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叹流年，大可酌光影。
2024.12.14 大同 《风流一代》告别场
摄影：胡健
2024年12月14日，《风流一代》上映22天，正式向观众告别。
2024年11月28日（周四），大可不必观影团为太原影迷带来了《风流一代》的导演交流场。
贾樟柯
咱们老家的各位观众朋友好，非常感谢大家工作日来支持《风流一代》，我也要特别感谢大可不必观影团的各位，我听说有好多人是二刷了，我也在这个社交媒体看到大家主办了这个“涛声依旧”的主题影展，谢谢大家的用心。
2024.11.24 太原 “涛声依旧”贾樟柯作品回顾展
影迷
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的细节，或者说哪些情节是您特别设置的？希望观众能够从中感受到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和人们心目当中的这个世界呢？
2024.11.28 太原 《风流一代》导演交流场
贾樟柯
这个电影可能好多观众也知道是2001年开始，那时候去了大同，带着一台数码摄影机，我想像前苏联导演维尔托夫一样，带着摄影机直接进入生活，拍一种自由形态的影片。当时也带了女主演赵涛，她那个时候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之后，在太原师范学院教舞蹈，她那时候3月初请了假到的剧组。
“大同张国荣”李竺斌在《三峡好人》
当时我们剧组里的大同制片李竺斌，在我去了之后大家都叫他“大同张国荣”，我一看还真有点像，就让他来演，所以就带着摄影机有时候记录，有时候虚构，断断续续拍了 20多年。本来是想拍一个新世纪初的印象，但是我拍了两年多后，我好像停不下来，就断断续续就拍，中间也拍了别的电影。
我最难忘的首先是电影中出现两次的小飞人雕像，就像今天咱们路演的这个背景板，也是那个小飞人的形象。因为我是汾阳人，主要在山西活动的就两个城市——太原和汾阳。因为大同在塞外——雁门关外面，离得比较远，那时候交通也没现在那么发达，所以之前没有去过大同。
但是当时有很多人跟我说你应该去大同看一看，我就很好奇去了。我们拍摄的第一站就是大同，去了之后一抹黑也不知道该拍什么，于是我就找了很多大同的画家、作家、记者，他们同样也是年轻人，我们就一起吃饭、聊天，想让他们介绍我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它就是一个游历，去到不同的空间里面去感受人，去感受生活。
其中有人提到大同的一个儿童公园，可以去那看一看，所以我们第一站就去了儿童公园，去了之后我看到这个雕像就特别激动，因为我上一年级，即便是第一次上学，父母也不会把你送到学校，而是把书包给你整理好，让你自己去学校报到去，那时我妈就送了一块手绢，那个手绢上印的那个图案就是这个类似的一个小小航天员，它勾起我很童年的一段记忆，但是那个雕像还矗立在那儿，因为它这个起点就是在我们，在我成长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诉求，就是到2000年要实现，到新世纪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啊。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雕像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还在路上，所以在剪辑的时候我又看到这组素材的时候，我就把它剪到了电影靠前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如果说这里面一方面是男女主角的世纪初跨越的这种爱情故事，分分合合，有相爱、有分离、有告别、有重逢，除了这些之外，那这个时代的一个起点，就是这个雕塑所代表的，就是我们想进入一个现代的是这个社会，我想它就应该捡到电影的开头。同时我想的也是一种内在的一个时代的要求，我们一直在路上，整个国家民族一直在路上，这就是一个起点，所以这是我非常难忘的，虽然仅仅是一个雕塑。
2024年12月14日，那个雕塑还在
摄影：胡健
更难忘的是等我到这个就是电影疫情期间，这一部分是剪完前面的这个以前拍的素材之后写了剧本，因为那时候疫情不可能在那样游历式的漫无目的的拍，它制作必须可控，就写了剧本。写完剧本之后我就呼应前面写了他没有录过的这个雕像，当时我非常担心那个雕像已经不在了，然后我们同事说不用担心，现在我们给你做个特技，把它安在那。我到了大同之后发现周围的环境全变了，但是那个雕塑，那个离开地球要飞向太空的这个人还在，我就特别感动，沧海桑田，很多都变了，但那个诉求还没变，那个目标还没变，那个雕塑还在。
扛摄影机的贾樟柯
影迷
作为一个电影学的学生在影片中感受到了您说的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电影学派这样的电影理论，包括很多我所学到的电影知识、电影理论，我都能在这个片子中看到它与电影作品这种你们的作品中这种结合，所以我很激动，也很喜欢这个电影，我觉得您总在凝视乡土，但是有时候也像这个太空人一样仰望星空，这个是非常难得，非常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贾樟柯
你的话让我想起这次路演，有位观众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贾导你为什么《山河故人》《江湖儿女》《风流一代》都会拍很长的时间？”我觉得一方面是跟我的年龄有关，因为山河故人是我44岁时候拍的，当你拥有了一点阅历之后，就不由得发现这个时间本身就过去。
我拍摄的人大多数是处在某种单一的境遇里面，但是当有了一些阅历之后，到了那个年龄段，我就特别渴望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看人随着时代的时间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就是一个时间的结果，离开一时一地的具体的、单一的处境，看一个变动态的变化的处境。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生活里我们的记忆是碎片化的，生活本身也是碎片化的，这几年的传播传媒也是碎片化的，所以面临这个多重的碎片化，我觉得有某种程度我需要用一个时间、用一个历史观点去梳理自己的情感，去梳理我们生活的一个轨迹。在这个影片结束之后，我可能又会回去关注当下的某种处境，也许过几年还会再拍一个大跨度的电影。
总之我觉得除了对现实关注的一种动力、好奇心，以及对现实中迫切需要之外的。在拍到一定程度和长时间关注现实下，就需要一种试着去用历史的观点去看人、看社会的能力。
平遥元年的马可·穆勒贾樟柯
影迷
首先非常的感谢您能在我们家乡土地上举办平遥国际电影展这样的电影盛宴，同时我也想说一下我们家乡观众的一个心声：看您的电影从《小武》到《风流一代》，都会有非常强的亲切感，在荧幕中听到乡音时也非常感动。我注意到《风流一代》中有很多卡车的声音，到后面三峡他去广东移民的播报和广东疫情的播报，以及最开始大同和最后大同都有新闻联播的声音。我想问一下您怎么选择这种影片中的声音的来作为这种时代的见证的？
贾樟柯
这次我剪辑这个电影有很深的感受：在我们诸多的记忆里面，视觉的记忆是比较多，但声音的记忆是相对模糊的，所以当我们想到 20年前的声音，可能不知从何想起，很难辨识。但是20年前某个身影、某个物件、 用的什么手机，这是很容易回忆起来的，所以声音在诸多的记忆里，我觉得它反而是消失的最快，记忆最模糊的部分。
所以剪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发现整个影片是纪实同步的时代跟踪拍摄，所以在开头的部分，会有街头的声音、歌曲、噪音、摩托车和隐隐约约卡车的声音，这是混合在一起的声场，意味着时代的变化。如今的街道就比过去的要安静很多，有一个原因是以前摩托车是汽油的，有马达的声音，现在咱们骑的电动车是无声的，所以整个声场的变化是非常大。
咱们涛姐有力量
这个影片把女主角的台词越减越少，也我有很多的考虑，其中一个考虑就是希望我们能从具体的语言中谈出来的感受和叙事挣脱出来，解放我们的五官，让我们的眼睛、耳朵能够像一个真正的游历者，去感受生活中周围的世界是什么，或者说他的世界是什么样。
我记得这个影片刚上映的时候，有一位影评人写了一句话，我也挺有感受的，他谈到了这个新闻联播的声音，说到很多都变了，但这个声音还没有变，这个电影其实它不是一代人，它是有几代人的，我们始终生活在某一种宏大叙事。
影迷
我看到在影片中有很多 VR或者AI这种新技术的运用和展示，我想问您之后在电影中是否还会有这种技术的展示和运用以及您当初运用这些新技术的初衷。
贾樟柯
我在剪辑电影的过程中，发现《风流一代》里不可避免的会拍到很多技术的变化。比如说我们手机的变化，交通工具的变化，这实际上暗含了一个结构。我是90年代开始用互联网，那时候只是发信息和看新闻，但是到了新世纪以后就非常普及，有很多网吧，许多家庭里也有了电脑，后来就过渡到数据数字经济，比如线上购物，所以科技对我们这20年的生活形态的改变是非常剧烈的。
一直到这个写剧本的时候，已经疫情了。我是每年冬天会去五台山住几天，山西人都有这个习惯。当我在五台山上的酒店里办理入住的时候，我看到两个小朋友在逗一个机器人，那个机器人左躲右闪，小孩也一直不让他走，机器人还一直和他们说话。我突然意识到一点，我们已经进入了 AI和人工智能时代。同时这个电影中所谓的这一代人，他们也正是从互联网开始，到进入技术层面也是进入人工智能的一代人，有种这个时代落幕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通过电影中这样千禧年开始的游历，让我们对今天有个更深的理解，给今天做一个清晰的坐标，不管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疫情之后我们确实迎来了非常多的生活变化，比如人工智能即将或者已经迅猛地进入生活，所以我觉得只要同步的关注生活，你就会不经意间拍到这些技术的变革。
另外一方面来说从技术运用上，这一次也运用了一些 VR摄影机，特别是超市里镜头——从天空的俯拍一直到水果的特写。因为这个电影拍了20多年，其实换了很多摄影器材，有时候用胶片，有时候用照相机，到当代的时候，我觉得要有一个新视觉的、代表着这个时代、新的观看方法的一种拍摄方法，用了VR摄影机拍了一些镜头。这么多年下来，整个影片从材质上也变成了像新世纪的影像博物馆一样。
在电影中使用AI的部分是：赵涛在三峡看到的美国大片的那个机器人，它是有个公司发明出来的产品，我看到它特别像人形，就采用了它，我们拍这个准备使用的时候联系了联系好莱坞的公司，半年多都拿不到这个版权。
后来我们说，那就用实拍。我们在摄影棚里找演员，用了 AI做那个机器人的形态，然后最终我和AI合作完成了那块内幕的特技，等于是把原来的画面剪掉，又装了个新的，相当于我们自己拍的一个假美国大片，这个机器人在叙事上很重要，十几年前一个科幻电影在十几年后已经是现实了，变化速度很快，所以我就形成这个电影的叙事。
影迷
我想问一下贾导您对于疫情那三年的印象，以及您对我们这新一代人的期望。
贾樟柯
那三年我感觉生活在一个平行时空，今天也想不起什么来。那三年首先要适应上课，因为我除了拍电影，还在两个电影学院担任老师，那就要上网课了，我觉得你肯定有体会。那时候上了很多网课，平常我们教电影是大概 20个同学、30个同学，我们之前互动非常多，也能看到彼此表情，突然我在网络上讲课，我不知道对方是谁，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头像，更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所以我一个人对着那个电脑要上两个小时课，真的很难完成，跟念经一样。
后来我大概适应了两年，差不多有点适应了，疫情也过去了。我觉得无论是谁，总体上都是我们丢失的三年。确实在这个时候，无论是上中学的还是上大学的，从整个社会上来说，我觉得都应该帮助这些年轻人。因为他们本来可以在学校里跟同学接触，参加大量的社团活动、文化活动、体育活动、旅游远足，这些都没有实现。我也确实感同身受，因为我自己在上中学的时候几乎天天在踢足球。
疫情的时候肯定没有这样的生活，所以，如果说有什么建议的话，我觉得就像电影中的巧巧一样，也像我们这个电影的一个slogan，我们左右不了这个时代，也无法确认自己必须生活在什么时代，生活在这样艰难的三年里面。但已经过去了，关键是调整好自己，就像巧巧一样，驾驭自己，然后努力的走下去。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困境，你说那个特殊的十年，丢掉的不是三年，是十年的时间，照样有很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变成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变成非常杰出的这样的一些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所以我觉得要相信自己，依靠自己。
非常感谢，也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交流。希望再有新的影片一定再带回来跟我们大可不必观影团的朋友们聊天、见面。
文字记录/陈昕璐
整理编辑/保卫茶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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