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骊山白鹿观遗迹的历史考察

陕西骊山白鹿观遗迹的历史考察

摘要：骊山白鹿观遗迹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斜口街道。初名骊山观，约创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安最早建立的一批道教宫观。从皇家道观到白鹿书院，白鹿观的历史变迁折射出骊山道教的生动缩影。白鹿观旧址被毁后，当地民众自发重建庙宇，参与保护和传承地方记忆的活动之中，他们延续了兴办白鹿观庙会的传统风俗，彰显出关中儿女特有的历史情怀。通过对白鹿观遗迹展开考察，我们认识到道教信仰在民间茂盛的生命力。道教宫观不仅是进行宗教活动场所，更是反映不同信众现实需求的物质载体。保护历史遗迹，对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弘扬关中文化，承袭重阳遗风。

关键词：白鹿观，关中道教，骊山，历史遗迹，骊山观

引言

陕西骊山，自古为仙门名邸所在，其间道观繁多，香火长盛不衰，是中华道教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路史》载，骊山曾为女娲治所，她于此炼石抟土以造化万物，是以骊山得其神秀。周平王东迁之时，于骊山附近见白鹿，这就是白鹿原的由来。无独有偶，千年之后的唐高祖李渊，亦在骊山偶遇白鹿，遂有白鹿观之称。白鹿观与白鹿原仅一字之差，皆以白鹿闻名，个中奥秘引人无限遐思。从名称上来讲，白鹿观带有鲜明的关中地方特色。

初唐年间，在李唐皇室的支持下，以白鹿观为核心的骊山道教文化与宫廷宴游之风相辅相成，一时间达到鼎盛，堪为皇家宫观之首。金元之交，王重阳多次在白鹿观交游访友，留下“已在白云洞里眠”的千古佳句。早在骊山老母宫建立之前，白鹿观曾经是骊山最著名的宫观，有升仙台，蟾井等名胜古迹。然而时移势迁，近世以来，白鹿观屡经磨难，原有的主体建筑遭到毁坏，当地居民在今斜口街道白鹿观村台口组（又称台口村）的原址上重修了白鹿观遗迹。该遗迹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者为当地村民于上世纪末再度修葺的三间平房，即“老君殿”，供奉道祖太上老君，兼奉王母；二者为“药王洞”，即“老君殿”下方土窑，供奉药王孙思邈。

骊山白鹿观作为王重阳遗迹的留存地，也是西安境内最古老的皇家道教宫观之一，传颂着王母治水的神话传说，却逐渐荒芜废弃，实乃关中文化界的一大损失。本文拟通过口述史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法，重现白鹿观的历史样貌，考察遗迹现有的现实状况，并进一步总结和归纳出其所具有的重要文化价值。

一、骊山白鹿观的历史沿革

白鹿观古称骊山观，其历史可以上溯至唐武德六年（623年）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它是骊山地区最早建造的一批道教宫观。白鹿观的建立标志着道教文化正式植根于骊山。宋敏求《长安志》记载：“白鹿观在县西南一十五里，骊山中，本骊山观，有老母殿。唐高祖武德六年幸温泉，傍观川原见白鹿，遂改观名。”唐高祖李渊定都长安，临幸骊山温泉时见到一只白鹿，便认为这是象征着吉兆的祥瑞，于是变更骊山观的名称为白鹿观。由此可见，早在武德六年之前，骊山就建有一座著名的道观，名为骊山观，并引起了当时身为皇帝的唐高祖的注意。

樊光春《西北道教史》指出，北朝时期骊山所属的临潼地区就已经出现以家庭或多族形式建造的道教造像。[ 樊光春.《西北道教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74页。]北魏高道寇谦之幼年时居住在临潼，结合史载寇谦之自幼崇奉五斗米道，我们可以推测出，最晚在北朝时期，骊山地区就已经受到了道教文化的熏陶，所以建有固定场所进行宗教活动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需要注意的是，早在东汉末年，天师张鲁割据汉中，弘扬五斗米道。其政权衰亡后，大批信徒迁移到了关中地区，是以出现了很多崇奉五斗米道的世家团体。我们不能排除古骊山观（白鹿观前身）在此期被建造的可能性。所以，它的建造年代极有可能是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之间的时间段。

及至唐朝建立，骊山观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李唐皇室自称道祖老子（即李耳）后人，积极宣扬太上老君信仰，大力推崇道教文化，以白鹿之名彰显天命皇权。有唐一代，骊山建有白鹿观、太玄观、降圣观等诸多道教宫观。其中以白鹿观最负盛名，常举办宫廷宴游活动。初唐时期，宫廷诗人留下了大量以白鹿观为题的应制诗，表明此时白鹿观的宗教色彩与封建皇权密切结合，可以说是当时政治权力的核心地带。如沈佺期《幸白鹿观应制》，崔湜《奉和御制白鹿观》均是传世佳作。沈佺期诗中言及：“圣藻垂寒露，仙杯落晚霞。唯应问王母，桃作几时花？”为皇权及封建帝王蒙上了一层神圣的面纱，侧面书写出王母信仰在早期白鹿观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随着唐王朝的覆灭，白鹿观逐渐远离政治中心。至宋代，白鹿观接受了儒家的教化思想，于观中建有初具规模的白鹿书院，讲经谈道，名噪一时。明嘉靖《陕西通志》记载：“上有白鹿书院，陈希夷撰碑。”寻访当地村民得知，陈希夷所撰碑刻在二十世纪时不幸为人所盗，至今下落不明，其中曾记录了历代修葺白鹿观之史实。张君房《云笈七签》：“乾德中，骊山白鹿观道士冯洞元朝礼之次，焚香虔告曰：‘洞元讲孔子之书，依老氏之教，积有年矣。’”这里显示出白鹿观在北宋赵匡胤乾德年间，就已经将道教与儒家思想相互融合，发展出老孔并重的讲学方法。张师正《倦游杂录》中也提到：“骊山白鹿观，向有道士王某，通五经，结茅庐数十区讲授，生徒几百人，韩丕亦尝从之学。”此中“茅庐数十区”,“生徒几百人”体现出白鹿书院的规模之宏大，声势之浩荡。如此道儒兼汇，思想开放包容的场面，令人不由得心向往之，充分反映了道教宫观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宋初名臣韩丕亦曾在白鹿书院读书学习，最终器志大成。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宋代的白鹿书院在关中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助推作用。清乾隆《陕西通志》又载，白鹿观在宋初加封神德洞天，肯定了其在宗教界的重要地位。

金元之交，王重阳多次游访白鹿观，留下不少佳作名篇。《重阳全真集》收入《踏莎行·别道友游白鹿观》《游白鹿观》三首等文学作品，经赵国庆考证，此中“友人”即白鹿观当时的住持霍道长。[ 赵国庆.王重阳诗词中有关白鹿观情况的考述[J]，《宗教学研究》，2015.]这一时期的白鹿观之所以能成为高道交游的场所，主要依托了其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全真道在关中地区的广泛活动。蒙元时期，受到太宗窝阔台的重用，李真常准备在长安建立大玄都万寿宫，《甘水仙源录》将之喻为：“若骊山之白鹿，终南之太一，樊川之白云，凤栖原之长生，蓝田之金山。”白鹿观在一众道观中名列首位，自是堪称金元关中道教之表率。如前所言，白鹿观的肇兴与李唐皇室的重视和支持息息相关。宗教与政治的紧密结盟在道观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金元政府对全真道的扶助从侧面上也为白鹿观道脉的延续提供了政治土壤。同理，明中晚期至民国时期，道教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越发疏离，进一步削弱了白鹿观的生存空间。在此之后，白鹿观开启了由盛转衰的历史，逐渐无载于史。但在乡民们口头传递的记忆里，我们依然能窥见这座古老皇家宫观的残阳旧影。

二、白鹿观遗迹及其衰落原因

白鹿观遗迹位于今西安市临潼区斜口街道白鹿观村台口组内。旧时白鹿观庙会盛况如云，村中老人言此为“九区同过会”，意指白鹿观庙会为周围九个生产队共同参与的盛会。白鹿观前搭建有表演传统剧目的戏台，每逢过会之际，当地人相携前往听戏。台口组的位置紧邻这座戏台，因以得名。传闻白鹿观古时形势壮丽，共建有五间大房，四方有塔，中央为太上老君台（疑是指升仙台）。观内藏有大钟一口，据当地村民所说，此钟敲响时声震八方，整个洪庆都能听到。[ 洪庆街道与斜口街道毗邻，骊山位于灞桥区的部分又名洪庆山。由于访谈对象的年龄多在八十岁以上，此处的“洪庆”非指今洪庆街道，应是骊山。]可惜的是，无论是上文提到的大钟抑或者戏台，都已不存于世，实是我省文化遗产保护的一大憾事。

总体而言，白鹿观在历史上遭遇过三次大规模的破坏：其一，清同治年间，战乱所致的损毁；其二，1958年，观中以大钟为首的文物被熔炼成钢铁；其三，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仅存的碑文和其余纸质文献遭到毁坏。此时的白鹿观虽不复原有的规模，但信仰未绝，香火终年不断。好景不长，观内所供奉的石制神像又陆续为盗贼偷窃，文物流失加剧。失去神像并未直接导致白鹿观信仰衰落，人们很快又换上了木制的牌位。

然而信众总体数量的持续减少似乎无可逆转，古老的信仰只有古老的信众在艰难维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镇化的推进，大量青壮年进入城市，除了留在村中的老人，鲜少有人愿意继续关注这座千年古观。作为宗教建筑的白鹿观未能得到修缮与维护，日益凋敝。经过实地调查显示，地方志中所载升仙台、蟾井的具体位置已难以详考。台口组村民言蟾井在冬季永不冰封，是当地越冬的重要的水源。有人指出其所处位置在距离老君殿较远的龙王庙内，但笔者能力有限，并未寻到蟾井的踪迹。又有传说表明蟾井乃是王母治水时留下的一眼泉水。无论如何，蟾井与升仙台踪迹难觅，故文中指涉的白鹿观遗迹为上世纪末90年代重新修葺而成的老君殿，与下方窑洞内的药王洞两处遗迹。

老君殿坐落在台口组一处土丘之上，共有三间平房，为防窃贼，左中两间未逢初一、十五上香日皆上锁，由专人管理，供太上老君泥塑像。最右一间按从左往右顺序依次供奉老母（王母）之神位、柏神之神位、伟人相、黑虎之莲位、大王神之位。从供奉神位和造像的特征来看，老君殿的信仰遗存带有鲜明的民间信仰色彩，满足了当地群众朴素的宗教心理。每年农历二月十五老君诞辰，信众会在老君殿前举行燃放鞭炮等庆祝仪式，以世俗的行为回应神圣的信仰，反映出他们祈求幸福生活的精神追求和对传统文化的深沉感情。药王洞在老君殿下方的土窑内，供奉药王孙思邈。因举办庙会时来往游人与信众较多，人们有时会在药王洞生火做饭，一同饮食，充满了融洽和谐的生活氛围。

纵观历史脉络，白鹿观由盛转衰的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政治与经济中心转移。白鹿观原本承担着国家神权建构与庙会经济交流的双重功能，但随着唐王朝的衰落，长安城地位下降，政治中心转移到其他临近首都的宗教场所中，如白鹿观这种依靠政治扶持而兴起的宫观受到较大冲击。另外，新型经济模式取代了庙会经济。再加上公共交通的完善，使得进城参与商品交换更为方便。山区居民不再单纯依赖定期的庙会进行农副产品的贸易往来，人们参与庙会的积极性降低。再者，庙会所带来的娱乐功能，也受到了新兴传媒产业影响。当地人认为庙会能带给他们欣赏戏剧艺术，增加生活乐趣的机会。所以每当戏剧演出举行之时，游人数量都会有极为显著的增长。然而，短视频、电影、电视剧等行业迅猛发展，直接致使传统戏剧式微，进而危及庙会经济，更深层地减损了白鹿观遗迹的潜在信众。

其二，信仰人群的流失。上文论及，当前白鹿观遗迹的信众主要集中在当地中老年人群体之间。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缺乏从事宗教活动的精力，健康水平下降。青壮年男女大量向市区流动，这就导致白鹿观遗迹的信仰人群的总数量非但没有增长，反倒因为村中老人的离世逐步减少。除却人口流动的因素，我们还要考虑到周边地区的其他宗教场所的发展。首先是以骊山老母宫、人祖庙、明圣宫三座道教宫观组成的道教建筑群，吸引了大量远道而来，仰慕道教文化和骊山文化的平信徒。明圣宫主奉太上老君，老母宫主奉骊山老母，此两座宫观亦供奉药王孙思邈。这就与白鹿观遗迹所奉祀的对象存在了高度重合。人祖庙位于骊山最高点，占据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再加之白鹿观遗迹年久失修，道路杂草横生，缺少专职维护人员，远离旅游景区及交通要道。人们往往倾向于前往交通便捷且知名度高的大庙。其次，距白鹿观遗迹不远处的军王村，重修有佛教古寺红鹤寺，寺内一应事务井然有序，很快便取代了白鹿观在当地的宗教地位。相比之下，欠缺经费和管理的白鹿观无人问津也在情理之中了。

其三，医疗水平的提高。白鹿观香火的存续，不仅有着道教信仰的维持，还离不开其“设药”的民间医疗功能。“设药”是指人们将神祇或与之相关的神职工作者，包括巫师在内等通过神秘力量产生出某种具有治病效果的药物的现象。骊山地区民间口语表述的“设药”具体表现为以下行为：祈求者将纸张折叠成三角漏斗形，摆放在神龛或某位特定的设药者面前，经过一系列祈祷、拜神、施法等神秘活动后，纸中将会出现一些粉末状的物体。通常情况下，祈求者们认为将其服用后（一般是兑水吞服），即可达到疾病痊愈的效果。白鹿观的“设药”通常表现为两种不同形式：一来是在白鹿观的药王洞中进行祈祷，祈求神祇赐药；二来是在白鹿观附近的蟾井旁，有外来设药者不定期摆摊经营。在医疗水平不发达和经济发展落后的年代，山区人民正是依靠着这种“土方子”缓解病痛。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是，骊山地区的师婆与巫医等异人一般以居家坐诊的方式居多，山路崎岖难行，对于贫苦农民而言求医困难。她们专门前往民间宗教场所设药，实际上是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一定便利。而我国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全民医保的普及，则意味着“设药”的治病模式日渐废弃，正规医院与乡村卫生所可以为民众提供较为稳定和科学的医治结果，有效解决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白鹿观遗迹原本的医疗功能也随之减弱，这在本质上是旧有宗教场所未能适应时代趋势转型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白鹿观的兴衰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甚为密切。基于以上三点原因，白鹿观最终从“拂雪上金台”的赫赫仙观变为了而今的村居平房。宗教场所因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存在，一旦需求消失，宗教场所也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要言之，传统的宗教与全新的信众间始终存在一道悬浮的桥梁，如何平衡好这道桥梁是我们延续道教文化的关键尺度。

三、骊山白鹿观的文化价值

宗教即是文化，文化是由人类构建的精神文明，道教与骊山白鹿观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著名宗教学者吕大吉先生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宗教四要素及其综合构成的宗教整体都是人类的创造，是人性升华和放射，并客观化、对象化而形成的社会文化体系。[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47页。]”故此，保护骊山白鹿观和当地道教信仰遗存，就是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骊山白鹿观的文化价值可分述为六点：

第一，皇家宫观，重阳故地。

据上文所述，从高祖李渊到高宗李治，再到中宗李显，李唐皇室历代帝王都热衷于在白鹿观宴饮。《旧唐书·中宗记》有载：“庚子，幸兵部尚书韦嗣立庄封嗣立为逍遥公，上亲制序赋诗便游白鹿观。”如此一来，白鹿观皇家宫观的身份不言自明。西安城区及附近郊区宫观云集，但都不及白鹿观宫廷色彩浓厚。金仙观虽为公主入道所建，而白鹿观却是帝王居处，恰好与骊山为女娲治所的传说遥相呼应，隐含天子气象。全真祖师王重阳昔年访友白鹿观，并创作了极富思想内涵与道教美学精神的诗词。可以说，白鹿观遗迹是王重阳思想与文化延续的一个空间载体，它不只是天子治所，也是高道交游谈玄论道的白云仙乡。深入探讨和发展王重阳文化，就需要注重与物质遗产的结合。骊山白鹿观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度地感知到先贤们遗留下的精神传承。

第二，道儒合一，兼收并蓄。

有宋以来，白鹿观内建有同时讲授道家经典与儒家经典的白鹿书院，体现出中华民族兼收并蓄，百川汇海的豪迈气度，又有关中文化纯真朴实，不拘一格的天然本性。白鹿观身为道教宫观，主动接纳儒家思想，正是对宗教“排他性”原则的有力驳斥，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性意义。这说明中国传统宗教自古以来就是具备高度包容性的宗教，展现在《道德经》中便是“和光同尘”。

第三，重视教育，引人向善。

新中国成立之初，白鹿观曾增建白鹿观小学，虽于20世纪下半叶废置，却延续了白鹿书院重视文教的优良传统。白鹿观作为当地文化教育事业交流的核心地区，似乎在民众心目中已经达成了共识。道教自魏晋之时备受尊崇，根源基础在于它是引人向善的宗教。早期经典《太平经》在书写过程中侧重于道德教化的宣传，葛洪《抱朴子》将“忠孝”，“顺仁信”等道德与长生成仙相结合，《太上感应篇》更是直言：“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从这些例证都能显示出道教文化在教育人向善一事上秉持的正向态度。

第四，文化传承，树立自信。

骊山白鹿观约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历经千年岁月，见证了道教在关中骊山地区不同时段的演化与嬗变，与我们生活的每一寸土地血脉相连。我们应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肩负起保护白鹿观遗迹的历史使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积极推广和宣传优秀的道教文化，树立文化自信。此外，白鹿观遗迹作为关中古道观的组成部分，对于建立长安学研究和深入探讨关中道教史都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第五，庙会祈福，民俗荟萃。

道教庙会将宗教信仰融入经济贸易、文艺表演、美食特产等内容之中，是一场集祈福祭祀与地方民俗于一体的传统文化盛事，深层揭示出神圣的宗教与世俗的生活所产生的良性互动，起到了团结和凝聚地方社会，促进民生发展与延续优良风俗的文化作用。白鹿观庙会源于上古祭祀仪式，每年都会在农历“二月十五”太上老君圣诞日举行大型庙会活动，当地人称之为“大会”，四面八方信众共赴盛会，热闹非凡。每月初一、十五举行的则是小型庙会，参与者较少，持续时间较短，通常在上午十一点前就已结束。庙会中所展现出的大量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戏剧艺术、美食小吃等文化元素正面临失传的风险，延续白鹿观庙会风俗是对这种活态文化遗产和关中民间手艺人的保护，还能进一步带动本地经济增长，迎合旅游业市场的需求，对乡村振兴产生长远影响。

简单地说，白鹿观遗迹为周围民众进行庙会等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物质场所和心灵寄托，有助于本地民生的繁荣与关中民俗的复兴，是文化传承环节中不可断裂的一环。

结论

白鹿观约成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奉太上老君与王母，旧称骊山观，因唐高祖见白鹿而更名为白鹿观，从此成为李唐皇室开展宫廷宴游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合。唐朝覆灭后，白鹿观的政治地位下降，继而与儒家思想合流创立白鹿书院，兴办教育事业。及至金元之交，全真道活跃在关中地区，白鹿观则为王重阳等高道交往交流提供了空间。明代商品经济兴起，白鹿观庙会经济得以发展，形成了山区内部的贸易与文化中心，并承担有一定的医疗功能。晚清至上世纪末期，白鹿观屡遭劫难，建筑与文物大量损坏流失，再加上未能及时适应社会转型与变迁，最终陷入衰亡。

事实上，白鹿观遗迹只是我们能见到的冰山一隅，它象征着许多逐渐隐没在历史尘埃里的中华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地方的文化与记忆，就是保护我们赖以为生的故乡，与这片共命运，同血脉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