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称他“新闻界的释迦牟尼” | 古今人物志

在中国新闻史上，俞颂华先生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和崇高地位。他曾先后采访过列宁、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苏俄领导人，他曾到延安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并与毛泽东作彻夜长谈。他曾为茅盾的文章改标题，他曾编发郭沫若最早的新体诗和张闻天的处女作，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践行着“人生为一大事而来”的信念，他的这个大事就是一生坚守的新闻事业。

黄炎培曾说，俞颂华先生以新闻事业为唯一终身职志，熟于国际掌故，富于爱国心与正义感……人生为一大事而来，既认定某大事，便须忠于其事，专于其事，将一生精力尽献于某事。先生者，其新闻界之释迦牟尼乎。

作者：陆钟其

播讲：李杰

俞颂华（1893～1947年），名垚，又名庆尧，笔名澹庐，江苏太仓人，唐文治甥。

俞颂华先生像

01

以“济世之志”宣传报道“济世之事”

作为报人，俞颂华先生从小就有济世之志，并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先生认为当世马列主义有济世之功能，于是不顾非议和危险，坚持客观、公正地予以报道。

1、是最早报道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记者之一

俞颂华先生中学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1915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公学政治系、旋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

1920年，俞颂华先生在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以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特派员的身份赴苏俄采访，一同前往的还有瞿秋白和李仲武。他们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前往采访的中国新闻记者。离开北京时，郑振铎、耿济之向他们赠诗送行：“你们走了——走向红光里去了！新世界的生活，我们羡慕······”。俞颂华先生不谙俄语，瞿、李两人当时是北京俄文专修馆刚毕业的学生，于是三人一道采访，由瞿、李做翻译。在莫斯科期间，他们先后拜访了列宁、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苏俄领导人，参观了克里姆林宫。

1920年10月16日，28岁的俞颂华（中）和21岁的瞿秋白（右）、李仲武（左）赴苏俄采访，成为我国头一次走出国门并常驻国外的记者

事后，根据实地考察和亲身见闻，俞颂华先生向广大中国读者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实情况。他采写的《旅俄之感想与见闻》等通讯报道，分别在《时事新报》与《北京晨报》上发表。后来，《北京晨报》把通讯辑成《游记第二集》一书发行，这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了解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起到了十分积极作用。

2、国统区内最早客观报道延安情况的记者之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俞颂华先生率先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7年4月，他接受报社委派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作长夜倾谈，后来，他又访问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并出席延安的文艺晚会，观看抗日剧团的演出。回沪后他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通讯，在《申报周刊》(即原月刊)上发表，完全用事实说话。尽管在新闻检查时被删去了不少内容，但仍向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不少真实情况。他在文章中说，他进延安时，就看到“城门两旁的城墙上有‘和平统一’和‘团结御侮’的很大标语”；离开延安时，又“回头看看”这“八个大字”，“不由得感觉很愉快。因为觉得这八个大字，足以代表国难严重中的一线曙光，亦是全国人民的一致愿望”。虽仅聊聊数词，却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已成为“国难严重中的一线曙光”。他在陕北还拍摄了不少照片，也分期在《申报周刊》上刊登，图文并茂地对陕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客观而有力的宣传。

作为一名普通记者，他敢闯禁区，敢于讲真话，敢于颂扬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政策，这在1937年“七·七”抗战前的国民党统治区，是极为了不起的。俞颂华先生是继斯诺、范长江客观报道陕北实况后的又一名客观报道真实情况的记者。

02

大力践行“普渡之事”

1、笔下风雷 润物有声

1921年俞颂华先生改任驻德国特派记者时，又抓紧时机进柏林大学研习哲学、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等，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素养。1924年从德国归国后，任上海中国公学教务长兼教授。该校停办后，由钱经宇介绍进入福州路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他又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同时还先后在中央大学商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沪江大学商学院、暨南大学、劳动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等院校兼课，讲授社会学、逻辑学等课程，同时宣传马克思主义。

1932年经黄炎培介绍，俞颂华先生进入设在汉口路的上海申报馆，创办《申报月刊》并任总编。与此同时，他还与俞寰澄、李孤帆等创办《新社会》半月刊，提倡革新政治，主张抗日救国。

《申报月刊》和《申报》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在闸北的编译所、印刷所、东方图书馆等被日军飞机投弹焚毁，损失惨重，《东方杂志》只得暂停发行。同年5月，又经黄炎培介绍，《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邀请俞颂华先生进《申报》社创办并主编《申报月刊》。在此期间，俞颂华先生曾盛邀鲁迅、茅盾等在新雅饭店用餐组稿。此事，鲁迅曾写入自己的日记。此后，鲁迅以“洛文”“罗忨”等笔名在《申报月刊》（后改为《申报周刊》）上发表多篇杂文。而茅盾的《林家铺子》在发表时还有一则趣事，据说，小说原名茅盾题为《倒闭》，俞颂华先生觉得太直白，而报社老板则认为不吉利。于是俞颂华先生将之改名为《林家铺子》。茅盾当时已是名家，但他仍谦虚地表示，俞颂华是我的老朋友，他这样说我当然是同意的。此后，茅盾又把《春蚕》《秋收》等小说放心地交给《申报月刊》发表。不久，叶圣陶等也在此发表作品。讴歌正义和光明，鞭挞反动与黑暗；

俞颂华先生还曾邀约“一·二八”抗日名将翁绍恒撰写了《淞沪血战回忆录》，在《申报月刊》上进行连载，引起强烈反响。

1942年在桂林时，俞颂华先生任《广西日报》主笔。此报系国民党桂系办的报纸，原在内容及形式上都较落后，销售量仅有几千份。他任主笔后，一面在内部充实编辑力量，一面在外部争取金仲华、千家驹、胡仲持等进步文化人士的支持，使报纸面目焕然一新，发行量猛增到两万份。

1943年5月，衡阳《大刚报》总编辑羊枣被迫离开，编辑部一时群龙无首。社长毛健吾对俞颂华先生仰慕已久，亲自去桂林礼聘。俞此时已是有名的报人，素来在大城市办大报，是否肯屈就衡阳这个小地方呢？谁也没有把握。可俞颂华先生欣然应聘，卷起铺盖，立即动身。许多人把俞的行动比作陶行知先生办学：陶先生由大学办到小学，越办兴致越高；俞先生办报，由大城市办到小城市，越办越有劲。俞颂华先生到衡阳时，身体虽然极其虚弱，医生的结论已是：“带病延年”，他却是不管不顾，继续“带病战斗”。在《大刚报》馆工作期间，他拖着羸弱的病体，为《大刚报》办了三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是创设《星期增刊》；二是向进步文化界人士和学术界组稿，提高《星期论文》的质量。他把编辑用稿比作医生用药，医生用药要对病人负责，他说编辑用稿也要对读者负责；三是创办敌后航空版。他们把一周国内外大事特别是各个战场的情况加以选择改写，每周出一期八开小报，托衡阳空军基地的美军飞机带到敌占区空投，美方记者称之为“世界创举”，是“中国新闻界向敌伪反攻的先声”。

这段时期，俞颂华先生主编的不少刊物，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起过非同小可的作用，并成为“五四”以来新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园地。

2、提携后进 不遗余力

早在1919年主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时，俞倾华先生就注意为新文学的创作提供园地。如郭沫若最早的两首新体诗《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鸳》，张闻天的处女作《梦》以及叶圣陶等人的早期作品，都是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上发表的。

1936年1月，《申报月刊》改为《申报周刊》，仍由俞颂华先生主编。他发现向该刊投稿的年轻人石西民思想进步且富有才华，即邀请他参加《申报周刊》编辑工作，予以奖掖。由于俞颂华先生主办的《申报周刊》图文并茂，精编精干，因而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成为当时全国期刊中发行量最多的刊物之一。

3、关爱学子 庇护有加

俞颂华先生还十分关爱青年学子。当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由四川璧山迁到苏州，他应邀去苏州任该院新闻系主任。1947年5月，上海、南京、北平、昆明等地学生发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全院学生积极响应。院方听命于国民党当局，勒令30名学生退学。俞颂华先生闻讯后当即找到院长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斥责院方开除学生属“不法行为”。由于俞颂华先生和其他进步师生的反对，院方不得不收回成命。

陈礼仁先生在《悼俞颂华先生》一文中则写到，（1945年）8月以后，俞先生几度吐血，于呻吟床褥之际，犹急急地物色优良教授，拟订教学计划，其忠于职守之精神，诚可谓鞠躬尽瘁。俞先生口德刚正而遇人和淑，视学生如子侄，爱之以至诚。因此，先生去世学生痛哭失声，同仁无不暗自神伤，泪如雨坠。有一位学生写道：“我衷心地敬爱他，视他如父亲一般，我的悲痛亦不仅止于师生之情，我不但是为了个人失掉一位敬爱的良师，也不单是为了新闻系失掉了一位系主任而痛苦，更为了目前负他生前的教训和期望。”

03

甘心“历经磨难”

先生一生坚守初心，淡泊名利，清平度日。大有“为了民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风。

1、富贵不能淫

1937年上海“八·一三”全面抗战后，《申报周刊》停办。先生受友人马星野的邀请，到湘西芷江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新闻系教授。1938年夏随政校迁往重庆南温泉，在那里他常与老朋友俞寰澄、邹韬奋、黄炎培、戈宝权、沈志远等聚会，“抵掌天下事，极挚友之乐。”

1940年夏，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陈立夫欲拉他加入国民党，派原中央通讯社社长马星野给俞颂华先生送来表格要他填写，他断然拒绝，并离开重庆远去香港。到香港后，他先任香港《星报》总主编，数月后赴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总编辑。俞颂华先生在《星洲日报》只工作了九个月，由于国民党硬派一个姓关的去控制海外华侨舆论，他愤而回到香港。

1941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成立，俞颂华先生应梁漱溟之邀，担任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总编辑。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转移到桂林，国民党要人几次请他、诱他、逼他去重庆，许以高官厚禄，尽管他的夫人，儿女都在重庆，令他十分思念，但他依旧选择留在湘桂，就是不肯去国民党的陪都重庆。

1944年4月，日寇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大刚报》馆迁往贵阳。俞颂华先生实在经受不住长期颠沛流离，加上此时身体已是虚弱不堪，才不得不离开该报到重庆与家人团聚养病，但仍抱病在黄炎培主办的《国讯》半月刊担任主编。

抗战胜利后，《大刚报》迁回南京复刊，特邀他仍旧担任总编辑。但当他了解到此报已为国民党CC系控制时，便坚决拒绝。1946年夏，他回到上海，贫病交迫，无地容身，暂时借住在一位亲戚的小亭子间里，过着清苦的生活。这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与俞先生曾在德国同过学）乘机约他到南京办报，并许以汽车、洋房等。俞先生嗤之以鼻，并斩钉截铁地说：“三十年前，我不妥协，三十年后，我虽然贫病潦倒，还是不妥协。就是这几根老骨头，是要硬到底的！”浩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

2、历尽生活之磨难

俞颂华先生的女婿葛思恩在《悼先岳俞颂华先生》一文中介绍说，俞颂华先生一生生活淡泊，不计名利，立志坚定，嫉恶如仇，时常提起的两句口头禅是“知足常乐”“无欲则刚”。他立志不进仕途，不入任何党派。

《大刚报》编辑严淮冰在《一代报人，寂寞长逝——俞颂华先生的生平》一文中则写道，俞颂华一直就是一个职业记者，靠应得的收入养家糊口，在这一点上，与名报人张季鸾不同：张季鸾是《大公报》的老板，有事业在手，意志比较自由，生活上不受任何威胁；而俞颂华一向做伙计，虽然有意志的自由，但只有在报社老板与他的意见相接近的前提下，始能合作下去。所以，俞颂华30年来，是在“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情形下由这家报馆到那家报馆奔波，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和信念，甘愿受尽生活上的磨难。

1947年夏秋之后，终因过度劳累，俞颂华先生不幸病逝于苏州，享年54岁。

△黄炎培在俞颂华追悼大会致悼词《新闻界之释迦牟尼——俞颂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