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田家英死于枪杀说法的来源,这种说法为何是错误的

文摘   历史   2024-12-30 13:46   云南  

引  言

1966年5月23日,田家英撒手而去,年仅44岁。
他是含冤而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是悬梁而亡,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不管是官方,亦或是家属,对于这一点都有过很明确的表示。
不过,在我之前写过关于田家英的文章之后,居然发现有人对此提出“怀疑论调”,有的是言之凿凿,而有的只是单纯的持有“阴谋论调”,一开始是认为田家英是举枪自尽,后来演变为死于他人枪杀。
那么,究竟到底真相如何呢?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聊一下,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田家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关于田家英的过往生平,我在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感兴趣的可以去自行检索。
田家英是一个正直可靠,也是一个有着自己信念和操守的读书人,1980年,给他举办的追悼会上,用了这么一句评语来形容他: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这些评语,我个人觉得是十分的中肯。
1965年的年底,伟人在和别人的谈话中,提到了《海瑞罢官》这篇文章里存在的一些问题,当时的田家英在一旁负责做记录。
在做记录的时候,田家英擅自做主把这一段谈话给删除了,他觉得这是关于文艺方面的一个小插曲,和当时的谈话主题并不相关,于是就给删除了。然而,这事后来让陈伯达和江知道以后,他俩以此就给田家英使绊子了,扣上了“篡改领导发言”的名头。
当然,这事只是一个导火索,也只是一个开端。
田家英和“陈伯达、江青”二人素来不和,有着文人傲骨的田家英,打心眼里是看不起那些整天钻营的政客。
陈伯达曾多次向田家英示好,想从他那里打听到领导的喜好,甚至是具体到当天读了什么书;这让田家英十分的反感,在他这里吃了很多次的闭门羹后,陈伯达也就记恨上了田家英。


而对于江青,田家英也是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鄙夷,两人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少。
1966年的5月22日,田家英被勒令“停职反省”,次日,他就被人发现在领导的藏书室里悬梁。1946年,田家英开始担任领导儿子的文史家教,两年后,在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正式成为了秘书。
从此,这个26岁的年轻人一直跟随着领导,和其他秘书所不同的是,田家英更像是一个老朋友一般,也像是一个“大管家”。他掌管着领导的很多私人物品,譬如个人存款、印章和往来信件等等。
在我看来,田家英和伟人是亦师亦友的相处,伟人喜欢读书,田家英就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给他建了一个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刚开始只有十余个书架,一千多册书籍,在田家英的辛苦付出之下,及至到后来有了上万册的收藏书籍。由于是田家英亲自过问搭建,因此对于图书馆中的书籍索引什么的,他是烂熟于心。
因此,伟人在写文章或者是创作诗词,需要引用古书里的内容时,往往需要田家英去检索。
闲暇之余的田家英,会去到那些书籍字画的店铺里,淘来一些字画书籍,他淘回来的字画这些,通常会拿到领导那边,两人在屋子里一起欣赏观摩。
这个跟随自己20年(加上两年的家教生涯)的秘书,悬梁而去。有时候伟人怀念起他,会不住地叹息: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田家英曾对自己的妻子董边说“士可杀而不可辱”,而这“士可杀而不可辱”,是古代读书人所秉持的理想,和坚守的节操。
董边在和叶永烈的谈话中,也提到过那一晚(1966年5月23日),丈夫和自己在家里的谈话,如下:
“我面对着陈江两个大敌,还有一个小人叫戚本禹.......我的问题就是陈、江二人的陷害.....那些坏人、恶人,终会得到恶报”
——《陈伯达传》344页,叶永烈著。
这一小章节,我为何会首先讲述田家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因为性格决定命运,田家英是一个“士为知己者死”的人,他所秉持的操守就是“士可杀不可辱”。
首先,我们先明确这个,再接着讨论下面的内容。

枪杀说法的来源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关于田家英之死的其他说法就冒了出来。
从一开始的举枪自尽,逐步演化到被人枪杀,甚至还有说是汪东兴在得到授意之下,暗示警卫开枪的。
而有些文章所举出的来源也是挺有来头,就是下面这三个来源:
1: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〇〇六六一二)号档案;
2、档案局(一九八〇-四-〇〇九〇一四)号档案;
3、中办(一九八〇-五-〇〇七九七)号档案。
首先,单单看这档案的编号,这么的杂乱无章就让人生疑;
其次,我也看过相关的一些文章,里面只是简单的列举了档案的编号,一来根本就没有原件的图影佐证;二来,我看那些文章的作者,如同我一般,哪能接触到这种等级的档案材料。
最后,有点可笑的是,三种档案里的说法,既然有着三种完全不一样的说法,这就更加造假造得拙劣了。
我大概找了七八篇类似的文章,梳理出相关的三种档案里面的三种说法:
1、组织部档案(举枪自杀):组织上来人,要对田家英进行一次挽救性的谈话,田家英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的一个小时左右,就在自己的住所永福堂开枪自尽。
2、档案局档案(意外枪杀):也是要进行最后一次挽救性的谈话,但是在谈话过程中,气氛突然变得僵硬和激烈,双方都爆发了争吵,在争吵的过程中,一名警卫员情绪失控,朝田家英打了一枪,导致其死亡。
3、中办档案(授意开枪):也是在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过程中,田家英突然情绪冲动,掏出身上的手枪,枪口对着汪东兴,随后在汪东兴的眼神授意下,警卫开枪击毙了他。
以上三种说法,都有三个共同之处:都有挽救性谈话、枪杀;
但是都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说法不一。
5月22日下午的谈话,以及午夜时分的电话
1966年的5月22日,这一天是周日,是个难得的休息日;这一天的下午三点左右,有三个人没有提前打招呼,就去到永福堂找田家英。
这永福堂,是当时田家英的住所,也是他办公的地方,这三个人是安子文、王力和戚本禹。


由于三人来之前并没有事先打招呼,因此田家英也不知道他们会来,当三人来到永福堂后,才得知只有董边在家。而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两人,在外面一边散步,一边谈事情,不知不觉,两人已经散步到了瀛台那边。
三个人在田家英的家里等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田家英才散完步回来。
一回到家,看到三个人,田家英也是颇有些惊讶;董边知道几人要谈事情,正待回避,却被安子文给拦了下来,告知她也是个高级干部,可以坐下来一起听听。
这时候,房间里加上逄先知,总共就是六个人,安子文和王力并排坐在沙发上,戚本禹就坐在一旁的单人沙发上面。
安子文告知田家英,决定让他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搬出永福堂;他在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宣布后也没做出什么解释。
........
戚本禹后来回忆说,整个谈话过程中,安子文的态度是平和的,只是说田家英有错误,也没有说他当初删除《海瑞罢官》的事,田家英当时流露出的表情是无奈和委屈。
——《陈伯达传》344页,叶永烈著。
戚本禹在田家英家里,用红色电话机给汪东兴打去了电话,电话里告知了安子文和田家英的谈话情况,要汪派机要人员过来,协助清点文件资料
.......
汪东兴随后就安排王妙琼,以及张纯两人过来协助戚本禹清点文件。
——《羊城晚报》,“田家英之死”,作者:王凡。
在交待完对田家英的处理安排后,安子文和王力就先行离开了,就留下戚本禹负责清点文件。
王妙琼和张纯大概是在下午四点左右才到的,等这两人到了永福堂后,戚本禹也离开了,到到汪东兴的办公室去了。
董边也在一旁帮着丈夫一起清点着各种文件,四个人一直清点到晚饭的点都过了,还没结束。到了饭点,董边让丈夫去吃晚饭,心情低落的田家英一点食欲都没有,只是埋头清点着文件。

一直持续到了七点左右,才算清点结束。清点出来的文件,在交接的时候,才由王妙琼打电话给戚本禹告知了交接情况。等来人都走了以后,整个屋子里只剩下董边和丈夫田家英。
董边后来回忆丈夫当时的心境,现在读来也是不胜感慨:
“家英那时就坐在图书室里,我因为翌日一早要去上班,就先回正房睡了.......等我迷迷糊糊一觉睡醒,一看手表,已是清晨五时许,图书室里还亮着灯;我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家英,他一夜没睡,没吃,一直呆呆的坐着”
——人民网,《董边回忆田家英》
当时,田家英一家住的永福堂是一个小院子,中间的正房是住房,右边是伟人的图书室,而左边是逄先知的办公室。
董边当时陪着丈夫一直到午夜十二点多,安静的氛围,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
关于这一通电话,有两种说法,在叶永烈撰写的《陈伯达传》里的“田家英之死”中,写的是戚本禹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的戚本禹语气态度比较强硬,让田家英过去签字。
戚本禹原是田家英的下属,田家英被撤销职务后,他就顶了上去。
听到戚本禹那不容商量的冰冷语气,田家英直接气得狠狠的挂断了电话,听到挂电话的声音很大,董边就望着丈夫,也没开口询问什么。
看着妻子询问的眼神,田家英开口解释,语气之中多了一些气愤:
“他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
——《陈伯达传》,“田家英之死”,叶永烈著。
不过,戚本禹后来和王凡所说的,又是另外一个版本了,他说自己那天的午夜,并没有主动给田家英打过电话,反倒是田家英主动给他打的电话。
田家英给他打电话,是要让他在过去一趟,拿一些遗留下来的文件。
戚本禹挂了电话,就带着王妙琼一起去到田家,田家英拿出文件交给王妙琼,王妙琼就拿着文件去到东厢房找逄先知对接。
这时候房间里就只剩下了戚本禹和田家英两个人:
“他(田家英)趁此机会,悄悄问我是谁在害他,但我因为几天前,在对待他的问题上挨了批评,被批为具有'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我当时也不敢多说什么”
——《田家英之死》,作者:王凡.
戚本禹还对王凡说,田家英有恩于他,他是不会对田家英做出什么不尊敬的行为。
那么,那天晚上究竟是谁给谁打的电话呢?戚本禹说的又是不是对的呢?
就戚本禹的说法,王凡曾去找过相关的人士做核实,也就是是董边、逄先知(田家英当时的秘书)和王妙琼。
我就此事找相关人士,就戚本禹的说法做了核实,戚本禹口中的几个相关人士,都说不记得他(戚本禹)当夜去过永福堂.......董边和逄先知都没有当夜和戚本禹接触的记忆......田家的亲属也就此事询问过王妙琼,她在那天夜里也没和戚本禹去过永福堂。
......
我把自己核实的结果当面告知了戚本禹,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记忆。
——《田家英之死》,作者:王凡.
由此,我们也知道,这次接触其实也不是什么“挽救性谈话”,而是宣布对田家英做出的处理结果,就是撤职和移交工作。
这一次,对于一直兢兢业业的田家英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看之前的那三个版本的说法,都不约而同提出,田家英是在进行“挽救性谈话”的过程中,导致发生的悲剧,而这“挽救性谈话”根本是不存在的事。


结 束 语


田家英的遗体是在1966年5月23日中午时分,被陈义国发现死于图书室里面,随后闻讯而来的人多达十多人。
董边是下午三点左右才赶过来的,众人都没提及过,在田家英的身上发现枪伤的痕迹。
在5月22日这一天,确实是有人来找过田家英,也就是安子文、戚本禹和王力;不过,三人过来也只是宣布,对田家英作出撤职和搬离的决定,而这对于田家英来说,或许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吧。
最后,还得在阐明一点,关于田家英死于枪杀一说,实属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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