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国政变疑云：珍藏于新疆博物馆的千年干尸究竟因何而亡

在出土的张雄夫妇墓志中，有着一段看起来颇为隐晦的内容：“属奸臣作祸，伪祚将颠。公出乾侯，兵缠绛邑。君执奉羁靮，经始艰难，功冠却燕，勋隆复郢。伪王返国，宠命偏优，拜威远将军兼都官（绾）郎中，答勤劳也。寻迁左卫大将军，兼兵部职。”

这段话的第一句好懂，意思就是奸臣发动了政变，颠覆了麹伯雅的政权。

“祚（zuò）”本意是指福气，后引申为皇位、国家社稷，我们注意到这里说的“伪祚”，也就不是正统的意思，为什么张雄的墓志要说自己的高昌国是“伪祚”，也就是伪政权呢？这是因为张雄的这块墓志撰写于李世民平定高昌之后，当时高昌已经是大唐的西州，作为曾经与大唐对抗的一个割据政权，原来的高昌国自然是个伪政权了。正因为如此，墓志中在提到张雄生前官职左卫大将军时，也是写作“唐故伪高昌左卫大将军”，而在提到麹伯雅时，也是称之为“伪王”。

接下来的两句“公出乾侯，兵缠绛邑”，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典故。

“乾（gān）侯”为古地名，位置在今天河北邯郸市所属的成安县东部，所谓“公出乾侯”是说公元前517年，鲁国的季、孟、叔孙三家卿大夫，与国君鲁昭公争斗，鲁昭公战败，弃国而逃，最终流亡于乾侯，并病逝于乾侯的故事。

而“兵缠绛邑”的“绛邑”则是春秋时期晋国早期的都城，位置在今天山西曲沃与翼城之间。在这里，代指高昌国的都城高昌城。

这两句虽然只是隐晦地用了两个典故，但却很清晰地告诉了我们，高昌国的国都内发生了一起政变，国王麹伯雅不得已而出逃的历史事实。

墓志中接下来说，张雄一直追随着出逃的麹伯雅，所谓“执奉羁靮（dí）”，就是鞍前马后服侍的意思。紧接着的“经始艰难，功冠却燕，勋隆复郢（yǐng）”再次使用了两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典故。

所谓“却燕”，是指公元前539年，燕国国君燕惠公意欲除掉燕国的一些公卿大夫而失败，出逃齐国，四年后，齐国与晋国共同伐燕，送燕惠公复位的故事。而“复郢”，则是指公元前506年，吴国攻占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楚国国君楚昭王出逃，第二年，在楚的请求下，楚、秦组成联军，击败吴军，收复楚国故都郢，楚昭王重返王都的故事。因此这两句都是说张雄的功勋犹如收复燕国与楚国首都一样，经过一系列的艰难困苦，最终帮麹伯雅夺回了王位。

之后墓志则说，麹伯雅复国后，对张雄高度倚重，为了表彰其功绩，任命其为威远将军兼都绾郎中，不久又提升为左卫大将军，兼兵部职。

虽然这段文字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后人，高昌国曾发生的一场政变，但这场政变因何而起，却只字未提。墓志出土后，有学者根据种种蛛丝马迹，经过研究，推断高昌国的这场政变，很可能与“解辫削衽”有关。

“解辫削衽”，字面意思是解开辫子，改变服装的样式，实际代表的是向中原王朝看齐，全面接受中原的文明。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每一次服装、发型的改变，无一例外都是一场文化的改变或政权的更迭。

比如汉光武帝刘秀，在王莽篡位、群雄纷争之后，重新恢复了汉廷的服饰与仪仗，时人便有“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的感叹，也就是没想到又能重新见到大汉的衣冠与礼仪。可见古人对于衣冠的重视，以及其象征意义。

这方面我们今天最为熟悉的例子，莫过于满清入关后，对汉人的剃发易服，其中的含义，就是要所有人表示对满人的臣服。再如历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的改姓易服，都属于这一范畴，也无一例外都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那么麹伯雅为什么要“解辫削衽”呢？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西域的小割据政权，高昌一直生存在北方游牧政权与东侧中原政权的夹缝之中，因而必须要做到左右逢源，才能立于不败。高昌国历史上有史可查的几次政变，比如最初占据高昌的沮渠氏，被柔然人所败，柔然立阚伯周为高昌国王，随后阚氏后人被高车人所杀，又立张孟明为高昌国王，之后张孟明又被高昌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仅一年之后，马儒便再被高昌国人所杀，拥立麹嘉为王，从而开始了130余年的麹氏高昌时代等等，便几乎都是这种矛盾的演变结果。

然而在中原地区经历了漫长的魏晋南北朝之后，迎来了隋朝的大一统，国力强盛的隋朝，立刻向四周辐射出了强大的影响力。到了隋大业四年，高昌延和七年（公元608年），麹伯雅遣使朝贡，按照《隋书·高昌传》的记载，当时隋炀帝杨广“待其使甚厚”，也就是对高昌使者的接待十分优厚。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六月，隋炀帝在联合铁勒部，大破吐谷浑部后，来到了甘肃张掖，彰显国威，在张掖召见高昌王麹伯雅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此后麹伯雅跟着隋炀帝入长安，东征高丽，并于大业八年，延和十一年（公元612年）娶隋宗女华容公主，直到同年冬才返回高昌。 

而这一次麹伯雅的世子，后来的高昌国王麹文泰也一直随行。在《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还记录了麹文泰专门向玄奘说起过此事：“泰与先王游大国，从隋帝历东西二京，及燕、代、汾、晋之间，多见名僧，心无所慕。”云云。

也正因为如此，麹伯雅返回高昌国后，下令国中“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也就是除了老百姓，所有官吏全都要改换衣冠，向大隋看齐。

而按照《梁书》的记载，麹氏高昌国的服饰是男子“辫发垂之于背”，而女子是“头发辫而不垂”。《周书》记载高昌国的服饰是“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等等。

隋炀帝得知麹伯雅在高昌国推行“解辫削衽”后，十分高兴，并下诏表扬，“可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领将送。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毡毳（cuì ），还为冠带之国。”意思是赐予了麹伯雅衣冠样式，还送去了衣冠制作方法等。

一般认为，正是这一次麹伯雅的“解辫削衽”，引发了部分人的不满，从而导致了政变，麹伯雅流亡，政变者改年号为“义和”。而张雄之父张鼻儿，也很可能在这次政变中因拥护麹伯雅而被杀身亡。

然而由于史料的缺乏，迄今关于这次政变的诸多细节，人们依然不得而知。

首先关于政变的起因“解辫削衽”，学者们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派认为，由于麹伯雅的“解辫削衽”，导致了铁勒部的不满，高昌国内的亲铁勒派为此发动了政变；另一派则认为，麹伯雅进行“解辫削衽”，未承想隋炀帝则利用这次机会，推行自己的政策，向麹伯雅施加压力，引起了麹伯雅的警觉，因而停止了“解辫削衽”，这又导致了高昌国内亲隋势力的不满，因而发起了政变。还有学者认为，“解辫削衽”是在高昌国内迎来了巨大的阻力，也就是说，是高昌国内的反改革派发动了政变。

政变的具体领导人，或者说政变集团的构成，到底是什么人，也无从得知。

不过学者们在海量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在一份义和二年（公元615年），名为《都官下始昌县司马主者符为遣弓师侯尾相等同诣府事》的文书中，发现政变集团中有“王”的存在，既然有“王”，那么就基本可断定为麹氏王族的成员，这也就是说，政变是以麹氏宗室的人为首所发动的。而这个为首的王室成员，也必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甚至可以猜想，很可能在麹伯雅、麹文泰父子随同隋炀帝东征高丽、游历中原地区的这一时期，就是这个“王”在高昌国代理着朝政。

事实上，在张雄墓志中，似乎对此也有着暗示。其中在“公出乾侯”这个典故中，赶走了鲁昭公的季、孟、叔孙三家卿大夫，也被称之为“三桓”，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因为季、孟、叔孙三家均为鲁桓公的后裔，当时鲁桓公有四个儿子，长子继位，为鲁庄公，剩下的三个儿子则形成了“三桓”，而“季、孟、叔孙”本身就是古人兄弟排名的称呼。也就是说，“三桓”与鲁昭公，均为鲁桓公的后裔，均为王族。

除此之外，还有政变的具体时间问题、麹伯雅复辟的具体时间问题，以及是麹伯雅一举攻占了都城高昌，还是先夺回了部分区域，最终才夺回高昌城的问题等等。但不管怎样，到了公元620年，麹伯雅率张雄等人，最终夺回了王位，尘埃落定，改元“重光”，显然，“重光”一词，有着重新光复的含义。

重光四年，麹伯雅去世，麹文泰成为了麹氏高昌的第九任国主。

而追随麹伯雅，为复辟立下了功勋的张雄，自然也迎来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峰，事实上也使张氏家族的地位达到了最巅峰。然而考古工作者通过继续解读墓志，却发现，张雄最终却是因为忧愤而死，年仅五十岁，为他的一生画上了悲剧的色彩。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麹文泰掌国期间，中原王朝也发生了一系列翻天地覆的变化，首先是隋朝二世而亡，取而代之的，便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璀璨的朝代：唐。紧接着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杀兄长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逼退父亲唐高祖李渊而登基，中国迎来了李世民时代。

此时的麹文泰，则对新兴的唐王朝持轻视态度，自恃有西突厥相助，而处处与唐廷对抗，并认为唐军绝无能力越过沙漠戈壁，攻打西域。

按照《张雄夫妇墓志》的记述，张雄在贞观之初，便发觉 “国有偷安之望”，也就是麹文泰不愿意归顺大唐，意欲割据偏安一方，而张雄为此忧心忡忡，努力劝谏麹文泰，但“规谏莫用”，劝谏无效，最终张雄“殷忧起疾”，于高昌延寿十年（公元633年）二月甲申日去世。

张雄去世后7年，唐军在大将侯君集的率领下，呼啸而来，麹文泰惊惧而亡，其子麹智盛在唐军的军事碾压之下，率众投降，高昌国亡，包括麹氏家族、张氏家族的众多原高昌国贵族，被迁往中原，李世民改高昌为西州，于今天的交河故城内，设安西都护府，不久迁往龟兹。

显然，张雄追求统一的大局观与麹文泰偏安割据一方的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因为如此，张雄一直被后世所推崇，而他的两个儿子张定和与张怀寂，也均被大唐委以要职。

张雄长子张定和，虽然“盛年早卒”，但生前曾任前庭府折冲都尉，为四品大员；次子张怀寂历任中散大夫、行茂州司马、上柱国。张雄妻麹氏则因为儿子的缘故，被封为永安太郡君。

张雄的妻子麹氏，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在中原离世。遗体返回高昌与张雄合葬。此时张怀寂为朝请大夫，级别为从五品上，重新为父母书写了墓志，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方墓志。

也有学者认为，作为大唐的官员，张怀寂在书写张雄生平的时候，难免有溢美之词。换句话说，就是墓志中所说张雄心向大唐，劝谏麹文泰，最终忧愤而卒的说法，有可能不可靠。但这也仅是一种推测而已，事实上我们从唐王朝后来对待张氏家族的态度上，不难看出唐朝对张氏一族的重用。这似乎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张雄心向大唐的事实，或者说唐王朝对张雄及其一族的认可。

到了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张怀寂从大将王孝杰讨平吐蕃叛乱，参加了收复碎叶、疏勒、于阗、龟兹，也就是安西四镇的军事行动。张怀寂之子张礼臣位至游击将军、上柱国。祖孙数代均为国家的统一与强盛浴血奋战。

今天，张雄夫妇的干尸依然陈列在博物馆内，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并不了解这两具干尸生前的风云历史。在张雄夫妇的墓葬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精美、完好的各类陪葬俑，成为了今人研究唐代服饰、礼仪、生活的重要资料，更因为墓志的出土与解读，使我们了解到了一个世家大族的荣辱兴衰，家国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