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张寒月、徐赣丽：传统手工艺现代转型中的文化中人及其实践（二）

学术 2024-11-12 08:02 北京

二、嵌入：建构地方场域中的协作网络

前已述及，传统手工艺现代转型的现实需求是内部文化资源与外部消费间的有机衔接。事实上，贵州省在这方面也做出了积极探索，秉持以点带面理念主要推广龙头引领发展模式，如“公司+协会／合作社+手艺人”是目前较为普遍的合作方式，即以“公司”为前端，尝试将“协会”“合作社”等打造为承接外部资源并带动农民，尤其是本地留守女性经济发展的空间。该模式目前已在就业扶贫方面取得了相应成效，但以其主要依托外部力量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牵引也具有一定局限性。手艺人、商人和政府间基于经济利益的捆绑合作常出现不同层次异议，在与商人的博弈中，手艺人因经验匮乏而处于劣势地位，即使加入合作社后，其个人能动性仍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合作多因各行动者间信任断裂而随之失败。换言之，在当前贵州手工艺行业发展中，作为核心技艺行动者的手艺人深受文化认知和个体能动性较低的消极因素影响，需要在实践操作、市场经济、情感文化等多维度均能与手艺人沟通互促的“带头者”角色。以文化中人嵌入其中，或可弥补现行结构的缺陷。因而，文化中人的首要实践是融入地方及传统手工艺自生系统，这包含三个维度的要求：聚合行动者、发展传统文化、带动地方经济，三者黏合构成文化中人在地方场域中应综合协调的主要矛盾。

“过程—事件分析”强调将过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并力图把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这要求在具体研究中关注那些能够真正展示事物深层逻辑的过程和事件。文化中人的实践不管是地理层级的区域位置，还是身份特性都赋予其作为衔接节点的重要性。因此，以他们的个体嵌入实践为研究枢纽和透视之径，本部分内容尝试解决如何建立协作网络这一问题，即剖析文化中人如何与手艺人合作并聚合区域优势。若以文化中人与地方的联系为据，可以从回归与进入两个方向将该群体分为返乡扎根型、外出两栖型地方精英，以及统筹管理型外来商人、协同设计型设计师。这也决定了他们在处理经济行为与地方关系时采取不同策略，由此生发同一主要矛盾之下不同发展类型和结构性特征。

（一）情感嵌入先行

一定程度上，回归类文化中人的发展亦可理解为“再嵌入”的过程，故乡情结与文化归属感作为其回归的主要动因之一，既为个体重新融入社区共同体，将其习得和积累的外部资源与传统文化体系有机整合提供了柔性保障，也随之带来复杂的关系协商。

1. 返乡扎根型地方精英

返乡扎根型地方精英有多年在外工作和生活经历，相较地方民众积累了更多经济资本和文化见识，回乡带动当地手艺人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例如，榕江县侗布产业中有三位杰出返乡女性：NL、YJ、YCL，她们凭借内部文化共同体身份优势和外部社会资本，形成了多样化发展。其中NL以侗布设计创新为核心，衍生包具开发，辅以侗族民间文学搜集与记录，YJ与国外设计师合作生产服装、家居等产品，YCN更多依托侗布开设民宿、生活体验研学活动。这三人虽有不同发展理念，但返乡的主要动因却极为相似——对民族文化和生活传统的感怀。以 NL为例，她大学专攻油画，1998年曾外出从事设计相关工作，在村落生活变迁中，对于村民放弃传统靛泥染料转而使用硫化染料的“洋缸”非常惋惜，决心继承并重新发展侗布。她时常谈到令其骄傲的一件事是，“在我的带动下，现在很难在村里看到洋缸”，强调要发现村寨的“美”，让手艺在其扎根的地方“活起来”，让侗寨“活起来”。也正是在这种情怀的驱动下，她正筹划用侗布串联侗族特色文化，将其生产基地打造为“家乡的味道”—— 一个让本地和在外打拼的侗族人都倍感自豪的空间。情感动力和多维资源的综合作用使得文化中人更能扎根本土语境且具有持续性，同时她们又有显著的主体意识探索多元格局，打造个体发展的标识性特征和核心竞争力，赋予区域经济多元活力。

文化中人与手艺人一同制作侗族百褶布。贵州省榕江县三宝侗寨，张寒月摄

2. 外出两栖型地方精英

相较前者，此类文化中人多通过教育等途径离开乡村留居城市，职业身份更为多样。但对家乡和民族文化仍有深厚眷恋与强烈认同，往往利用个人所长和社会资源寻找新的价值增长点反哺传统手工艺。例如，在高校教授平面设计的DT与家乡山西布鞋技艺传承人合作的初衷就是情怀与热爱，因不忍见昔日畅销多个省份的拉花布鞋产业就此凋敝，也痛惜曾经带动多个村落民众做工的手艺人沦落为打工人，她利用自己的设计专长与手艺人合作，将凝结着家乡黄土高原质朴风范的拉花垫开发为鞋垫以外的产品，同时也对布鞋进行审美创新并推广至广州、香港等地。另有文化中人亦是“渴望为村落手艺和掌握手艺的女性做点事”，希望推动乡村女性通过手艺增收，并由此建立自我与故乡的联系。整体上，此类文化中人出于情感动因主要采取创办文化企业，通过跨地域设计+生产销售的方式与村落手艺人、工坊合作，致力于连通乡村手工艺和城市文化消费。独特的跨地域、跨文化经历交融于产品中，增添了新的审美特色。

回归类文化中人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情感嵌入先行特征，这与他们的身份属性密切相关。有学者将该群体描述为“兼具乡土根性与现代意识的新乡贤”，即他们与民族文化间富有强烈的根源性情感联系，同时也有丰富的在外发展经验，乡土和城市交织重叠于他们的实践并发挥重要影响。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一员，文化中人知其技艺，懂其意蕴，加之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纽带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熟人社会的沟通与信任门槛，更易获得地方手艺人的支持，奠定了他们回归地方发展的基础。对城市消费生活的了解、对传统的超越以及自身的发展资源，又使得文化中人能更准确地把握市场信息乃至创造机遇。但这绝非意味着他们的归乡发展是顺畅的坦途，正如DT所言，这是“情怀”和“商业”间的纠葛。换言之，“乡土”和“城市”所指涉的不同价值体系要求文化中人必须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间的微妙关系。地方社会传统文化作为发展基石，同时具有约束作用，道义伦理及民族情怀使得文化中人有时需让渡经济利润或借助正式与非正式礼物往来，获得和维系与手艺人间的长期信任机制、与地方社会的合作结构，并最终实现多维嵌入。例如，DT曾全额负担了因手艺人操作不当而导致的残次品；织娘家的红白喜事NL和YJ也必须到场。他们只有平衡情感关系和产业经济才能建立起地方社会中的良性互促机制。

（二）资源联动嵌入

当前，在地方手工艺发展中发挥显著作用的外来者有商人和设计师，前者拥有经济优势能够为手艺人提供就业机会，后者的文化资源则多作用于手工艺的审美、艺术表达以探索多元现代转化路径。二者面临的关键均为如何在现代性力量和手艺人的技艺资源及其生活文化间达成有机合作，避免利益侵蚀、权益纷争乃至区域文化生态破坏问题。

1. 统筹管理型外来商人

本文对外来商人的分析，主要基于文化资源转换的整体视角，强调进入类商人统合区域优势，形成了在地化、集成化发展网络推动手工艺现代转型。有别于回归类文化中人，原为外部他者的商人在地方社会并无先赋角色优势，他们是如何得以与手艺人建立联系的？

首先是经济维度的互利保障。大多民族地区的乡村囿于区位交通和经济基础，目前仍以农业耕种和外出务工为主要经济来源，生计选择较单一。商人进入地方发展产业，拓展了手艺人借助技艺创收增收、改善家庭经济的机会，商人也初步获得发展基础。其次，更重要的是组织层面的合理规划。以丹寨县N蜡染传习所创始人ML为例，其早期在安徽经营纺纱厂业，2009年前往丹寨开设当地第一家大规模蜡染馆。在发展中，她敏锐把握到自身和当地的资源差异，将自我定位为“管理”角色，组织条理明晰的发展结构，从传习所空间布局可见一斑。该空间集展示销售、生产制作和日常生活为一体，右侧陈列馆是游客观赏消费中心，左侧四层建筑是功能划分明确的生产生活区域。一楼为画室，排莫地区素称“东方第一染”，因此这里聚集的主要为排莫白领苗支系画娘，染坊紧邻其侧。八寨苗更擅长裁缝和刺绣，她们在二楼的裁缝间工作，通常一楼画染完成的布料将送到二楼缝制加工为成品。三楼是员工休息室，四楼为食堂，也是日常休闲之地。ML表示其公司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准许员工带孩子上班。排莫村位置偏远，“撤点并校”政策取缔了当地小学，小孩必须前往镇或县城就学，画娘外出多想兼顾生计与母职，公司据此改为计件薪酬制且允许小孩在此同吃同住，这虽是基于实际需求做出的适应性改制，但也深化了双方的关系联结。最后，外来商人嵌入的关键还在于尊重理解当地生活文化。黔东南苗侗地区也称“百节之乡”，逢节日或是农耕时，手艺人多会请假回家。作为异乡人的ML曾对此不解并劝说画娘放弃耕种安心工作，但画娘则表示家乡的土地不能轻易荒弃。因为土地之于她们不仅是饮食和安定之源，更承载着区域生活方式、塑造了生活日常，她们围绕手工艺、过节、种地形成了固定节律。ML因此意识到即使传统手工艺正从家庭劳作变为经济收入，也不能以此轻易打破画娘的生活逻辑与秩序。

通过上述策略和多年扎根发展，ML与手艺人的关系从浅层互利转向多维整合，完成从外来商人向文化中人的身份转化，在县城建设产销有序的发展空间。该空间不仅是综合多地优势手艺和井然的合作方式所形成的规模性生产组织，还是地方文化集中的展陈场所，为消费者提供了便捷的观赏途径，同时将手艺人的制作过程进行日常化呈现也有利于消费者直观感知，有效强化了产品的传统、手作价值。

手艺传习所里玩耍的小孩。贵州省丹寨县N蜡染传习所，张寒月摄

奖状与织机。贵州省从江县牙现侗寨，张寒月摄

2. 协同设计型设计师

设计师介入传统手工艺并非新现象，学界对此褒贬不一。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主要出于话语权变动及产品文化内涵消逝两方面的考量，认为当设计师成为传统手工艺中的专门人员后，多因其掌握知识生产权而主导设计历程，手艺人则沦落为单纯制作者被边缘化，丧失对手工艺和自身文化的所有权。同时设计的标准化、程式化也与手作性相悖，会导致传统手工艺图案中的地方性丧失。毋庸讳言，设计师对传统手工艺的情怀与认同不甚于手艺人，也存在很多产品仅将传统手工艺作为元素进行生硬嫁接。但也有研究和设计师清楚意识到，通过赋予传统手工艺品“现代感”，能够使其与现代人的消费风格、生活方式和生活美学相适应，设计成为传统手工艺转化到现代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设计师及其文化资源对传统手工艺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避免落入浅薄的元素提取和矫揉的文化曲解，而这关涉的深层问题实际是设计师如何处理与手艺人及传统的关系。

首先是深究技艺文化体系。诸多设计师因缺乏实际操作而对手工艺投射简单化想象，经纬线的图案编排以及植物染中染缸的培护，缸内温度、酸碱值对色调显现的影响都不只是数据的调控，更是多年身体经验的积累。因此，CH强调对民族手工艺和手艺人生活方式的前期学习非常重要，只有通过“前期采风深入的过程，才能规避设计在技艺或手艺人操作中无法实现的情况”，为后续引导合作奠定基础。其次，应基于手艺人个体差异和设计需求开展多类别合作。例如，一些现代风格的图案，往往交给性格外向善于变通的年轻人，而传统的图腾纹样则更倾向与技艺娴熟的年长者合作。最后，设计师与手艺人合作的核心是相互制限的自主性发挥。一方面，设计师会在同一审美风格下对线材、色调、框架等基本要素做出规定后交由手艺人操作。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不同理解通过技艺表达呈现于产品中，又赋予该系列产品独特性和多样性。同时，手艺人不断崛起的主体意识以及对自我文化的维护也会否定偏离传统本意的设计。由此，为完成兼具民族特色与现代风格的产品，设计师与手艺人的合作在平等协商、相互约束中走向协同设计（collaborative design）。

与回归类文化中人不同，外来商人和设计师前期更主要借助资源进入地方，与手艺人的技艺形成互补构筑合作。但完成兼具文化内涵和形式美感的产品以及建立行动者间的良性协商，进一步要求他们摒弃他者姿态嵌入地方文化体系，明晰技艺及其文化属性，在与地方手艺人的长期共处中达成情感理解。可以说，此种发展网络不同于民族文化市场化初期被动的资源化模式，商人、设计师的单向权威在技艺本体、消费需求和手艺人的自我发展中遭遇制约，使得发展更加平等稳固。

概言之，文化中人基于自我资源选择了不同合作策略和嵌入方式，由此形成差异化发展类型。（图1）这均是文化中人与地方场域中传统手工艺发展主要矛盾相博弈的结果，他们在对地方传统进行创造性发展的同时，文化伦理、社会效益、经济利益维度的整体发展需求，以及多元行动者的主体性也反向制约了文化中人简单地将文化资源变现为逐利资本，抑制个体自利性倾向对集体利益的侵蚀，推动其以多维嵌入的方式与传统手工艺体系凝聚为新的共同体，并不断在互促互利中维持结构平衡。因此，文化中人在地方社会形成了相较以往外部资源“悬浮型”嵌入发展模式更具可持续性的关系网络。

作者简介

张寒月，中山大学中文系民俗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1级民俗学博士研究生。

徐赣丽，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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