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我们
二泉书院的文化传承
文/接玉松
二泉书院位于无锡惠山脚下，这里孕育了享誉海内外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
顾宪成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在二泉书院写下的。
二泉书院由无锡人邵宝创建于1516年。邵宝曾在此讲学11年，是无锡书院教育的先驱人物，被誉为“二泉先生”。
作为无锡地区影响深远的书院，二泉书院向世人展示了爱书明理的读书传统、品德至上的教育理念和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
它所葆有的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历经五百余年沧桑，赓续至今。
爱书明理的读书传统
书院是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其主要的功能是藏书、读书、讲学和祭祀。在二泉书院这块坐拥峰峦翠碧、茂林修竹、清泉叠石的幽静佳地，古代文人通过读书实现了对文化的累积、传播和发展，展现了爱书明理的读书传统。
古代书院讲究在山水形胜之地选址，以助于涵养气质，陶冶性情，启迪文思，拥有青山甘泉、钟灵毓秀的惠山自然成了古人读书、建书院的好地方。
自古以来许多文人士子在这里读书著述讲学，书院创建人邵宝就是其中之一。
《明史》说他“博综群籍，有得则书之简”;《金匮县志》说他“文章典重，碑版遍天下”。
他表示“愿为真士夫,不为假道学”，又取理学家程颐所说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义，取名“日格子”，潜心研究学问，著有《容春堂集》《慧山记》《简端录》《大儒奏议》《漕政举要录》等。
他曾创立和修复了包括白鹿洞书院、尚德书院在内的数所书院，以利于人才培养。
二泉书院藏书多达上万册。
在顾宪成、高攀龙恢复东林书院之前，邵宝曾“图修复之，不果”，于是在城南另创一所东林书院。
主要目的是希望有一个理想的场所，实现对宋代东林书院文化传统的继承，继而重塑爱书明理的传统。
他在这方面矢志不渝的努力，激励了顾宪成、高攀龙等人。
可以说，“东林之教盈天下，实自宝始”。顾宪成、高攀龙尊称邵宝为师，二泉书院因此被称为“东林先声”。
顾宪成曾作二泉书院题记，记述重修二泉书院的经过，赞叹道：“古称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
如今的二泉书院内有顾瑞文公祠，其祀主就是顾宪成，这也是一种历史的缘分。
晚年的邵宝辞官回乡，归隐惠山林泉之中读书育人。
他在惠山下桃花坞垒石造点易台研读《周易》。
点易台四面碑上有铭文，铭文记述了他终日读书的情景，介绍了点易台的命名原因,也表明了“窥古述作”的治学态度。
从这则铭文中我们感受到邵宝读书自由自在的状态，他在点易台上赏风景、观天象,感受地厚天宽，手捧一卷，坐以终日。
从他吟咏点易台周边景物的一些诗作中，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心态。
如《山中偶成》：“古寺名泉畔，钟鸣客到初，溪山春日昼，花柳老人舆，远眺招无鹤，闲居食有鱼，卧云呼不起，苔隐石床书。”
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古人对读书的理解已远超出单纯知识的积累，顺势而为，洞悉体悟天地人生这本大书。
这可谓是爱书明理的一种境界了。
品德至上的教育理念
在教育观念上，二泉书院强调对学生的道德教育。认为必须把道德修养放在首位，通过学习可以有效塑造人的道德品格。
书院在讲学释道的过程中，用品德至上的教育理念深深影响着每一位学生。
二泉书院始终贯彻“道德至上，功名次之”的基本理念，教育学生做人要“心诚”，要求学生分辨“义”和“利”，认为“人莫贵于士”，而士之所以贵，则在“谋道”“谋义”，这当中“辨”是关键，内心先要有明确的价值判断。
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德”。
在创办人邵宝看来，必须通过亲身行为来实践心中的理想，而人生最大的成就感便来自个人道德价值的实现。
他非常赞同朱熹的“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的讲学宗旨，认为书院讲学的目的在于净化道德、澄心去妄。
不仅在书院教学中，邵宝本人也在为官从政中亲身实践了自己提出的“道德至上”这一人生准则。
邵宝一生清正廉洁，痛恨贪官污吏。
他在江西任职时，曾查获一名有严重贪赃行为的小吏。
这名小吏通过他人给邵宝送去千两黄金，请求邵宝高抬贵手，遭到邵宝的坚辞与训斥。老百姓称赞他为“千金不受先生”。
无论是在地方为官，还是官至礼部尚书，邵宝从不怕得罪权贵豪绅。
任漕运总督时，他不畏权臣刘瑾的威逼利诱，以至于被弹劾罢官，做到了“内处奸阉，外遭藩逆，侃侃大节”。
他带领百姓抓农桑、修水利，注重改善民风，努力减轻百姓负担，得到地方百姓爱戴。
他从河南许州离任时，百姓夹道欢送，挥泪洒别。
后人对他的评价是:“以身为教，先行而后文，咸称得师，远近向慕……质性淳懿，学问博洽，孝亲睦族，奖诲后进。应务之才，细巨皆适，一时儒硕，并以天下士称之。”
其中“以身为教，先行而后文”赞扬的正是邵宝这种身体力行的精神。
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
在对学生人格教育提出“道德至上”的基本要求时，二泉书院倡导“经世致用”是读书的具体目的，指出学习是为了“有用”，即所谓“文出于学，有用之文也”。
这里的“用”不是指为了实现某个短期功利目的的“有用”，而是指一个人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
书院倡导：“凡学之设其道有四，一曰习典章，二曰明经训，三曰惇风俗，四曰育人才，斯四者，实古之道，而今制亦弗能外焉。”
强调“古可用也，今亦可用也，夫是之谓通”，指出学古的目的在于通今，主张变通创造，达到有用世教的目的。
认为“夫有道者，其文以经为师，时而出之，变而通之，存乎其人，关乎天下之运，而起衰振陋”，要以圣人之道为基本出发点，结合现世的情况，灵活应变，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
“世之人徒见科目足以阶贵，遂谓夫学专为育人才，而于所谓典章之习，经训之明，风俗之惇，判然若无所与。”
如果只为科举而学，是极为急功近利的，也失去了为学的根本。
这样的“人才”是没有根基的，也是不能长远发展的，更不能为国家所用，“惟学有典章、经训、风俗之系，而不止于人才，人才之生必是之育，而后身心性情有所持，循检饬以为天下国家之用”。
在这一点上，以邵宝为代表的书院读书人，也在亲身实践着这一学习的目标。
他在为官期间，所到之处，破除迷信，鼎革风俗，立“积散法”，推行“计口浇田法”，储粮救荒。
他认为学者如果只是为了科举应试而读书，缺乏专门的实用知识，在国家和社会需要时难以提出有效的对策，便是无用之人。
二泉书院强调的经世致用观点，对扭转时弊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百余年来，二泉书院形随世变。
其崇尚的爱书明理、品德至上和经世致用的读书精神，不仅传承了历代江南文人的读书传统，更为景色旖旎的江南地区播撒下了延绵不绝的文化种子。
其营造的学风昌盛、文脉不绝的文化氛围，更是促动了江南地区理性务实的学术之才和精明实干的工商之士的层出不穷。
矗立在惠山之麓的二泉书院已然成为了江南书院文化的杰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