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Tanvi Madan
编译 | 胡可怡 张谦和
编译审核 | 张谦和
本期编辑 | 俞欣怡 单敏敏
本期审核 | 陈珏可
编者按
在喀山会晤后，《经济学人》撰文写道：“中印交上了朋友”。该杂志随后称，在达成脱离接触与巡逻协议后，中印边界对峙“得到化解”。
这些进展值得关注，但不必过度解读。协议若能真正落实，确实有助于缓解自2020年边界危机以来的中印紧张局势。然而，现任、前任的印度官员均对此表现出谨慎态度，警示避免“陷入虚假的安全感”。
这是中印时隔五年以来的首次会晤，更多体现出一种战术性缓和，而非从根本上改变中印竞争的战略态势。2020年边界冲突的遗留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双方在更广泛的边界争端之外还存在其他重大分歧。因此，近期中印缓和，更类似于美国对中美关系“设置底线”所进行的管控性努力，而非中印美好友谊的开端。对印度而言，中国依旧是一个重要挑战。
一、协议达成背景
几个月以来，中印希望就边界紧张局势达成协议的缓和迹象逐渐显现。过去四年，双方军事、外交官员一直就边界对峙进行会谈。最近，印政府似乎捕捉到了一个契机——中国正面临战略与经济压力，并且对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颇感不安（或者说，中方试图利用这一不确定性）。
印度也有主动缓和局势的主观因素，包括防止边界局势再度升级；认识到印度需要时间来建设自身能力、搭建伙伴关系；应对全球危机不利影响的需求；担忧美新政府对华政策不确定性；担心伙伴国向中国靠拢，致印度于不利地位；希望在与伙伴国的关系中增加一些筹码；以及印度企业界（包括一些美国企业）对适度恢复中印经济互动的呼吁。
二、协议内容概览
中印近期达成协议的具体细节仍在陆续披露中，但我们了解到，协议预示着双方重启外交对话。除会晤之外，两国还宣布恢复此前暂停的各项磋商，包括（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定期外长对话及其他交流机制。
印度官员宣布，解决2020年边界对峙的第一步（即脱离接触）已经完成，两国在一些摩擦点（如西段的德普桑平原、巴里加斯，以及东段2022年冲突点东章）建立了新的巡逻安排。
然而，目前的情况并未完全恢复至先前状态。新的巡逻及放牧条款与以往安排究竟有何差异？在其他冲突点新设立的缓冲区能否长期存续？这些问题依旧存在。此外，更为关键的步骤——冲突降级以及撤离前沿部署部队——尚未得以实施。
这份协议并非部分观察人士所断言的那样，标志着“中印关系实现正常化”。印度外交部秘书指出，该协议为双边关系正常化开辟了道路，但前提是双方真正踏上这条道路。
印度一直坚称中国是于2020年主动改变边界现状、违背此前双边协议的主要责任方，故而印度对中国是否会“踏上这条道路”持怀疑态度。因此，印度将密切关注中方对协议的执行情况，验证中国是否真正切实履约。印度在边界谈判及其他问题上的进一步举措，将取决于中方的实际表现。
若边界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印度或许将重新审视其对中印合作所施加的各种限制举措，包括重启此前中断的各类对话机制（涵盖外交、军事以及经济等方面），恢复直航，促进民间社会互动，发放更多签证（包括记者签证），在多边问题上开展更具体合作（例如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以及有选择地重新推进经济接触。
即便在印度商界内部，对于和中国建立经济联系的必要性及其联系深度这一关键问题，也未能达成统一共识。然而，倘若两国在边界议题上取得进展，印度可能会在部分不那么敏感或者短期内对印度劳动力、制造业以及出口有益的领域放宽对华限制。但是，全面取消对华限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简化审查或者逐案审批程序是印度更为可能的做法。
目前，已有部分中国人员签证及商品进口获得批准，原因在于印度政府认为这些举措对印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创造本土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在某些特定领域，印度可能会要求中资与印本土公司合资。最终，印度希望效仿中国曾经采取过的策略：汲取他国的专业知识和零部件技术，并最终占领该国的市场。
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基调
大多数印度官员似乎并未幻想“中印正常化”的前路会是一片坦途。中印之间长期存在的巨大鸿沟，已从双方对近期边界协议的解读方式中清晰展露。
双方通报皆显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达成谅解，同意强化战略沟通，但相似之处也仅止于此。印度着重强调其“边界优先”（border before broader）原则，认为边境和平与安宁是宏观层面恢复双边关系的基本前提。与之相比，中国则秉持“大局为先，边界后议”（broader before border）的立场，认为“具体分歧”不应破坏更广泛的中印关系。
此外，中方通报表明“印度同意恢复经济合作以促发展”，然而印度的态度实际上不置可否，仅表示愿意探讨这种可能性。从更广泛角度来看，中国的通报还暗示印总理莫迪是提出深化中印关系的主动方，而中国则“原则上”同意将其纳入考虑。
两国的全球及地区角色愿景差异也较为显著。双方皆认同，中印稳定友好关系将“有益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多极化”，然而中方的声明仅提及“多极化世界”这一表述，这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印方对中国寻求“亚洲单极化”的忧虑。反之，印度也未对中方“中国是‘全球南方’一员”的声明予以呼应或表示赞同。
在莫迪于金砖国家峰会的发言当中，中印（与俄罗斯）的世界观差距亦有所显现。莫迪发出警告，不应将金砖视为具有分裂性（即反西方）或者意图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的组织，其言论表露出一种忧虑情绪，即在中俄的推动鼓励之下，金砖扩员将会削弱印度的作用与影响力。
四、重要的一步，但非战略重置
上述种种分歧皆清晰表明，目前中印尚未完全达成共识。此外，除非中国在意图与行动方面出现重大转变，否则这份边界协议很难真正促成中印竞争关系的战略性转变。
首先，边界动态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在实际操作中，冲突降级以及部队撤离极为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真正落实。2020年以来，中印边界两侧的部队部署、设备配备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均有显著增加。印度对中国缺乏信任，将持续保持军备状态，防范中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前印度驻华大使已发出警告，倘若中国违背承诺，印度重新向该边境地区部署部队的难度将远高于中国。
即便暂且搁置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中印在双边、地区以及全球层面依旧存在诸多分歧。并且，中方在这些方面所展现出的“强势姿态”未有丝毫减弱迹象。
此外，这种不信任似乎是双向的。中国将印度视作一个地区性乃至全球竞争对手，并不仅在于印度本身，更在于印度与中国的其他对手（尤其是美国）关系密切。
因此，即便中印重启对话，印度仍将致力于增强自身抗风险与威慑能力，持续推行“去风险”策略，限制关键基础设施、技术及电信领域的中印接触。即便印度始终面临“不必在部分领域如此紧迫强化自身能力”的质疑，但印度仍会全方位加强能力建设。并且，印度极有可能会继续深化其他平衡性伙伴关系，包括与美国的合作。
印度的一些伙伴国或许会忧虑，在中印关系缓和之后，为了避免破坏重建的中印接触态势，印度对华态度会变得更为“迟疑”。然而，即便是在与中国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印度政府也并未如2020年之前那般采取克制态度，例如莫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复中国台湾地区；印度对美国国会代表团会见大和尚表示欢迎；“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采用更加强硬的措辞，指责中国在南海的“强势行为”，并启动相关安全合作倡议；另外，印度积极主办海军演习“马拉巴尔”和多国空军演习“塔朗·沙克蒂”（Tarang Shakti）；在参加在澳大利亚“卡卡杜”演习（Kakadu）间隙与美、澳、日开展海上侦察演习；以及在印度境内开设第三家“台湾代表处”。
这种转变或许源自印度的心态变迁：从曾经担忧深化与美西方伙伴关系会“触怒”中国，在2020年之后转变为认为深化平衡性伙伴关系有助于对中国形成威慑。
然而，印度的伙伴国持续关注，并对印度未来对华政策可能出现的摇摆不定心怀忧虑，这实不足奇。倘若印度能以更加透明的方式向其伙伴国通报中印之间讨论的内容及其影响，将会大有裨益。相应地，伙伴国也应采取相同行动，互相通报各自与中国接触的具体情况。
本文编译自布鲁金斯学会网站2024年10月29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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