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悬疑神剧回归:有钱人婚姻里的背叛与谋杀

文化   2024-10-22 21:01   北京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莫菲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这个年代,很难想象一个西方作者写的侦探故事,可以横扫日本五大推理榜单榜首——毕竟,无须讳言,单说案件本身的复杂与社会立意的深远,日本的推理小说早已后来居上,超越了欧美同行的水准。但安东尼·霍洛维茨的《喜鹊谋杀案》(2022)偏偏做到了。

其续作《月光花谋杀案》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不久之前刚刚播完,同样延续了良好的口碑。要说这个系列的成功秘诀——其实线索正是观众们自己的证词——所有人几乎众口一词的夸奖它,“是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月光花谋杀案》剧照
原著作者安东尼·霍洛维茨,曾经做过电视剧《大侦探波洛》的编剧,也是柯南•道尔产权会有史以来唯一授权续写福尔摩斯故事的作家。从这份履历不难看出,他深谙古典本格之味,是各种推理套路的集大成者。

读者和观众,其实并非一味求新求变,我们其实也希望能够辨认出一些固定的“唱念做打”,有机会回味那种最经典的口感。但回味的方式不能是原封不动的复刻,得把旧酒巧妙地装进一个新的瓶子里。这句话说起来好像挺简单,真正要做到却很难。因为一个好的艺术作品,形式和内容是密不可分的,你很难单单修改形式,而保持内容的原汁原味。

而安东尼在《喜鹊谋杀案》里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解法,那就是“作中作”:在一个故事里埋入另一个故事、把第一层凶杀案的线索埋入第二层的凶杀案里。拆开来看,这两个案子都是最经典的本格推理故事,但放在一起,却又形成了意想不到的共鸣。这种共鸣正是安东尼向读者提出的额外挑战:解开两个案子本身还不够,你必须解开两个案子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种额外的挑战,也会带来额外的回报:两个案子、两个时空互为镜像,在复杂的反射和变形中,反而更清晰地映照出现实的真相,它其实并不仅局限于“谁是凶手?”,而是关乎更广大的问题:“何为幸福?”

《月光花谋杀案》作为系列的第二部,手法更为大胆和炉火纯青。
全剧的第一幕,是一场看上去很美好的大户人家婚礼——直到女仆匆匆赶来,惊慌失措地抱住新娘说了什么。然后全场来宾都看到新娘那洁白的婚纱上,留下了两只触目惊心的红色掌印。

这当然是一个悬念拉满,很有噱头的开场。实际上,如果我们走完整个故事,回头再来看这第一幕,会发现这不啻为一个提喻:表面的幸福生活背后,往往有某种看不见的流血牺牲。

顺着这个开头,后面引出了一虚一实两条故事线。

第一条(或者说第一层)故事线是这样的:婚礼血案很快就查清楚了,被害者是酒店的一个大老板房客,而凶手则是一个有前科的服务员,人赃俱获,自己也认了。实际上这家酒店就是新娘一家自己开的,他们出于公益,接受了一些有前科的人来当服务员。

八年之后,当年的新娘读到一本侦探小说,名字叫《庞德来探案》,此书正是取材于当年的婚礼血案。她读完之后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说当年抓错了人,她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她还没来得及说出谁是凶手,就失踪了。父母报了警,一时也找不到人。既然女儿是读了小说有所发现,那么就必须找一个能读懂小说的人。

所以他们只能来找女主苏珊,也就是《喜鹊谋杀案》里那位资深编辑——由于《庞德来探案》的作者阿伦已经在上一部里死了,如今世上最了解这书的只有她这个编辑了。她在上一部结尾已经辞职,和男友开了一家小旅馆,本来是过上了神仙生活,不料旅馆经营惨淡,而且她心底里还是更喜欢编辑的工作,甚至不时会在幻觉中看见那位虚构的侦探庞德。

如果说苏珊的原型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女神探马普尔小姐——能和大家打成一片,擅长捕捉闲言碎语之间的蛛丝马迹,那么庞德的原型无疑参考了阿婆笔下的另一个经典神探波洛——一个操着异域口音、冷眼旁观世间丑恶的局外人。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对于推理故事的爱好者来说,是双厨狂喜,是马普尔小姐和波洛的梦幻探案组合。

不过他们字面意义上的“跨界”合作,更多是精神层面上的,因为庞德其实就是苏珊自己的幻觉,或者说是她把自己代入庞德的视角,从而看到单凭自己看不到的线索。但这其实也是所有推理小说读者都在做的事。作者安东尼不仅在致敬推理小说的作者前辈,其实也是在致敬推理小说的读者,让阅读这一行为的意义,直接上升到和探案同一等级。

《月光花》的第二条(层)故事线,即《庞德来探案》这个“作中作”,设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主角是一个好莱坞女明星。她开了一家酒店,生意很好,却老是亏钱,于是请财务顾问来查账。除了财务问题以外,她和制片人的关系也非常不好,后者倾家荡产投拍了一个片子,但她竟然不肯合作。再有,就是她和富商老公的关系也很糟,她早已出轨。总而言之,恨死她的人很多,而她果然也被发现死在床上,脖子有两道勒痕,旁边的电话线被扯断。

限于篇幅,还有不少旁支未能细说,但两条故事线的核心案件大致如此,可以说本身谈不上烧脑。有经验的读者其实单凭上一段的描述,也已经能推出大致的真相了。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推理出案件的真相本身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厘清案子之间的关系。

你越想就会越佩服“案中案”结构的妙处——推理小说作家本身就是高明的“罪犯”,他设下了巧妙的“诡计”。当代读者不是嫌古典推理故事的案件不够复杂么,那么增加复杂性的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把案件的数量翻倍。量大总能管饱。

而如果我们苏珊那样,按照设定,必须从第二层的案件信息来推理第一层的凶案,其实就把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可以说是一种绕路。到达目的地本身还不够,你必须走通一条特定的路线。什么是最好的歧路呢,那就是把它伪装成一个捷径!

不过,在这里我们也会碰到原著和改编最根本的不同。在书中,苏珊一时很难分辨《庞德来探案》里的各个人物分别对应现实里的谁。而在剧中,这倒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不同的人物可以由同一个演员来扮演。

比如现实中委托苏珊的富豪夫妇,投射到《庞德来探案》里就从旅馆的投资者和拥有者,降格为旅馆的打工人,甚至还是一个日常揩油贪污的打工人。现实中新娘英俊的老公,在小说里则变成了女明星的财务顾问,而女明星也并非现实里的新娘,而是她的姐姐。而新娘本人却变成了财务顾问的姐姐。现实中死去的老板,在小说中泽变成了电影制片人。而现实中的女佣在小说里仍然是女佣。

影视化的确大大降低了推理的难度。我们本来很难确定,在现实中老公是否真的爱新娘,但这同一个老公在戏中戏里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财务顾问”、满嘴谎言占富家女便宜的小白脸,这无疑是一条关键信息。我们据此就很有理由怀疑,现实中新娘的失踪,同这位老公大有关系。

但是影视化也有其特殊的好处,因为其直白,可以让观众省下脑筋,而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人物本身上面,体会他们作为具体的人的情感和处境——在犯罪和探案以外,其实每个人还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案中案提供的,不仅是作案动机的信息,也是两种生活的对照记。它其实很像数学里的拓扑变形,人的外在身份可以拉伸扭曲,但人和人的内在关系其实没有变。

尤其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性别关系其实一直关涉到阶级和财富。前文提到,现实里的富豪家族出于公益,会接纳一批有前科的人来打工。但在这个看似正常的雇佣关系背后,实际上这些人还受到富豪家族中大小姐的性剥削,而大小姐在小说的镜像中正是掌控一切的女明星——她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而她寄希望于拯救自己的情人,却恰恰成了最终杀害她的凶手。她在现实和小说里一虚一实的两种处境,放在一起看,就让人感叹世间到底还有没有真情。

实际上在《月光花》里所有的婚姻都遭遇了危机,包括现实里的苏珊自己(自己编辑事业与老公开旅馆的梦想难以兼容)、苏珊的姐姐(姐夫烂赌且出轨)、小说里财务顾问的姐姐(姐夫出轨且杀人),等等。当所有这些案例摆在一起,个例就呈现为一种模式,或者说,这些声音最后汇聚为同一声诘问:一个正常的可持续的婚姻怎么这么难?

正如人多才能构成一种人气,故事也得叠加起来,才能形成一种“故事气”。那和推理本身倒并不直接相关,那是一种生活的调性。在案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庞德就对苏珊说:这里的空气里弥漫着凶杀的味道。而观众感受到的,正是那样一种微妙的噩兆:看似“正常”的生活背后,早已布满裂痕,我们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从中渗出鲜血。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推理故事都是悲观的。其实恰好相反,推理故事虽然遵循墨菲定律:凡是有可能出错的地方就一定会出错(如果不是出人命的话),但推理故事还是有一个终极的乐观的信念,那就是相信人类的理性,终究能战胜各种谎言和荒诞。

在小说中,作者安东尼借苏珊之口,为推理小说做过一番辩护:

读者喜欢看,也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他们知道这些并非纪实文学,而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而我们谁敢说自己不需要呢?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新闻播报;假新闻;自身本就不干净的政客们却相互攻击、泼脏水……或许人们只能通过一个可以逻辑自洽且会带你发现绝对真相的故事,才能获得一点安慰。

现在我们距离“侦探小说的黄金年代”(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百年。当读者和观众一次次为《喜鹊》《月光花》这样巧妙地复古之作叫好,并不只是怀念一种很有趣的智力游戏,也是向往回到一个“有逻辑、讲道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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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初初 /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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