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的文化使命通论》图书概要内容之四：新时代新征程怎样交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出色答卷？

“古今中西之争”源于近代中国社会衰败而引起的文化冲突。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先进的军事武器轰开了东方古老帝国的大门，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侵略者在对中国进行野蛮掠夺的同时，也传入了近代先进文明，使中国人看到了世界上不同于本国的文化。从“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到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摆脱民族危机的求索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发展。毛泽东说，那个时期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是“旧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新学”，认为这样的新学“很可以救中国”，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新学虽然学了不少，“但理想总是不能实现”。这个历史场景的描述，勾勒了“古今中西之争”最初发生的过程和遭遇的尴尬。

1915年9月，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第二年改为《新青年》）杂志为标志，掀起了以启蒙思想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先进知识分子反思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改良和革命失败的原因，开始把救亡图存的道路求索聚焦到文化层面的思考上。他们发出“伦理觉悟”“道德革命”“文学革命”的号召，认为如果传统的思想仍然占据人们的头脑，那么所有的革新都是无济于事的。新文化运动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思想争论。1915年至1927年，中国思想界一批知识分子围绕东西方文化问题进行了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的论战，成为“古今中西之争”的集中表现。著名学者王元化指出：“这场论战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种文化传统作了周详的剖析，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河。”

新文化运动发展中，“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问题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究竟孰优孰劣，两种文化的属性是什么，中西文化能不能调和，争论的目的是想分辨清楚中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文化取舍。论战中主要形成两大派别，一个是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另一个是以杜亚泉等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两派之间争执不休，在各自主办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新青年派”和“东方文化派”的观点也有共同之处，如他们都认为中华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代表“静的文明”，西方文化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代表“动的文明”。但在文化取舍上两派的观点相对峙，“新青年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陷入垂死的境地，西方文化代表着光明，主张“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东方文化派”则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暴露了西方文化的诸多弊端，主张“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也”。这样相反的观点表明对中国文化取舍的两种态度，而在社会上则出现了固守“国粹”和主张“全盘西化”的两种极端倾向。显然，这场东西方文化论战不同于此前的政治变革，是一次从文化层面探讨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思想斗争，背后表现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切。

近代中国“古今中西之争”只是思想界的理论求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下缺乏破解的条件，因此也给不出正确的答案。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作用是推动了社会先进思潮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嬗变，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到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历史演进体现了思想嬗变的文化意蕴，近代中国曾经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被马克思主义文化所取代。毛泽东指出，被一些人“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不仅进行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创造的革命文化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奠定了实践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努力改变文化落后的状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实践积累的经验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的实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同时也为文化繁荣发展带来明媚的春天，党领导文化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改革文化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文化发展制度，制定文化方针政策，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坚定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习近平围绕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许多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和重大结论，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新时代新征程交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出色答卷，必须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由之路。把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相联系，最重要的是要回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古和今、中和西的文化差异不是实质性的问题，关键是在文化建设上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种来源不同的文化资源融合产生“化学反应”，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当代中国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需要牢牢把握的战略定力。

新时代新征程交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出色答卷，必须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与汲取国外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高度自觉相统一，既立足本国的文化沃土和文化资源，又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近代中国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求索往往局限于古和今的时段分辨，拘泥于中和西的区位之别，因而难以找到正确的答案。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跳出了这样的机械思维，以拿出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为奋斗目标，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明确了实践路径。

新时代新征程要交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出色答卷，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纵观历史上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求索历程，西方文化对中国较大的影响集中在两个时段：一是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时期，二是改革开放的探索初期。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段情况不一样，但都因为当时中国社会人们的思想受束缚而产生对西方文化的新鲜感，由此出现的倾向导致中国文化话语权的严重削弱。新时代实践中，习近平提出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些要求成为新时代党推动文化建设、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指明了努力方向。

新时代新征程交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出色答卷，必须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以中华民族为整体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在绵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经受了磨难和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实践为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注入了新的内涵。习近平对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作出深刻论述，强调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依托增强党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夯实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国家认同的坚实基础，形成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确立了行动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