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晃：中国互动媒体集团CEO，《世界都市iLOOK》杂志主编兼出版人。12岁时被送往纽约学习，1984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瓦瑟学院。曾经做过咨询、有色金属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工作。专栏作家，出版自传《我的非正常生活》和杂文集《无目的的美好生活》、《廉价哲学》。

在我心目中，妈妈是个悲剧性人物，但是，她是史诗规模、莎士比亚级别的悲剧人物。

妈妈一生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她的生母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尾声，也就是她已经40多岁的时候，才和她有正式而且相对平凡的接触的。妈妈进章家门的时候不到一岁，她成为外公第二位太太——溪夫人的女儿。

溪夫人就是我的外婆，妈妈从小没有得到什么母爱。溪夫人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姨太太，每天打麻将，在外面吃饭，而妈妈几乎是几个江北的阿姨带大的，我想妈妈小时候过的是不缺吃、不缺穿，只缺爱的生活。记得妈妈说，她小时候信天主教，经常一个人在教堂里面发呆。

洪晃和母亲

外公和溪夫人的感情并不好，抗战的时候，就把溪夫人和妈妈都留在上海，并没有带去重庆。这使溪夫人很不高兴，而且居然在上海认了一个“干儿子”，老上海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妈妈说，外婆那时候就对她不管不顾了，每天让这个“干儿子”骑自行车去接妈妈，妈妈就坐着“二等”回家。

有一回，回家的路上下大雨，这个“干儿子”骑得特别猛，居然把妈妈甩在马路上了。但是他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个7岁的孩子已经摔在马路中间，只是到家以后才发现后面没有人了。妈妈说，她只好坐在马路牙子上挨雨淋，等了一个多钟头才被领回家。

妈妈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她的生母通过我的父亲，又找到她。据我父亲告诉我，那是因为他认识我的亲生舅舅，也就是妈妈同母异父的哥哥。当时妈妈非常激动，这似乎解释了她小时候所有的委屈孤独和不幸。当时，妈妈甚至想脱离章家，回到自己生母身边。

这事情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而那时候的革命教育也迫使妈妈认为，她的生母放弃她肯定是因为太穷，而穷人都是好人。反而，像章家这种封建家庭一定是反动的，她如果投奔她的生母，那简直就是革命的一步。

而就在她下决心要走出章家门的时候，妈妈被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的秘书找去谈话。他告诉妈妈，章士钊是共产党统战的对象，党不希望在他刚刚回北京几年内，由于共产党的政治教育，丢了自己的女儿。所以，底线就是党需要妈妈待在章家，好好当女儿。

在那个年代，这句话可能比什么“养育之恩”之类的人之常情更能够说服一个二十几岁的女青年。也就这样，妈妈留在了章家。但是从那以后，她一直偷偷跟自己的生母保持联系，每次去上海都去探望她，她一直寄希望于这个生母能够给她一生渴望的母爱。

由于妈妈是这么长大的，所以她不知道如何向我交代这么复杂的家庭背景。更何况，溪夫人，我的外婆酷爱我，对我简直是好得不能再好。外公章士钊80多岁终于有了个第三代，对其更是百依百顺。我从小跟我外公、外婆在四合院里长大，是他们在一个动荡的年岁中给了我一个无忧无虑、快乐的童年。

妈妈知道我和外公、外婆感情深厚，这就让她更加难以启齿告诉我家里这些复杂的背景。1976年夏天，我从美国回来过暑假，就在唐山大地震的头一天，妈妈跟我说：“明天去火车站接你的外婆。”

我以为是我外公的第三位夫人从香港回来了，“殷婆婆回来了吗?”我问。

“不是的，”妈妈说，“明天早上你去之前我再给你解释。”

结果，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妈妈和乔冠华当然连夜全去了外交部。早上，妈妈来了电话，说来不及跟我解释了，但是八点半赶到北京站，在右手的大钟下面会有一男一女，那是我的表哥和表妹，男的叫瓶瓶，女的叫罐罐。他们是去接他们的奶奶，也就是我的外婆。然后，不容我再问任何问题，妈妈就把电话挂了。

那年我15岁，在纽约已经住了3年，完全是个美国孩子了。从我的视角来看，1976年的中国本来就是一部超现实电影，所有一切都不可能是真实的——这个国家就是奥维尔的《1884》。所以，地震震出来个莫名其妙的“外婆”和两个叫瓶瓶罐罐的表哥表妹似乎非常正常。

我对妈妈的生母——我的亲外婆的态度跟妈妈正好相反。我记得这个有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太太是个非常势利、不真诚而且话实在太多的老太太。在来的第一天晚上，她就在史家胡同的饭桌上热泪盈眶地对我说“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让我们一家团圆。”

我当时觉得这是变相地在骂抚养我长大的外公外婆，而51号是他们的家，所以我跟妈妈大吵了一架。结果证明我是对的，在乔冠华去世之后，妈妈最需要亲人的时候，这个老太太选择了跟已经被她遗弃过一次的女儿划清界限。

妈妈是个传统的女人，她太把男人当回事，我总觉得她思想中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情结。有这种思想的女人，最后总是要找一个值得她彻底自我牺牲的男人。妈妈的一生中，这个人就是乔冠华。他们在有生之年没过什么太多的好日子，光隔离审查就有两年。

而乔冠华走了以后，妈妈守了25年寡。在这25年中，妈妈写了4本书，每本书的主角儿都是乔冠华。在公众眼里，这是她的美德，是一个美丽的中国女子应该做的。在我眼里，这就是她悲壮的地方，也是她为什么是悲剧人物的原因。

我很想她，很想再有一次机会让我改变她的悲剧命运，让我再有一个机会让她最后的25年过得更加开心一些。可惜，我不会再有这个机会，这将是我终身的遗憾。

我的父亲洪君彦

我爸爸是个乐天派，就是在最艰苦的时候，他都能从生活中找到乐子。记得有一年秋天，他从江西干校回到北京，晒得特别黑，我们大家都心疼他这个旧日的上海公子怎么成了农民，而他却高兴地操着上海口音的英文，装成巴基斯坦人，跑到外宾供应站去给我们买了好多大虾吃！还笑呵呵地说：“要不是晒这么黑，谁会信我是巴基斯坦人！”

我小时候爱吃山楂片，直到现在我爸看见我还送我山楂片。我现在不爱吃，觉得跟纸壳贝儿似的。但小时候实在没什么零食，就觉得山楂片是最好吃的东西，他到现在还是转不过弯。在有了巧克力冰激凌奶油蛋糕的时代，山楂片实在是不好吃，但在他脑子里就不是这样，每次见到我就跟我说，给你带山楂片了！

我妈妈说，我身上的坏毛病都是从我爸爸身上继承的

也的确是，我爸聪明不用功，我也是；我爸好吃，好抽烟，不注意身体，我也那样；我爸结过三次婚，我也整整三次，还在比他小得多的情况下，就把这三次都结完了。

洪君彦与章含之

我爸爸退休前是在北京大学教经济的，据他的学生说，他能把经济讲得生龙活虎，据他的同事说，他就是学术文章不好好写，所以别人都当头版头条的经济学家了，而他老人家却退休了。

我小时候记得我爸爸教我骑自行车，带我去圆明园。还有就是他跟我妈妈离婚那一天，他把我送到史家胡同，就在11路车站（现在的111路）跟我说，我跟你妈离婚了，所以今天不回史家胡同了，你今天自己回去吧！我刚要过马路的时候，他说等会儿，我带你过去。他带我过完马路，看着我回去，然后再坐公交车原路回北大。这时候难受真的没法说，你就觉得这个人就这么没了。

他和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怪的恐惧，我怕我爸爸会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如果没有呼声，我就忍不住要把手放在他的鼻子上方，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

我和我爸爸的亲情是在自行车上培养的。我那时候每个星期日的傍晚都要从史家胡同赶回外语附校，我爸爸总是陪我走，我坐车，他骑车，每当我坐的公共汽车赶上他的时候，他都要狂蹬一阵子，逗得我哈哈大笑。我那时候坐11路，到动物园倒车，再坐332在魏公村下车，下车以后要走一段路，每次我爸爸都用自行车带我进去。我坐着他的“二等”和他聊天，觉得我爸爸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人。

洪君彦与章含之

WG时期，我爸和我妈离婚以后交过一个女朋友，两个人吹了之后她去领导那里告我爸，那时候想整人就提“作风问题”。一整一个准儿，再加上我们家老爷子又是离过婚的人。

领导找我爸爸谈话说：“老洪啊，你怎么犯这种错误呢？本来都要让你复课教学生啦。”我爸闷头不说话。

领导又说：“老洪啊，干校的苦你还没受够吗？你要是再受一次处分那可就又得回干校了。”我爸听了有点动心了，大概干校挺不是待的地方，于是笑眯眯地对领导说：“那我怎么办呢？”

领导看我爸有悔改的意思，就比较高兴，建议说：“老洪啊，这么着吧，我和党委再说一说，你就跟这个女的结婚吧，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啦。”我爸一听，连想都没想，就说：“那就算了吧，我还是回干校吧。”

领导没有见过如此不知好歹的，气愤地问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不顾全大局的决定，我爸理直气壮地解释说：“你想想，她没结婚就这么整我，那要是结婚了，还得了！”

洪晃与父亲

就这么着，我爸又回干校放了几年鸭子，前一阵子，我爸爸住进了朝阳医院换肾，他乐呵呵的，开刀的前一天晚上居然和我后妈一起下馆子吃饭，然后又去看老朋友，气得我骂他们两个人怎么都这么不懂事，然后把他们赶回了医院。

开刀的当天我们都坐在医院里等候他的体格检查结果，手术大夫来了，身后跟着心脏科主任，他们说我爸的心脏不好，做手术有一定的风险，要他再考虑一下，然后又把我和我后妈叫到走廊里，仔细地解释了一遍。我后妈立刻眼泪汪汪，不知所措地回到房间问我父亲是否坚持做手术，我爸斩钉截铁地说：“做，做，做，要不然什么好吃的都不能吃。”我告诉护士我爸爸坚持换肾的原因，她们都笑了，说：“这是什么逻辑。”

我爸爸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他算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活得比较自在的一个人。我曾经向他抱怨，认为父母离婚让我这辈子不能愉快，他开导我说：“其实你自己活好了就行了，干嘛老想父母的事儿。”那时候我才15岁，别人都说这句话好不负责任，我倒是觉得，这句话救了我，以后我真的活的挺好的。

所以我还是挺高兴继承我爸的逻辑，虽然毛病多了点，但是总而言之还是活得挺自在的。

父母、亲情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难受的话题，我能留下的记忆就那么一点，不想再被人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