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4日至25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武金教授到访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先后开展了题为“希腊逻辑学与中国名辩学的比较与融通”与“希腊智者与中国辩者的异同”两次讲座，深入探讨希腊逻辑与中国逻辑之间的异同。
杨武金教授在题为“希腊逻辑学与中国名辩学的比较与融通”的讲座中，从对象与方法、论证方式与推理形式以及对象逻辑与元逻辑三个方面对希腊逻辑学与中国名辩学进行比较，深入挖掘基于不同民族而形成的思维逻辑的特质，从而在根基上认清文明和文化的差异性和共同性。
首先，从对象与方法来看，对希腊逻辑学来说，命题和推理是研究的重点。希腊的逻辑学主要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逻辑和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在中世纪得到传承与发展，形成传统形式逻辑或普通逻辑。中国名辩学讲名、辞、说、辩，从这点看类似希腊的形式逻辑，而对中国名辩学来说，名和辩才是研究的重点。
其次，从论证方式与推理形式来看，中国名辩学虽然研究了概念的定义问题，但忽视了对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所以没有发展出三段论逻辑。同时，虽然中国学者研究了归谬法，但主要停留在对归谬法本身的总结和实际应用上，没有能够研究推理形式本身。
最后，从对象逻辑与元逻辑来看，希腊的逻辑学在西方语言的影响之下，通过研究和总结一些命题和推理形式来确定推理论证的可靠性。中国名辩学缺乏对命题形式和推理形式的研究，在对象理论层面上主要表现为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兴起的非形式逻辑或批判性思维，而在元理论层面上则表现为形式逻辑理论和逻辑规律。
杨武金教授在“希腊智者与中国辩者的异同”的讲座中，探究希腊智者和中国辩者的论证活动和逻辑产生的动因，进一步揭示逻辑学发展的机制和规律，从而说明两者对于加强中西文明互鉴，建设中国现代文明均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杨教授从古希腊的智者与中国的辩者谈起，古希腊智者如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推崇论辩术，强调通过逻辑推理和语言技巧取胜，为亚里士多德等人系统化研究逻辑学奠定了基础。而中国辩者如邓析、惠施、公孙龙等则专注于名实关系与逻辑悖论的探讨，以不同论证形式推动了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
杨教授还介绍了古希腊智者与中国辩者经常使用的推理论辩方法——“归谬法”。普罗泰戈拉首次系统使用归谬法揭示对方推论矛盾，高尔吉亚以此揭露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漏洞。中国辩者公孙龙、惠施也用归谬法驳斥对手。此外，普罗泰戈拉的双重论证与中国辩者的“两可之说”虽形式不同，均挑战了传统哲学，通过相反命题推导矛盾或多重解释命题，对中西哲学思辨产生深远影响。
接下来，报告深入分析了古希腊与中国古代先贤在“诡辩和辩证命题”领域的异同点。古希腊与中国古代辩者的论证常表现为悖论或诡辩，挑战常识。如希腊的“阿基里斯追不上龟”，虽推理严谨却违背常识。而中国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则通过名实之辩探讨语言与逻辑。亚里士多德与墨子分别批判这些诡辩，总结了推理规律，提出更为严谨的逻辑体系，进而推动逻辑学发展。
最后，杨教授指出，希腊智者与中国辩者的论辩活动不仅促进了各自逻辑学的兴起，还激发了后世哲学家对逻辑的深刻思考。通过对这些论辩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思维的复杂性与逻辑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两场讲座的讨论环节中，与会师生就“中希逻辑之间应该如何比较”、“名辩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名实之分”以及“中国古代逻辑有没有形式逻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杨武金教授凭借其丰富的学识与深邃的见解，在报告中深入挖掘、比较中希逻辑的异同，其精彩的阐述与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师生。
图文 | 董振璐 王志文
编辑 | 孙铭敏
审核 | 郭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