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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正德年间,一位30多岁、面容清癯的书生模样男子来到贵州龙场驿栈当驿丞。
他就是王守仁,别号阳明,别号比本名名气更大的阳明先生。
原来,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擅政,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阳明上疏仗义执言,因言获罪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今贵州贵阳西北约七十里,修文县治)为龙场驿栈驿丞。
一路上,躲过刘瑾党羽追杀,历经千辛万苦抵达目的地。正德三年(1508年)春,37岁的王阳明至贵州龙场。
正德四年(1509年)闰九月,王阳明谪戍期满,复官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知县。次年八月,刘瑾被杨一清联合宦官张永设计除去,十二月升任南京刑部主事。正德六年(1511年)王阳明随即被召入京,历任吏部验封司主事、署员外郎、吏部文选司主事。
从此,王阳明逐步踏上了辉煌的人生。
谪贬贵州,犹如一剂催化剂,对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同时,王阳明在贵州期间的一些诗文,也可以看出当时贵州部分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落后到何等程度。
王阳明所见的情况是:“山荒聊可田,钱缚还易办。夷俗多火种,仿习亦颇便。”(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咏言寄怀 )
在明代湖广诗人江盈科的诗中说:“耕山到处皆凭火,出入无人不带刀”“十月耕山先布火,三春的雪半生春”。这正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
根据记载,当时贵州由于刀耕火种,农业主要是靠草木灰补充土地肥力,两三年后,土地肥力显著下降,不能继续耕作,因而需要不断“易土”,另开新地。在这种情况下,耕地无法固定,只能是“赶山吃饭”,到处游耕,所以占地面积很大。刀耕火种只能是“广种薄收”“种一坡,收一锅”,所以明代志书中常有贵州“田无顷亩”的记载,反映了刀耕火种盛行的情况。
等到100多年后的明末,大旅行家学徐霞客来到贵州时所见到的景象已大有改观,他在《徐霞客游》中记载了这种变化。
当时,交通沿线及坝子周围的土地大都已经开垦。例如:在丰宁上司东北二里,“有村在东坞,其前环为壑,中洼为田”;独山州兔场附近,“南北俱有洼中坠,环塍为田,直抵其底”。麦冲东北,“有坞南北开洋,其底甚平,犁而为田”。从贵阳青崖西北行,两山夹中,夹底平洼,犁而为田”;平坝龙潭东峰之下,其中平坞一壑,南北长二里,水亦中洼下坠,两旁多犁为田,是名八堡”;从花仡佬北行,“其坞甚平,中犁为田”;安南卫附近,“溢穴处,其上皆塍为田,水盈不渗”;普安老鸦关西南,“坠壑下盘,丘垤纵横,皆犁为田”,“其南复平坠成壑,下盘错为田甚深”;新兴所吊崖观音地方,“忽西开一壑,中盘旋为田,其水四环”;过旧普安城西行,“从岭头升陟,其上多中洼之宕,大者盘壑为田,小者坠穴为阱”,及至普安南侧桥,“内坞复开,中环为田,而水流其间”,“其中回洼下陷,底平如镜,已展土为田,第无漏水”,“石畦每每,是为十八龙田”。
100多年间,为何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原因在于明代“移民实边”的政策,江淮和四川汉族移民大量涌入进入贵州大地,至明末,贵州开发热已经完成第一次高潮,完成初步开发。
明代志书中常有“黔不患无人而患无田而患人”的记载,中原地区的情况与此相反,那里人烟稠密,耕地相对不足,特别是在元末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
针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采取了“移民就宽乡”的政策,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把“地狭民稠”之区的居民,移住“地广人稀”的边疆,于是,贵州便成为“调北填南”的重点区域。同时,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在贵州遍立卫所,驻扎屯军,因而以军事移民的方式进入贵州的数量最大。
按明代卫所制度,每卫额定5600人。为了使军十安心戍边服役,“一人在军,合家前往” 无妻室者皆予婚配。这样,5600人便成为5600户,以五口之家计算,每卫当有两万多人。
据(万历)《贵州通志·省会志》记载,仅贵州都司所辖十八卫二所就有“军户七万二千二百七十三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六十九丁口”,属湖广都司的清浪、平溪、镇远、偏桥、铜鼓、五开六卫及天柱千户所有七八万丁口,而且妇女、老年及未成丁男子还不在此数之内。外来民户,有的是政府招徕,有的是商屯募集,有的是自发流人,见于(万历)《贵州通志》、记载的就有“民户六万六千六百八十四户, 十五万四百二十丁口歹 。民户大都是“蜀中、江右之民”或“中州流寓子孙”。黎平地区,经过吴勉、林宽起义之后,“居民死于锋刃者十之七八,后渐招集流亡种植树艺”,外来人口猛增。思南府在正德、嘉靖年间,由于四川饥荒, 流民入境者络绎于道,布满村落,已不下数万。他们往往“亲戚相招,缠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致使“蜀中、江右之民侨寓甚众。黔中的贵竹长官司,原多土人,至改为新贵县时“多中州流寓子孙”。黔北播州一带,更是川民流入的主要地区,风俗习惯一如四川,许多大姓都出自巴蜀。
数十万移民进入贵州,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开发力量,不但增加了大批劳动人手,而且以人为载体,把中原、江南及邻省的先进生产技术带进贵州,对贵州土地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从土地开发的角度来看,明代前期,由于地广人稀,耕作技术落后,除坝子开垦为农田以外,广大山区仍然盛行刀耕火种。《明实录·宣德实录》载,贵州按察使应履平奏言:贵州所辖地方… 刀耕火种,纳粮不多,军卫屯田所贮,不支半年。”当时的贵州卫,其屯所山多地少,地瘠水冷,刀耕火种,籽粒秕细,鲜有收获。这正是王阳明见到的情形。
自内地先进生产技术传人以后,贵州土地开发出现了新的面貌。徐霞客来到贵州的时候,中洼之处、平旷之区“犁而为田”的现象已是很普遍了,而“环塍为田,直抵其底”、“坠壑下盘,丘垤纵横,犁而为田”,“盘旋为田,其水四环”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说明水田的开垦已由平坝向坡地扩展,凡有水源的地方,便大量开成梯田。移民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地广人稀,贫穷落后的面貌。
进入清代以后,四川等地的移民越来越多,贵州已经有了人满为患之感,一方面加剧了土客之间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此为后话,后文将继续讲述。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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