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13个王朝以此为都，97位帝王曾在这里演绎了自己的人生悲欢。而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核心区之一，古都洛阳曾是无数英雄豪杰梦寐向往的巨大舞台。
在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成了过眼云烟后，关于这个舞台的众多记忆，凝聚成以河洛文化为主体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商、两周和两汉文物，静静地伫立在洛阳博物馆的展柜中。![]()
洛阳博物馆。供图 / 杨振豪，图虫创意
洛阳现有三个国家一级博物馆，分别是洛阳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以及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创建于1958年，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之一。
网上有人评选说“国内地级市博物馆的天花板是哪个”的时候，洛阳博物馆呼声很高。01
爵，是青铜礼器中常见的酒器。考古学家邹衡曾指出，在商代礼仪制度中，以酒器觚、爵的数目来区分贵族的身份。《礼记·王制》中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现代汉语中的“爵位”一词，就源于此。作为一种酒器，爵的样子实在复杂：爵体由三足支撑，上口沿左右各伸出一个端口，长而阔口的一端，是用来饮酒的，称为“流”；尖口的那端，用来与“流”对应而起到平衡左右，称为“尾”；器口接近“流”的位置，有两个立柱；爵的圆腹旁有把手“鋬（pàn）”。![]()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镇馆之宝商代青铜器“带鋬觚形器”。历来的儒者和金石学家们都认为爵是一种饮酒器，但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温酒器，因为少数爵的杯底有烟炱（tái）的痕迹。然而对大多数爵来说，三足投入火中后，青铜中的锡很容易析出而损坏器表，因此作为饮酒器的说法更确定一些。洛阳博物馆内的这件铜爵，1975年夏天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四角楼村出土。窄长流，尖长尾，束腰，三棱锥状足，腹部饰简朴的5枚乳钉。乳钉纹是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这件乳钉纹铜爵，前有长流，后有尖尾，宛若一名轻盈舒展，迎风而立的窈窕淑女，周身散发着俊巧清逸的气息。与诸多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相比，这件爵可以说是貌不惊人，但它却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酒器，因此被专家称为“华夏第一爵”。![]()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乳钉纹铜爵。摄影／卡拉·蔡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历来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热点地区之一，二里头遗址处于这一地带的伊河和洛河的夹河地区，是古代文献记载的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区域，因此，自其被发现以来，一直是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史籍中明确记载的夏代是否存在？夏王的都城又在哪里？这些都是长期困扰考古学界的重大难题。
1959年夏天，在洛阳市偃师县城西南9公里处，一个叫二里头的小村子，古史学家徐旭生正徒步在田野上寻觅着，按照古文献中关于夏与伊洛二水的关系的记载，他已经在这里看似消闲地“转悠”好一段时间了。
有一天，一个当地农民见他老是在地上看来看去，好奇地问先生是否丢了什么东西。徐旭生笑了，他幽默地说：“丢了一座城。”经过攀谈，农民当即将他带到了村头一处正在开挖的水塘边，先生用手一拨，土壁里密集的陶器碎片哗哗啦啦直往下掉，能够见到和采集如此多陶片和陶器，这个看似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显然是与众不同的。徐旭生苦苦勘察多时、最终被他认定的“夏墟”，仿佛在不经意间突然呈现在眼前。
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成立了二里头工作队，经过三代考古工作者五十多年的努力，已探明遗址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如此广大的范围，显然不能把它与一般遗址混为一谈。
目前，二里头遗址拥有我国所知最早的宫室建筑群，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都城遗存。根据已有的考古资料，洛阳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爵至少有11件，且大都集中在中型以上墓葬里，其他地区很少能够见到。这件乳钉纹铜爵，就出自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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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宫殿复原模型。青铜爵是一种空体的容器，其铸造工艺技术要比制造装饰品或武器等实体器物复杂得多。后者一般只用单扇范或双合范，而空体铸件必须用合范法块范法铸造，即除外范外，还要用“内范”或叫“填范”，又叫“泥心”，形体大一些的器物，还需要用多合范的方法，即用数块范铸造一件器物。这件铜爵已经采取了内外范多次分形铸造的方式，较之以前用单范铸造的铜器，在技术上是一次飞跃式的发展，开创了日后中国青铜器多范合铸的先河，是中国真正意义上青铜时代到来的标志。
02
齐侯铜鉴
一段真实的联姻故事
历史的车轮驶入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之后，据《史记》记载，当时周室衰微，诸侯中的强大者吞并弱小者，齐、楚、秦、晋成为大国，过去“礼乐征伐”完全由周天子号令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诸侯们坐地为大，蜗居洛阳的周天子仅仅成了名义上的“天下共主”。
洛阳博物馆收藏了不少与东周王室贵族成员有关的青铜器。1957年，发现于孟津县平乐乡邙山坡上的齐侯铜鉴就是一例。铜鉴重达75公斤，是馆内收藏青铜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器身有4个对称的套环夔龙立耳，均是首、身、尾、足俱全的立体夔龙造型，它们昂头张口，圆睁突目，显得威风凛凛。器腹饰有两组布局均匀的环带纹，还间饰有眉形和口形纹祥。齐侯铜鉴，器物内壁有铭文。字体清秀，笔道纤细匀称，是春秋时期书法艺术佳品。
这件器物出土后，曾久置库房，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几名老技工在清除铜鉴上的淤泥和铜锈时，意外地在铜器内壁上腹部发现了五行26个字的刻铭，铭文为：“齐侯乍（作）朕（媵）子中（仲）姜宝盂，其眉寿万年，永保其身，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简短的铭文透露出一段重要的历史事实，原来，铜鉴的主人曾是王侯故人。
从铭文内容来看，齐侯即指齐国的国君，朕与媵（yìng）通，媵，送也。是陪送出嫁的意思。由此可知，该器是齐侯为其女仲姜做的陪嫁品。通篇铭文的意思是：齐侯为小公主仲姜陪嫁了这件精美铜鉴（宝盂），希望这件重器能安保其身，子子孙孙长享用之。
齐侯为仲姜制作如此规模的铜鉴，又千里迢迢送她到东周的王都洛阳，因此，研究者认为，齐侯之女应该是嫁给当时周的最高统治者——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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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晚期盛酒器母鼓方罍。此件作为母氏与鼓国通婚物证的青铜方罍出土于洛阳西周贵族墓中，当是周贵族在参与灭商的战斗中夺来的战利品。从现有考古资料看，铜鉴的出现始于春秋中期，而盛行于春秋末战国初，战国中期以后的就很少发现。据《左传》记载，东周时期，齐侯之女与周王通婚只有两例：一次是在公元前603年，周定王派遣子服到齐国求亲，齐桓公应许，冬天时两国联姻成功；另一次为公元前561年—公元前559年间，周灵王求后于齐，齐侯许婚，灵王遂派遣众人跟随周朝的著名贤哲单靖公到齐国迎接王后。后一次联姻的时间为春秋晚期，正好与铜鉴所铸的年代吻合。这一时期，齐国正值灵公执政。因此，铭文中的齐侯当是齐灵公，仲姜应是周灵王的王后。齐侯铜鉴无疑是春秋晚期周王室和齐侯联姻的历史见证。纵观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一方面周天子威名日趋没落，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另一方面是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大国争霸、逐鹿中原的局面。而齐国，正是东周时期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势力。在这种复杂历史背景下，联姻被赋于了新的色彩。突出表现是联姻不仅有周天子依赖利用诸侯的势力维护、巩固统治的一面，而且又增加了强大诸侯借周王“名义”操纵周室、达到各自目的的内容。![]()
洛阳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晋铜三轮鸠车。
这次联姻之初，自恃强大的齐国对周天子不屑一顾，曾故作推辞。《左传·襄公十二年》写道，后来晏桓子提醒：“先王早有答礼辞，天子向诸侯求王后，诸侯可以这样回答：‘下臣与嫡配所生若干人，或下臣之妾所生若干人’；没有女儿而有姊妹或姑姑适婚，则说：‘先君某公之遗女若干人。’”可见，即使是妾出的女儿，也可以成为周王朝的王后。齐侯同意了这场婚事。灵王得到齐侯许婚后，忙派专使前往褒奖齐侯。从齐侯应允许婚，到周天子的赞赏有加，使这次周齐联姻的实质暴露无遗。洛阳博物馆珍藏的这件齐侯铜鉴，无意间揭开了一段尘封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曲折的联姻故事，至今仍令人感叹不已。03
百花灯和百戏俑
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几名考古工作者跟往常一样，早早来到洛阳七里河东汉墓考古工地。虽然这只是一次普通的配合基建发掘工作，但因为墓葬本身没有经过任何盗扰，考古人员自然对这座东汉墓的发掘过程多了几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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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博物馆馆藏东汉陶制彩绘百花灯。
一天，当清理发掘工作进行到墓葬前室时，大家惊喜地发现，在墓室的前室砖台上，一件华美的百花灯周围，成组精彩的乐俑和百戏俑有序地围绕成一个半圆，他们或奏乐、或起舞、或倒立、或做着各种滑稽动作，令人忍俊不禁。更有趣的是，在距这组伎乐表演不远处，还放着一个长方形陶案，案上整齐排列着三排饮酒用耳杯，以及筷子、铜刀和羊头等物。
文物如此“生动”和“原生态”的摆放方式，在洛阳发现的其他东汉墓中并不常见。于是，考古工作者一面忙着为文物拍照、绘图，一面兴致勃勃地分享着一千九百多年前东汉贵族在华灯高照下乐舞生平的欢乐。后来，这批文物被仔细地清理修整后，成为洛阳博物馆汉魏陈列中的特色文物。七里河东汉墓出土的陶质百花灯通高92厘米，由灯座、灯柱和圆形灯盘组成。陶灯通体以彩绘为饰，在突出华美的同时，还有令人称奇12个曲枝灯盏，它们分别插于灯柱和灯盘上，曲枝长短有别，错落有致，其上既有戴冠的羽人，也有卧蝉，灯座更像是一座起伏的山峦，“山”上堆塑有人、龙、兔、虎、龟、朱雀等各种形象，造就了一派人神共处的梦幻形象。![]()
洛阳博物馆馆藏东汉陶制彩绘百花灯局部。值得注意的是，百花灯的灯身、灯座和12个曲枝灯盏均系多模分制而成，组装或拆卸起来都很灵活自如。以此给博物馆工作人员带来最直接的便利是，在出土之后的很多次文物展览中，看似“脆弱”的百花灯虽多次飘洋过海，但总能毫发无损地平安返回。与百花灯同时出土的乐舞百戏俑中，七盘舞俑的精彩表演称得上是重头戏。七盘舞是汉代最流行的舞蹈之一，由舞者身着长袖舞衣，于七盘之上曼妙起舞。舞俑头梳双髻，身着圆领束腰长袖舞衣，宽腿裤下微露的左脚尖正好踏中一盘，右脚着地，身体前倾，似乎正要奋力跳向面前排列有序的盘和鼓。女舞俑乍一看眉眼不分，也没有精雕细刻的衣纹服饰，唯见其头束双髻。但那细腰长颈的形体和跨步踏盘的婆娑舞姿，正如卞兰在《许昌宫赋》中描绘的那祥，“振华足以却蹈，若将绝而复连，鼓振而不乱，足相续而不并，婉转鼓侧，逶蛇丹庭”。这件舞俑给人以“矫若游龙，翩若惊鸿”之感，令人赏心悦目。![]()
而滑稽俑的表演在贵族宴享过程中，则有活跃气氛的妙用。只见他身材矮胖，头顶梳圆髻，坦胸露腹，下穿长裤，左腿微曲抬起，右腿踏地，一手向前平伸，一手扶膝，双目圆睁，张嘴吐舌，故意做出一脸惊异状。这种造型手法以简练的语言，生动地刻画出滑稽艺人在表演时故作憨态的一刹那。从人体比例关系来看，这件陶俑的四肢比例并不太准确，但汉代工匠正是在抓住人物真实形象的基础上，大胆舍弃了一切繁枝缛节，采用了以神写形的高度概括手法，突出了滑稽艺人在即兴表演时活灵活现的神气。
汉代乐舞百戏艺术风靡城乡，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庶民百姓，百戏都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桓谭的《新论》载，汉成帝时，乐府之中“凡有典领倡优伎乐，盖有千人之多”。东汉时期，洛阳是一国之都，也是百戏艺术的精华荟萃之地，当时汉廷皇族，富商大贾，一般都蓄养有从事百戏表演的艺人，《汉书·张禹传》就说，“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对乐舞百戏艺术狂热地追逐和热爱，又盛行“事死如事生”的思想观念，汉人希望把生前喜爱的轻歌曼舞和惊险奇异的杂技百戏，再“原版”复制到另一个世界，以供继续享有，也就顺理成章。洛阳七里河东汉墓出土的百花灯和百戏俑，应该是东汉贵族对世俗生活留恋与渴望的最好实录。![]()
唐代殉葬俑彩绘驯马陶俑，1978年出土于洛阳老城东北拦驾沟唐墓，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驯马场面。04
曹魏白玉杯
以至纯至美的心中理想
如果说洛阳博物馆有几件能让人过目不忘的文物，曹魏时期的白玉杯就是当之无愧的一件。它以凝润细腻的质地，清逸素雅的风格，使人油然而生美在天然的真切感受。白玉杯是1956年在洛阳曹魏正始八年（247年）墓中出土的一件稀世珍品。是墓主人生前饮酒的实用器。它通高11.5厘米，口径5厘米，杯体筒身直腹，有圆饼形的高足，抛光细致。杯口、杯身和高足均切割规整，折角分明，曲线优美流畅，玉杯通体光素无纹，简洁大方。![]()
魏晋是中国玉文化发展的新旧交替时期，以礼仪玉和丧葬玉为主体的中国古玉体系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以装饰玉和观赏玉为主体的新体系的建立。全国出土这一时期的玉器极少，因此这件曹魏白玉杯更显珍贵。说它珍贵难得，首先是因玉杯采用了名贵的新疆和田羊脂白玉琢制而成。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受长期战乱的影响，通往西域的道路受到阻碍，新疆和田玉料在内地日渐稀少，以此玉制杯，实在难得。又因为曹魏政权只存在了短暂的45年，并推崇简朴而非奢靡的生活，后世能见到曹魏时期的文物已是不易，精致无暇的曹魏玉杯更属凤毛麟角。中国人历来对玉有一种特殊而深切的情感。《礼记·聘义》中就说“君子比德于玉”，古人将君子应具有温良儒雅的道德情操比附于美玉，把洁白温润的玉石美化为神的化身。魏晋时期，社会进入到一个朝代频繁更替、战祸不断的动乱年代。![]()
洛阳博物馆镇馆之宝曹魏白玉杯。
当时，从至高无上的皇帝到普通百姓，都会产生富贵无常、朝不保夕的忧虑。在这种背景下，长期经历两汉谶纬迷信思想统治的人们，对玉器体系中“神的面纱”和“道德内涵”产生了质疑。于是，追求玉器本身的自然之美，以物言志，借以抒发人们心中渴望平静安逸的理想，成为时代的基调。曹魏时期的白玉杯恰好反映了玉器由浓重的政治等级化向世俗化转变的这一重要史实。据当时参加考古发掘的专家回忆，出土白玉杯的曹魏正始八年墓，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大型墓葬，从各类出土文物推测，墓主人应该是出身豪门世家的文人雅士。在这座墓葬正式发掘之前，已经遭到多次盗扰，墓葬后室被破坏情况非常严重，墓主的葬具和骨架都无处可寻。国宝白玉杯能够躲过数次劫难，重见天日，冥冥之中似有天意相佑。![]()
洛阳出土的汉代玉器种类繁多，当时抛光、圆雕、浮雕、透雕、镂空等技法竞相应用，艺术风格活泼写实、自由多变。这件汉代龙凤纹玉佩饰，采用了透雕手法。凝视着无言而静逸的白玉杯，使人恍然有种时光倒流的悠思。我们仿佛回到了一千七百多年前的曹魏社会，志趣高远的文人雅士置身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尽情地享受着山林野趣和田园风光，找寻着人生的慰籍和心灵的安逸。回想起世事沧桑和命运叵测，手执玉杯的正始名士也禁不住吟唱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表面上看，他沉溺于饮酒享乐的颓废和消沉之中，实际上，内心涌动的却是对平静祥和生活的祈求。直面充满动乱和血腥的社会和时代，他在极力用外表行为的放荡不羁，去掩饰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忧愁。此时，素洁质朴、洗尽铅华的白玉杯简直成为他心目中美的化身。寄情于至纯至美的白玉杯，他幻想借助白玉温润细腻的自然属性，来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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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博物馆也收藏了周边出土的众多唐三彩器物，展示着陶器上的唐代风情。
宋代史学大家司马光曾在《过故洛阳城二首》中感叹说：“烟愁雨啸奈华生，宫阙簪裾旧帝京。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几千年来，洛阳几度兴废，阅尽人世沧桑。那些曾经富丽堂皇的宫阙殿宇、园囿倚错的亭台楼阁、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以及簪佩叮当的霓裳红裙，都早已随着时光的流失荡然无存。而在洛阳博物馆里，我们不只是看一件件孤立的文物标本，而是在与古老的文明同窗而语。
部分图片由洛阳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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