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笔五年的“网文大神”陈若男决定重启写作事业，请出版社给她找一个助理，却不是为了帮助自己，而是整理前夫的遗稿。
“如果有出版价值，就帮他出本书，当作他来过这个世界的证据。”
年轻而执拗的助理柳行，进入了凶宅整理遗稿，在过程中，他发现了陈若男婚姻中的一层又一层……每一层都不算是真相。
真相到底是什么？
她说：“你猜。”
全文约20500字，前8500字免费试读。
我在最成功的那些年不仅租了两室一厅的工作室，还请过助理。助理的工作内容琐碎，总结起来就是围绕我、服务我，帮助我完成小说，尽可能减少我的体力和心力损耗。
每天的安排都很简单。
助理做早午饭，确保我11点起床就能吃上。
吃完之后我喝茶，查看新闻，遇到有兴趣的题材就交给助理，让她设法找到更多资料，打印出来放到素材库里。
1点半，我去楼下会所运动，长期的写作需要充沛的体力作为支撑，再不喜欢运动也必须坚持。助理打扫工作室的卫生，上网站收集整理新一章更新后的读者评论。
下午3点，我洗完澡，开始回复读者评论，我口述，助理打字。这项工作本身很简单，基本上半小时内就能完成，但评论中往往会有读者猜测下一步的情节走向，如果和原有的构思雷同，就要琢磨怎么绕开，这是我坚持不存稿的理由。
偶尔会有文学网站或者影视公司要求开会，我也会约在下午，请他们来工作室面谈，个别难搞的要我去公司，我自己开车往返，不会强求助理陪同，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肯定需要这点自由的时间做她想做的事情，但如果她愿意的话，我会带着她一起去。
我不是介意分享资源的人，而且说实在的，文化产业的人和其他行业的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先敬衣冠后敬人，无非是势利得不那么直白而已，带着助理会提醒他们对我高看一眼，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助理的作用类似我手上的爱马仕包，或者不经意摆在桌上的宝马钥匙扣。
没有意外的话，下午6点我和助理一起吃晚饭，吃完之后助理收拾，我进卧室休息、构思。
晚上8点，拉上窗帘，放音乐，点根烟，我开始口述今天的内容，助理打字记录，到12点，收工，由助理校对之后贴到网站上，设定在当天早上8点更新，我写的都是各种行业背景的婚恋小说，这时候正是读者早上通勤的高峰期，也是他们阅读的黄金时间。
收工之后，我看一部电影，吃点水果，再看些书或资料，凌晨3点睡觉。
每周日我回家，助理放假。
这份工作包吃包住，工作难度不高，我是个好相处的人，给的薪酬也算合理，但显然并非长久之计，毕竟无法提供什么职位上的成长性，而且占据了过多的时间，不过在履历上写“曾担任陈若男（笔名鬼目）私人助理”，倒也不算丢人。
那时候我是颇有名气的网络作家，所谓的“网文大神”。
我先后请过四个助理，她们都很惊讶我的稳定输出能力，四个小时内肯定能完成5000字的一章，前后衔接顺滑，给出三四个转折推进，结尾留下扣子：“好像陈老师脑子里有个程序，怎么做到的？”
“这个没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写作过程就是你学习的过程，你肯来做这份工作，无非是想学这个。”
我的工作室像是个小型的私塾，或者说某种手手相传的手工作坊，助理来的时候都说想学习写作，最终收获的却未必是她们最初想要的。
第一个辞职之后也成为网络作家，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她几年后自己也请了助理，说不然肩颈脖子就完蛋了：“而且助理除了干家务、收集资料和打字，也是第一个读者，观察她的反应就能明白哪段是精彩的，哪段还要修改。”我笑：“你果然明白了。”
第二个的性格活泼外向，相当强势，不肯错过每一个厉害甲方的会议，开会时经常张牙舞爪地唱白脸，是影视公司看到都会头疼的人物，我们相处得不错，但这种古墓派的生活无法满足她。她提出辞职的时候已经找好了下家，正是当初为了合同细节吵得最厉害的影视公司，不打不相识，对方对她的能力相当欣赏，算是一拍即合。逢年过节，我会收到她的微信，title一路见长，礼貌周到地提醒我明年公司重点想做的题材。
第三个是最用功写作的，熟悉了之后，她经常把自己写的小说给我看，求我指导，我尽力帮助她，好几次帮她逐字逐句修改稿子，但她始终没能写出好作品，最终考上了文学评论的研究生后辞职。我恭喜她，她好像害怕我失望：“陈老师，我努力过了，我不是那块料。”我安慰她，并不是非要写作的，她还是不开心：“如果能写作，谁想干评论啊？”
她的不甘心我能理解，但她放弃得很对，她对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写作这件事情的确不是光努力就能成功的。我是真心为她觉得轻松，鼓励一个没有天赋的人去干一件需要天赋的工作，是非常残忍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她一样及时清醒过来的，她的放弃对自己来说是好事。
第四个是王伶俐，她倒不是辞职的，是我提出了解约。
最后那几个月，我已经明显地感觉自己不行了。我写的东西仍然是过得去的，从技术上来说，应该比早些年都成熟完满了，设定刁钻，对话有趣，情节多变，节奏明快，但不知道为什么却丧失了让人能够沉浸其中的东西，好像丧失了魔法。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自我怀疑和自我安慰之间跳转，到了写大结局的晚上，我前所未有地卡文了。
明明已经考虑得非常成熟，明明各种伏笔都已经埋藏到位，明明知道各路人物面对的将是他们唯一正确的结局，我却忽然充满了怀疑。
我想象中的大结局，不仅是要对故事进行收尾，还要肩负起提升整个故事质地的重任，让故事不仅只是故事，而是成为对于生活的寓言和象征，以前这一点总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但那晚却无论如何做不到。
我反反复复斟酌情节，却始终给不出能让自己满意的收尾，折腾到天都亮了，我才凭借着“永不断更”的意志力勉强完成了这一章。
这个无比漫长的夜晚让我做了决定，我告诉王伶俐，我不写了。
王伶俐很吃惊：“陈老师，你写得还是很好，秒杀市面上九成的作品。”
其实“还是”这个词就说明了一切，我点根烟：“秒杀九成是不够的，要秒杀九成九才行。”
读者凭着惯性还会追看我的小说，但他们迟早会像我和王伶俐一样明确地感受到魔法的消失，到那时候他们会是最现实无情的。等他们明白过来，无论是亲热的“鬼大”还是尊重的“鬼目老师”，都会成为过期、德不配位的代名词。
我对王伶俐说，我很确定我已经没有了那种魔力，必须暂时封笔：“我不能让鬼目这个笔名贬值，见好就收。”
王伶俐在我推荐下去了出版社，她很快打出了一片天地，如今已经做了好几本畅销书，是个独当一面的王牌编辑。王伶俐说过，正是和我相处的那段时间培养了她近乎直觉的能力，她能够第一时间辨认出作品中是否有着那种充满魔力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成就好作品所必须的，再好的营销、再大的名气都无法替代。我很公平，我只认它。”
当时只是想暂时封笔，集中精神处理生活中必须处理的一些事情，调整状态，再继续写下去。我也没想到，有些事情处理起来居然这么麻烦，纠缠不去，这暂时封笔，一封就是五年。
我给王伶俐打电话的时候，她非常惊喜：“陈老师，你要再找助理？出山了啊？打算写什么？可以签给我们，我们这几年代理全版权的许多作品都卖得很好……”
我说不是为了我找助理，是为了我前夫，确切地说，是我死掉的前夫，这份工作有些难度，薪水好商量，因为工作地点在所谓的凶宅，所以最好是个男的。
王伶俐沉默了一阵，我知道她很惊讶，认识那么多年，她从来不知道我结婚了、离婚了，更不知道我前夫去世了，但她很快就镇定了：“好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
我对王伶俐讲了工作的具体要求，她考虑了几天，给我介绍了柳行。
“一年前这个男孩子在我们社做过三个月实习生，特别喜欢看书，也喜欢写作，写得挺不错，就是有文学梦的那种年轻人。难得的是很踏实，能吃苦，工作仔细负责有条理，为人不像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那么浮躁，本来是肯定要转正的，后来发现他的学历证书是假的，大二就辍学了。”
我问王伶俐：“他都写过什么？有可以给我看的吗？”
王伶俐说稍等，待会儿她找找，邮箱里应该还有，他投简历的时候附着作品。“青春文学，但是真的不错，让人眼睛一亮。”
“除了学历的问题，有没有别的毛病？”
“话很少，很较真。”
“这都不是毛病。”
挂了电话没多久，王伶俐发了个邮件过来，是柳行的三篇小说，我看了一下，果然是青春文学，情绪大于情节，留恋于语感，还没有解决最基础的结构问题，因此写着写着就难以为继，新手该有的毛病他都有。
但从这些文字中，我能辨认出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看得多了，写得多了，我能够看出这种可能来，有的人，比如我的第三个助理，她知道的太多，想表达的却太少，每一篇小说都在尽力模仿他人，或者追随热门的写作题材，却没有对于活生生的人的观察与理解，缺乏表达的真诚与勇敢，这样的人很难成为作家。
而柳行的小说却始终都在诚恳地剖白自我，那种剖白还缺乏深度，也过于狭隘，却有着一种难得的热忱。如果努力的话，如果专注的话，如果幸运的话，这种热忱可以成就他。
我给王伶俐打电话：“就是他了。”
见面那天下午下雨，我在楼下等了柳行一会儿，他准时到了，没有打伞，全身湿漉漉的，背了一个满满当当的双肩包，大概是跑着来的，脑袋上冒着水气，看上去二十三四岁。
高而瘦，衣着朴素干净，眉骨和鼻子长得很好，让他原本平淡无奇的脸显得棱角分明，有种严肃沉静的气质，好奇怪，和当年的沈言有几分相似，让我一阵晃神。
我伸手：“陈若男。”
柳行握住我的手：“柳行。”他的手很粗糙，应该是干过体力活。
我开门，带柳行进房间，进门他就发出了轻微的“咦”的一声，我对他解释：“离婚之后，我前夫一个人在这里住了两年，之后又空置了三年，的确比较脏。”
柳行说没问题，他很快就能打扫干净。
“麻烦你把所有抽屉、衣橱、鞋柜里的杂物都整理出来，你想要的就留着，不想留的就都抛掉或者卖掉，不需要征求我的意见。”
“所有的东西？”
“对。书、衣服、鞋子，任何别的什么，他父母想要的都拿走了，这里由你全权处理，只有一种东西不能抛。”
我告诉柳行，我前夫也写作，他写作的时候遇到过电脑硬盘崩溃，费尽力气也没找回数据，从此之后信不过电脑，所有的作品都是手写的，他又喜欢乱丢东西，他去世之后我在这里尝试整理过一阵，随便什么东西里都可能夹着他的手稿，这活儿做得我很崩溃。
现在我决定把这套房子卖掉，在这之前必须处理好他留下的文字：“你要找出他的所有手稿，尽可能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出来，打到电脑里。”
柳行问：“如果文字本身有延续性那还好办，如果是片段性质的，怎么看得出顺序？”
“看不出来的部分就算了，但是有部分是能看出顺序来的。”
我们走到餐厅，餐桌上有四五张沈言的手稿，我拿起来给柳行看：“我前夫有渐冻症，你知道这种病吗？”
“知道。霍金的病。”
“他瞒着我，我是到他死了之后才知道的。他的笔迹上能很清楚地看出来，你看这张，笔画都还是很清晰有力的，这张就软了，写不到位了。”
柳行从我手里接过来，仔细看：“果然，还挺明显的。”
“这个工作不好做，他字本来就写得潦草，后来病得厉害，写得力不从心，有些字要靠琢磨上下文来猜。”
“如果猜不到呢？”
“猜不到的部分就空着，把存疑的文稿拍摄下来贴在文档里。”
“你是想给他出本书吗？”
“先整理着再说吧，我想至少留下他写过的东西，对得起夫妻一场。”
工作的时间没有限制，做完为止，我会每周看一下进度，月薪6000，再高我也给不起了，好歹算是包住的工作。
我领着柳行参观房间，房间里堆满乱七八糟的杂物，有些地方简直连跨进去都难。到处都是书，柳行边走边看，眼睛里有光，果然是爱看书的人，这里倒是有看不完的书。
我对柳行说，我听说你喜欢看书，随便看，我也不需要你整天都干活。我不会过来盯着你工作，但是我肯定也担心你会不会磨洋工，所以每个房间，除了卧室和洗手间，我都会装上监控，偶尔看一下，你介意吗？
“无所谓。”
我带柳行看卧室，这是最艰难的部分，我和沈言的结婚照还挂在墙上，那个年龄真是傻，会花钱去把自己拍成面目全非的傻X。离婚的时候我不愿意带走婚纱照，等沈言死后，我陪着他父母来办后事，才发现他一直挂着我们的结婚照。这个房间有太多回忆，我简直完全不能呆，所以一直没有处理掉。
我对柳行说：“我前夫死在这里，死了好几天才被人发现，床什么的当时就清出去了，明天有人送新的床，如果你介意，可以搭在客厅里，或者自己安排住处，不过我也没钱贴房租了。”
柳行问：“他叫什么名字？”
“沈言。”
柳行伸手合十，对着空气拜了拜：“沈先生，我是来帮你的，你不要怪我。”
我拍了柳行的身份证，留下全套钥匙，还有一台新的MAC：“水电煤气宽带都开通了，明天就可以住过来。”
柳行说今天他就住过来：“我家当都背来了。”
我说衣柜里有被褥，需要的话我明天给他买新的，他说无所谓，他睡过比这里脏得多的地方。
柳行从出版社出来已经快一年，干过体力活的手，一个双肩包就能装下的家当，这一年想必并不好过，他没有展开说，没有诉苦，他果然是个话少的人。
临走的时候我给柳行转了3000块钱，算是预付半个月工资，柳行很惊讶：“陈老师，你留电脑，还给我钱，你怎么这么信得过我？”
答案太明显了，我没有回答他，对他这样的人来说，这个机会是难得的，他又不傻。
第二天傍晚我带着几个摄像头又去了房子。玄关的杂物已经收拾干净，餐桌也擦干净了，上面有几张皱巴巴的纸，柳行正在打字。
他看到我来了，起身给我倒了一杯热水，杯子洗得很干净，没多说话，继续打字。
我装好摄像头，看了看卧室，床已经送过来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窗台上放着一盆仙客来，很有过日子的样子。婚纱照还挂在墙上，看上去有点怪。
“这个。”我指着婚纱照，“你要是觉得别扭就处理掉。”
“你们都好年轻啊。”
“是啊，结婚十年，离婚两年，他走了三年，这是十五年前的我们了。”
一周后柳行给我发了邮件，整理了两万多字，有好几篇小说的开头，还有十来首短诗。
邮件上写着：“陈老师，麻烦您看完之后和我交流一下感受。”
我花了一晚上看，第二天给柳行回信：
“诗歌沿袭了朦胧诗的传统，意象唯美，情感纤细，的确不错，但已经不是这个年代在意的文学，而且也缺乏出人意表的新鲜表达，那些诗充其量是他训练自己语感的练习之作，没有发表价值。
沈言想要用来决胜负的显然是小说。这几个开头中，《嫉妒》相当精彩，文字有韵味，人物形象鲜明，情节也有可观之处，他应该也明白精彩，兴致盎然地推进了一阵子，只可惜这种兴致盎然没有深入。”
柳行给我回信：“陈老师，您眼光真好，我去找您的小说看看。”
这个年轻人还挺骄傲的，居然在考验我。也好，哪个年轻人不骄傲呢。
我偶尔会点开手机上的监控看柳行，他是个很好的助理，值得信任。上午收拾杂物，中午出去买菜，下午整理书稿，自己下厨，一般是一菜一汤，吃得很干净，吃完了立刻洗碗，晚上看一会儿书，接着对着电脑打字，应该是在写作自己的东西。
这样又过了三个礼拜，柳行每周都发一次邮件给我，沈言的诗歌、未写完的小说、一些没头没尾的短句，我们在邮件上交流一下观感，有时候柳行也会提到我以前的小说，就人物和情节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确对写作充满了热忱。
到了应该发薪水的日子，我给柳行转了3000块，他打回来1000。
“陈老师，您帮我看看我的小说行吗？给我一些意见。”
我说当然可以，不用钱，他说不行：“这是我的歉意。”
我点开了柳行的小说，题目叫《帮你爬上那些山》。两万字左右的短篇，很快就看完了。一对彼此深爱的夫妻都喜欢登山，后来妻子发现自己得了晚期癌症，不愿拖累丈夫，故意找茬离婚，丈夫在妻子死后才知道真相。丈夫辛苦训练，克服种种困难攀登上一座又一座他的亡妻想要攀登的高峰，“帮助她实现梦想”。
有个唯美浪漫的细节，丈夫在每座山峰顶上都留下妻子的一件遗物，那些遗物在少有人到达的巅峰存留，成为亡妻遍布世界的、不为人知的纪念馆。
调换了性别、主线任务，但显然灵感来自于我和沈言。
如果我和他是这样简单就好了。
我把1000块钱打回给柳行，柳行立刻给我打电话，有些心虚地问为什么。
我告诉他：“写作者不需要对素材心怀歉意，你观察到什么、想象出什么、写作出什么，就是那些故事的主人，如果带着这么严格的道德感，你写不出好作品。”
柳行问：“那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
我说：“你的假设和虚构，看起来是合理的。”
柳行问：“看起来合理，就是不合理的意思。你觉得哪里不合理？”
“你为什么觉得沈言到死还爱我呢？”
“离婚之后沈先生在这里住了两年，但连婚纱照都没有撤走。沈先生有渐冻症，你说了，他死了之后你才知道的，就是因为爱你、不愿让你陪着他面对死亡才离婚的。”
“那你为什么觉得我还爱他呢？”
“沈先生去世三年了，这个主城区的房子空置了三年，你一直没有下定决心过来整理，肯定是知道真相后不忍心改变沈言留下的一切痕迹。现在你请我来为他整理手稿，总是想为了他留下点什么。”
我说你想的、写的，看上去逻辑都很顺畅，但是我写作的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一个故事如果过于流畅简洁，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生活不会是这么简单的。”
如果妻子到死都深爱丈夫，为什么要提早离开他？她一定还有很多想要对他说的话，想要和他一起做的事情，在死亡之前他们还有那么珍贵的相处时间，她明知道剥夺这一切会让丈夫知道真相后痛苦后悔，她何必这样对他。人不会逞强到这个地步。
如果丈夫自始至终都深爱妻子，他绝不会因为你所写的那些小争执就同意离婚，他肯定会怀疑，会去试图追究真相。
小说写得太简单了，回避了所有这些问题，这是个想当然的、偷懒的答案。
柳行说他要再想想，语气很倔强。
过了小半天，柳行给我打电话：“陈老师，我承认这个故事不成立。”
我鼓励他：“但你写得很不错，起承转合，完成度可以，完成就是胜利，这不是敷衍你。比起沈言那些有头无尾的小说，好得多了。”
柳行说他很理解沈先生为什么写不下去，他很熟悉这种感觉，他大学里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过于尊重写作本身，又太怯懦，提笔就会想到已经存在的那些经典，写着写着就开始质疑自己：我何德何能，居然妄想超越前人的杰作？
而如果不抱有超越的野心，那么写作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舔一个无数人已经舔过的盘子，嚼一块无数人已经嚼过的口香糖。”
我笑：“每个写作的人都面对一样的问题，你后来是怎么克服的？”
柳行说把自己的困惑告诉过一个老师，老师劝他：“大狗叫，小狗也要叫，从本质上来说能写成什么样，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还年轻，还会不断进步，而要进步，就必须完成，无论如何，都要有完成的勇气。”
“这是一个好老师。”
柳行说才不是，他辍学就是因为这个老师。进大学之后他很失望，老师们大多庸庸碌碌，难得那个老师愿意和他聊聊文学、理想之类的话题，这位老师教现代文学史的时候讲了几句豁边的话，被学生举报，受到了处分。老师怂恿柳行在微博和个人公号上写了文章为自己叫屈，柳行很快被学校找出来谈话，要求他删帖。柳行硬顶着不肯，那位老师居然也来充当说客，把一切都撇得干干净净，让他更觉得荒谬和不齿。柳行觉得太没劲，开始逃课，学校把他作为刺头重点关注，记下他的好多缺课记录。“我不辍学也要被开除了，本来就没意思，不读了。”
他已经辍学快三年了，这三年来，开始干过保险推销、外卖、饭店服务员、医院陪护，想过这也算是为写作积累素材，但每天忙碌，根本没有时间和力气写作，所以为了去出版社实习孤注一掷做了那本假证。
我问：“你是怎么对家里人交代的？”
柳行说：“他们还不知道。养活自己就行，先养活自己，以后再想办法，总要做出点什么才能告诉他们。”
我想批评他，冲动，理想主义，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对自己极度不负责任，但说这些也没有用，付出代价的是他，能从这代价中学到什么，也在他自己。
“你恨那个老师吗？”
“恨过，后来不恨了。这几年我遇到了很多事，越来越理解他，人啊，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也不是说的时候就在撒谎，只是做起来太难了。”
“人都是复杂的。”
“对，人都是复杂的，很少有彻头彻尾的好人，也很少有彻头彻尾的坏人。”
“你要能把人的复杂写出来，那篇小说就成了。”
“陈老师，你是个很好的老师。其实我觉得，沈先生就需要有个这样的人告诉他，再勇敢一点就好了。”
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和他是夫妻，有些话在一般关系的人之间可以说，越是亲密就越不能说，我不能让他觉得我以成功者的姿态在指导他，“更何况勇气这个东西，归根结底不能来自于外来的帮助，而是必须来自于内心的力量。”
我和柳行聊了好多，这些年很少和人这样聊天，偶尔聊一下，原来也还不错。
又过了大半个月，柳行给我打电话：“陈老师，我整理出一些垃圾，您要不要过来看看？”
我看监控，的确，玄关这里有五六个垃圾袋：“我说过的，由你处理，你不想要的都抛掉吧。”
柳行没有挂电话：“我还找到一些信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我问：“是别人给他的信，还是他给别人的？”
“都有。”
“信件上肯定有时间，排序没问题吧，你就都打出来整理。”
“我不是很确定，你还是过来看一下吧。”
支支吾吾的，很为难的样子。
我去了那个房子。
这次轮到我进门“咦”了一声，监控里是感受不到的，要在现场才能明白地体会到房子发生的变化，一切都亮了几度，好像进来了更多的日光，变化出了更多的空间，客厅随时可以拍样板房的照片。
我表扬柳行：“你真的是很用心。”
柳行给我倒了一杯热水，把纸巾盒放到茶几上，他给我一个文件夹：“里面有沈言的信，他手写的时候垫了复写纸，留下来底稿，还有回信。我去书房整理了，您有事叫我。”
这是柳行第一次叫他沈言，以前提起都是说“沈先生”的，带着一种老派人的尊重，我坐定，知道他恐怕找到了一些了不得的东西。
柳行离开，把客厅留给我。
我认真看起来，看了一页就明白了柳行支支吾吾的原因，也明白了他离开的苦心。
难为这个年轻人了。
文件夹里是沈言和另一个女人的情书往来。我坐在沙发上一封封看，有来有往，延续了五年，我们婚姻的后五年。
第一封信是女人写给他的。
女人是他的学生，叫林悦颖，考上了外地的大学，经历了第一次失恋，和室友相处也不好，在迷惘中想到了当年最喜欢的语文老师，恰好又看到了沈言发表的小说，以此为由头，写了一篇长长的读后感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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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轨的情书藏在婚纱照背面，这是他给的答案 | 整理他的书（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