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Redian | 西安市万寿八仙宫 | 《庄子·逍遥游》义疏

本文刊登于八仙宫《玄门道语》杂志2024年第3期（总第53期），作者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庄子·逍遥游》义疏

文 \ 杨新宇

近人章太炎曾这样评价《庄子》一书：“维纲所寄，其唯《消摇》《齐物》二篇，则非世俗所云自在平等也。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也即他认为《庄子》思想的核心要点就在于内七篇的前两章，而《逍遥游》一章主讲“自在无对”的逍遥精神，主张人们不应过分诸种外在形体，而应当脱下这些累赘追求精神层面的自由。

从篇名来看，“逍遥”二字代表了一种高远的理想境界，而“游”则是庄子哲学中重要的方法论之一。郭庆藩注“逍遥”二字曰：“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而从这处注释我们则可以发现，人、物、事是世界中三种决然不同的存在，毋宁说三者是相互勾连而得其自身之存在的。

具体说来，人在世界中之存在是以“生存”的形式展开的，即人总是非目的性地来到这个世界，他的本能始终呼唤着要让自身存活下去，于是人成了“被抛”（Geworfen）的孤独存在；又因对周遭环境特别是对自身死亡的未知而生出“畏”（Angst），但也因“畏”而不断筹划（Gegenentwurf）并对一切都熟络起来，接着人在此过程中最终迫近死亡之深渊；而正是在这个不断筹划、不断迫近的过程中，人因生存之本能与物相遇了，即人不能单单向内创造生存的必要条件，他还需要向外索取，所谓“穿衣吃饭”皆是如此；

同时“物”的存在首先是以人的命名为基础条件的——尽管这种观点隐含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危险，但除此以外我们也确实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解释——也即“物之为物”先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于人的观念之中，接着才是其自身的实存性得到印证，而这种实存性则是以与人的“关联”作为保障的；而物与人的不断相遇则会生发出某种源初性的境遇，也即“事”，而“事”则是与人的情绪关联一处——人与物的相遇让人或喜或悲，或忧或痛，但最终“事”会让人面临选择，并在接下来的筹划中与更多的“物”相遇……

如此循环往复，“人-事-物”的关联才得以揭示出整个“世-界”的面貌。所谓“自得之场”即是让人、事、物悠然地存在于其间，不为任何外因所困扰之所在，故基于这一特质便可以用“自得”来命名；而当物与事各展其性、各得其用，全然地发挥和发展出其本性时，物才得称之为物，事才得成之为事，其表与里浑然一体，如此才可称之为“逍遥”。

在《庄子》一书中，许多的寓言故事都会被设定在一个宏大的背景之下，而逍遥游的开篇便将视野投射到了广阔的天空与深邃的海洋之中。在广阔的北海中，诞生了一条名为“鲲”的大鱼，这条鱼实在太大了，都不知道它有几千里长。这也是“逍遥游”开篇的的一个要点，即点出了一个“大”字.而接下来则是更重要的一个要点，鲲这条大鱼摇身一变，“化”为名叫“鹏”的大鸟，一个“化”字承接了“大”，而这两个字的运用，也瞬间将读者的视域以下提升到了极高的层次；

但这还不算完，大鹏鸟在完成蜕变后便立即振翅高飞，它的翅膀就好像是可以远及天边的一块云，这样的描述又一下将读者的视域再次提高，让读者得以跳出现有世界的局限并进行俯瞰，而这首次也凸显了“逍遥游”的核心内涵，即以“游”的方式达到逍遥之境界。

当然，大鹏鸟虽大，但它仍然需要借助飓风的力量才能到达南海，这也就说明即使是强大如此的生物依然是不自由的，它还是需要借助外界的力量才能达成目的。而关于“齐谐”一词，有人说是人名，如司马彪、崔譔等，也有人说是书名，如近代的文人林纾。不过结合后文“志怪者也”，我们更倾向于这是指一本书的名字。

根据《齐谐》这本书所说，大鹏飞往南海的途中，由于翅膀的扇动，水花可以激起三千里，而它则也借着海上的六月刮起的大风才能够飞上九万里的高空，这里也表明了大鹏鸟是需要借助外力的，由此也引出了一个关键的概念，“有待”，庄子认为人若是处在“有待”的状态下，便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或者逍遥，而造成“有待”局面的原因并非是客观因素限制了人，恰恰是人在主观认知上无法做到“齐物”，但如果能够借助“无己”的方法并最终达到“无待”的境界，那么此时人就可以获得终极的逍遥和自由，他将不会再受到任何限制。

野马是用来形容游动的气息，尘埃则是漂浮在空气中的游尘，生物则是指空中活动着的东西，这三者都是由风所吹动的，因此也是有所待的。天空苍茫一片，这一定是它的本色吗？天空在我们看来显得格外高远，那它是否有穷极呢？这是庄子以常人视角出发提出的两个问题，随后他又以大鹏的视角做出了回答，从大鹏所飞到的高度来看，好像确实是如此的。这一问一答意图在拉高人们的视角，让人们始终保持在大鹏的角度上。

那么为什么庄子要提出鲲鹏之变这个寓言呢，庄子以生活经验为例来告诉我们，如果积水不深，那么它就托载不了大船，而如果是在一个小坑里倒上一杯水，那么放一根小草就可以将之视作船，但是这样的浅水仍然无法托载起一个杯子来，相信类似的游戏很多人在孩提时代可能都玩过，庄子在此的意图则是想告诉我们，如果将那只巨鲲视作是放在水坑上的杯子，那么这只巨鲲势必无法在其中展开手脚有所作为，这也暗示了北海其实并不深，它无力承载巨鲲。

而进一步的，如果将巨鲲视作尚未成型的大圣之胚胎，那么浅薄的北海一定无法作为合格的母体孕育出它来，于是巨鲲只能化为大鹏鸟，振翅高飞并借助大风之力扶摇直上，进而远至南海。也因此，只有广大渊深的大道才能承载与哺育出鲲鹏这样的大圣之物，而大圣之物也必须经过转化的过程才能有所作为，同时还必须借助于六月之息这类世道交兴的大运才行。

总结一下就是，大圣之物乃是非大道不可孕育，非大变不可致用，非大运不可兴盛的存在。讲完大圣之物，庄子将目光转向了“蜩与学鸠”所代表的一般人，本篇名为逍遥游，自然非大圣之物不可得逍遥之境，所以这里讲到的一般世俗之人，他们目光浅薄，见识有限，无法明白大圣之物的种种作为，反而会限于自身的局限而对其嘲笑，正如日本学者福永光司所说，蜩与学鸠总是在嘲笑一切伟大者，说到底它们也只是群“侏儒”罢了。蜩与学鸠所代表的小知引出了大知，小知只懂眼前之事物和存在，而大知则可以突破这一局限而达极高之境界，接着小知与大知又引出了小年与大年的讨论，到底活得多长才算是长寿，到底什么才算是多，这都是庄子对世人生活态度的深刻拷问。

在他看来，由于长短大小都是借由比较得出的，人们因此总是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之中，他们蔑视比自己不足者而羡慕嫉妒比自己富裕者，最终将自己困在了狭隘的主观认知中不得自由，这就是上面所说的有待与无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有待者终生不得逍遥，而只有无待者逍遥终生。

庄子要凸出小不及大的观点，人们不能只看到眼前的，而忽视了长远的，也不能只困守在较低的境界而不向往更高的境界，因此小大之辩仍然是要回到逍遥的问题上去，只见小而不见大便是有待，便是不自由的，唯有见到了大，才能算达到无待境界，才能真正实现逍遥自由。有待与无待的争辩终于显露在我们眼前，即使是像列御寇这样能够御风而行，一念之间便能畅游天下的高人都只能算是有待者，只有做到能乘天地之正且乘天地之正，才算是真正的逍遥无待。具体说来，所谓乘天地之正，是指能够通晓并能顺应万物之本性，而御六气之辩则指的是能够驾驭六气的变化，其中六气是指阴、阳、风、雨、晦、明。

要做到这点是很难的，因为人们总是处于物我两立的境况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认为自己乃是凌驾于物之上的存在，人为之力大于自然之力，殊不知在悄无声息中，人会逐渐迷失方向而堕入物欲之中而被物所控制，因此庄子便强调了万物一体、物我两忘的重要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齐物论篇中。

至于“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则分别表述三种不同的境界状态：至人可以看作是人之极致，这类人能够做到去除自我中心，而以天地间之喜悲为自己的喜悲，神人则可以视作是能取能伸的人，他们完全抛弃了世俗的功利心，不以任何自身的成就来夸耀自己，他们参赞天地之化育，以效仿天地之无声造化功业为己身最大的追求，至于圣人则是远超一般人的存在，他们早已超脱出人的平庸境地，而臻于大道，他们以无名为最高追求，万物包括自己在内，在他们眼中都是等同的存在，没有丝毫的区分。

同时这三种境界也类似于尼采所说“超人”，查拉图斯特拉在山上修行了十年，他下山后对众人所说的第一句就是“上帝死了”，紧接着又说“我来教你们超人”。所谓超人，其实是指超越人，即不再是以普通人存活于世，这种人完全抛弃了旧道德，而凭借着自身的强力意志衍生出属于自己的新道德，同时他们希望能够将这种新道德传授给其他人，这时候的一般人则被称之为末人，即旧时代中最后的人，末人信奉旧道德，以自欺的小幸福为最大乐事，但这在超人看来则是虚假的，懦弱的，因此也是需要摒弃革除的。

尧舜禹是三代以来的贤王圣主，他们推行禅让制，以贤能为标准，以德行为行事准则，天下在他们的治理下井然有序，所以在儒家看来，他们是非常值得推崇的，而在道家看来，特别是在庄子看来，尽管尧舜禹这样的贤王值得人们尊敬和推崇，但是他们仍然没能逃出一般人的境界，而像许由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贤者，他们不求名利，以安于天性、自适本能为乐，就像鸟儿筑巢和偃鼠饮水一样，满足最本能的需求便足矣，从不妄求许多。当然这里庄子并非主张人们需要节制欲望，而只是希望人们能够顺应天性和自然，不做越界和超出本分之事，不然就是越俎代庖。

庄子又借肩吾和连叔之口，描述了神人的状态，神人居于方外之地，不与俗世相接触，他肤白如雪，静谧婉约如处子一般，他不食五谷，只靠吸风饮露，平日里则是乘云跨风，驾驭飞龙而遨游于四海之间。这样的神人和这样的生活显然是人间所无法达到的，因此这也只能是庄子本人的浪漫而狂热的幻想，他一定非常向往这种生活状态。但大多数人总是像肩吾一样，认为这是狂言妄想，不足为信，于是庄子便化身为连叔来反驳肩吾：你们这些人就像是瞎子聋人一样，不懂得我这种超脱的想象，你们只会安于现有的俗世，因此便只能被困在这副臭皮囊中不得解脱！这样的神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定然不会劳形怵心，耽于俗务，这样的人更是不可被外物所摧折的！言下之意，庄子认为像肩吾这样的一般应当学习神人，进而成为神人。

接着他就以宋人资章和尧治天下为例来说明，俗务都是以有用为用，而大道则是以无用为用。何为用？何为无用？其标准是在于人还是在于道？物之成物，人之宰物，二者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成”是自发性的，而“宰”则是统治性的，物成其自身与人将物作为物的差异也是巨大的，前者代表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存状态，而后者则是一方对于另一方的绝对控制。因此，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的视角也是不同的。

庄子又说，梁惠王赠予惠施一颗大葫芦的种子，而种出的葫芦既不能盛水也不能做瓢，所以惠施就将其打碎了。而在庄子看来，既然葫芦制成的瓢足够大，那它是可以作为小船泛舟江湖之上的，而惠施却不懂得运用合理的方法去使用葫芦。因此，有用与无用不在于这个事物本身的特点如何，而在于人如何去运用，就像宋人所卖的药膏一样，浣纱洗衣的人只能用它来保护手不受伤，所以卖出的价格也就不高，而一旦这种药膏被用于战争之中，它就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来。

像“樗木”这样的大树在惠施看来是完全无用的，它既不能用作木材，种在路旁也不能吸引到木匠，所以是无用的；而庄子则认为，既然樗木足够大，就可以将其种在“无有之乡”，使其成为供人休息的遮荫处。从表述来看，这两种事物都是因为太大了而无法为人们所用，而庄子则能变换角度，以“无用”为“用”，使其发挥出作用，可谓“化腐朽为神奇”。

而在深入考察庄子的“无用之用”思想后，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逻辑：葫芦制成的瓢由于过大，无法作为人的日常工具使用，而樗木也是如此，这实则代表了一种人类工具理性对自然事物的过度征服欲和改造欲，人们只懂得用既成的逻辑框架去看待自然事物，一旦事物无法被改造利用就要面临被抛弃的境遇；而庄子在这里则倡导一种以“无用”为“大用”的观点，既然工具理性无法适用在一切情况下，那不妨暂时放下然后选择与自然事物和睦相处，就像以大瓢为舟，以樗木为荫，从理性回归到诗性，从技术回归自然，从而实现人的本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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