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缓步走上讲台，低着头，步伐很慢，像是还在思考。幻灯片打开，是近乎极简的白底黑字，没有一丝修饰。
这样一个低调的演讲者，就是2024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得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的著名教授杰瑞米·内森斯（Jeremy Nathans）。
杰瑞米·内森斯教授。图：赵文博
10月21日上午，内森斯受邀来到复旦大学相辉堂，走上复旦·浦江科学大师讲坛。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他选择系了一条红色领带。
演讲开始，幻灯片出现了一左一右两张图片：一张色彩绚丽，一张只有黑白。内森斯用最简单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们如何能“看见”五彩斑斓的世界？每个人的“看见”为何如此相似又不同？
上个月，内森斯被授予2024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奖金达1000万元人民币。遴选委员会给他的颁奖词是：“表彰他在发现人类颜色视觉的基因、调控和可塑性，以及阐明导致失明的疾病机制方面作出的贡献。”
“内森斯的研究极具科学原创性。”内森斯曾经的同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首任部长、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程临钊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把荣誉颁发给他，确实是慧眼识英雄。”
“一个沉迷于科学的高中生”
“我一直沉迷于科学的美丽。”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走廊上，高中生内森斯为几幅美丽的照片驻足，于是，属于他的决定性时刻悄然降临。
“年轻人，你想参观实验室吗？”一位老人侧身笑问。他是“高速摄影之父”哈罗德·埃杰顿（Harold Edgerton）。内森斯当然想——这间光电实验室，点燃了这个高中生的科学激情，成了他探索视觉研究的起点。
事实上，青年内森斯就已展现出惊人的学术天赋。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本科期间，他参与的课题便发表于《Nature》杂志。在斯坦福大学读研，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分离并独自克隆了牛和人类的视蛋白基因，发现了首个感觉受体的序列，同时解释了人类感知红、绿、蓝三色的视觉机制。
1988年进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时，内森斯已获奖无数。在霍普金斯的实验室，他揭示视觉分子机制、探索色彩感知，同时致力于视觉疾病研究。“消除失明和视觉障碍”，内森斯的目标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1996年，38岁的他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全美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青年内森斯。图片来自网络
为什么身边的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患色盲？揭开这个谜题，是内森斯获得的重要突破之一。
内森斯发现，女性在抵抗色盲遗传上有生物学优势。男性只有一条X染色体，而女性拥有两条，因此，一旦X染色体基因突变，女性的另一条染色体会“接替上岗”，弥补了突变基因的负面影响。X染色体的多变性，让女性的基因表达更加多样，进而降低了女性色盲的概率。
几十年来，内森斯持续用视觉科学帮助人们理解“看见”的世界，尽可能将科学成果应用于人类福祉。他参与发表215篇国际论文、影响2万篇后续论文、被引3万余次，对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神经科学等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迪·谢克曼认为，内森斯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神经科学家之一”。
“一个纯粹的学者”
演讲结束，等待采访的间隙，内森斯静静靠在房间的一角，双手垂在身前，低着头，像是不太习惯这么多人的场合，又像是还沉浸在对某项研究的思考中。
“他很少抛头露面，很少参加学术会议，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甚至也不愿过多编辑维基百科。他似乎把所有时间都献给了科研。”程临钊归国任教前，曾与内森斯在同一栋办公楼工作。
“纯粹”——是身边人给他最多的一个标签。
对于顶尖科学家，人们总会称之为“天才”，内森斯也不例外。可他将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努力和幸运。在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内森斯总是来得最早的那批人之一。66岁的他，会在清晨8点前坐进实验室，每天做10多个小时实验，在夜里11点前回复邮件，亲自负责液氮罐、处理实验动物尸体。这些工作习惯，三十年如一日。这次出差来上海前一天，他仍泡在实验室里。
本文作者问他：“为什么不把一些基础性的实验工作交给年轻人？”内森斯回答说：“我喜欢这些工作，我可以用我的双手验证猜想。”很多时候，实验不成功，他并不懊恼，反而庆幸——“这不断提醒我保持谦逊。”
内森斯教授在复旦大学接受大江东-复旦融媒体创新工作室采访。图：陈汶鑫
谦逊，是对待科研“纯粹”的具象化体现。因为专注科研，内森斯甚至没时间为自己的成就骄傲。在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他认真回应学生提问，遇到不了解的问题，坦然回应“我不知道”。
这种对待科学的“纯粹”，与他的家庭密不可分。
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内森斯”这个姓氏从上个世纪就广为人知。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学家丹尼尔·内森斯（Daniel Nathans），是他的父亲。上个世纪，丹尼尔·内森斯和与汉密尔顿·史密斯（Hamilton Smith）、沃纳·阿尔伯（Werner Arber）共同发现限制性内切酶，并分享了197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丹尼尔·内森斯影响了许多生物学家，包括他的儿子。“我深受父亲风格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我已经内化了这一点。”内森斯说。
程临钊曾任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血液科副主任。一次，他有一份研究设计求助于内森斯，内森斯欣然答应。后来，他请求内森斯在成果上署名，但被谢绝，“帮助你是我应该做的事。”
“他似乎没时间考虑太多科学以外的事情。”程临钊说，“内森斯是一位纯粹的科学家，他所做的就是回归科学本身。”
“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导师”
采访内森斯的社会关系网并不费劲，不少学者都欣然同意，他们大多与内森斯共事过。
对待科研，内森斯“极其严格”。这是学生对他的形容。他要求团队成员为实验室的每份样品“打印标签”。实验室曾有一名博士后因为太忙，只用记号笔写下试剂名称，内森斯看到后马上提醒说，“不要这样，时间长了就容易分不清。”
在严谨的科研工作之外，生活中的内森斯秒变E人（网络语，指性格比较外向的人）。他的同事评价说，“内森斯是一个幽默、充满人格魅力的导师。”
内森斯办公室的门为所有人敞开。在霍普金斯医学院，系里学生和年轻教授遇到困难，都会来找他帮忙。每周都有人来拜访他，毕业或者离职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和他道别。
“他给人的起初印象，好像不是一位顶尖科学家。”内森斯实验室的一位成员回忆，“他更像是一个长辈，每天和你打招呼，关心你的生活，并和你讲笑话。”
内森斯很喜欢小孩子。他曾说，“孩子是天生的科学家。”他会把测视力的陀螺当玩具送给实验室成员的孩子，也会跟他们讲有趣的科学知识。一次，年轻同事带着3岁的女儿来到实验室，发现孩子哭了，内森斯便拿起笔给她画了一个可爱的小兔子。他会和同事们聊起他的小外孙，分享和小家伙的趣事。内森斯的太太毕业于耶鲁大学，特别喜欢弹钢琴，他们一家都是音乐爱好者。中山大学教授刘春巧曾是内森斯的博士后，在内森斯实验室度过了5年光阴。当内森斯知道刘春巧热爱吉他，还特意送给他和家人几张吉他音乐会的门票。
另外，内森斯还很注重碳排放，平时开车很少开空调。这次来上海，参加宴请结束后，他会问“这些剩菜如何处理？”听说会打包，他就很开心。相比数字图书，他更喜欢纸质书，但提醒大家有很多渠道可以买到二手书。
对待后辈，内森斯有很强的耐心。“把你自己想象成牛顿，没有什么不可能。”在演讲中，内森斯这样鼓励台下的学生。他与观众互动，也会笑着评价：“Great question（很好的问题）！”刘春巧回忆，即便科研工作做得不够出彩，内森斯也会幽默地指导年轻人，“当他看着你做的研究并评价Interesting（有趣）的时候，我们就大概率明白，手里的东西或许没什么科学价值。但他仍会鼓励你继续努力探索。”
现在，刘春巧也成为了一名有影响力的教授。他有很多习惯受到了内森斯的影响。比如别人请求借用实验样品，他会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内森斯当年就是这么做的。”
内森斯在浦江科学大师讲坛作学术讲座。图：复旦大学
讲座结束，内森斯背上朴素的双肩包。在走出会场的路上，请教问题的学生围上来，他停住脚步，耐心作答。个子太高，他微微弯着腰。当被问到想对学生们说的话时，内森斯的表情真挚而和蔼：“能进入大学学习是我们的幸运。享受这段旅程，认真对待每一步。这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机会。”
报道统筹：李泓冰
采写指导：人民日报记者王崟欣
采访写作：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赵文博、孙宁浩、张研吟
内容来源：大江东-复旦融媒体创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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