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 | 明代孔雀蓝釉瓷器品种与使用功能

明代孔雀蓝釉瓷器的品种类型

　　（一）孔雀蓝釉

　　明代孔雀蓝釉瓷器于永乐朝开始烧造，到了宣德年间，其制作工艺与产品质量均已经达到了颇为高超的水准。与元代不同的是，明代瓷胎不再使用化妆土，釉直接施于白色瓷胎上。明代孔雀蓝釉瓷器的挂釉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承袭元代，于素胎上施化妆土后直接挂釉烧造，此种方法烧制的器物胎釉结合不够致密，釉面极易开片剥落；第二种是在已烧成的细腻白釉器上罩釉烧成，即二次烧成，胎釉结合较好，釉面不易剥落。宣德时期孔雀蓝釉瓷器以日用器居多，常见器型有碗、盘、高足杯等，多是内壁施白釉，外壁施孔雀蓝釉，因施釉较薄且釉质匀净，故清晰可见拉坯旋纹，器物底部多见青花双圈“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由于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因此有关孔雀蓝釉瓷器的烧造情况不得而知。

[明代 嘉靖年间] 孔雀蓝釉碗

发展至成化，孔雀蓝釉瓷器在造型、纹饰等方面仍保留宣德时期的特点，并无进步与创新，釉色较浅淡且绿调偏重。弘治朝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完善。正德时期，孔雀蓝釉瓷器的烧制技术趋于完善，产品质量显著提升，瓷器品质优良。究其原因，一方面归功于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的信奉，使得孔雀蓝釉得以长足发展；另一方面统治者对御窑厂瓷器质量的严格要求，促使瓷器制品精益求精。传世孔雀蓝釉器型以碗居多，皆无款，装饰手法常见刻划、锥拱，纹饰常见仰莲纹、鱼戏莲纹。正德以后，孔雀蓝釉瓷器的烧制由盛转衰，传世数量大幅减少，多见不同规格的大盘，小件器极少。天启、崇祯官窑没落，几乎见不到孔雀蓝釉瓷器。

　　（二）孔雀蓝釉青花

　　据考古资料显示，元朝文宗时景德镇已开始尝试烧制孔雀蓝釉青花器，但由于烧制技术尚不成熟，导致烧成的青花多呈黑色。明代宣德朝，孔雀蓝釉青花再度问世，其制作水准大幅提升，成品视觉效果鲜明，青花发色纯正。关于孔雀蓝釉青花的诞生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定论，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受元代磁州窑孔雀蓝釉黑花这一品种的启发；另一种则认为是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因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大都生活在炎热的沙漠地区，他们偏爱象征绿洲的绿色和象征湖泊的蓝色，孔雀蓝釉青花则寓意着绿洲中的水源，能给予饱受干旱摧残的人们以生命的希望，而在永乐、宣德时期出现的大量具有伊斯兰教风格的异型器也强有力地佐证了这一观点。

[明代 正德年间] 孔雀绿釉青花四鱼纹盘

　　孔雀蓝釉青花是明代制瓷工艺创新的典范，它突破了传统胎、釉、彩以及其他工艺之间的壁垒，成功地将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色料用于同一器物的器表装饰之上。孔雀蓝釉青花器的制作流程如下：首先，蘸取青花料在胎体表面绘画纹饰，再于纹饰之上点涂一层透明的碱性釉；随后，将此坯体置于窑炉内，采用还原气氛进行高温烧制；待初次烧制完成后，用吹釉的方式在其表面上一层孔雀蓝釉；最后，再次将半成品送入窑炉，用低温焰焙烧即成。目前已知的孔雀蓝釉青花瓷器见于宣德、成化、正德朝，以正德时期的最为成熟，底部属本朝青花款。孔雀蓝釉青花器型常见盘、碗、梅瓶，其中以盘类居多，外壁常见青花绘鱼藻纹，取“水中四君子”——鲭、鲌、鲤、鳜，对称均匀分布，象征“清白廉洁”，表达古人对美好人格的追求，再于器物表面施一层鲜艳亮丽的孔雀蓝釉，使其独具优雅深邃的美感。不同于宣德多大件，成化时期瓷器制品以玲珑精巧的小件器为主，釉料的甄选与研磨水平显著提高，且釉料陈腐时间较短，须在储泥得当后方可施于瓷胎之上。此外，成化朝一改宣德时期升温过快的弊端，采用慢升温、长保温的精密技术，同时严控窑火和烟囱挡板的开合，使得烧成的器物胎釉结合紧密，但这也使得成化年间孔雀蓝釉釉下青花的发色接近黑色，更显凝重。发展至正德朝，青花与孔雀蓝釉完美融合，二者相得益彰。

　　（三）洒蓝地孔雀蓝釉

　　洒蓝地孔雀蓝釉瓷是明代特有的精品瓷，始见于成化，其施釉工艺是于高温烧成的细白瓷器外壁施洒蓝釉为地，填孔雀蓝釉为花，常见纹饰有云龙纹、龙穿花纹、鱼藻纹等。洒蓝地孔雀蓝釉的传世器以正德朝为最佳，孔雀蓝釉色淡如春水，洒蓝釉湛蓝光亮，“雪点”点缀得恰到好处，富有立体感。

　　张红燕、胡东波二位学者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出土于明代御窑遗址的明代洒蓝釉瓷片进行检测分析，他们的研究解释了洒蓝釉与孔雀蓝釉能被共制于一器的原因：第一，洒蓝釉与孔雀蓝釉同属低温釉，二者的烧成温度相差不大；第二，洒蓝釉中用于呈色的CuO含量达6%以上，CoO含量在0.3%左右，碱金属氧化物含量约20%，属高碱釉。孔雀蓝釉的着色同样依靠铜离子，CuO含量达9%以上，充当助熔剂的碱金属氧化物总量约达16%以上，同属高碱釉，与洒蓝釉性质相似；第三，洒蓝釉与孔雀蓝釉一样，其烧制工艺都是在已经烧制坚实的白釉瓷上再次施釉烧成。由于原料成分、制作工艺的相似，窑工们大胆创新，将洒蓝釉与孔雀蓝釉并烧于一器，使其成为明代重要的瓷器品种之一。

　　（四）内黄釉外孔雀蓝地洒蓝

　　内黄釉外孔雀蓝地洒蓝瓷器仅见于弘治朝，几乎不见传世器。下图为景德镇御窑博物馆馆藏的一件明弘治内黄釉外孔雀蓝地洒蓝锥拱云龙纹盘，此盘胎薄，撇口，弧壁较浅，圈足，足墙微内敛。盘内壁施浇黄釉，光素无纹，口沿处因胎薄而色稍浅淡，外壁以孔雀蓝釉为地，对称锥拱两条行龙与“壬”字云，内填洒蓝釉，圈足内施白釉，青花双圈“大明弘治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因黄釉是用浇釉法在已烧结的白色瓷胎上施釉，入窑经850—900℃烘烧而成，亦属低温釉，故该品种的制作工艺与洒蓝地孔雀蓝釉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明代 弘治年间] 内黄釉外孔雀蓝地洒蓝锥拱云龙纹盘

明代孔雀蓝釉瓷器的使用功能

　　明代孔雀蓝釉瓷器按照其使用功能主要可分为日用器、文房用器、陈设器、祭祀用器、礼器五大类，其中，以日用器居多，总数可占到明代孔雀蓝釉器的半数以上，其次是祭祀用器、文房用器、陈设器，礼器占比最小。日用器像盆、缸、绣墩这类大件较少，以碗、盘、碟等小件居多，其中，盘和碟是最常见的器型。这些施有孔雀蓝釉的日用器除了满足皇室贵族的需求外，还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孔雀蓝釉的祭祀用器主要有香筒、香桶和香炉，香筒因其具备净化空气的重要作用而被用作室内器具，也是常见的祭祀供具之一，古代贵族会在香筒内放置香枝，以表对神明祖先的虔诚敬意，故制作考究、装饰精美。孔雀蓝釉祭祀用器的使用主要归功于明朝宗教的多元性以及明朝政府兼容并取的态度，尽管如此，囿于明朝的制度规定和礼仪规范，祭祀用器所烧制的孔雀蓝釉更显深沉庄重。文房用器主要有笔洗、笔架等，传世数量极少，这大概是因为明代对汉文化的发展和推广，使得民众心中怀有崇古情怀，所以大幅降低了华丽鲜艳、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孔雀蓝釉的使用率。

[明代 嘉靖年间]  孔雀蓝釉盘

　　孔雀蓝釉作为中西亚地区的传统釉色，由于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观念的冲突，在明代汉人统治的社会环境中需求量自然也不会太大，其使用也因此受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孔雀蓝釉瓷器的制作工艺虽然在明代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准，却没有被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原因。发展到清代，由于满清贵族对封建礼法没有过多的讲究，社会审美提倡多元包容，这就使得孔雀蓝釉被大量运用于文房用器、礼器、陈设器之上，礼器、陈设器造型仿古青铜器，庄严优雅；文房用器也有了更多活泼生动的造型，如孔雀蓝釉鱼形水注、孔雀蓝釉山式笔架等传世数量远超明代。较大的数量差距也反映出传统文化和审美观念对孔雀蓝釉瓷器需求的影响。

[清代 康熙年间]  孔雀蓝釉瓷鱼

明代孔雀蓝釉瓷器的艺术价值与文化意涵

　　孔雀蓝釉是以铜元素为着色剂的低温颜色釉，因碱金属含量、釉层厚度等因素影响，其釉色大多介于蓝绿之间，如孔雀羽毛般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色彩效果。孔雀蓝这一独特的色彩，源自于中西亚地区悠久的装饰艺术传统，它被频繁地装饰在当地壮丽的建筑及精致的器物之上，成为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一道引人注目的人文景观。7世纪后，伊斯兰教逐渐成为中西亚地区的主流信仰，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们将孔雀蓝釉颜色大面积地装饰在清真寺的穹顶上，这无疑从客观上加深了孔雀蓝色与伊斯兰教的联系。这一宗教审美传统绵延不绝，直至明朝时期仍被承袭，明代的孔雀蓝釉瓷器不仅仅作为外销的商品，同时也是明朝与伊斯兰地区外交活动中重要的赏赐礼品。

　　孔雀蓝釉颜色之所以能传入中国境内，主要得益于中外贸易间长足的互通有无，据考古资料显示，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就出土有唐时期由中西亚地区舶来的孔雀蓝釉陶器，它们大都作为承载葡萄酒的容器或是外籍商人自带的生活用器，且有学者基于对中外孔雀蓝釉化学成分的检测分析指出：我国的孔雀蓝釉与中西亚地区的孔雀蓝釉之间不存在传承关系。我国的孔雀蓝釉虽受到外来釉色的影响，但却是在中国本土制瓷业独立的创新发展下诞生的，宋金时期，我国的北方窑厂便已自主生产出了孔雀蓝釉瓷器。至元代，元朝政府对手工业极为重视，将能工巧匠汇聚于景德镇从事瓷器制作，并设立了专为皇室烧制瓷器的浮梁瓷局。元蒙贵族普遍信奉伊斯兰教，再加之他们对“蓝天白云”的钟爱，这使得孔雀蓝釉瓷的生产得到了更多的重视，窑工们也在这一时期掌握了孔雀蓝釉呈色的固定配方，创烧了高温釉下青花与低温孔雀蓝釉相结合的孔雀蓝青花，但因烧制技术不成熟，其成品大多为“孔雀蓝黑釉花”。明代在继承前朝工艺的基础上，对官窑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孔雀蓝釉瓷器在制作工艺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时期的窑工们已能熟练掌握瓷器制作技巧，烧制出名副其实的“孔雀蓝青花”。此外，窑工们还将孔雀蓝釉与其他低温彩釉（如黄釉、褐釉）结合，创烧出以孔雀蓝釉为基调的素三彩瓷，填补了蓝釉上彩的空白。

[明代 嘉靖年间]  白地素三彩缠枝莲纹瓶

　　明代孔雀蓝釉瓷器制作之精良，主要归功于皇帝本人对伊斯兰文化的特殊青睐，以正德皇帝为例，笔者非常赞同刘伟的观点：与其说武宗是专宠回人的伊斯兰教忠实信徒，倒不如说这是朱厚照本人对封建礼法的离经叛道和对外来文化的猎奇。

结语

　　明代景德镇官窑将孔雀蓝釉与青花或其他低温颜色釉协调搭配并统烧于一器，创烧出孔雀蓝釉青花、洒蓝地孔雀蓝釉、内黄釉外孔雀蓝地洒蓝等品种，为中国陶瓷发展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明代孔雀蓝釉瓷器具备较高的制作水平，但在汉人统治的社会环境中，它的使用因受到传统汉文化和审美观念的限制，主要用于对外贸易与赏赐异族，故不被大规模生产。至清代，为服务满清贵族的封建礼法，社会审美更加多元化，孔雀蓝釉瓷器的制作也因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而摆脱了传统的约束，其传世数量远超明代且在宫廷中也更为常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审美观念和社会主流文化对彩釉器的品种类型、使用功能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孔雀蓝釉瓷器作为跨越国界的艺术瑰宝，也是中外文化深度交流与友好往来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