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丨《万象：明代书法与社会文化》

说起明代书法，你会想到谁？

是书画大家董其昌，还是“吴门四大才子”的文徵明、祝允明、唐伯虎……

那你可曾见过明朝首辅张居正的“盟友”冯保端庄自然的小楷；

才华横溢、首辅+状元双标签的申时行敦厚稳重的行书；

被称“四岁能做大书的神童”、文学家李东阳行云流水、挥洒自如的行草；

著名理论“知行合一”的发起人、“心学大师”王阳明笔下法度严谨、遒劲多姿的草书；

文徵明徒弟、画兰名家周天球的行书竟也如此古雅工稳……

来自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身份的他们，为何都写的如此好？

所以，明代书法的真实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善书者的身份到底有多少种？与社会文化又有怎样的密切关系？

吉林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明代书学研究学者张金梁，对学界不遗余力挖掘“各种文化艺术对书法产生影响”的现象进行反思，全新推出《万象：明代书法与社会文化》。

多角度、立体式、系统化梳理明代书法与政治、科举教育、哲学、文学、绘画、建筑、社会风尚等诸方面的关系。不拘泥于书法本体与个案研究，以社会层面重新审视明代历史进程中的人物与事件，从事件中解读人物，从人物中探索真相，通过群体展示，呈现历史原貌，演绎“书法版《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是封建社会后期进入更加专制统治的时代，作为应用与艺术双重性的书法，在皇权文化的作用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由此也产生大量的书家与善书者。

通过爬梳剔抉，从政治、教育、哲学、文学、绘画等方面，将千余位不同阶层的善书者归纳梳理，从一线名家到三线善书者，多元化的群像演绎，是明代书法研究不可忽视的环节。

明太祖朱元璋在朝廷设“中书科”，专门负责朝廷重要文件的书写，初置“中书舍人”十人。永乐时增为二十人，宣德后又在内阁及文华殿、武英殿等置“中书舍人”，人数不定，秩皆从七品。

“中书舍人”以笔墨供职于朝廷，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皇帝（也为内阁大臣服务），其书写风格必然以帝王好恶为标准，因此人们将皇帝宠爱的朝廷书家作为模仿追求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各衙门的公文字体样式逐渐统一，后成“中书体”。

从“中书体”的开山鼻祖沈度、沈粲兄弟，到大师级人物姜立纲，师法晋唐，务必端楷的官样书法，成为朝廷铨选“善书”者入官的书法标准。

沈度 《敬斋箴》（局部）

沈粲《应制诗》（局部）　

姜立纲《东铭册》（局部）

王绂《题万竹秋深图》

为了争取“善书”设下了捷径，人们不再去向古人讨法度，直接学习“沈体”字，以符合朝廷口味。

于是，“中书体”失去了古代书法因素的支持，出现僵化结壳。形体更加整饬而内涵趋向苍白，千字一面、千纸类同，书法水平每况愈下。

明代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太监乱政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在太监中培养了一批能书的写字官，由此产生了秉笔太监，代替皇帝批阅奏章，以此擅权，把持朝政，为所欲为。

特别是那些衙门内的写字官员，他们整日与毛笔打交道，其书必有可观者，但在史料中关于他们书法情况的记载少之又少。

他们的书法基本上也是“中书体”的影子，这是由其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加之对于宦官少有贤者的偏见，薄其人便恶其书。虽善书者众多，但书法作品流传很少，在书坛上被人们忽视，也就不足为奇。

书法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诸生考试和殿试中，其好坏直接影响到排名的先后。

明朝共举行了88次会试，产生了89名状元。他们应当都是如申时行那样“词札兼美”的优秀人才。据相关史料记载，状元中善书且较有影响者就有20余位。

不可否认，明代状元中没有出现划时代的书家，大都是喜爱翰墨的工书者，即便较突出的吴宽、朱之蕃、文震孟等，仅可称“能”而已。这与他们长时间浸染于应付科举考试的“中书体”有关，或因得中状元后，只着眼于仕途，无意于翰墨之小道。

吴宽 《种竹诗卷》（局部）　

文震孟《行书诗轴》（局部）

朱之蕃《跋王羲之<大道帖>》

杨慎《留赠杨判官与哭晁镜湖太史墓诗册页》

明代初期，程、朱“理学”在社会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书法在审美意识上也出现了“尚理”倾向，程式化的“中书体”书法一花独放。

待陈献章的心学崛起，艺坛吹入了一缕春风，其独特的“茅龙书”为书坛带来了新气象。

陈献章《七言绝句轴》　

此后，心学大师王阳明理论体系形成，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其书法学习，虽不及悟道及诗文所下工夫多，但才气及悟性，在书法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且常以书法的形式，将心学思想及道义精神寓于其中，故其笔墨中更能体现出书法载道的作用。

王阳明《即事漫述诗轴》　

继之李贽的“童心说”推波助澜，文艺界的思想产生非常大的变化，人们开始突破藩篱寻找自我，出现了诸如陈淳、徐渭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书家。

陈淳《茉莉图》

朱元璋提倡简朴，反对奢侈，在宫殿中不喜金碧辉煌的绘画，而愿用书法饰之，表现出明显的重书抑画现象。

明代朝廷没有成立画院，将宫廷画家与工匠同样储置于仁智殿，授以锦衣卫官职，因此，很多工画者不愿为之。

商喜《岁朝图》

宫廷绘画不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卉，皆以严谨整饬的工笔为主，有时也用小写意作为辅助，所以画家们对书法也以楷书为主要学习对象。一是通过楷书的学习来锻炼用笔能力，提升绘画的线条质量及内涵，二是为了绘画落款的需要。

边文进、王绂 《竹鹤双清图》

此外，写意画的挥洒大都需要书法功夫，林良虽以善花鸟为名，其书法造诣不同一般，不但能楷书，草书亦功夫不凡，从其题款中可知一二。

林良《灌木集禽图》（局部）

经济的繁荣发展，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不少职业书画家，被称为明代四大画家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他们不在宫廷服务，没有规矩障碍和思想束缚，为了展示自己的个性和修养，在前人的绘画基础上加大了诗词书法印章的融合，使画面更加丰富多彩。

沈周《雨意图》

唐寅《秋风纨扇图》　

明初沈度、沈粲兄弟的书法为永乐皇帝朱棣所喜爱，成为“中书体”书法的鼻祖。同时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内阁大臣的诗文风气大兴，形成了笼罩朝野的“台阁体”。两者成为朝野诗文、书法不能逾越的标准。

杨士奇《跋明谢环〈杏园雅集图〉》　

之后思想的变化使明代书法和诗文的发展也随之改变：正统至成化年间是觉醒期，诗文上李东阳的“茶陵派”突破了“台阁体”的束缚，对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东阳《王尚文墓表卷》

正德至嘉靖时出现复古高潮，文学上出现了“前后七子”，以书法学习的“太似不嫌”为证据，来证明其复古文学思想的正确性。

王世贞《跋北宋文同〈墨竹图卷〉》

嘉靖后期至隆庆阶段，出现了反复古倾向的“唐宋派”，在书法上也出现了由不学宋人到学习宋人为时尚的转变。

吴宽《韩夫人墓志铭》 （局部）

明末，文学与书法上都表现出保守与创新多元发展的局面，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可忽视。

在城市高度发展的明代，上至皇宫内院、达官贵人，下到文人学子、商贾农家，不论是楼堂馆所、园林别墅，还是家居斗室、书斋寒窗，都喜欢用带有文化气息的书法来装饰，表达自己的身份品位或格调情操。同样，碑志书法、刻帖书法以及书法鉴藏也是研究明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

毫不夸张地说，明代社会已将书法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聚集地，各种政府衙门、寺院庙宇、石碑牌坊、楼堂馆所、商铺店房、学校书院、名胜古迹等牌匾书法，是城市不同于乡村的重要标志，形成了一条最为靓丽的风景线。

为了高雅时尚，各种建筑皆命名书匾，饰配对联，充分体现出了明代书法与城市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

王阳明故居

历代朝廷及社会上层皆重视隆重的宗教仪式及大型文化活动，对此大都制作纪念碑“大书深刻”以存长久。

最高级别者是以皇帝的名义为重要学宫、庙宇及对山川神灵祭祀所作的御制碑，次之者是皇帝御赐寺庙名号的“敕赐碑”。明朝佛教、道教甚至外来教都非常活跃，普通的寺庙道观建筑遍布全国各地，所刻纪念碑的数量可想而知。

明《御制大觉寺碑》

明代也有明确的立碑作志制度，碑文大都请翰林院官员撰写，书丹任务则由“书办”的中书舍人承担。

令人惊叹的是，明代还有众多太监碑的树立，是太监在宫中擅权的缩影，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不为世人所知的史实。

明《太监刘公墓表》

在匾额样式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对联书法的样式也随之形成，并开始在社会上大为流行。

同时，斋室壁上悬挂书法习俗的盛兴，书法收藏、刻帖的大盛，以及大字书法热的流行也都渗透到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上：明《真赏斋帖》

下：明《停云馆帖》

董其昌《周子通书轴》　

张金梁教授长期从事于明代书学研究。与当今书法史专著基本是发展史、风格史、鉴赏史不同，本书首次聚焦书法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最新成果。

书中通过考证分析，纠正前人错谬。

如，“中书体”与“台阁体”，纠正将明代文学应制诗文样式的“台阁体”，冠以“台阁体”书法之名，实为张冠李戴。

再如，“叠篆”与“九叠篆”。“叠篆”，是为了官印印面充满而增加图案性，将篆字的笔画盘旋曲折，层层叠合而成的篆书体。“九叠篆”则为明代相对低级官员专用的官印，其印每个字都要有九层横画，不能随便增减。后来，人们将前代类似形式的印文也称为“九叠篆”。“九叠篆”由狭义变成了广义，成了“叠篆”的代称，以新概念去衡量旧事物，实为谬误。

此外，新观点的提出也引发新的思考。

如，明代书法自清梁巘《评书帖》提出“尚态”后，似乎成为定论，一直被后人所喜用。“态”的内容是什么，梁氏没有解释，但对比他同时的“明季书法竞尚柔媚”之论，便知其“态”的内涵就是“柔媚”。此外又有明代书法“尚趣”说。作者对二说进行全面考察研究，提出明代书法有“尚理”倾向。

所谓“理”，一为抽象的道理、理性，是当时程朱理学在书法上的反映，它潜在于人们的思想深处，一直左右着书写者的心态、性情；二为具象的原理、理法，它是时代风尚落实到书法形式上的主要内容，具体表现为书法的复古现象和对法度的程式化追求。

全书36万字、150余幅图、16开、460页，从横向到纵向，全面梳理明代书法与万象的社会文化。

装帧设计上，保持上海书画出版社惯有的品质，内文四色全彩色印刷，封面以精装纸面+护封，采用烫白、烫棕+压凹特种工艺，以画册的品质出版做专业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