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不对等”的聊天,让我感到快乐
文化
2024-07-23 16:38
广东
“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聊天获得快乐的话,首先得明白,无论聊天的两个人关系辈分如何、情绪怎样、社会地位是否平等,都不可能随心所欲。”最近一两年,马家辉在小红书上以文化学者的身份,不间断地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以及生活中的零星片刻,因此收获了不少读者和粉丝。粉丝们也都爱在评论区叫他一声“马叔”,有时候他也不失幽默地回应一二。在大多数人眼里,马家辉是位懂聊也爱聊的人,无论讲话,还是文字。早些年,作为《锵锵三人行》的嘉宾主持之一,马家辉常常针砭时弊,谈论各种政治、文化、社会的问题,在这档节目里,给一代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文化学者李欧梵曾经评价马家辉,说他是香港文化人的“英雄榜”中,少有的可以港台双栖、经验丰富的评论家。在众多媒体的印象里,马家辉的专栏写作也是风格犀利、无所不言,似乎总是能够穿透社会表征的假象,抵达事态的本质。除了语言和文字的输出,马家辉也是个“好书”的人。坊间传闻,马家辉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甚至他还有个“专业书虫”的绰号。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马家辉告诉记者,读书、写字,是他日复一日在做的事情,书就像是他的“老朋友”。但是人一旦到了60岁,就开始有“老”的自觉。在对待那些“老朋友”时,如何“不给别人添麻烦,也不给自己添麻烦”,成了他现在遗寝载怀的事情。最近一段时间,马家辉在不断地寻找好的方法去“散书”,让好书“物各归其位”——是他和“老朋友”们的相处方式,也是一种提前告别的方式。巧合的是,6月优酷人文出品的《圆桌派》第七季上线后,马家辉作为“老友”之一,也在窦文涛的邀请下,重回了节目录播间。几位老友坐下来聊聊天,也难免聊到了“老”的话题。对马家辉来说,这次相聚除了久别之后的“风雨故人来”,更多的还有比较特别的温暖感。节目的时长有限,但老友们一人一句意犹未尽。我们还想知道的是,作为一个“懂聊天”的人,马家辉的聊天哲学是怎样的?他又是如何理解聊天、理解自己的?《圆桌派》我大概有两季没去,不是因为他们不要我,而是因为疫情。换而言之,疫情过了之后,我自然而然就回来了。至于在节目里聊什么,主要还是看窦文涛的选择。如果《圆桌派》是一个饭局的话,他是主人,那么如何搭配嘉宾、吃什么菜,都由他定,我们只需要带上嘴来吃就好了。窦文涛是那么好的主持人,也是我的老朋友。我刚开始参与电视、媒体界的活动就是在《锵锵三人行》。一直以来,我对窦文涛充满了敬佩。我参加《圆桌派》,其实也都有在向他学习,而且每次我都有学到。这并非肉麻的话。关于《圆桌派》这档“聊天”节目,我觉得“聊天”的前面或者后面,需要加一个其他的描述用语,因为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人聊天,在不同的状态里聊天,都会不一样。《圆桌派》的聊天,我觉得可以这样来描述,那就是“表演聊天”,或者“聊天表演”。当然,这里并没有贬低的意思。首先,我们四个老友坐在一起,当然是聊天,毋庸置疑。可是我们并不是纯粹的聊天,因为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节目录两个小时120分钟,播出后90分钟,我们的一言一行,或许会影响到别人对于某些事情,甚至对于生活、生命的看法,那你能不谨慎吗?其次,这种聊天,跟平常我们在茶餐厅里碰到的聊天是不一样的。在日常的场合里,我们可以抱怨,可以八卦,可以谈自己的看法,一个人可以讲一个钟头,即使“长篇大论”,我也可以用对方能够懂的语言来讲话。搞清楚了这一点之后,我想我对于“聊天”的看法,可能就会更清晰了。在我的经验里,没有“纯粹、随意的聊天”。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聊天获得快乐的话,首先得明白,无论聊天的两个人关系辈分如何、情绪怎样、社会地位是否平等,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因为聊天不仅仅是“说”,还需要“听”。两个人各自“想说的话”和“想听的话”,在聊天过程中一定是不对等的。如果我们为了这种不对等去较劲,那注定不会在聊天中获得愉快,所以我们必须得承认这种不对等。假如说我配合一次采访是出于礼貌,对方是达到了目的,但是我会有被媒体操弄的感觉。如果想让两个人都快乐,那里面往往就要有一个不对等的状态,这个不对等的状态在每一次的聊天里面,可能是一面倒的。比方说有一种聊天,是我们去看望长辈,陪长辈聊天。其实根本轮不到我来说,妈妈在回忆以前的事,我们在身份关系里面不对等,她是长辈,我要迁就她。可是她快乐,我也快乐,因为我想让她快乐。我们还要明白的是,不对等其实也要掌握分寸。有些不对等的聊天,因为我个人的性格,我是能避开就避开的。比方说有一些很官方的、商业的对话,我知道自己在那样一个状态里面是不对等的。再比方说我碰到李嘉诚,我可能出于好奇,顶多和他聊一次,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因为不对等得太厉害了。他的社会身份、人生经验,有些我感兴趣,有些我没兴趣,那么我就不想迁就他。可是如果是一些文学界的前辈,假设我们聊了5个钟头,其中光听前辈讲就听了4个钟头,那我也是很快乐的,因为我从中获得了许多。在那种文学权威、文学经验、文学成就不对等的状态下,越不对等,我越快乐。当然,可能因为聊天对象的不同,“不对等”也是会发生变化的。比如在我和老朋友聊天的两个钟头里面,因为老朋友跟我说,他心情不好,或者昨天妈妈生病了,他很担心如何照顾她,那我可能就会让老朋友多聊一些,而我更多的或许就是给出安慰。因为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迁就他,我把话语权给他。聊天里面是有“话语权”的。话说回来,在《圆桌派》里面,窦文涛之所以能做非常好的主持人,在于他在“聊天”之中对话语权调动的分寸的掌握。他知道谁想说话、说什么话、说多久。是谁的“球”,应该把它丢给谁。窦文涛掌握得好,所以他是很好的聊天者。不仅因为他会说话,更是因为他能很准确地掌握话语权调动的分寸。一方面让我们在知识上面获得,在眼界上面获得,在生命经验上获得。比如我们读小说,小说的魅力在于让我们知道“原来世界上真的有人这样活着,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经验”,然而这种认知上面的获得,是比较功利性的。另外一个是情感性的,是我们跟不同的人的聊天,有不同的“情动”。现在社会科学很喜欢用这两个字,英文叫“affect”。简单来说,“情动”包括了喜怒哀乐。我跟长辈聊天,因为长辈让我觉得特别温暖;跟有趣的人聊天,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他很有幽默感;跟一些人聊天觉得不愉快,可是很有挑战性,也是一种“情动”,比如我觉得他讲话很没有道理,我就故意挑衅他,反驳他,就像打拳击一样,最后打赢了,也很爽。马家辉: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真的是“问道于盲”。你问我那条路在哪里,怎么样走,我是“盲”的。因为我聊天一点技巧都没有,而且经常像年轻人说的“把天聊死”。一直以来我是很幸运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碰到了一些很好聊的人,很懂聊的人,像文涛、文道,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我很快乐,也有机会聊。我真的完全不懂技巧,如果一定要我给一个答案,我想是我在很多对话里面都提到的两个字——保护。你保护一下对方的感觉,懂得保护的话,你就比较能够理解别人的处境。有句老话叫“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我们每个人都不是脚下一张白纸摊开来就有100个选项,不是的。现在的我们,是被过去的10年、20年、50年、60年所构造积累而成的,我们的纸张上面,或许只有那几个选项。所以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经验,去轻易地判断一个人。有一种表达方式,我蛮喜欢用的,也是我从一位仁波切那里学到的。比如一个人说了不好的话,他当然有权利和自由说他想说的话,但他不是不可以这么说,而是他可以不这么说。马家辉:因为我对社交网络聊天不熟,所以讲出来一定很片面。我觉得很好,各取所需,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而有些人假如没有网络聊天,他也根本不会去跟人聊天。网络聊天让他有了聊天的对象,有了聊天的渠道,他也可能慢慢地从挫败里面学到聊天的分寸感。另外,我们也别忘了,聊天是有两个方向的。第一个是跟别人聊;第二个是跟自己聊,英文叫“talking to yourself”,还有“talking by thinking”,也就是一边讲,一边思考。不论是在网络上面跟别人聊天也好,看别人聊天也好,你自己心里都是会思考的。“思考”用普通语言来理解,也是一种自我对话。聊天不就是对话吗?人们都以为,好的对话就是平等的、互相的,我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所谓快乐的聊天,我觉得“快乐”也是很笼统的词,既包含了情绪上面的愉悦,也可能包含了知识上面的获得、经验上面的取得。但我的经验在于,往往越不对等的情况下,我们越快乐。《新周刊》:我们常听到“没有感同身受,只有冷暖自知”,好像对于当代人来说,聊天都是徒劳的自说自话。从这个层面,你怎么看待聊天这件事?马家辉:我完全不同意。我觉得这是假问题,是文艺腔。交流怎么会是徒劳的呢?我尊重这样的描述和理解,就像佛家说“无明”“四大皆空”。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出一个理想的、不徒劳的状态。但我觉得交流不等于自寻烦恼,不会的。交流的一点一滴,都会汇聚成我刚刚说过的“获得”和“情动”。当然,如果你觉得跟这个人交流是徒劳的,那你换个人交流就是了。哪怕有这方面的挫败,没关系,慢慢来,世界很大,人很多,只要用心,就总能找到愉悦的、快乐的聊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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