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探照灯还是手术刀?——《逆行人生》的价值与期望值

学术   2024-08-29 17:25   北京  

新作评议

作者李晓红

责任编辑:杨天东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2024年第9期


李晓红

厦门大学电影学院教授

提要:《逆行人生》是中国第一部把镜头对准中国城市里最庞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外卖小哥的影片,它接续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前所未有地把外卖骑手这个被忽视的群体用电影语言“探照灯”般照亮给世界看,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然而影片却未能完成观众更高的期望,就是如“手术刀”般剖析外卖骑手被算法控制、遭平台压榨、与危险同行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影片虽然塑造了外卖骑手的群像,但他们不过是作为城市精英高志垒“逆行”人生的背景而存在,这造成了影片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性不足,最终形成价值与期望值的巨大反差。


关键词:《逆行人生》 批判现实主义 期望价值



电影是艺术品(创作),也是工业品(产业)和消费品(市场)。作为产品(工业品、消费品)的电影,有价值(社会价值、使用价值),也有价格。这个“价格”往往体现为影片的最终票房。姜文在一次访谈时说过,有票房的电影不等于好电影,说的正是电影价值与价格存在着程度不一的背离。有关电影价值与价格冲突关系在学界与业界都有过充分的讨论,但是关于价值与期望值冲突关系的讨论,却较少涉及,即使触及,也不够深入。


徐峥导演的新片《逆行人生》就陷入这两方面的冲突,出现影片票房与豆瓣评分均低于期望值的尴尬现象。市场最初的乐观并非毫无依据:同是徐峥领衔主演的《我不是药神》票房突破31亿元,豆瓣评分高达9.0。《逆行人生》与《我不是药神》同属于现实主义题材的喜剧作品,都把镜头对准了底层的苦难。从受众的广度看,《逆行人生》所描写的失意城市小白领与在城市漂泊的骑手的人数,远远超过《我不是药神》那个缺乏特效药的患病群体,为什么同样抓到底层情绪、触及社会痛点的《逆行人生》,没有带来超越《我不是药神》的预期呢?


一、致敬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


动机心理学中有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期望价值理论(Expectancy-Value Theory,简称EVT)。该理论最早由约翰·W·阿特金森(John W. Atkinson)和马丁·费什拜因(Martin Fishbein)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们将任务、动机与价值、期待关联起来,以解释与预测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选择。期望价值理论认为,个体完成各种任务的动机源于他们对任务成功可能性的期待以及对任务本身所赋予的价值。个体认为从目标中获得的激励值越大,自己能够达成目标的可能性越高,其完成任务的动机也就越强。(1)将期望价值理论运用于电影生产与消费,我们会发现,电影生产者与电影消费者的行为选择,都基于对特定行为成功的期望(Expectancy)和行为结果价值(Value)的综合评估。但拍什么电影与看什么电影,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价值与期望可能偏离,甚至背离。尽管电影生产者在拍电影的时候,一定会尽可能考虑观众的价值评估与期望值评估,但是,他们毕竟是两类不同的主体,如果双方的价值与期望频率相同,就会同频共振,市场反应振幅最大。如果双方重叠部分不多,就会出现程度不同的落差。

《逆行人生》剧照


在有关《逆行人生》的所有争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落差。当然有些落差如果不是故意的中伤,就是无意的误解。比如,一个上了微博热搜的批评,指责《逆行人生》是“穷人花钱看富人演穷人”。徐峥不无委屈地说道:“现在做电影真的很难,因为拍一部电影没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观众会看到不同的细节,有不同的期待。”(2)徐峥用期待不同来回应批评,暗指批评者的期待并不代表所有人的期待,也不是徐峥目标受众的期待。显然,徐峥是在意观众的期待的。不过,徐峥其实无须回应这种批评。这种批评假定:穷人的价值观是不喜欢看富人演穷人,或者说,假定穷人的期望值是希望穷人演穷人。这不仅跟事实不符,也跟逻辑不符。如果穷人不喜欢看富人演穷人的电影,那何以解释:同样是作为富人的徐峥,在《我不是药神》里演穷人就有人看?演员这一特殊的职业,从整个行业来看,他们的名望与收入不可能处在最底层。历史上,除了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描写底层人物的电影,都是由比底层人更有地位的演员演的,也是比底层人更富有的电影公司拍的。其中的佼佼者,不仅票房大卖,而且好评如潮,有的甚至登临艺术的巅峰。人们喜欢一部电影,不会在意演员的身份和收入。一位好演员,演什么就会像什么,无论演国王还是乞丐。人们所期待的是,演员能够提供给观众什么样的形象塑造,而不是演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于《逆行人生》,观众的期待到底是什么?“穷人花钱看富人演穷人”这句批评文本其实暴露了部分答案:演穷人,是没有争议的,人们争议的是富人可不可以演穷人。这句话从反面证实了《逆行人生》的价值:这是一部演穷人的电影。“你虽脱下了孔乙己的长衫,但还没成为骆驼祥子”,这是电影《逆行人生》里快递站朱站长(贾冰饰)调侃主人公高志垒(徐峥饰)的一句台词。最近一段时间,“要不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经济下行,消费降级,“脱不脱长衫”成为一个令城市白领纠结的新选择。《逆行人生》大胆地直面这个主题,而且,借脱了长衫的高志垒,把城市白领带到“穿短帮”(戴头盔)的骑手世界。


电影《逆行人生》以被大厂辞退的高志垒,投了一千多份简历无果,“不得不脱下孔乙己长衫”,进到某快递站当外卖员做“骆驼祥子”的经历,让观众跟随他一起细致地了解了外卖小哥的辛酸。比如,平台给每个外卖员规定了送外卖的时间,如未能按时送到就会罚款。对于每一位像高志垒这样刚进入行业的外卖员,都会经历这样的打击吧:辛辛苦苦一个月,到手的收入只有一点点,甚至由于被客户投诉等原因而被平台罚款扣光;作为外卖员,取外卖不能走商场大厅,必须走特别员工的通道;让人笑比哭还难看的“笑脸行动”;骑着小电动车在川流不息的城市里为赶时间快速穿行,快递员每天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送快递·····影片特别是通过老黑的前同事、老抠和高志垒三个人的交通事故,凸显了快递员充满辛酸和危险的生活。


通过高志垒的视角,电影也让我们熟悉了外卖员这个群体。除了像高志垒这样中年失业,找不到其他工作的城市精英,更多的是从乡下进入城市的农民,因为送外卖不需要太高的门槛,比如,影片中一直乐呵呵笑着的那位外卖员。影片重点塑造了来自内蒙古草原、特别能吃苦的老黑,带着一家人住在拆迁废墟堆里、特别抠门的老抠,经常必须带着孩子送外卖的年轻妈妈,还有进城做外卖员却对爱情依然充满憧憬的外卖小哥·····随着影片情节的展开,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生活的艰难,比如,老黑那么拼命,是因为他要还债——曾经帮他送外卖的小哥遭遇车祸,一条腿截肢,他必须还医药费,几十万元的医药费还没有还完;特别抠门的老抠,家里有个白血病的孩子,需要医药费;还有那位年轻的小妈妈,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甚至必须带着孩子去送外卖·····高志垒发现,他的艰难,与老黑、老抠们的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这也为他后面终于能放下自尊,从内心接受“脱掉孔乙己长衫,成为骆驼祥子”,提供了使人信服的理由。

《逆行人生》剧照


在中国电影中,《逆行人生》首次把镜头对准中国城市最庞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外卖小哥。它是喜剧的,但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它用同情的目光打量这个我们城里人熟悉而又陌生的存在。哪一位城里人没有和外卖小哥打过交道?我们在街头上、电梯里看见过他们飞驰而过或努力挤进的身影,但我们对他们的生存状态绝大部分不甚了了。看过《逆行人生》,很多人感动不已,有人留言,以前看外卖小哥不顺,随随便便就给一个差评,看过电影才知道,他们会为一个差评用命来拼。曾经有一段时间,电影界有一种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电影人更愿意拍摄非现实主义题材,似乎那样更加安全。今天,时代与社会都在呼唤电影人关切现实生活的痛痒。


正是在现实主义的维度上,我们高度评价《逆行人生》的勇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接续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国电影史上闪耀着一系列现实主义杰作,诸如《神女》《渔光曲》《桃李劫》《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它们都把摄影机对准底层人民生活。电影人还将《阿Q正传》《祝福》《骆驼祥子》等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搬上大银幕。可以说,《逆行人生》是用喜剧的方式,向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致敬的一部作品。


二、城市白领而非城市骑手的逆行人生


从现实与历史两个维度回应了富人演穷人的问题之后,我们还要从逻辑上回应:为什么可以让富人演穷人。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谈到大革命时期不能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国农民时写道:“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句话对今天的互联网场景仍然适用。虽然今天的快递员们看似可以发短视频,可以直播,可以自我表述,已经超越了阿Q、祥林嫂和骆驼祥子(他们不能自我表述,必须靠知识分子们的写作来讲他们的故事)。但是,大数据每天推给我们的,依然是我们自己阶层关注的事情。而快递员们的辛酸故事,大数据不会推给我们。我们每个人依然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


互联网时代,看似人人都有麦克风,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麦克风。或者说,虽然有麦克风,但没有音箱。人人可能都有麦克风,但每个麦克风的音量是不一样的。传播能力分为注意力、影响力与号召力。虽然舆论世界是弱者的世界,但弱者首先必须被关注到。在关注力上,强者有天然的优势。弱势群体的生活被淹没在汪洋大海中,需要有光把他们照耀。舆论学之父李普曼有一个著名的“探照灯”理论。他把报刊(媒介)比作探照灯:“它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3)李普曼认为,由于现实世界稍纵即逝的复杂性,个人无法直接把握,只能依赖于媒体所提供的信息这一“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来构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媒体通过选择性地照亮某些事件或议题,引导公众的注意力和认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公众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媒介的照亮权是一种选择权,探照灯照亮部分的切换,决定了公众能看到什么。在这方面,不光信息媒介,如新闻媒体,拥有探照灯的权力。艺术媒介,如电影,也有这种探照灯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家、电影人,是和记者与编辑一样,拥有照耀权的精英。当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写冉阿让,当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阿Q,在《祝福》里写祥林嫂,当电影《桃李劫》拍陶建平,都是在用探照灯照亮那些被忽略的人与被遗忘的角落。


《逆行人生》首要的价值,就是这个探照灯价值。它前所未有地把骑手这个群体用电影语言照亮给世界看。很多观众是通过电影,才知道骑手要面对一个荒诞的“笑脸计划”:无论你在哪里、你在干什么,都必须第一时间对着手机的命令声摆出笑脸,“笑”还必须达到要求,否则就会被惩罚——封号三天。正在犯低血糖的高志垒,碰到“笑脸计划”开始,即使命快没了,还必须对着破碎的手机屏幕,痛苦地左挤右挤做出符合那个机器声音要求的笑脸。人必须服从于巴掌大的手机里不可知的、冷酷的声音的命令。这是现代人生活的象征:被无形的网络、无形的力量控制,你还必须笑着,很有“苦恼人的笑”的意味。事实上,提出“劳工神圣”的人,并不是劳工,而是知识分子。外来人的切入,比如鲁迅对祥林嫂、闰土的切入,反而把另一个世界展现在世人面前。所谓的富人演穷人不仅没有问题,而且具有探照灯的价值。我们要鼓励越来越多的所谓“富人”去演穷人,把被舆论忽视与遗忘的角落,照亮给世界。


为什么徐峥的善意却被人误解为“消费苦难”与“美化苦难”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逆行人生》的视角。《逆行人生》很像是一部公路电影(Road Movie),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城市公路电影”。顾名思义,公路电影一定是在离开城市的公路展开。此时的公路往往与各种地貌奇特的自然风光联系在一起;人们不仅追随着人物的起伏,也领略了大自然的神奇。《逆行人生》的骑行,全部是在城市道路里展开,给我们展示了公路电影的另一种维度。公路电影有时候跟转变电影(Transformation Movie)相结合,主人公通过一次公路旅行,完成了自我的转变、和解或提升,开始重新认识自我与世界。它的代表作就是《绿皮书》(Green Book,2018)。《逆行人生》很像《绿皮书》。在《绿皮书》里,两个阶层不同、种族不同的人,一辆车与一场旅途,都有了新的认知和改变,最终打破隔阂,完成了一次蜕变。在《逆行人生》中,城市白领高志垒意外地卷入一群骑手的生活,最终让主人公完成了人生的蜕变。


《逆行人生》的视角更多地落在徐峥饰演的城市白领身上,所以,它是一部城市白领的逆行人生,而不是城市骑手的逆行人生。电影里的骑手杨大山也好,仇晓敏也好,都不过是高志垒个人转变的道具性存在,即便是老黑也罢,老抠也罢,也不过是推动高志垒个人成长的催化剂。他们几乎都集体失语,没有复杂的背景、人格与心理,只负责语言的调剂与色彩的调亮。电影一到高志垒,情节就写实、细腻;一到骑手,情节就抽象、堆积。《逆行人生》的骑手生活是被当作背景来介绍的。作为背景,就不是主体。所以,《逆行人生》并没有真正担负起为这一群体代言的价值期待。


三、更需要解决问题的“手术刀”


更进一步分析,《逆行人生》真正的问题,恐怕还不是视角问题,更在于还原的广度与撕开的深度。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高志垒的城市白领前同事没有一个好人,而现同事骑手则没有一个是坏人。影片中的快递小哥,人格都很高尚,对高志垒非常接纳,毫无保留地提供街道和楼宇地址信息。影片里的快递小哥,都可以通过努力改变人生,每月的收入可能会达到万元,老黑欠他小兄弟几十万的医药费、赔偿费,居然通过勤奋送快递已经还了几十万元,只差四万元没有还尽;老抠凭着送快递,不仅养活一家子,还能为女儿挣到治疗白血病的钱。这可能是事实,但一定不是全部的事实。那个阶层的生活的残酷性被消解了。在影片中,没有鲁迅笔下冷漠的看客,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底层人的恶,也没有系统压迫下的困境。难怪人们批评《逆行人生》表现中产困境时非常写实,表现骑手世界时一直用滤镜。这样的美颜处理的骑手世界,很容易被诟病为美化苦难。


也许将《逆行人生》与同样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桃李劫》相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差距。1934年,应云卫执导的电影《桃李劫》讲的也是白领沦落底层的故事。本来意气风发的陶建平,毕业之后因坚持自己的本性与原则处处碰壁,从公司职员沦落为苦力工人,因为贫困,他不得不偷窃以给产后生病的妻子治病,最后妻子死亡,孩子被送到育婴堂,自己因盗窃拒捕、枪杀公务人员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当朝气蓬勃的《毕业歌》再次响起,对即将被处以死刑的陶建平构成极大的反讽。影片激发观众去思考:到底是什么让陶建平走向悲剧的结局?如何才能够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逆行人生》中的“逆行”有双层含义:送快递,因为赶时间,所以经常要在道路上逆行骑车;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主人公高志垒人生的最终“逆行”。他曾经掉入“快递员”这个群体,最终又凭着自己的专业程序员技术,开发出“路路通”APP,脱离了这个群体,实现了人生的“逆行”。这样的结尾也许让观众的“白日梦”心理得到安慰,却让影片本应该有的深层意蕴被抹去了。影片中广大的快递小哥的人生呢?那些如同当年的骆驼祥子们的快递小哥,他们的命运怎么样?他们的人生如何也能够“逆行”?或者,老黑、老抠们的人生能不能不再被算法控制,不再与危险同行,不再遭到平台压榨?我们当然不能指望《逆行人生》一部影片就对现状有多大的改变。但是,中国电影走到今天,是应该出现有深度、有力度、有反思性、有批判性的作品了!真正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只讲讲现实的故事,而应该激发人们对现实问题的反思,并且想办法予以改变!


当然,《逆行人生》与《桃李劫》是不同的。比如,《桃李劫》是悲剧,《逆行人生》是喜剧。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那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4)要求一部作为喜剧的电影,把人物的结局写成悲剧,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的确有些苛求。但喜剧所擅长的撕破,也很有分量。


遗憾的是,《逆行人生》的喜剧有“撕开”,但鲜有“撕破”。我们看到:电影讲述高志垒过去每天出入的大楼,因为穿上了快递员的马甲,再也不能堂而皇之地从大门进去了,必须走员工通道——我们看到了平日温情脉脉的写字楼、大商场被撕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出阶层的歧视。高志垒送外卖到原公司,被同事羞辱,以前被叫“高老大”,现在被叫“老高”,办公室政治的世态炎凉被撕开。影片扫过成堆待送的快递食品,成堆的视觉压迫感让人感到过度的包装,巨量的垃圾使得环保问题被撕开。电影里的三次交通事故,其实都源于平台对送餐时间的算计,为了达到平台的要求,骑手不得不逆行,铤而走险,平台是骑手交通事故最隐蔽的推手被撕开。骑手、消费者与平台,通过一个“差评”,建构起复杂奇妙的关系:骑手对平台是弱者,消费者对平台也是弱者,但通过一个差评,让同是弱者的骑手,害怕起同是弱者的消费者。平台用差评来转嫁矛盾,也让差评来管理骑手,权力与传播的博弈撕开了。消费者、骑手、保安、餐厅出餐小妹,都是弱者,但弱者一旦拥有一丁点权力,就变成欺负别人的强者,权力的游戏又被撕开·····


除了用探照灯把之前被忽略的人与角落照亮,《逆行人生》的另一个价值是在照亮的同时把之前笼罩的一些面纱撕开。但电影直面这些矛盾时,却害怕暴露成伤口。即使偶尔撕破,又小心翼翼地缝上了。如“笑脸计划”这种很好的情节,影片并未更深度地表现,最终止于让人同情,而本应从此泛溢出的悲凉、悲哀甚至于苍凉、荒诞尚付阙如,使影片的深刻性大打折扣。当然,这也跟其处理的矛盾有关。《逆行人生》不像《我不是药神》,后者聚焦的只是某个法条的法与情的矛盾,最后以该药被纳入医保成功地解决了所有问题。《逆行人生》却触及了更广泛的关系与更复杂的矛盾。比如,要不要在雨天叫外卖?如果叫,骑手被迫在风雨中送货,陷骑手于出行的困境。但如果不叫,骑手没有收入,又陷骑手于生存的困境。在平台、商家、骑手、消费者,以及相关的交规、保安之间,好像有一个恶性循环,有着系统的荒诞与人生的荒凉。也许影片不敢触及这样的深度,但是左右为难的无力与无奈,还是表达不足。高志垒最后无论是成为单王,还是设计骑手软件得以升迁,都只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不了一个群体的宿命。影片的批判性不足,客观上加剧了对其“消费苦难”的质疑。


讨论到这里,影片的价值与期望值的矛盾已经昭然若揭。《逆行人生》最大的价值是探照灯,这既是电影出品方的初心,也是电影消费者的认可。但消费者代表的整个社会却对探照灯的价值不满足,人们希望影片不仅是探照灯,而且是手术刀。人们希望电影不仅是撕开,而且是撕破,暴露出淋漓的鲜血;希望通过手术刀的切除,能够让人们看到希望。哪怕是无法刀到病除,也起码撕破出来,让更多的人关注与反思。《逆行人生》轻轻地打开,又悄悄地缝上。缝合之处暴露出种种的破绽与刻意,形成价值与期望值的巨大反差。令人唏嘘,也给人启示。


注释:

(1)参见[美]J. P. 查普林、T. S. 克拉威克《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林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徐峥力挺〈逆行人生〉:直面“消费苦难”争议,诠释生活逆境中的坚韧与成长》,https://www.sohu.com/a/801391334_121924583,2024年8月20日访问。

(3)[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4)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语丝》1925年2月23日,后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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