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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护符：苗族医药
石朝江
在苗族人民创造的灿烂文化中，蕴藏有许多丰富的医药文化遗产，苗族医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形式独具一格，别开生面。
苗族祖先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而且还积累了许多宝贵的预防知识，为苗族医药学体系的创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苗族人民的生存繁衍和健康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祖国的医药学增添了不少光彩，是中国医药宝库的瑰宝。
一、苗族医药的起源与发展
民族民间医药源远流长，它发端于人类起源时期。巴甫洛夫说过：“有了人类，就有医疗活动”。医学的起源离不开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
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原始人群的生产力低下，人们集体出猎，共同采集，所得食物共同消费。在极其简单的谋生过程中，常因误食有毒植物的果、籽、茎、叶而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经过无数次尝试，人们逐渐认识到某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某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植物又可以治病。这样，人类便逐步积累了许多植物药知识。
同样，由于狩猎及以后畜牧业的发展，人们又逐识了许多的动物药。作为有5000多年历史的苗族，其医药起源无疑也同样经历了人类初始阶段的医疗活动。
《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人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史记·补三泉本纪》也有“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的描述。历史考证神农与苗族先民有着浓厚的历史渊源。《淮南子》曰：“神农播百谷也，囚苗以为教”。西汉刘向在《世说新语》的《说苑辩物》中说：“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之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苗父”何其人也？近人刘镜如在《中医史话》里说：“苗父…是苗黎族的巫师”(即巫医)。在苗族民间及苗族古歌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一个药王，身在四方，三千苗药、八百单方”。有的学者认为，汉文献所记的“苗父”，就是苗族传说中的“药王”。由此可见，苗族医学见诸史籍的时间是很早的。
从史书记载及文物考古发现中，我们也可看出苗族医药源远流长。例如，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五十二病方”早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医药经典《黄帝内经》。“五十二病方”中治病的药物“答”为苗族豆类植物。把以寒热为主病称为“阂”，与苗族的“茄”同音同义。经专家考证，确认长沙马王堆一、二号墓族属是苗族。
春秋战国时期，在苗族聚居的楚国，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记述了大量花草植物药名，如泽兰、菖蒲、葱、芷、苣、辛、夷等都是苗语记录的药草。另据欧志安氏统计：《神农本草经》苗语记音药物达三分之一左右；《本草纲目》第一册有十五种，第二册有二十七种苗族药物。可见苗族医药在古代已相当进步。
近代降临，随着苗族地区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商品经济的发展，苗药的生产、销售、流通作为商品首先受到了相当大的刺激，苗民开发大宗药物作为商品出售。当时黔东南和湘西等地大宗药材运到湖南洪江、常德和湖北武汉转销。黄平重安江一带，苗族农民种植五倍子出卖，出现成片的五倍子山。黔西南睛隆县苗族地区盛产苗族药“倒提壶”也远销云南、广西、四川等地。
号称“滇黔锁钥”的安顺关岭县，据《关岭县志》记载，木、草、花、果、兽等商品性药物已达二百多种。其境内的关索、坡贡、永宁、花江等地，形成了繁荣的“场期药市”。每逢场期，广大苗民便采集大宗药材上市，有的专售药物，有的兼以行医。不少苗民还远出家门，到云南、广西、安顺、贵阳、重庆等省内外城市行医卖药。如岗乌乡上寨村90余户共约500余人，都系苗族，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曾外出行医卖药。有的夫妇相携，有的师徒结伴，有的祖孙同行。
由于苗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交通逐渐通畅，各种医药知识互相渗透和影响，使得苗族医药发展很快，一些苗族医师除以祖传推擦、放血、火针、膏药、挑针配以传统苗药内服、外敷治病外，还掌握了中医切诊脉断法，有的看病分阴阳，辩证用八纲，用药分寒热温凉，五脏六腑及归经，医疗范围日渐广大，涉及到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的领域。从而涌现出不少医术高明的苗族医师。
据湘西民族医药工作者调查，十九世纪中叶，湘西苗族医师的医术已很高明，有的苗医能剖腹取出病人的毒瘤，有的苗医发明“安胎水”和“催生水”，并用“化水”、药物、手术相结合用于妇产科疾病治疗。
如《湘西通志·苗俗》记载，清末凤凰两头羊地区，苗医吴老庚，不但创立“催生方”，还有产后保身药“棒棒药”、产后“中风药”等。又如《贵州通志》记载：“十九世纪末，松桃厅地甲司苗医吴老二，能为孕妇剖腹取胎，经治疗一月即告愈，曾轰动一时，传为奇闻”。云南《马关县志·风俗篇》记载：“苗人…有良药接骨生筋，其效如神”。尤其在治疗枪伤、毒箭伤、蛇虫伤等方面，苗医更是显示了其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疗效。据传严重的枪伤经敷药后，不但可使肌肉再生，而且可使弹丸退出，伤口愈合。这一点连当年的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也不得不道肯道：“子弹无足自退出，全凭苗医华佗功”。
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当家作主，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苗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苗族医药的发展出现了更加光辉的前景。
1951年8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民族卫生工作会议，民族医药工作被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种、大采、大用中草药和运用“一根针、一把草”的热潮，这为苗族医药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在广大苗族地区，药圃、药山及药场，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许多苗族民间医师进入农村各级卫生组织，以他们独特的医疗技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有的苗族医师还成了医院，乡卫生院的业务骨干，在治疗农村常见病、多发病方面，在改良水井、厕所及灭蚊、灭鼠、除四害等爱国卫生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苗族医药的精湛医术，丰富的药学知识，历史文献虽多有记载，但由于诸多原因，苗族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不能树旗传书，使许多宝贵的苗族医药卫生等遗产没有很好地集纳成书以留芳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立即着手对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医药卫生知识进行调查和抢救，苗族聚居的贵州省，各地、州、县编写了大量的“中草药手册”，“中草药验方”，“中草药汇集”等册子；贵州省中医研究所编写了《贵州中草药验方选》、《贵州草药》、《贵州民间方药集》、《贵州中草药汇集》等，收载了大量的苗族药物、单验方及治疗方法。湘西凤凰县编写了《凤凰县中草药汇编》，收载的苗族医学常用药物就达300多味。
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对民族医药尤为重视，卫生部、国家民委于1982年和1983年先后发出了《关于调查民族医药的通知》和《关于继承和发扬民族医药学的意见》。贵州省的民族医药工作者，在省卫生厅及省民委的领导和支持下，遵照卫生部、国家民委有关文件精神，积极开展以苗族医药为重点的民族医药调查研究、发掘整理工作。
在苗族最为集中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曾组织了三百三十二人的民族医药调查队，深入到十一个县的五十六个区，三百五十八个乡进行调查，收集了大量珍贵的苗族医药资料。随后又对黔西南州、黔南州、毕节地区以及黔东北的松桃等广大苗族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苗族医药调查。
黔东南州民族医药研究所陆科闵编写了我国第一部《苗族药物专集》，结束了苗族医药中只靠口传心授的历史。贵阳中医学院民族医药教研室在省中医研究所的协同下，编写出《苗族医药简史》，并被选入《中国医药史》作为全国统编教材内容之一。
湘西的民族医药工作重点对凤凰县三十三个乡镇的苗族医药进行实地调查，对苗族医药的历史、现状、特色及苗族医务人员的数量、分布等取得第一手资料，并对苗医的诊断、治疗、预防作了系统总结。提出了苗族医学存在“医武一家”、“医巫一家”、“医护一家”、“医药一家”的特点。湘西民族医药工作者还取得了“凤凰蛇药”、“九木香防治气管炎”等两项苗药研究的省级科研成果奖。
贵州省中医研究所及民族医药研究室以苗族医药为重点研究课题，在全省范畴内对苗族医药作了数年的深入调查。一方面掌握了全省苗族药物资源的分布和运用特点，为今后全省苗族药物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另一方面对苗族医学的疾病概念和临床思维特点作了理论上的研究，发现苗族医学存在病、经、筋、症、疾、翻、丹、毒、疗、癀、胎、箭、龟……等疾病分类系统，并分别对各种疾病的症状体征、性质特点、治疗原则、方剂组成、饮食宜忌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明确提出了“苗族医药学”的存在。
并在此基础上，贵州省中医研究所及民族医药研究室与省民委文教处、省卫生厅中医处一道，编写出版了《苗族医药学》一书。本书系统介绍了苗族医药的发展简史；医理、病因、诊断、治疗、预防和疾病的命名、诊断特点以及临床症治；苗族药物的基础理论，并收录药物340种；单验方247个；书后附有药用植物拉丁名索引、苗族药名及近似汉译音索引、中俗名索引等。
《苗族医药学》的出版问世，不仅结束了苗族医药只靠口传身授的历史，而且为苗族医学在祖国的医学中，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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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
文字来源：石朝江
责任编辑：九妹小象
校编审阅：三苗网编审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