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捷
来源|节选自《西方经济思想通识》
宏观经济学的未来
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Peter A. Diamond，Dale T. Mortensen，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表彰他们在劳动经济学上的突出贡献。简单地说，他们发明并拓展了宏观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搜寻－匹配模型”，并使得它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基石，进入了主流教科书。
众所周知，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以一部《通论》开创出宏观经济学这门学问。宏观经济学有别于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几乎是从天而降，直接改变了人们对于经济学的理解。今天人们嘴边的GDP、需求不足、金融泡沫、货币政策等概念，全都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
但是宏观经济学有天然缺陷：“缺乏微观基础”。微观经济学是从最基本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一点一点推衍出来，已经圆融贯通，毫无破绽。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并非从基本逻辑推出，而是直接就搞出总供给、总需求，用它来指导经济政策。正因为凯恩斯主义获得奇效，也就获得了合法性。可等到六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经济实践中碰壁，不再灵验，这时怨声四起，指责它“不够科学”。
许多凯恩斯的徒子徒孙们坚信凯恩斯理论的正当性，积极为它补充微观基础，即所谓“新凯恩斯主义”。另有一批学者更相信微观经济学的坚实基础，主张抛弃凯恩斯，另起炉灶，以微观经济学为工具，也从最基本的理性经济人出发，构筑一套新的宏观经济学，又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前获奖的卢卡斯、普雷查德，普雷斯科特，再加上这次获奖的几位，全都属于这一流派。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两派对峙的局面已成。而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高手辈出，既掌握了最新、最复杂的数学工具，又不惮辛劳地编写了很多教科书，隐隐已有一统宏观经济学的气象。芝加哥大学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源地之一，诺奖得主卢卡斯放出狂言：“我已经成功地让我的学生不知道凯恩斯为何许人也。”
所谓宏观经济学，就要讨论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这三大市场的问题，又要涉及经济增长、经济波动、货币问题、经济政策等诸多敏感问题。“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每一个领域都要硬拼，对抗。区别两者的差别非常容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笃信市场，因而总是操持“极端自由主义”的观点。而“新凯恩斯主义”仍然继承了凯恩斯怀疑市场的传统，认为市场总要失灵，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就从这一点来区别，百试不爽。
各个领域的对抗中，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多出奇招。比如在经济波动问题上，它们有“商业周期理论”；在经济增长问题上，它们有“代际交叠模型”；货币领域，金融领域，更是它们的地盘，不可动摇。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统一的微观基础，每个领域的新模型、新理论，都可以潜在地支持其他领域的研究，彼此通气，相互借力，最终成就体系。
新凯恩斯主义虽然在某些领域也有创新模型，但终究缺乏微观基础，以至于各种碎片无法串成一体。那么新凯恩斯主义何以还能屹立不倒，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相抗衡？原因在于他们守住了最后一块阵地，即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上流动的要素是劳动力，也就是人。人的流动远比货币、商品的流动困难，市场失灵之处比比皆是，于是这里成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滑铁卢。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虽然在这里屡战不利，却不愿承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这么宏大、系统、有微观基础的理论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本届诺奖三位得主捣鼓出来的“搜寻－匹配模型”，就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用于对付新凯恩斯主义的撒手锏。
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念，极端放任的市场总会自动平衡供需，达致最优的效率。商品市场上的非均衡，就是商品过剩，或者生产力过剩。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解释说，此乃不够市场化之故。只要破除市场阻碍，商品过剩或者生产力过剩都会自然消除；资本市场上的非均衡，诸如通货膨胀、信贷不足、金融泡沫等，就更容易解释了。只要放开市场竞争，所有问题全都迎刃而解。
轮到劳动力市场，麻烦的问题来了。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均衡就是失业。完全自由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真的能完全解决失业？弗里德曼都承认的“自然失业率”（就是无论政府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消除的一部分人失业的状况）也能被自由市场消除？
Peter A. Diamond，Dale T. Mortensen和Christopher A. Pissarides这几位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改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利的现状。他们的“搜寻－匹配模型”是一种高度支持自由主义的模型，认为充分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最多只存在“摩擦性失业”，而不存在非自愿失业。换句话说，市场上之所以存在失业，是因为“有人正在找工作”以及“有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罢了。失业问题不是宏观经济学不能克服的顽疾，劳动力与其他商品一样，也可以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达致效率最优的市场均衡。
搜寻－匹配是劳动力市场常见的情形，信息不对称之故，在其他市场上并不多见。比如说，我们去超市购物，看似也是一个搜寻－匹配的过程，即我们搜寻品质－价格对于自身都合适的商品。而生产商品的企业也通过价格等待着认为它的品质－价格合适的顾客。但这个搜寻－匹配的过程往往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不会过多耽误。至于金融市场上的搜寻－匹配，效率更高。股市和其他金融市场，每天都在撮合不计其数的交易，瞬间完成，没有争议。可是劳动力市场，与其他市场相比，可就困难许多。每天都有许多人在找工作，每天也都有许多劳动岗位在招人。我们同样有大量报纸、杂志以及招聘网站做着联络劳动力供需双方的事，可是两方面的缺口（即劳动力方面的失业和企业方面的缺乏合适劳动力）仍然同时存在，未见得减少。
搜寻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已故芝加哥经济学家、早期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勒，他于20世纪60年代已经在一篇研究失业的论文里涉及搜寻问题。当时数学技术还不发达，作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基础的动态最优控制理论尚未成型，因此斯蒂格勒只是研究了一种特殊的、不连续的情况，很难推广。
到了70年代，麦考尔和约万诺维奇的研究基本奠定了搜寻－匹配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其中麦考尔研究的是搜索，约万诺维奇研究的是匹配。搜索这样刻画失业者的心态：失业者每一期时间里都要进行判断决策，手中已经握有一个offer，一旦接受，以后就都要在某个给定的工资水平下工作。同时，失业者也可以拒绝本期的offer，而憧憬下期拿到更好的offer。失业者对未来工作机会、工资水平必须有一个准确的预期，从而找到一个做出最佳决断的时刻。
匹配模型跟搜寻模型非常接近，只是把工资理解为一个更复杂的参数，该参数描绘了一对关系（不管是工作者—工作岗位，男人—女人，还是银行—贷款人）之间的匹配质量。这时候，研究者不再设身处地地站在搜寻者的一边，为他操心何时决断，而是化身为全能的上帝，慈悲地看着一对关系，希望它们能组成最合适的组合。显然，这时候的信息复杂程度更甚于搜寻模型。对于搜寻者而言，他只需要思考以后是否会找到更优秀、更高水平的工作，而工作或者工资本身，对于他是透明的。而在匹配模型里，匹配对象的情况变得难以捉摸，适合不适合，只有配上去试验了才知道。
所以匹配模型对应的故事更为精彩。比如用它来解释年轻人为何频繁跳槽就很合适。因为年轻人对工作都不了解，缺少经验，做了一期，知道不适合自己，于是就跳槽了。而等到岁数大一点以后，对各种工作的了解加深，误判减少，流动性自然也就降低了。同样地，我们可以用这个模型来解释，银行如何甄选优秀的贷款人。还可以解释男人或者女人的择偶方式，以及离婚成本的经济学分析。
应该说，搜寻－匹配模型非常精彩，抓住了劳动力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核心特质。人不同于商品，更不同于股票。超市货架上的商品千篇一律，只要看看标签，看看价格，就能对商品有个评估。股票就更容易了。而人不一样，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年龄、专业、自我介绍、毕业院校、过去经历，都不见得能够准确概括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合适不合适，非得面谈，乃至于试用了才知道。正因如此，劳动力市场很难被市场调节得完全均衡、毫无阻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这是劳动力市场的唯一的、内在的阻碍。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不认同这一点。过去几十年里，新凯恩斯主义开发出不下十种理论来解释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均衡，他们称之为劳动力市场的“刚性”或者“黏性”，阻碍市场自发地向均衡水平调整。他们经常使用的理论，包括“工资刚性”“内部人－外部人模型”“锦标赛模型”“菜单成本”等，我们挑几种来看看。
“工资刚性”理论这么解释失业：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企业降低劳动者的工资，可以保证原有的市场均衡。可是且慢，工人们能接受自己的工资下跌吗？商品可以削价，股票可以暴跌，但对于工人而言，工资只能涨，不能跌。这就是工资的“刚性”。企业家也明白这一点，既然不能减工资，那就只有裁员，以此来控制在劳动力上的总支出。这样一来，劳动力市场上自然平添许多失业。
再来看“内部人－外部人模型”。这种模型的假定认为，任何企业、任何行业都会形成“内部人”的小圈子，并且对“外部人”进行歧视。不妨以媒体业为例。某家大型媒体，有人辞职，或者升职，公司需要招人补充。该公司会从市场上毫无偏见地找一个新人并加以培训吗？即使企业领导愿意这样，公司剩余的其他员工也未必愿意。大家总是要找“内部人”，“外部人”是很难杀入圈子的。这样一来，“内部人”把持就业岗位，外人进不来，自然又给劳动力市场增加了许多麻烦。
再看一下“锦标赛模型”。公司需要一个中层领导的时候，高层领导是否必定会找人（或者内部选拔）来担任这个职位？未必。有一个常见的管理策略，即虚席以待，故意空着这个岗位，然后让底层员工通过工作来竞争，过一段时间后，选拔在“锦标赛”中胜出的员工担任这个职位。领导这样故意造成岗位空缺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对于整个劳动力市场而言，就导致了非均衡的失业。
够了，所有这些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失业。它们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强调的“搜寻－匹配模型”相异之处何在？很简单。搜寻－匹配模型认为失业原因全都应该归于市场自身，而非到市场以外找借口。专业术语称之为“内生”。而新凯恩斯主义认定自由市场本身不可能完全解决失业。劳动力市场极为复杂，导致失业的原因千奇百怪，怎能单纯地用“搜寻－匹配”这样“摩擦性失业”的借口囊括一切？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新凯恩斯主义的解释更贴近现实，更为现实数据所支持。若非如此，它在形式优美、逻辑严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面前，早无容身之地。即便如此，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仍然颁发给了“搜寻－匹配模型”的几位创造者，以表彰他们用形式优美的理论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统江湖所作的努力。
1996年的诺贝尔奖给了卢卡斯，表彰他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上的开拓之功。2006年的诺贝尔奖给了普里查德和普雷斯科特，此二公创造出“真实周期理论”，在经济波动领域全面地击败了新凯恩斯主义。而这次的经济学奖，颁发给三位“搜寻－匹配模型”的开创者，无疑是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又一次重要鼓励。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又下一城，但是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竞争，还远未真正地分出胜负。
新时代的宏观经济学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肯定了“时间序列方法”的宏观计量经济学；2004年给了两位研究“真实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学家；2006年发给了研究菲利普斯曲线的费尔普斯；2011年，发给普林斯顿大学的西姆斯（C. Sims）和纽约大学的萨金特（T. Sargent）。不到十年时间，宏观经济学家领走了近一半的诺贝尔奖，令人很难相信有人认为“过去三十年是宏观经济学的黑暗时代”。
宏观经济学诞生于1936年。就在那一年，凯恩斯出版了《通论》，提出了宏观看待经济问题的方法。凯恩斯的观点是，总需求往往不足，所以需要国家干预，刺激经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罗斯福采纳了凯恩斯的观点，帮助美国经济从大萧条中恢复。从此，宏观经济学也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可以看到，任何宏观理论都必须接受实证（或者经验）的检验，自宏观经济学诞生时便是如此。后来，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挑战凯恩斯主义，认为财政政策无效，货币政策才有效，总的来说，国家应该尽可能地自由放任市场。再后来，以卢卡斯、萨金特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进一步批评“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会被预期到，因此也是无用的，应该更彻底地放任经济自由竞争。这两派也先后经历了政策检验，既有成功，也有失败。
自“理性预期学派”之后，宏观经济学领域似乎就没有什么引人瞩目的思想被提出。一部分经济学家站在凯恩斯这边，主张国家干预，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主张市场调节，称为新古典主义；更多的宏观经济学家则试图调和这两派观点。在外行看来，似乎这就是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了。而且，迄今为止，宏观经济学仍不能对我们的日常宏观经济做出有效指导和预测，对于意料之外的全球金融危机，宏观经济学家没有一致的意见，而且看来也不打算承担任何责任。
但我们顺着诺贝尔经济学奖所揭示的线索，看看宏观经济学的内部就会发现：过去三十年里，整个学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理论基础到检验手段到模型工具，都与过去截然不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正在对我们的经济生活产生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宏观经济研究的对象仍然是GDP、价格、利率、汇率、失业率、投资、储蓄、消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泡沫这些宏观经济概念。研究的手段，归根到底也就是两种，理论和实践。但是因为各种要素在宏观经济中混杂在一起，我们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在微观环境下，价格上涨导致需求下降，因果关系很清楚。但在宏观环境下，我们同时观察到扩张货币政策，看到通货膨胀，看到储蓄率下降，到底谁是因，谁是果？很难说。
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解释，而且内生变量既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左端又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右端，这一切都使得估计和推断变得更加复杂。诺奖得主西姆斯发明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描述在同一样本期间内的许多个内生变量，都作为它们过去值的函数。也就是说，在我们无法用经济学搞清楚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时候，借助统计学的方法来搞清楚，这时候我们甚至不怎么需要预先的模型假设了。
自西姆斯的研究开始，VAR模型在很多研究领域取得了成功，取代了传统的联立方程模型，被证实为非常实用且有效的统计方法。当然VAR模型还存在参数过多、过于复杂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计量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许多方法，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引入了变量之间的作用与反馈作用，是其中较为成功的一种。
但我们也不难看出，虽然VAR模型很好，但它对数据依赖程度很高，且较为缺乏经济理论基础。这一特点使得该方法在创立之初即广受批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VAR方法也在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到SVAR的时候就补充进来很多宏观经济理论，且得到了理论上的证明，故而拥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并且在经济预测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萨金特与西姆斯是哈佛同学，都于1968年在哈佛拿到博士学位。后来两人又共同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使得明尼苏达大学成为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重镇，培养出一大批鼎鼎大名的宏观经济学者。与西姆斯相比，萨金特虽然也做一些实证研究工作，但是主要精力或者说主要影响，还在于他的理论研究。萨金特与另一位诺奖得主卢卡斯同是“理性预期”理论的奠基人。所谓理性预期，是指人们在日常经济决策时，不仅根据过去的经济数据“回视”，还会预期国家的经济政策而进行“前视”。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可能被足够聪明的居民们预期到，从而变得无效。这个思想固然重要，可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基础来重写整个经济学的范式。
萨金特是数学方法“动态规划”的专家。几十年来，他与一些合作者们用动态规划方法，结合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的思想，重写了整个宏观经济学。他的几本教科书成为当今学生必读的宏观经济学经典，他的方法也变成了宏观经济学家们交流用的基本语言，那就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
所以萨金特的实证研究，也与他的理论研究密不可分。配合“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实证方法一般称作“校准”，即从一个具有理性预期的代理人（机构）的选择出发开始研究，在采用跨时最优的决策原则，计算出相关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函数关系之后，通过校准方法确定各待估参数的取值，并据此展开政策分析与预测。与VAR相比，校准背后有着非常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也是现在宏观经济学家最喜欢的研究方法之一。
这些研究很难，也运用到很复杂的理论工具，很多经济学家都未必完全掌握，普通民众自然更缺乏体验。这几十年，就基本观念而言，宏观经济学学者确实还是在新古典与新凯恩斯主义或者说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之间徘徊。当然绝大多数学者既相信市场，也承认市场失灵，既主张要通过市场来调整，也肯定某些时候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就是两者孰多孰少、孰主孰辅的问题。匆匆一瞥，似乎确实没有大的进展。再加上近几年在全球逐渐蔓延开来的经济、金融危机，公众开始不断质疑，宏观经济学家们到底在做什么？
但是萨金特这些宏观学者不屑回答这个问题。这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学当然有了极大的进展。这些学者们看似仍在讨论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的老问题，但是背后所用的方法、所涉及的工具甚至所秉持的基本观念，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甚至整个理论范式都被重写。十年前大家所用的教科书，现在都已淘汰。如果不是紧跟最新学术研究，恐怕连这个学科所使用的理论工具都很难看懂。
可经典问题几乎不会改变，如同政治学或者气象学的研究一样，基本问题甚至在上千年前就已明确，与今天几乎相同。但是今天的研究手段和视角已经不同。拿学界公认的以关注市场失灵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问题为例，宏观经济学家们一直在用不同的理论来刻画市场失灵，也在用不同的实证工具加以检验，到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今天，早已不是过去那番面貌。
宏观经济学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必须被现实加以检验，这是检查那些象牙塔内学者们工作的最好办法。全世界的宏观经济都在日复一日地“自然实验”着，无始无终，也不可能停下。我们对于宏观经济的认识总是有限，依靠这些学者的研究，一边检验他们的理论，一边加深我们对于宏观经济的认识。到目前为止，即使就过去历史数据来检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它也还有大量难以令人满意之处。
这是宏观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困境，与诺奖并无关联。诺奖评选委员会新任主席克鲁赛尔也强调：“奖项和政治没有关系，也不跟随当下潮流，只注重研究贡献。我们的评估非常彻底，有可能花好几年，因此从研究完成到颁奖，常有时间落差。”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落差一般是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