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2日，南开大学哲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翟锦程到访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开展了题为“西方知识体系的传入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影响”的讲座，深入探讨西方知识体系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以及中西知识体系之间的异同。
翟锦程将讲座的主题分成五个部分，逐一阐述了“西方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中印知识体系的对比”“西方知识体系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影响”及“反思和展望”。讲座伊始，翟锦程教授首先介绍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增强文明互鉴”的时代要求。随后，针对各部分的具体内容，他分别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阐述。
西方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西方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的神学，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每个阶段都为这一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基础。
古希腊是西方知识体系的发源地之一。智者学派重视语言、逻辑与修辞，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四科”——算术、几何、音乐理论和天文学，这些成为西方知识体系早期的核心。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发展了知识分类，将知识划分为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创制知识，并奠定了后世对逻辑学的重视。进入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主导了西方的思想。奥古斯丁强调学习“七艺”（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天文学、音乐和算术）的最终目的是理解上帝。卡佩拉定义了“自由七科”，并在后来的西方教育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
翟锦程教授指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科学方法逐渐取代神学成为知识的基础。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的研究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至此，西方知识体系从以神学为核心逐渐转向以科学、逻辑和理性为基础。到现代，西方知识体系发展为以逻辑为根基的多学科结构，涵盖了文、理、医、法等多个领域，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和知识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的传播
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分别是明末至清初的第一次传播和清末至民国时期的第二次传播。
第一次传播始于明末，通过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如利玛窦、罗明坚等，他们通过“学术传教”的方式将西方逻辑、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给中国。代表性的著作有罗明坚的《天主实录》、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等，这些作品初步引入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分类和西方的知识结构。虽然这一阶段的传播受到文化和语言障碍的限制，但为西学在中国的首次落地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传播发生在清末至民国时期，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学通过留学生、翻译出版物以及创办西式学校等方式更为广泛地传播。此时期的代表人物包括严复、王国维等，他们通过翻译西方的哲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著作，推动了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思想的深入了解。此外，清政府也通过设立学校和制定学制，使西学系统性地融入了中国的教育体系。
翟锦程教授强调，这两次传播对中国的近代文化转型、教育体系的现代化以及知识结构的重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印知识体系的对比
中印知识体系的对比，特别是在逻辑和哲学领域，反映了两者在发展路径和文化基础上的显著差异。
印度知识体系中的“因明”在逻辑推理中起着核心作用，是印度五明之一。五明包括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涵盖了语言学、手工技艺、医学、逻辑学和佛教哲学等领域。因明尤其重要，它是论证和推理的工具，直接服务于宗教与哲学，尤其在内明（佛教哲学）中占有关键地位。
翟锦程教授指出，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更侧重于实用性，主要依托“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后来的“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其中没有像印度因明那样系统化的逻辑学。中国的逻辑学传统虽然存在，如名辩学，但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且更多地用于政治和伦理辩论。
西方知识体系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影响
西方知识体系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影响深远且多维，主要体现在教育、学术、观念以及方法论的变革上。
首先，西方知识体系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自19世纪中期起，中国陆续创办了以西式教育为模板的学校，如天津北洋学堂和京师大学堂，首次将科学、技术、法律等西方学科系统引入中国。这些学校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推动了社会转型。
其次，西学带来了新的学术范式，促使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发生转型。西方的科学精神、逻辑方法与实证主义思想逐渐替代了传统的儒家经典解释模式。严复的翻译作品如《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深刻改变了中国知识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观念的转型是西学对中国文化影响的核心。西方知识体系所代表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的经验主义和道德哲学形成了对比。通过引入西方的逻辑、实验方法和实证研究，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翟锦程教授指出，学者如金岳霖、冯友兰等人成功运用西方逻辑方法重构了中国哲学体系，实现了中西学术的交融。
反思与展望
翟锦程教授围绕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挑战，提出了深刻的反思，并展望未来的知识体系建设。
翟锦程教授指出，李约瑟之问即“为何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这是反思中国科学技术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些反思引导我们思考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他强调，未来的知识体系应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科技和创新成果。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保持文化的延续性，又适应全球科技发展的需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展望未来，构建独立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知识体系是必然要求，它需要在文化自信、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努力。
在讲座的最后，翟锦程教授热情解答了在座师生的各种问题，围绕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作了一些阐述，并强调要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中国古代逻辑。翟锦程教授依靠广博的学识，给在座师生带来一场丰富精彩的学术报告，也引发了更多关于中西文明差异的思考。
图文 | 王志文
编辑 | 杨周熹玥
审核 | 郭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