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南北差距的历史演变与趋势研判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依靠地理区位优势、政策先发优势等率先发展，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带动中国经济走向腾飞。与此同时，地区发展差距问题也开始凸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东中西部差距大幅拉大。从2000年起，我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随着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政策的落实和推进，我国的区域发展协调程度明显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任务逐步深入，区域协同发展力度不断加大，部分落后省份(如贵州)的经济增速由长期滞后实现全国领先，带动区域差距进一步缩小。同时，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出现新的情况和问题，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南北方发展差距快速扩大，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部分观点认为，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出从“东西差距”转向“南北差距”的新趋势。

实际上，我国经济发展“南快北慢”不是新现象。我国以东西和南北分野的区域发展格局，并不是最近几十年才形成的，只不过具体历史阶段不同，东西和南北发展格局和差距的具体特征和动力机制也不同。有的历史时期国家的区域发展格局更多体现为东西差异，而有的历史时期则南北差异更加凸显。自唐宋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南快北慢的特征往往更为明显，人口和经济重心南移，东南地区逐渐成为经济、财富、人文重地。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国门大开，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流域更先、更多与世界接触交流，得风气之先，不仅经济上得到更大开发，也改变了南北方在政治、文化乃至军事上的相对地位。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区域发展模式与以往不同。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孤立政策，东南沿海的对外经贸优势无从发挥；另一方面，我国全面转向计划经济模式并接受苏联的大量经济援助，而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大部分都布局在北方省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北方的发展。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呈现出“北强南弱”的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后，我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南方依赖政策先发优势、靠近国际市场优势等，在这一历史阶段取得了更快的发展。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期经济发展南快北慢的现象，学界已有所观察。赵建安指出，在中国的区域问题上，过去一般多关注东西区域发展差异，但南北差距事实上也在逐步形成，须引起重视。陈钊将我国区域进一步细分，指出1978—1995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呈现由南向北递减的特征，南北经济发展格局由南弱北强演变为南强北弱。周民良测算了1978—1996年我国经济重心的变化，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重心主要由高纬度转向低纬度，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南北方向上，其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尤其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等因素是南方发展快于北方的重要原因。吴殿廷测算后指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经济发展南快北慢是明显的，南方的地缘优势、政策倾斜、工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轻重工业结构)等是南方发展更快的关键原因。不过，如李二玲和覃成林所指出，随着1993年特别是1996年后南北方经济增速趋同，南北差距并没有明显扩大，全国区域经济差异主要还是体现在东西方向上。受此影响，这一轮关于南北差距讨论的文献数量相对有限。

而2018年以来学界密集讨论的南北差距问题，主要聚焦2008年以来的这一轮差距扩大。近年来，学界对南北差距扩大问题从各个角度做了较广泛的分析。一些分析视角偏宏观。例如，盛来运等从区域、生产(产业)和需求角度对南北经济增速差距进行分析，指出二三产业增长放缓、投资增速下降(资本存量增长缓慢)是北方增速落后的重要原因。李善同等利用地区投入产出表分析地方经济的产业和投资特征，认为北方经济的产业结构和价值链高度依赖投资拉动，而全国投资增速明显放缓更加抑制了北方经济发展。许宪春等构造省级平衡发展指数对南北差距进行探索，指出南北差距在经济、社会、生态、民生等多个维度都有体现。刘学良等从GDP的产业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个角度对南北差距进行分解，发现从产业角度看工业差距扩大是2008年后南北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从收入角度看南北差距扩大主要体现为南方在劳动者收入和企业盈利上的相对领先。一些研究则将南北差距聚焦到企业、居民、劳动者等微观层面，例如叶堂林等从企业投资角度、万海远等从劳动者工资角度、刘华军等从居民收入角度对南北差距所做的分析。部分研究还将区域进一步细分，考察特定区域南北差距的变动情况。例如，张可云等考察了西部地区的内部发展差异情况，指出南北分化在西部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黄少安和谢冬水从中心城市增长极的视角出发，指出南北差距的分化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南方中心城市的发展和辐射带动作用优势上。

可见，南北差距在过去十几年来快速扩大已是学界共识，且一些研究认为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似乎仍未停止。然而，南北差距不可能无限扩大，一方面，在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市场规律决定了地区的发展差距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南北差距扩大的问题已引起各界重视，中央政府必然会采取各种措施抑制差距的极化。那么，南北差距近年来是延续过去十几年来的扩大趋势还是已经开始缩小?差距变动具体体现在哪些行业、哪些部门?差距变动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是本文拟回答的问题。

1.中央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南北差距扩大问题

2018年以来，南北差距快速扩大问题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中央也已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作出积极应对。虽然中央并未公开出台专门针对南北差距的区域性战略政策，但在实践中已采取措施，对部分北方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进行帮扶。这可以从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中管窥一二。整理全国31个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数据并按照南北省份进行统计(结果见表3)，可以发现，2019年中央财政对南方各省的平均转移支付金额达到2116.33亿元，尚高于北方省份(2004.33亿元)5.59个百分点。但2019年以来北方省份接受中央转移支付的增长快于南方省份，到2022年北方省份平均接受的中央转移支付已高于南方省份。

表3 2019—2022年中央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能源类商品价格上涨促进北方部分省份经济发展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使得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在当年出现低谷，对一些资源型省份的经济产生负面冲击。但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采用大幅宽松货币政策应对，致使2021年石油、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明显上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进一步加重了国际能源危机，天然气、石油等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特别是天然气价格涨幅较大，如图7所示，2022年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天然气期货结算价是2020年初价格的5倍以上。此外，乌克兰和俄罗斯均是国际市场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因此多种大宗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涨。这些均利好北方那些能源资源密集型省份和农业产值高的省份，部分省份(如山西、内蒙古等)2021—2022年经济增速出现明显提升。

图7 2020—2022年IPE(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天然气期货结算价指数

1.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冲击南方经济核心地区

2020—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反复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而不同地区的疫情严重程度也有区别。按南方省份和北方省份分别计算2020年初至2022年底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可以看到南方的疫情总体要比北方更为严重，南方的累计确诊病例始终明显多于北方且差距逐渐扩大。截至2022年12月25日，北方累计确诊病例124597个，南方累计确诊病例278250个，南方远高于北方，南北方确诊病例的比例也远高于南北方的人口比例。分省份看，2020—2022年，较大规模的新冠疫情主要暴发在湖北(2020年上半年)、上海(2022年)和广东(2022年下半年)，这三次疫情的确诊病例数均达到了50000例以上。发生在其他省份的疫情大多是零星、散发的，确诊人数要少得多。疫情的暴发和相应防控措施对经济影响较大，以上海为例，2022年上海GDP名义增速仅为2.56%，位列全国倒数第三，而上海处于长三角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因此也拖慢了长三角区域的浙江、江苏等省份的经济增速。

2.外需不振抑制南方出口导向型省份的经济增速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欧美主要经济体都施行了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对冲疫情的负向冲击，导致物价水平自2021年加速上涨，促使欧美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2022年俄乌冲突进一步恶化了能源、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供给，欧美国家的通货膨胀飙升至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以来40年内的最高水平，迫使欧美国家货币政策从宽松骤然转向大幅度紧缩。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对我国外需造成较大冲击，南方一些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特征的省份、城市的经济都受到负面影响。2019年和2020年，南方进出口总额特别是出口总额的增速都领先于北方，但2021年和2022年，北方省份不管是进出口总额还是进口或出口，增速都明显领先于南方省份(见表4)。从省份层面看，一些外贸大省2022年经济增速明显滑坡，广东省GDP当年名义增长3.4%，增速位列全国倒数第五名。并且，广东省2022年进出口总额(以美元计价)同比下降2.5%，出口下降10.2%，不仅相比2021年增速大幅下滑，还明显落后于全国整体水平。

表4 2019—2022年南北方进出口总额增速(%)

3.房地产业低迷拖累南方部分省份和城市经济

2021—2022年，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供需形势转变和房地产业调控措施等多重因素叠加，对房地产业形成冲击。一方面，南方城市房地产市场较之北方更加繁荣；另一方面，许多南方房地产企业存在杠杆率过高、融资结构对海外美元债过于依赖的问题。2020年房地产调控“三条红线”政策发布前，美元债余额排名前十位的开发商中，恒大、碧桂园、融创等九家都是南方开发商，从美元债占企业债券形式债务的相对比例看，南方开发商也普遍对海外美元债有更高依赖。当以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为特征的房地产开发方式出现周转减缓时，高杠杆和高负债就会反噬房地产企业。2021年后，因欧美货币政策大转向，国际美元融资条件变差，国际利率上升和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进一步放大了债务问题。因此，房地产业遇到的困难对南方房地产企业和房地产市场冲击更大，使得房地产业成为2021—2022年南北差距缩小的重要因素之一，南北差距的行业分解也支持这一判断。

必须说明的是，虽然受新冠疫情、俄乌冲突、能源危机、房地产市场下行等因素影响，南北差距快速扩大的势头在2020年被中断，南北差距的绝对水平和相对占比在2021—2022年都出现下降。但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房地产市场调控等都是短期因素，两年的考察时间较短，不足以据此作出趋势性判断，还需要继续加强研究观测，密切跟踪南北差距发展的最新情况。

过去十几年来，由于南北差距持续快速扩张，人们容易形成适应性预期，即认为南北差距可能会延续扩大的趋势。然而，分析最新数据发现，南北差距扭转了过去快速扩大的势头，南北差距的绝对水平和相对占比都有所下降。从产业视角看，工业和房地产业两个行业的南北差距有所缩小，是本轮南北差距缩小的重要原因，这两个行业对2021—2022年南北差距缩小的贡献占到86.36%。从收入视角看，南北差距的缩小主要体现在企业部门差距缩小，其次是政府部门，而以可支配收入衡量的居民部门南北差距尚未出现缩小。本文从有利于北方经济发展的因素和不利于南方经济发展的因素两个方面，简要分析了2021—2022年南北差距缩小的原因。

根据本文的结论，得到两点启示。第一，应客观、理性看待南北差距扩大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南方有靠近国际市场、交通运输便利、市场机制灵活、水等自然资源丰富等比较优势，因而经济发展南快北慢的总体格局和目前南北存在一定差距的现象有其合理性。北方确实应在市场化、对外开放等方面向南方学习，但简单地将北方作为一个整体“打包”下结论，把各种与北方相关联的特征，包括文化、习俗等都视为落后的原因或表现是不正确的。第二，不能从过去的演变路径简单外推来判断南北差距的走向。要看到，在不同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同、机制有异，会形成不同的区域发展格局。近期出现了一些有利于北方经济发展的因素，而过去一些促进南方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则正在发生变化，且本文中分析的一些因素也只是潜在因素的一部分，那么，能据此断定南北差距的走势要逆转吗?恐怕答案是否定的。特别是当经济受到的是如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房地产市场调控等短期因素的影响时，需要较长的观察时间，去判断未来南北差距的演变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要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的客观规律，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这为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缩小包括南北差距在内的区域差距，关键要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尊重产业和人口向部分优势区域集中的规律和现实，同时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功能，保障不同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合理适度，确保因承担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战略任务而发展受限区域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受损。

1.扩大南北资源、要素的交流融合

缩小南北差距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南北的交流融合，要以推动国内大循环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契机，加强南北资本、人才等要素的交流沟通，变“孔雀东南飞”为“双向飞”，引导南方优质资源、要素向北方地区转移，鼓励南方企业到北方投资。北方则要积极改善营商环境，主动承接南方的产业转移。

2.转变政府工作作风，改进北方营商环境

伴随南北差距的扩大，南北方在营商环境、观念机制、工作作风上的差异也愈发凸显。市场化的差距既是南北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又是南北差距扩大的必然结果。要正视此差异，从转变北方政府工作作风和机制入手，建设服务型政府，要从民心、顺民欲，避免悖民心、逆民欲，避免一禁了之、简单粗暴的懒政惰政思维，加大对民营经济、小微经济的扶持力度，提升北方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加大南北间干部交流力度，推动更多南方干部到北方挂职、任职，为北方地区输送更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好干部，同时推动北方干部到南方挂职锻炼，提供更多学习和成长的契机。

3.加大对相关省份“三农”的支持力度

我国自隋唐以来形成的南粮北运格局，在当代已逆转为北粮南运。北方省份特别是东北、华北平原省份成为粮食等农产品主产区，保障了我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的安全，相应也为国家承担了相关成本。南北差距的重要体现是南北农村的差距，应加大对北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支持力度，通过“三变”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政策支持，加快北方农村农业的经济模式变革、规模化经营和效率提升，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性补贴，从提升农民收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生活条件入手，改变部分北方农村发展落后、农民收入低的状况。

4.保障经济落后和人口流出省份的社会保障支出

北方经济相对落后带来了北方政府财力的相对紧张，对北方省份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类支出构成较大压力。特别是在部分省份面临人口持续流出的背景下，居民(职工)缴费对于基金收入的贡献不足，社保收支平衡压力大。需多措并举保障长期人口流出省份的社会保障支出，加大对相关省份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推动社会保障征管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人口格局。

5.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对生态、环保等领域的转移支付

完善财政体制，加大中央政府一级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为因承担生态环保战略任务而发展受限的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促进相关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减轻污染排放压力。健全区域间生态利益补偿机制，形成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良性局面。

（本文刊发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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