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内，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器物文化交往既呈现彼此互动、互惠与互鉴的形态，又出现彼此交融、体认与创生的独特文化走向。在太平洋上，器物文化已然成为中国与拉美国家交往中不可缺失的一环，也是认知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拉美的一个航向标，更能看出一个不争的事实——拉美民众因中国器物文化而萌生新的艺术创作，进而使得拉美国家诞生了新的文化样态，并由此创生新的生活空间与审美情趣。因此，任何忽视或低估中国与拉美国家交往中器物文化的地位与作用的学术倾向，都是不可取的。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拟在全球史视野下，简略考察中国与拉美国家器物交往的契机与机制之后，聚焦器物交往过程中的互动、体认与互鉴，以期镜像器物在交往中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进而展示中国器物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历史逻辑与文明意义。

一、交往的契机与途径

从人类学角度看，考古人类学家证明了中国和拉美之间存在某种亲缘关系，即“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和埃斯基摩人——从人类的系统来看，即为蒙古利亚种之一，再向东移植，和中国人是有亲属关系的”。从工匠文化角度看，器物文化更能提供中华文化样态和拉美国家在彼此交往中逐渐形成亲缘关系的有力证据。

（一）交往契机

就目前考古实物证据看，中国和拉美国家器物的交往历史，主要是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伴随着欧洲殖民扩张的步伐，在殖民者的第三方中介干预作用下，中国和拉美国家开始了海上器物交往，也实现了文化的交往。

首先，太平洋国际航线的开通是中国和拉美国家器物交往的前提。约在明代中期，“中—菲—墨航线”正式开通。1525年与1526年，西班牙船队曾两次沿麦哲伦航线，驶往菲律宾，但最终因风暴而沉船，部分人员返回。1559年，西班牙船队再次前往菲律宾，并发现一条返回墨西哥的海上航道。1565—1568年间，经过多次“在往返菲墨之间几次航行的基础上，终于形成了中国(海澄、泉州、广州等闽粤海港)—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的太平洋贸易航路”从此，中国和拉美国家间的海上贸易之门打开，中国器物源源不断地输入菲律宾，再经过太平洋输入拉美国家。至明代后期，中国港口贸易又开辟了“澳门—马尼拉航线”“广州—秘鲁航线”“广州—里斯本航线”三条国际海上贸易航线。这三条航线的国际贸易除了“广州—秘鲁航线”明显地直接与拉美国家有关之外，另外两条国际航线也与拉美国家有关。因为，“澳门—马尼拉航线”是中国和拉美国家海上航线的跳台，澳门和马尼拉成了中国器物运往拉美国家的中转站；“广州—里斯本航线”运往印度和葡萄牙的中国器物，也被葡萄牙人带到拉美国家。明代后期多条海上国际航线的开通，为中国器物流通至拉美国家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其次，海洋气象学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是中国和拉美国家器物交往的技术保障。航海贸易的商人和水手必须熟练掌握海上季风、海潮等海洋气象学知识，否则很难顺利抵达目的地。在明清时期，中国发达的海洋气象学为海上丝绸之路交往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造船与航海技术也是海上丝路通商的重要保障，明代的《郑和航海图》已然显示出中国古代航海测绘技术的先进性。显然，这些技术为中国和拉美国家的文化交往提供了条件与保障。

最后，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为欧洲殖民扩张提供了可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等欧洲殖民帝国在殖民扩张中与东方国家进行着海上贸易，通商已然成为15世纪欧洲各国最受鼓励和支持的国际贸易活动。因此，地理大发现与欧洲殖民文化的空间拓展扩大了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互动，为中国器物外销拉美国家市场提供了新动力。

（二）交往途径

在国际交往体制层面，“马尼拉帆船贸易”是16—18世纪中国贸易和拉美国家主要贸易的体制，这种贸易体制的特点是依赖第三方贸易中转，成为中国和拉美器物文化交往的重要体制。但迫于明清时期的禁海政策，巨大的商业诱惑使得走私贸易成为中国和拉美国家器物交往的其中一种重要途径。

16世纪中晚期,“华人通过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开始陆续抵达拉丁美洲。当时,菲律宾的华商转运销往墨西哥的瓷器、丝绸和其他奢侈品,用以换取后者丰富的白银矿产，另一个目的国是古巴”。塞维利亚文献也记载：“马尼拉城是建造在马尼拉河的旁边，那时候，从中国来了3艘船，船上满载货物。”显然，马尼拉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器物运往海外的中转站。1571年，西班牙非法侵占菲律宾之后，于万历三年（1575年) 开辟了自广州起航经澳门出海到马尼拉进行中转，直至拉丁美洲的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航线（Acapulco) 和秘鲁的利马（Lima) 航线。根据史载，“1573年菲岛殖民当局开始向西班牙国王建议由墨西哥派商人来菲岛贸易……1574年有两艘马尼拉帆船驶往墨西哥，船货中只有价值两三万比索的少量中国商品，包括绸缎712匹，棉布11300匹，瓷器22300件等”。从此，中国和拉美国家开始了以菲律宾马尼拉为中转站的海上贸易，器物交往也由此展开。16—17世纪，从广州港起航的海上贸易，经澳门出海至印度果阿，再到里斯本，这条航线的海上贸易航道异常繁忙，特别是运往海外的瓷器、漆器、丝绸等货物被海外民众奉为“异域之花”，拥有或使用中国器物成为拉美国家上层人士社会生活的时尚物品以及身份地位的象征。

至19世纪，拉美很多国家在沦为英国、美国殖民地之后，与清政府建立了官方的正式贸易关系，并与秘鲁、巴西、墨西哥等先后签订了《中国—秘鲁通商、航海友好条约》(1874年)、《中国与巴西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880年）、《中墨和好通商行船条约》（1889年），从而结束了“马尼拉帆船贸易”体制，正式开展中国近代和拉美国家直接的官方海上贸易活动，从而加速了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器物交往，促进了中国和拉美国家的文化交往与文明互鉴。除了官方贸易之外，中国和拉美国家的早期贸易方式还有民间贸易，其中走私贸易是中国和拉美国家贸易的民间体制。

从“马尼拉帆船贸易”到“官方贸易”，再到“民间贸易”，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器物交往持续了250年的历史，数以万计的瓷器、漆器、金银器等中国器物被运往拉美国家，走进拉美国家的民众生活中。美国学者威廉·莱特尔·舒尔茨如是描述：“两个半世纪来，大帆船年复一年地航行在菲律宾马尼拉和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漫长而孤独的航程上。没有任何一条航线能持续到如此之久，没有任何一种正规的航行像它那样艰难危险，250年里，它承受了几十艘船、成千上万人和数以百万计的财物。”可以推断，这些商船、商人、工匠和器物在拉美国家必然会产生深远的文化影响，中国器物为拉美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促进了拉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二、工匠与器物的跨太平洋流动

在跨太平洋交往中，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最引人注目的、最常见的交往方式莫过于工匠文化交往，这主要表现为工匠和器物的直接交往。

（一）工匠流动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工匠或从公元5世纪就来到拉美国家，并将中国的工匠文化带到拉美国家。譬如公元458年，沙门慧深抵达扶桑国。根据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第327卷）转录《梁书》认为，扶桑国或为美洲的墨西哥。慧深在扶桑国生活了数十载，他是最早将器物文化传播到拉美的中国工匠。另外，考察拉美出土的佛珠、石碑以及佛像等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器物、造像，这些古物的来源至少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中国僧侣或商人带去拉美；二是由前往当地的僧侣与土著居民共同创作。

目前有文字记载的在拉美的华人工匠，大部分是被西班牙人掳掠或拐卖到拉美做工的，即为一种契约工匠。1585—1590年间，“菲岛殖民当局又遣使到福建、广东招募华工，于是数以千计的中国木匠、泥瓦匠、铁匠、织工等各行业手工工人及农民陆续到菲岛侨居做工。……西班牙人有时也把自己雇佣的中国仆役和工匠带到墨西哥去。”也就是说，早期在拉美的工匠主要是菲律宾殖民地的华人，工匠大部分来源于福建和广东等地，主要通过招募、雇佣等方式，工匠种类主要有木匠、铁匠、泥瓦匠、纺织工匠、裁缝匠等。就工匠的工作地点以及签约方式而言，“最早的秘鲁华人移民也从事家佣和工匠的职业,他们的身影出现在矿山、鸟粪场以及安第斯铁路的建筑工地。……大部分华人劳工是在受到威逼、利诱的情况下签约的”。换言之，16世纪末期华人工匠基本上是通过不正常的招募方式前往拉美的。这主要是因为从16世纪后期开始，“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已由殖民征服阶段转入开发掠夺时期。在继续奴役土著印第安人的同时，急需补充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手，主要靠从非洲大量输入黑人奴隶。当时侨居菲律宾的华人中有许多能工巧匠，他们的精湛技艺吸引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注意。16世纪末，西班牙王室下令允许华人工匠进入拉丁美洲。于是数以千计的中国工匠，包括织工、裁缝、木匠、泥瓦匠、铁匠、金银首饰匠以及理发师等，从马尼拉陆续转往拉丁美洲做工”。那么，这些侨居菲律宾的华人工匠群体是如何产生的呢？或者说，在菲律宾的华人工匠的可能来源是哪些？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第一，亦商亦工的人群在海上丝路贸易的诱惑下，从中国沿海或内地迁徙到菲律宾做工匠。根据《三洲日记》记载：“闻金山华商言，墨西哥都城房屋有类华式者，似华人之经商于墨古亦有之。”可见，墨西哥的华人建筑工匠或本为海上贸易商人。第二，来源于中国的一些僧侣工匠，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国工匠文化，并为中国和拉美国家的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第三，受到明朝政府的匠籍制度迫害，或涉及犯罪，流亡至菲律宾做工。在明朝，严格的匠籍制度对工匠的生活、流动以及造物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工匠迫于生计而逃亡海外，并分布在全球各地，为当地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工匠前往拉美国家之后，带动拉美工匠文化朝向新的文化样态发展，并改变了拉美土著文化的发展方向与追求。这些来自中国的工匠群体本身在异国他乡就是文化传播的主体性力量，他们在创造带有国别文化特征的器物的同时，也在传播着本国文化，并在拉美生根发芽，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拉美国家的文化发展。

除了工匠流动之外，19世纪还有清朝官员前往拉美国家。1887—1889年，清政府派遣傅云龙出使日本和北美后，他乘船经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国家前往古巴、秘鲁和智利，并经过阿根廷和乌拉圭访问了巴西。在拉美之旅中，他写了20多卷报告、游记和诗歌，其中就有篇章涉及拉美国家的工匠文化。傅云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周游美洲并访问拉丁美洲国家的官员，他对拉美的访问是19世纪中国与拉美的一次重要的文化交流，在中拉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开拓意义。

（二）器物流动

考古学家在墨西哥曾发现公元5世纪前后的中国风格的文物，可推测中国和拉美的交往时间在公元5世纪前后。著名考古学家奈云：“在墨西哥越万滔地方，寻获泥制古像甚多，面貌确与华人无异。……其塑法与中国近代之木雕神像相似，盖亦千余年前中国之技术也。……在墨西哥一处农田曾发现几只装有许多泥塑古佛的石匣，古佛的面貌和服饰与中国中古时代的装束毫无差异。还发现一串刻有中国文字的古钱，串钱的麻绳并未腐烂，组织法和形状也和中国的相同。”这些考古出土的中国风格器物显示，中国和墨西哥的交往时间可上溯至公元5世纪，而且显示出可能从佛教文化的交流开始，伴有器物交往以及贸易交往。另外，美国考古队曾在旧金山以北德鲁克海湾附近的印第安人贝塚中,发掘出明代万历年间青花瓷70余件。经考证,这批瓷器来源于大商帆船“圣·奥格斯汀号”。该船是1595年11月从马尼拉经北美沿岸驶往墨西哥的大帆船，但因遇风暴沉没，之后被印第安人打捞后埋入贝塚。这批中国青花瓷是中国和美洲或拉美国家交往的有力古物证据，揭示出中国和拉美国家海上贸易的悠久历史。

在南美洲秘鲁，考古学家也曾发现公元5世纪左右的中国文物。1865年秘鲁人孔德·德瓜基“在特鲁希略附近掘出一座金属女神像，梳中国式发辫，脚踏龟蛇，神像旁边刻有汉字‘或南田井’四字。德国考古学家约塞·基姆克确认这尊神像为中国文物，埋藏地下可能已有千余年。……在秘鲁利马国家博物馆中，有两件画有八卦图形的陶器，编号为1470号。秘鲁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洛艾萨断定它们是中国文物，是由中国运到秘鲁的。秘鲁境内还曾掘出一块石碑，虽已剥落不堪、字迹模糊，而中文‘太岁’二字却很清楚”。很明显，秘鲁出土的神像、陶器和石碑与墨西哥出土的古物序列大致一致，是早期拉美国家与中国交往的器物证据。

作者简介：潘天波，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工匠与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