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盟师范，永远留存在我们的心里

刘少峰 | 文

清华北大包师专 ，           

     不知不觉，我考入伊盟师范已经整整40年了。这几天，在师范群里，看到原师范教职员工聚会的信息，这立刻勾起了我的许多回忆。那些储存在记忆里的朝朝暮暮又款款而来----

    1984年，我报考了伊盟师范，为了更保险一点，就又参加了师范的小三门（音乐、体育、美术）加试。当然，我这个没有音体美细胞的人没拿到任何加分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那是我第一次到东胜，沿着109国道的红泥路，七十多公里，班车摇摇晃晃走了四五个小时，到东胜时已经是黑夜，精神高度紧张的我蹑手蹑脚来到了一处叫做“秦晋旅馆”的小旅店（大概位置就在现在的蒙佳宾馆附近），和几个鼾声如雷的人同屋住了一夜，一晚上紧紧地抱住自己的黄挎包不敢松手。第二天天刚亮就离了那家旅店，一路打听才找到伊盟师范的大门。这时突然发现太阳怎么从西边上来？定了半天神，确定是自己转向了。就这样，第一次到东胜的四天里，我的太阳每天从西方冉冉升起。

    那时我不可能知道，眼前的这所学校，成为我后来炫耀的资本。

    现在回头来看，我入伊盟师范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是现在人们所怀念的“八十年代”。那是一个真正开放的年代。文人有风骨，学者有思想，文化有气质。过去被视如洪水猛兽的外来文化这时不可阻挡地涌入校园。过去神圣不可侵犯的鲁迅也因“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遭到质疑。

    尤其那个年代的文学，海纳百川，这无疑是长期封闭形成的文化饥渴的强烈反弹。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中国大陆涌现了王蒙、路遥、刘心武、苏童、史铁生，梁晓声、王朔、张贤亮，从维熙，蒋子龙等一大批著名作家，既有反思过去，更有展望未来。还有台湾琼瑶的言情小说，可谓群星灿烂，熠熠生辉。谁得到一本好书，阅读不分昼夜，因为后面已经有四五个人在排队等候。 

    专业之外，我们读各种书，文学的，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甚至教你如何快速致富以及深奥难懂的八卦算命的地摊书，我们也读得津津有味。我们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食着所有的水分。

    校园民谣，港台音乐，罗大佑，费翔，邓丽君，铺天盖地。

    我们不会担心因为调侃领导人而有牢狱之灾甚至性命不保。神走下了神坛，社会开始对过去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坛背后的真相进行探求与反思，尤其是对十年浩劫的痛定思痛。

    我们享受着自由、包容，理性、多元的文化。

    那个年代是一个没有震耳口号的年代，是一个无“神”的年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年代，是一个离“德先生”、“赛先生”很近的年代。我成为那个年代伊盟师范的学生，是极其幸运的。

    伊盟师范1959年建校初期就集中了一批极其优秀的教师。1957年代的“反右”，使一批南方著名大学的优秀学生被打成“右派”，“发配”遣送到遥远苦寒之地鄂尔多斯，如冯冠年、赵训张、林埜等，还有如梁伯琦等响应周恩来“到祖国最需要地方去”号召的一批励志大学生。这些人，自小浸润于南方浓郁的诗书礼学的浓郁氛围中，他们博学多才，满腹经纶。来到鄂尔多斯，于他们，也许是不幸的，但对于鄂尔多斯来说却是“大幸”。他们使伊盟师范厚重，他们使伊盟师范深邃，他们使伊盟师范更具延展性。虽然我入学时，他们大多已离开了伊盟师范，但是他们所培育的良好的校风，严谨的教风，刻苦的学风却早已生根发芽。

     据说，一直以来，伊盟教育人事主管部门为师范选择教师时都是精挑细选，精益求精，因为他们要做老师的老师。

     我的班主任兼文选老师白雪明、代课老师崔峙、梁玉柱、梁伯琪、杨向欣、吕正茂、郑芳兰、贺建平、那托亚、李学田、齐宝瑛……他们博学广闻，严谨务实，他们的学养和师品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写照。

     我们的校长李庭华先生是五十年代末毕业的本土大学生，这位从教师成长起来的校长，管理有方，治学严谨，正直无私，光明磊落。是一位被所有老师学生尊敬的好校长。这几年，常常被人邀逼在网上给不认识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投票，绝大多数被我搪塞过去，但我却给我们的李校长郑重地投过一票。

     永远记得崔峙老师在课堂上“有——且只有”的数学逻辑。但是当我向老师吐露“为赋新诗强说愁”式的烦恼时，崔老师却告诉我：“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仅二三”的人生哲理。 可惜，老师花甲之年便匆匆离去。追悼会上，看老师的简介，副组长、副主任、副会长、副……对，这才是我们刚直的崔老师。

     在师范，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心理学》这门课，很是新鲜。原来以为心理学应该是揣摩别人心里在想什么，甚至这门课约等于算命。真正开始学习才知道我们学的“教育心理学”，它是从学生理解、记忆、认识等心理角度，研究如何促进学生学习的一门课程。张志清老师的“词头附义法”使苦涩的词条记忆顿时简单明了。

     段永亮老师的文学讲座最叫座。他讲一首小诗，其中一句是“别在我家门外干咳嗽”。小诗大致是讲一对青年男女以小伙在姑娘家门前干咳嗽为暗号约会，但这一把戏早被姑娘的老子侦知，任小伙在外面咳破了嗓子，姑娘在父亲铁青的威严面孔下，不敢挪半步。小诗写得清新、诙谐、幽默，青年男女爱而不敢，却又欲罢不能，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情形跃然纸上。那种爱的甜蜜和假装的一本正经正是我们那个年龄的花花肠子。段老师的文学讲座，让我们每每享受到爱情之美，文学之美。

     记得，元旦晚会上，两位年轻的女老师登台为大家朗诵《再别康桥》。唯美与浪漫中放一撮离别的淡淡忧伤。 康河上的那金柳、那青荇、那星辉、那夏虫 ，哪一样不是美如梦中的新娘！谁不想借徐志摩的那支长篙，在这夜晚的康桥，撑一条横舟，划向爱河的彼岸。

     现在猛然发现：我后来虽然踏入企业版图，可内心那粒如豆的文学灯火始终没有被熄灭，谁敢说大不列颠那一座飞落在康河上的康桥不是我最终文不成武不就的始作俑者和肇事元凶？

     刚刚从内师大毕业的李学田担任了我们的历史老师，他渊博的知识常常溢出课本。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就是他在课堂上给我们的“加餐”。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李老师念，我们抄，硬是把两万多字的《多余的话》全文抄录了下来。

     1920年，受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鼓舞，瞿秋白只身去到莫斯科，他面见了列宁，又将《国际歌》带回了中国。这位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就是唱着这首《国际歌》走向刑场的。

     我要说的是瞿秋白在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忧郁坚定等等都写了进去。按照后来的理解——在敌人面前，要么是江姐般大义凛然的烈士，要么是浦志高般软弱可耻的叛徒，没有中间地带。而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里的瞿秋白却判若两人。瞿秋白是一个不屈不挠的革命者，但读《多余的话》使我感到：瞿秋白又是一位有七情六欲，也知悲欢离合的书生。有《多余的话》，瞿秋白才更加有血有肉，更加完美！

     可以说，是《多余的话》启蒙了我的思辨意识。 感谢李老师，让我感受到了思辨的逻辑之美。

     坐在教室里，每天下午都能听到鄂尔多斯影剧院楼顶那只大喇叭里传出的极具磁性的男中音：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今天下午三点，鄂尔多斯影剧院上映……那声音能传遍半个东胜城。如果有好的影片，就赶紧撺掇生活班长班级包票，一张票二毛五。《庐山恋》，《人生》，《佐罗》，《日出》》，《雷雨》，经典永难忘。

     那时，音体美，三笔字，普通话，我们接受了严格的师范生基础训练。

     那时，我们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们相信“爱情价更高”。

     那时，和心仪的女孩说话是要鼓足勇气的，而且伴随着脸红脖子粗、心率加快等临床症状。

     那时，他们偶尔对外面给女同学的可疑来信是要拆开来看看的，然后再糊上，第二天一本正经地交给女同学。

     那时，我们私下互相起外号。

     那时，为了让学校礼堂打饭窗口那个被我们称为“漂亮老婆”的女厨师给自己打饭，不惜排在长长的队尾。

     劳动周，我们几个帮厨房腌菜，看见我们腰来腿不来，炊事班王班长问我们其中一个同学是哪里人，答伊旗人。王班长就给我们讲故事，说一个伊旗人捡了一条鱼，回家后要杀鱼烹菜，却因找不到鱼的脖子而无法下手，而后突然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妙招——把鱼放在水里淹死。他的故事笑得我们前仰后合。王班长这故事可以让他任意安装在一个人的身上。那时伊盟穷，见一条鱼还真的不容易。

     记忆犹新，我平生第一次在澡堂洗澡就是在伊盟师范上学时。

     一年级第一学期，好像是自治区的一个什么机构要对师范生的体质进行抽样式体检调查，每个班随意抽几位同学，我和同学喜子被抽中参加体检。可能是学校考虑到由于习惯和条件的原因，怕这些农村来的学生体检时脱了衣服难看，就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张洗澡票，我得以到当时东胜百货大楼后面的国营浴池去洗了人生的第一澡。

     过去在农村老家，夏天发过山洪后的第四天，河水已清澈见底，找一处深一点的回水湾，脱个精光，跳进去，那就是我们的天然浴场。

     而城里的洗浴却讲究得很。一进门，里面雾气朦胧，真有王母娘娘蟠桃会的气氛，等一会儿视力适应了，才看见里面人影绰绰，而且老老少少一个个赤条条无牵挂。平时深藏不露绝不示人的所有零部件全部展示得一览无余。我和喜子第一次见这样的阵势，面面相觑，很不自然，怔怔地站了半天不知所措。管理员师傅用一根长长的杆子将我们的衣裤挂在离地足有六七米高的墙上。然后一群人在一个水池里浸泡，水面飘满人身上搓下来的污垢。那时候没有传染病的顾虑，一个个泡在滚热的水里，眯着眼，如神仙。

     待到出了澡堂，浑身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清爽。

      第一次打枪。学校团委组织学生打靶，我、严丽、郭占权代表我们八十三班参加。汽车拉我们到酸刺沟靶场，每人三发子弹，我：10环，8环，5环。占权打得怎么样不记得了。但记得严丽打完，报靶员拿一面小红旗在空中划出一个遒劲有力的“×”，并高声吼道：脱靶！这闺女三发子弹飞得干干净净，一丝不苟地保全了靶子的完整性。多年后说起这事，严丽说她当初根本不知道“脱靶”是什么意思。

     第一次挨训。1984年，东胜一个小单位里一位年轻职工因对领导不满，拿一支步枪射杀了几位同事。我们入学不久，大街上贴出死刑执行的布告。那时，这样的场合兼有法制教育的意义，允许围观 。室友永飞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辆没有支架的破自行车，两人骑上自行车飞也似地向城外的东沙渠冲去，半路上还掉了一回链子……回来后喊报告进教室，班里正开班会，班主任白雪明老师厉声斥问：干嘛去了？我低头用眼角看永飞，这家伙没有回答的意思，我撑不住了，喏喏道：看枪崩人。白老师一顿饱训，我两大气没敢出。

    现在想来，就其生命的本质而言，任何人的死亡都是不应该围观的，更不应该被兴高采烈地围观。鲁迅笔下那些伸长脖子如鹅一样的麻木者中，其中就有我一个。

    三年级，就要毕业了，学校的运动会上，我和喜子，两个不善运动的家伙居然给自己报了含金量最高的项目——万米长跑，而且全程跑了下来，用了多少时间已经不记得了，也并不重要，我们只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我们入学时，教室是平房。我们毕业时，教室已经变成设施齐全的楼房，而且我们亲自参与了教学楼的工程建设。

     如果说上师范有遗憾，那就是没有留一枚伊盟师范的校徽。后来偶尔一个小学妹给我发了她的校徽图片。你都无法想象我的那种羡慕嫉妒恨。

     胡马依北风，池鱼思故渊。毕业后回山乡从教，偶有来东胜时，也一定住在离师范近的旅店。后来姻缘际会，我来到东胜从业，不止一次地溜进校园，在操场边那一道矮墙上坐下来，看熟悉的操场跑道，看操场南墙根下那几株熟悉的老榆树，上学时的一幕幕如电影镜头般在脑海中一一拂过——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触动我记忆兴奋点的敏感触屏。

     后来，我虽然又上了全日制的大学，但是每当有人问我的受教育经历时，我还是回答：伊盟师范。

     现在，在越来越小的社交圈中，伊盟师范却是一个雷打不动的半径。

   2000年，伊盟师范，伊盟教育学院，伊盟电大三校合并，成为今天的鄂尔多斯职业技术学院。是非对错，我不做评论，只是有一种隐隐的不甘。

     今年，学院出版了校史和校友录。所有历届师范毕业生无一遗漏地记载在花名中。但是我后来上过的伊盟教育学院那一届中文系三个班，不仅没有学生名录，而且连院系的记载都无只字。不用刻意比较，事实已是泾渭。

     什么是母校？母校就是自己骂千百遍，却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我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没有听到一个伊盟师范的毕业生骂过伊盟师范。

     在物理意义上，伊盟师范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精神世界里，我相信，伊盟师范将永远留存在她的学子们的心里！永远！

伊克昭盟师范校友提供的部分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