被追捕流亡到上海时，马相伯选择让他免除学费入学。

1936年，马相伯联合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共同发起了救助“七君子”的活动，他还发起了10万人签名运动，向当局请愿无条件释放“七君子”，此举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支持，各地纷纷响应，发起了签名请愿运动。最终“七君子”被无罪释放。马相伯以身作则，庇护革命青年，为社会提供了人才，促进了社会发展。

九、国家

在袁世凯意图复辟帝制时，马相伯公然撰写文章对其进行攻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马相伯通过刊登文章、谈话和演讲等形式来呼吁国民抗日，主张国人自救，并且联合陶行知、邹韬奋等文化界爱国人士发起了救国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马相伯发表了“钢铁政策”演说，呼吁中华民族自救，号召众人奋勇抗日。马相伯为国奔走的这些举措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争热情，在国内知识阶层掀起了救国运动的热潮。

十、轶事典故：忘年交

1896年8月，57岁的马相伯和48岁的马建忠与24岁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结识，成为了忘年交。马相伯兄弟与梁启超常常相见，他们也成为了梁启超接触西学知识和西方政治理论的领路人，并且马氏兄弟与梁启超在西学以外的领域采用了平等的态度，三人共同讨论、探究、交流。

马相伯曾因为黄遵宪在梁启超学业还为成熟时就扶植其从事政治活动而责备黄遵宪，在马氏兄弟的介绍下，梁启超也结识了徐建寅、严复等人。之后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期间邀请马相伯主持译学馆事宜，马相伯立即同意。

当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得知马相伯于1905年创办了复旦公学时也立马撰写文章对其进行称赞，之后梁启超组织成立的政闻社需要社会知名人士出名，马相伯也不顾年迈地前往日本支援梁启超。

十一、爱护革命青年

青年举人于右任通过写诗用历史人物讽刺慈禧太后，还揭露了清廷对外丧权辱国的事实，还拍摄了批发持刀的照片。清廷规定，成年男子不结鞭子则会被判以反对朝廷的罪名，之后三原县县令收集到了于右任的照片和诗作并将其上报。之后官府便派遣人员前去抓捕于右任，于右任因此逃亡到上海。创办震旦大学后，作为校长的马相伯从报纸上得知此事之后，派遣人员招收于右任入学。并且出于对其经济条件困难的考虑，马相伯将于右任的学杂费等全部免去，之后于右任化名“刘学裕”进入学校就读。之后马相伯将其任命为震旦大学的教师，用来激励、培养于右任。

十二、救助七君子

1936年，国民党上海当局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时等七人逮捕，即七君子事件。马相伯得知此事后写信给冯玉祥，意图借此影响、说服蒋介石。之后又马上联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宋庆龄、何香凝等人一起在《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上签字，将其发表，要求政府释放爱国人士。冯玉祥收到马相伯的信之后就致电劝说蒋介石将几人释放，但没有效果。于是马相伯发起了10万人签名运动，向当局请愿无条件释放“七君子”，此举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支持，各地纷纷响应，发起了签名请愿运动。宋庆龄、何凝香等16人发起了“入狱运动”来进一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将自己关押起来。之后西安事变爆发，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救助“七君子”运动也出现了转机，最终蒋介石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无罪释放“七君子”。

马相伯的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题书“唯公马首是瞻。”这张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的簇拥下，端坐正中，尽显人瑞之相。

十三、马相伯自述：教拉丁文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我离开京畿，回到上海徐家汇。当时蔡元培在南洋公学（即现在之交通大学）任教，要跟我学拉丁文，我告诉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为古董，大学而外，各学校都不大注重，中国学者更没有学习的必要。无奈孑民先生执意要学，说拉丁文为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文，那就无从了解。孑民先生的话固然说得正当，然我还以为很难办到。一来是因为中年而有繁重职务在身的人，学习外国语，若果要指望它有用，那非较长时间不可；二来是孑民先生当时在南洋公学任职，只有一大早才有空闲来读拉丁文。当时我住徐家汇慈母堂前一排的楼上，孑民先生每天早上5点钟就来敲门，我有时还未醒，便被他从梦中叫醒，但是事情总不能如人意，我每天早上要祈祷，这是我们教会每日的常课，没有办法可以更改。因为这两个理由，我就向孑民先生提议，最好由他在学校中选择一些比较优秀的青年学生到我这儿来学，更为有益而切于实际。孑民先生深以为然，于是就选派了24个学生来学，我起初还是不打算教他们拉丁文，但他们也和孑民先生一样，拿定主意要我教他们，我没法，只好教了。

当时在我们徐家汇教会中的法国人，都在背后笑我们，以为中国人如何能学得好拉丁文？但是我却大胆地教他们读拉丁文最有名的文学作品，最有名的演说家西塞罗的演说。4个月后，经过考试，他们居然都写得出来，说得出来，从前笑话我们的外国人，也不能不钦佩我们的青年学生的努力。

还有，我教他们，除了拉丁文外，还有法文和数学，他们始而都齐声告诉我，他们全部学过了。我说：你们且慢，等待我教一点，你们才说。我的教法，完全和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不同。譬如，数学，我教他们加减乘除，不但教他们演算的技术，并且教他们原理，使他们从根本上理解每一算术的作用，并且教他们用代数的方法演数学，他们都很能领悟。其中很有几个，后来都在数理方面有了深造。

十四、教授方法

我办震旦时，有一桩事业是可以告世人的，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点。那时一班外国人在中国教我们青年的外国语文，简直有些颟顸，譬如，他们教英文，一开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得学生摸不着头脑；我从拼音字母教起，使学生渐渐可以独立地拼读外文。那时他们教英文所用的课本大致都是英国人教印度人用的，浅薄鄙俗、毫无意义。我则选些英国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给学生讲习，借以提高他们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上午9时至12时，我召集全校学生开讲演会，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评，使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意见，互相观摩，大家都很有兴趣。当时一些外国教职员也都赞成。

十五、办学主张

当我创办震旦时，有些人若即若离地站在旁边，待我把学校办成，他们却又“见猎心喜”，对于我的主张，动辄加以阻挠，而且关于招收学生的办法，我的见解也与他们不同。他们只愿意收年轻的学生，我则主张年轻的和年长的，甚至三四十岁的，只要他们诚心来学，程度相当，皆应一视同仁，尽量收纳。因为中国的情形与欧西各先进国不同。我们的青年固须教育，我们的成年人尤须教育，因为他们学了一点，马上到社会上去，就有用。震旦开了一年多之后，我因教授及管理方法与校方意见不合，遂脱离关系而另组织一校以答与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的诚意，这就是现在的“复旦”。

十六、心念祖国

“我是只老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把中国叫醒！”这句话是马相伯一百岁时，因病滞留谅山时，不止一次地对前来探望他的门生故旧说的。这是他对自己的一生奋斗未见成功的抱憾之言。当时，日军大肆深入中国国土，马相伯的学生于右任等 ，考虑留居在桂林的马相伯的安全，请他转移去昆明休养，在途经谅山时病重，因此滞留。一路上，每逢车停歇宿，马相伯总要问左右：“现在何方？”病留谅山时，他又问左右，当他听说是谅山时，着急地说：“快让我走，这不是我们的国土，我要回国！”后来只好在他一觉醒来时骗他说：“现在我们已抵云贵交界处了。”他才稍安。马相伯对前来探望他的人，第一句总问：“现在我们打到哪里了？”“这小子（指蒋介石）会打仗吗？”他无时无刻都关心着前方的战局，关心着祖国的存亡。在他临终弥留之际，口中还一直含糊地吟着：“消息！消息！”

十七、主要作品

《马相伯先生文集》

《马氏文通》与其弟弟所编写（在纪录片《大师》中有介绍）

人物评价

中共中央曾经在马相伯百岁诞辰之际发来贺电，称赞马相伯是“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抗日战争时期，马相伯被社会各界誉为“爱国老人”。

张之洞称赞马相伯是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邵力子评价马相伯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马相伯学生于右任在其逝世后所作挽联：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中央日报》发表的《敬悼马相伯先生》中称赞马相伯是近百年中国的伟大人物，也是近百年世界的伟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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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纪念

一、人物墓葬：马相伯于1952年安葬在新泾区息焉公墓，后于1984年被迁往上海万国公墓名人墓园。2015年4月，马相伯175周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志德书院师生一行人来到马相伯墓园，追思先贤，启迪未来。

二、马相伯故居：马相伯在上海主要有三个故居，分别是别称为马家厅，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开江中路358号的马相伯故居；现为“土山湾博物馆”，位于上海市徐汇区蒲汇塘路55号的马相伯故居和位于上海市黄浦区重庆南路205号新式里弄万宜坊内41号的马相伯晚年寓居。

三、纪念馆：马相伯史迹纪念馆位于丹阳市开发区金陵西路18号，于2016年6月18日正式开幕。纪念馆使用33块展板，10个展柜，通过一些文字、图片、以及实物资料，以编年体形式来展现马相伯的百年人生。

四、石刻像：马相伯逝世消息传到桂林后，他的知交和弟子林素园在叠彩山风洞的岩壁上为马相伯刻像，以资永久纪念。刻像刻于风洞南侧距离地面高度约1.2米的岩壁上。1940年4月，林素园题写马相伯像赞，赞云：“心赤貌慈，人瑞人师，形神宛在，坚弥高弥。”聘请建筑师林乐义绘制画像，之后，请兴安县石雕艺人刘保虚刻石。

五、研究会及纪念馆：2016年6月18日，丹阳市马相伯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马相伯史迹纪念馆揭幕仪式，在丹阳市开发区金陵西路18号举行。马相伯史迹纪念馆用33块展板，10个展柜，通过一些文字、图片、以及实物资料，以编年体形式来展现马相伯的百年人生。

六、学校：2009年11月28日，为纪念马相伯，丹阳市在原胡桥中学举行丹阳市马相伯学校成立暨马相伯塑像揭幕仪式。

七、纪念活动：

2015年4月，马相伯175周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志德书院师生一行人来到马相伯墓园，追思先贤，启迪未来。

2023年6月18日，“先生之风·马相伯与诸弟子”学术论坛在丹阳市马相伯小学举行。

2023年7月，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青马班师生先后走访参观马相伯故居、马相伯史迹纪念馆、马相伯学校、复旦大学，还通过采访马相伯玄孙、马相伯研究会成员，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尽可能地深入了解马相伯生平经历，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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