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古墓出土大量“小黄鸭”陪葬品！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据不完全统计，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多次发掘中，至少在52座古墓中都出土了木雕鸭子，其年代上起麹氏高昌时期，下至唐西州时期，跨度140年左右，在已发掘的墓葬中，陪葬有木雕鸭子的墓葬占到了近六分之一左右。

而在巴达木古墓群中，也出土了20余件木雕鸭子，此外在时代更早些的洋海古墓群，也有一些木雕鸭子的出土。

大体来说，这些木雕鸭子，在制作工艺上，可分为单一型与复合型两类，所谓单一型，就是整个木鸭由一整块整木雕刻而成；复合型则是鸭子头部与身体分别雕刻后，再组装在一起而成。

这些鸭子有的做工十分简单，只是大致有着鸭子的造型，头部也没有刻出五官，有的木鸭则在头部仅刻出了鸭嘴，躯体绘有黑线条，制作也颇为简略。

有的则不仅雕刻得较为精细，且鸭身还绘有彩绘，如1972年阿斯塔那170号墓出土的木鸭，长15.3厘米，高7.4厘米，不仅造型生动，并且全身以红色为底，双眼用白色点缀，鸭颈与鸭身则用黑色和蓝色勾绘出羽毛。除此之外，有些木鸭以红色点睛，头涂草绿色等，看起来非常鲜艳。

更为有意思的是，这些出土的木鸭，除了均为漂浮在水面的造型外，很多的背部是掏空的，犹如一个容器。

以鸭子类器物作为明器陪葬，在全国很多地区都有发现，但却并没有如吐鲁番盆地这般，如此众多。而在国内其他地区出土的鸭子类明器，鸭子也大都不是单独出现，更常见的是与其他俑类一同出现，比如甘肃曾出土过唐代的“童子填鸭陶俑”，也就是一个童子抱着一只鸭子在填喂；山西曾出土过唐代的“三彩抱鸭女俑”，为一个女子抱着一只鸭等，即使是单独的鸭子类明器，也并非如吐鲁番这般，鸭子作漂浮状，而都是有着脚掌，作站立状，更没有背部被掏挖呈容器状的，而且其他地区多出土的单独鸭子形象，也基本上都是与其他畜禽同时出现，寓意六畜兴旺，或者就是再现厨房的生活场景等等。

那么，吐鲁番墓葬中这些作漂浮状，背部被掏空的木鸭，到底有着什么寓意呢？

关于吐鲁番墓葬中陪葬木鸭的寓意，一直以来大致有着三种说法。

第一种为动物俑说，即认为木鸭是单纯的动物俑。因为鸭子属于当时经常饲养的家禽，是当时生活的写照，以木鸭陪葬，有着希望逝者在另一个世界也会六畜兴旺的寓意。

然而，这种说法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首先吐鲁番盆地以干旱而著名，自古以来，鸭子并非人们常饲养的家禽，即使是今天，吐鲁番人饲养、食用鸭子的数量也远远低于饲养、食用其他畜禽。其次，如果是寓意六畜兴旺，为什么只有鸭子？而没有养殖更为普遍的鸡？事实上，如果寓意六畜兴旺，牛羊或许更应该被制成明器陪葬，但现在看到的情况，鸭子形象在墓葬中，完全是压倒性的存在，因而这种说法明显不合逻辑。

第二种为玩具说，即认为木鸭属于当地儿童的玩具。作为随葬品葬于墓中供去世儿童在阴间玩耍使用。这种说法，事实上也十分牵强。因为不可能古代的吐鲁番儿童在一百来年的时期中，只有木鸭这么一种玩具，更重要的是，出土木鸭的墓葬，基本上都是成人墓葬，并非儿童墓葬，就算木鸭是一种玩具，那么其必定也有特殊的寓意，因而这种说法很难成立。

第三种为酒具说，即木鸭应该是一种酒具。这一推断认为，吐鲁番古代墓葬中出土的木鸭，应该是“彩绘鸭头勺”或“彩绘鸭型酒卮（zhī）”，也就是盛酒的器皿。

早在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就有着野鸭、鸳鸯等造型的舀酒勺，而在魏晋时期，还有鸭子形状的酒浮，所谓“浮”，就是将木质的鸭子放于酒坛之上，古人席地而坐，如果要看对方喝了多少，不用起身，看一眼“浮”就能得知。而吐鲁番木鸭身上有着明显的吃水线，似乎更证明了这一点。

而吐鲁番盆地自古以来就盛产葡萄，因而也盛产葡萄美酒，所以以鸭形酒器陪葬，是当时的一种时尚。

与这一说法类似的，木鸭还有可能是“曲水流觞”的器具。所谓“曲水流觞”就是大家分坐在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溪两侧，以器物漂浮在水中顺流而下，而因为溪流的蜿蜒曲折，因而水中的器物流不出多远便会停靠在岸或在水中打转，那么谁离着停留的这个器物最近，谁就吟诗一首，而吟不出诗的，则会被罚酒。

“曲水流觞”在魏晋时期是一件文人集会的雅事，在每年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即上巳节举行。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曲水流觞”，发生在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当时东晋的文人雅士们在今天绍兴一个名叫兰亭的地方集会，“曲水流觞”的结果是有十一人各成诗两篇，十五人各成诗一篇，十六人作不出诗，各罚酒三觥。书圣王羲之也参加了这次集会，因而在集会之后，写下了号称天下第一行书的书法神作《兰亭集序》。

而吐鲁番出土的木鸭，可能正是“曲水流觞”中所使用的漂流器。

木鸭酒器说，得到了较多人的认可，但一样存在着很大争议，或者说，也存在着很多的疑点。

首先，如果说木鸭是一种舀酒勺，那么吐鲁番出土的背部掏空的木鸭，从外形看，怎么也不像是一种勺子。以阿斯塔那170号墓葬出土的木鸭为例，就并不符合力学原理，换言之，就是用起来根本不可能顺手。如果要做一个鸭形勺，那么吐鲁番的木鸭脖颈部分应该更长，且更靠外，也就是更像一个勺柄才行，而不是如今这么短小和靠内。

而如果说这些木鸭是酒“浮”，似乎也缺乏过硬的说服力，原因之一是吐鲁番出土的木鸭动辄在10厘米以上，与古代绘有“浮”的图画作比较就会发现，吐鲁番木鸭作为“浮”的话体积有些过大，而且古人的酒“浮”实际上也是一种酒勺，被称之为“鸭头勺”，显然，吐鲁番所出土的木鸭并不符合勺的功能。

至于说木鸭是“曲水流觞”的器具，结合吐鲁番的整体情况来看，似乎也很难成立，“曲水流觞”本质上是文人墨客们的雅事，需要一定的文人基数，这一点在古代的高昌抑或西州显然很难具备，换句话说，贩夫走卒、戍边将士们肯定不会有这样的雅兴去文绉绉地吟诗喝酒。

而从出土的木鸭来看，墓主既有麴氏高昌国的豪门显贵，也有来此五湖四海，聚居于高昌的各族商旅，有来自关内的汉人，也有来自中亚的“昭武九姓”粟特人以及西域的车师人、龟兹人等等，文化水准高低不一，文化背景各不相同，根本不可能都热衷于曲高和寡的“曲水流觞”。

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木鸭是一种酒具，那么古人如果陪葬的话，直接陪葬一套酒壶、酒杯之类的岂不更为直接？可以更明确地寓意生活的富足，根本没有必要绕个弯去陪葬这么一个木鸭。

因此有人认为，木鸭就是木鸭，是对关内陪葬的各类鸭形俑类的模仿。至于造型为什么都是漂浮状，而不是如其他地区的鸭子都有着鸭掌，是因为古代的吐鲁番生产力低下，因而进行了简化。

但是，就算是吐鲁番古代的生产力再低下，也不大可能雕刻不出一对鸭掌，而且，正如前面所述，就算是模仿关内的葬俗，那么为什么只大规模的模仿鸭子？而且这个观点也并未讲明白，古人陪葬鸭形器物的寓意。

既然几种说法都存有疑问，那我们不妨换个思路来思考。古代的吐鲁番如此大规模地陪葬木鸭，有没有一种可能，鸭子在古人认知中有着一种神秘力量？比如说，可以通灵。

无疑，在古人视死如生的葬俗中，陪葬物品通常具有两类作用，一是希望逝者在另一个世界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二是能够打通阴阳二界，保佑后世的子孙万事如意。

既然第一种作用在木鸭身上难以自圆其说，那么木鸭的葬俗，是否属于第二种呢？

中国冥界文化，在历史上有着多次的演变，而恰巧，无论怎么演变，都与水有着很大的关系。先秦时期的古人认为，人死后，前去的地方为黄泉，今天，人们依然以黄泉一词来代指阴间。而黄泉的主要特征就是幽暗无光，无边的大水。

东汉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中的冥界文化传入，随后道教在佛教的压力下，也加快了自身冥界文化的构造，中国人的冥界文化也随之改变，出现了泰山府君、十殿阎罗、十八层地狱、酆都等一系列的冥界概念，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过奈何桥了。

按照这一神话体系，奈何桥立于奈河之上，奈河，也称之为忘川河，是为隔绝阴阳两界的界河，所谓“其水皆血，而腥秽不可近”。

而无论是黄泉与奈河，都暗示着逝去的魂魄要渡水而过。而既然要渡水，那么鸭子很可能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凑巧的是，在今天的南方，我们依然能够看到鸭子与引渡亡魂的关系。

在今天南方的很多省份，每到七月十五中元节，也就是俗称的鬼节，佛教称之为盂兰盆节，都会食用鸭子，而之所以如此，是人们认为这一天，阴间的故人要回到阳间，而阳间所烧的物品要送达阴间，来往都要通过忘川河，因而需要用鸭子驮运过河。事实上，在广西，中元节也被称为“鸭子节”。

中元节大致形成于魏晋时期，而盂兰盆节则随着东汉佛教的传入而传入，但即使在先秦时期的冥界观念中，魂灵要渡过无边无际的黄泉，也同样适用于用鸭子驮运。

这也正好说明了吐鲁番陪葬的木鸭，为什么都不显露鸭掌，呈现漂浮状，且绘有吃水线，同时有些木鸭背部中空的原因。

当然，关于吐鲁番古代墓葬中所出土的木鸭，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寓意，至今还没有定论，而渡河说，也只是一种思路，要解开吐鲁番古墓中陪葬木鸭的谜团，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