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Redian | 西安市万寿八仙宫 | 《诗经·豳风》浅析

本文刊登于八仙宫《玄门道语》杂志2024年第3期（总第53期），作者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诗经·豳风》浅析

——以朱熹《诗集传》为主要参考

文 \ 李文博

摘要：《豳风》是《诗经》中“十五国风”的压轴之作。其中的《七月》《鸱鸮》《东山》《伐柯》等篇目以其生动的画面感和深刻的思想性历来为人所称道。本文拟以朱文公《诗集传》为主要参考文本，兼采历代注本及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从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入手，对《诗经·豳风》加以浅析。首先，本文将借助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对“豳”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辨；其次，本文将以文本研读的方式对《豳风·七月》中的劳动场景进行探析；最后，本文将采用史学诠释的方法对《豳风》与周公的关系展开研究。

关键词：《诗经》；周公；《豳风》；朱熹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位列汉代今文经学“五经”之首，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思想经典和文化瑰宝之一，为历代读书人所反复吟诵、鉴赏品析。其中，南宋大思想家朱晦庵所著的《诗集传》废除了毛序，摒弃了汉儒繁琐的注疏风格，立足于《诗经》文本直接探求诗篇的本意，并且对《诗经》之“六义”进行了创新性地阐释[朱熹认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诗集传·序》）。并且指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葛覃》注），“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螽斯》注），“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关雎》注）。]，堪称中国古代《诗经》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豳风》是创作于殷末周初的一组与豳地相关的诗歌，包含《七月》《鸱鸮》《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共七首。朱子认为《豳风》的创作过程是，周公旦摄政期间“述后稷、公刘之化”作诗一篇“以诫成王”，后人又取周公本人所作以及其他诗人为周公而作的一些诗篇进行补充附和，从而构成《豳风》这组诗。当前学界对《豳风》的关注和研究也较为丰富，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金景芳对张履祥、徐中舒二人“《豳风》犹鲁风”之说的反驳[ 金景芳：《<豳风>说》，《学术月刊》，1983年第11期。]；王西方认为《豳风》各篇反映了西周初年的社会矛盾，展现了周公身上诸多优秀的政治品格[ 王西方：《说<豳风>》，《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孙红彬认为，《七月》反映的是周初奴隶生活，而其余几首都可作为研究周公的重要史料[ 孙红彬：《<诗经·豳风>考释》，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5月。]；刘丹概括指出《豳风》的两大特色即“多农事”以及与周公关系密切[ 刘丹：《谈<豳风>之特色》，《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王红玉以宏微观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对《七月》的创作时代、语词含义、名物种类进行了详细考察[ 王红玉：《诗经·豳风·七月》研究，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王乃瑞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入手，首先对豳地地望进行考辨，然后对七首诗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依次展开了分析[ 王乃瑞：《诗经·豳风》研究，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3月。]；孙晶认为，《诗经》的编集者把和周公有关的诗篇都归类于《豳风》[ 孙晶：《<诗经·豳风>考论》，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4月。]。上述研究成果拓宽了笔者的研究思路，对于本文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豳风》之“豳”地的考辨

关于《诗经·豳风》以及《诗经·大雅·公刘》中所涉及的“豳”地的具体地理位置，历来都有许多争议，主要观点有甘肃庆城县、甘肃宁县、陕西彬州市和陕西旬邑县。上述地方均处于陕甘交界处且彼此相邻，鉴于周人迁徙路线的复杂性和历代行政区划的不断演变，从而导致当前学界在对古“豳”地的考辨过程中存在不小的难度。

班固指出：“栒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12月。]，此处“栒邑”即如今旬邑之旧称。朱子也说：“豳在今邠州三水县”[ [南宋]朱熹：《诗集传》（卷第八），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月，第117页。]，而据《旬邑县志》援引《宋史·地理》和《金史·地理志》证明，旬邑县在宋金时期的名称即是三水县。

2023年3月28日，由西北大学主持和合作发掘的陕西旬邑西头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宣布为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据了解，西头遗址是目前泾河流域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周时期遗址，为探索周文化起源和研究“豳”地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记者杨明：《陕西旬邑西头遗址榜上有名》，《西安日报》，2023年3月29日，第006版。]。此外，旬邑境内的赵家洞涯居也被视为古豳国的首府。

根据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所讲的传世之“纸上材料”与考古发现之“地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方法[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可推知陕西旬邑县当为《诗经·豳风》所言之“豳”地的核心区域。当然，上文四地可以说都是“豳风”曾经吹拂过的土地，也都曾见证过周人祖先辛勤耕耘的汗水、艰苦跋涉的足迹！

二、《七月》中的劳动场景探析

《七月》为《豳风》之首，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篇。其中描绘的劳动场景生动再现了古豳地劳动人民在一年之内不同时节的工作内容及其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全诗共分为八章。第一章开门见山，点明全诗主旨，指出穿衣、吃饭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诗人从天气变凉写到春耕开始，诗中所涉的衣与食，自古至今都是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质资料。朱子指出第一章的“前段言衣之始，后段言食之始”，并认为“二章至五章终前段之意”即强调御寒保暖；“六章至八章终后段之意”即侧重饮食宴乐。[ [南宋]朱熹：《诗集传》（卷第八），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月，第118页。] 余下各章概述如下，第二章重点写采桑；第三章重点写织布；第四章重点写打猎制裘；第五章重点写涂泥塞缝；第六章主要写采摘食物及酿酒；第七章主要写筑场纳禾与修葺宫室；第八章主要写凿冰藏冰与杀羊祝酒。由此观之，朱子之言诚矣哉！

朱元晦在《诗集传》中引用了“王氏”即魏晋时期经学家王肃对“七月之义”的阐发，根据“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养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时，其燕飨也节”[ [南宋]朱熹：《诗集传》（卷第八），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月，第121-122页。]可以看出，王肃通过儒家义理来解读《七月》，认为该诗所描绘的劳动生活画面完全符合儒家所倡导的忠孝仁义等纲常伦理，朱晦庵也认同王子雍对于《七月》所作的赏析。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解读存在过分美化奴隶制社会之嫌，与历史事实不符。然而如果说，本诗反映了豳地统治者为政以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阶级矛盾也未为不可。总之，由《七月》可以管窥，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古今一也。

三、《豳风》与周公的关系研究

学界历来认为，《豳风》与周公的关系非常密切。西周初年，“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 [南宋]朱熹：《诗集传》（卷第八），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月，第122页。]，武庚勾结管、蔡二叔发动叛乱，且造谣诬称周公有不臣之心，周公遂举兵东征，最终平定了祸乱。其间，成王轻信传言，对周公产生了怀疑，这使得周公的处境愈加艰难。《诗经》中以“豳风”为集体名称的这组诗便是对上述历史事件的直接反映。接下来，便从具体诗文出发，分别探讨《豳风》各个诗篇与周公本人的关系。

关于《七月》的写作背景，《毛诗序》曰：“《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 [西汉]毛亨毛苌撰：《毛诗》（国风·豳），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朱子《诗集传》云：“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穑之艰难，故陈后稷公刘风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讽诵以教之”[ [南宋]朱熹：《诗集传》（卷第八），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月，第118页。]。可知二者皆认为，《七月》为周公于西周初年所作。至于傅斯年等学者提出的“春秋说”似不可靠。王红玉在分析古典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七月》为豳地农歌民谣，即豳地之旧诗”[ 王红玉：《诗经·豳风·七月》研究，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本文赞同王红玉的观点，并且认为《七月》并非一人一时所作，而应为集体创作，有一个补充、修改、完善的过程。当然，我们假设周公见过、甚至加工过此诗，并将之拿来教育成王也在情理之中。

关于《鸱鸮》，朱子认为该诗是周公“为鸟言以自比也”[ [南宋]朱熹：《诗集传》（卷第八），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月，第122页。]，诗中“既取我子，无毁我室”的大意为，武庚既然已经败坏了管叔和蔡叔，不可以再毁坏我周王室的社稷。笔者以为该诗情真意切，充分表现了周公忍辱负重、力挽狂澜、鞠躬尽瘁的政治品格，应为周公自作以劝谕成王之诗无疑。

《东山》共四章，每章都以“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这四句为开端，反复吟唱，其大意为：自从我离家东征，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如今我终于从东山归来，途中又遇到了蒙蒙细雨。既言其往来之劳苦，又言其思乡之情切。《毛诗序》言：“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闵其劳，所以说也”，朱子《诗集传》更进一步说：“上之人乃先其未发而歌咏以劳苦之，则其欢欣感激之情为如何哉！盖古之劳诗皆如此”。根据诗文大意并综合上述二家之所言，我们有理由认为，《东山》应是周公为了慰劳东征将士而作的一首诗。而与之相关的另一首诗——《破斧》则以普通军士的视角描写周公东征的场面，也可以看作是对《东山》所作的回应。从《破斧》的诗句内容可以看出，士兵们跟随周公东征虽然有“破斧”“缺斨”之劳苦，但仍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周公东征的正义性质及其个人品质的至公无私。

余下的《伐柯》《九罭》《狼跋》皆可视为东方四国之人对周公的赞美之诗。其中，《伐柯》以“伐柯而有斧”“娶妻而有媒”来比喻当时东人得见周公之便捷以及见面后的欣喜，侧面表现了东人对于周公的爱戴。而《九罭》则是以“鳟鲂”“鸿”来比喻周公服饰之华美、德行之尊贵，体现了东人在得知周公即将西归时的恋恋不舍。《豳风》的最后一首——《狼跋》则是首先以“狼”的前跋后疐（音至）来比喻周公前方有叛乱、后方有疑谤的艰难处境，然后以“公孙硕肤，赤舄（音戏）几几”“公孙硕肤，德音不瑕”来直书周公的处变不惊、泰然自若，间接表现了周公不谋私利、廓然大公的政治风范。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关于“豳”地地望之考辨，本文认为应以今咸阳市旬邑县为核心，范围涉及今咸阳市彬州市与甘肃省庆阳市的若干地区。其次，关于《七月》中的劳动场景，本文认为应是奴隶制社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的现实反映。最后，本文认为《豳风》与周公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各篇的作者并非都是周公本人。

此外，必须指出的是，本文探讨的三个问题看似相对独立，但实际上都是在解决历代治《诗》者以及当前《诗经》学界在研究《豳风》时比较重视且存在较多分歧之处。笔者在参阅以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三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拙见，以期就正于方家，有裨于士林。

笔者是旬邑籍的西大学子，出于这样的双重身份，故而对于西北大学主持发掘的旬邑西头遗址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这件事自然怀有双份的欣喜与自豪。于是，笔者不揣浅陋，谨撰此文，以浅析《诗经·豳风》的方式聊表自己对西大考古之学科实力的赞佩以及对家乡文化之厚重底蕴的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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