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不对等”的聊天，让我感到快乐
文化
2024-07-23 16:38
广东
“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聊天获得快乐的话，首先得明白，无论聊天的两个人关系辈分如何、情绪怎样、社会地位是否平等，都不可能随心所欲。”最近一两年，马家辉在小红书上以文化学者的身份，不间断地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以及生活中的零星片刻，因此收获了不少读者和粉丝。粉丝们也都爱在评论区叫他一声“马叔”，有时候他也不失幽默地回应一二。在大多数人眼里，马家辉是位懂聊也爱聊的人，无论讲话，还是文字。早些年，作为《锵锵三人行》的嘉宾主持之一，马家辉常常针砭时弊，谈论各种政治、文化、社会的问题，在这档节目里，给一代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文化学者李欧梵曾经评价马家辉，说他是香港文化人的“英雄榜”中，少有的可以港台双栖、经验丰富的评论家。在众多媒体的印象里，马家辉的专栏写作也是风格犀利、无所不言，似乎总是能够穿透社会表征的假象，抵达事态的本质。除了语言和文字的输出，马家辉也是个“好书”的人。坊间传闻，马家辉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甚至他还有个“专业书虫”的绰号。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马家辉告诉记者，读书、写字，是他日复一日在做的事情，书就像是他的“老朋友”。但是人一旦到了60岁，就开始有“老”的自觉。在对待那些“老朋友”时，如何“不给别人添麻烦，也不给自己添麻烦”，成了他现在遗寝载怀的事情。最近一段时间，马家辉在不断地寻找好的方法去“散书”，让好书“物各归其位”——是他和“老朋友”们的相处方式，也是一种提前告别的方式。巧合的是，6月优酷人文出品的《圆桌派》第七季上线后，马家辉作为“老友”之一，也在窦文涛的邀请下，重回了节目录播间。几位老友坐下来聊聊天，也难免聊到了“老”的话题。对马家辉来说，这次相聚除了久别之后的“风雨故人来”，更多的还有比较特别的温暖感。节目的时长有限，但老友们一人一句意犹未尽。我们还想知道的是，作为一个“懂聊天”的人，马家辉的聊天哲学是怎样的？他又是如何理解聊天、理解自己的？《圆桌派》我大概有两季没去，不是因为他们不要我，而是因为疫情。换而言之，疫情过了之后，我自然而然就回来了。至于在节目里聊什么，主要还是看窦文涛的选择。如果《圆桌派》是一个饭局的话，他是主人，那么如何搭配嘉宾、吃什么菜，都由他定，我们只需要带上嘴来吃就好了。窦文涛是那么好的主持人，也是我的老朋友。我刚开始参与电视、媒体界的活动就是在《锵锵三人行》。一直以来，我对窦文涛充满了敬佩。我参加《圆桌派》，其实也都有在向他学习，而且每次我都有学到。这并非肉麻的话。关于《圆桌派》这档“聊天”节目，我觉得“聊天”的前面或者后面，需要加一个其他的描述用语，因为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人聊天，在不同的状态里聊天，都会不一样。《圆桌派》的聊天，我觉得可以这样来描述，那就是“表演聊天”，或者“聊天表演”。当然，这里并没有贬低的意思。首先，我们四个老友坐在一起，当然是聊天，毋庸置疑。可是我们并不是纯粹的聊天，因为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节目录两个小时120分钟，播出后90分钟，我们的一言一行，或许会影响到别人对于某些事情，甚至对于生活、生命的看法，那你能不谨慎吗？其次，这种聊天，跟平常我们在茶餐厅里碰到的聊天是不一样的。在日常的场合里，我们可以抱怨，可以八卦，可以谈自己的看法，一个人可以讲一个钟头，即使“长篇大论”，我也可以用对方能够懂的语言来讲话。搞清楚了这一点之后，我想我对于“聊天”的看法，可能就会更清晰了。在我的经验里，没有“纯粹、随意的聊天”。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聊天获得快乐的话，首先得明白，无论聊天的两个人关系辈分如何、情绪怎样、社会地位是否平等，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因为聊天不仅仅是“说”，还需要“听”。两个人各自“想说的话”和“想听的话”，在聊天过程中一定是不对等的。如果我们为了这种不对等去较劲，那注定不会在聊天中获得愉快，所以我们必须得承认这种不对等。假如说我配合一次采访是出于礼貌，对方是达到了目的，但是我会有被媒体操弄的感觉。如果想让两个人都快乐，那里面往往就要有一个不对等的状态，这个不对等的状态在每一次的聊天里面，可能是一面倒的。比方说有一种聊天，是我们去看望长辈，陪长辈聊天。其实根本轮不到我来说，妈妈在回忆以前的事，我们在身份关系里面不对等，她是长辈，我要迁就她。可是她快乐，我也快乐，因为我想让她快乐。我们还要明白的是，不对等其实也要掌握分寸。有些不对等的聊天，因为我个人的性格，我是能避开就避开的。比方说有一些很官方的、商业的对话，我知道自己在那样一个状态里面是不对等的。再比方说我碰到李嘉诚，我可能出于好奇，顶多和他聊一次，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因为不对等得太厉害了。他的社会身份、人生经验，有些我感兴趣，有些我没兴趣，那么我就不想迁就他。可是如果是一些文学界的前辈，假设我们聊了5个钟头，其中光听前辈讲就听了4个钟头，那我也是很快乐的，因为我从中获得了许多。在那种文学权威、文学经验、文学成就不对等的状态下，越不对等，我越快乐。当然，可能因为聊天对象的不同，“不对等”也是会发生变化的。比如在我和老朋友聊天的两个钟头里面，因为老朋友跟我说，他心情不好，或者昨天妈妈生病了，他很担心如何照顾她，那我可能就会让老朋友多聊一些，而我更多的或许就是给出安慰。因为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迁就他，我把话语权给他。聊天里面是有“话语权”的。话说回来，在《圆桌派》里面，窦文涛之所以能做非常好的主持人，在于他在“聊天”之中对话语权调动的分寸的掌握。他知道谁想说话、说什么话、说多久。是谁的“球”，应该把它丢给谁。窦文涛掌握得好，所以他是很好的聊天者。不仅因为他会说话，更是因为他能很准确地掌握话语权调动的分寸。一方面让我们在知识上面获得，在眼界上面获得，在生命经验上获得。比如我们读小说，小说的魅力在于让我们知道“原来世界上真的有人这样活着，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经验”，然而这种认知上面的获得，是比较功利性的。另外一个是情感性的，是我们跟不同的人的聊天，有不同的“情动”。现在社会科学很喜欢用这两个字，英文叫“affect”。简单来说，“情动”包括了喜怒哀乐。我跟长辈聊天，因为长辈让我觉得特别温暖；跟有趣的人聊天，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他很有幽默感；跟一些人聊天觉得不愉快，可是很有挑战性，也是一种“情动”，比如我觉得他讲话很没有道理，我就故意挑衅他，反驳他，就像打拳击一样，最后打赢了，也很爽。马家辉：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真的是“问道于盲”。你问我那条路在哪里，怎么样走，我是“盲”的。因为我聊天一点技巧都没有，而且经常像年轻人说的“把天聊死”。一直以来我是很幸运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碰到了一些很好聊的人，很懂聊的人，像文涛、文道，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我很快乐，也有机会聊。我真的完全不懂技巧，如果一定要我给一个答案，我想是我在很多对话里面都提到的两个字——保护。你保护一下对方的感觉，懂得保护的话，你就比较能够理解别人的处境。有句老话叫“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我们每个人都不是脚下一张白纸摊开来就有100个选项，不是的。现在的我们，是被过去的10年、20年、50年、60年所构造积累而成的，我们的纸张上面，或许只有那几个选项。所以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经验，去轻易地判断一个人。有一种表达方式，我蛮喜欢用的，也是我从一位仁波切那里学到的。比如一个人说了不好的话，他当然有权利和自由说他想说的话，但他不是不可以这么说，而是他可以不这么说。马家辉：因为我对社交网络聊天不熟，所以讲出来一定很片面。我觉得很好，各取所需，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而有些人假如没有网络聊天，他也根本不会去跟人聊天。网络聊天让他有了聊天的对象，有了聊天的渠道，他也可能慢慢地从挫败里面学到聊天的分寸感。另外，我们也别忘了，聊天是有两个方向的。第一个是跟别人聊；第二个是跟自己聊，英文叫“talking to yourself”，还有“talking by thinking”，也就是一边讲，一边思考。不论是在网络上面跟别人聊天也好，看别人聊天也好，你自己心里都是会思考的。“思考”用普通语言来理解，也是一种自我对话。聊天不就是对话吗？人们都以为，好的对话就是平等的、互相的，我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所谓快乐的聊天，我觉得“快乐”也是很笼统的词，既包含了情绪上面的愉悦，也可能包含了知识上面的获得、经验上面的取得。但我的经验在于，往往越不对等的情况下，我们越快乐。《新周刊》：我们常听到“没有感同身受，只有冷暖自知”，好像对于当代人来说，聊天都是徒劳的自说自话。从这个层面，你怎么看待聊天这件事？马家辉：我完全不同意。我觉得这是假问题，是文艺腔。交流怎么会是徒劳的呢？我尊重这样的描述和理解，就像佛家说“无明”“四大皆空”。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出一个理想的、不徒劳的状态。但我觉得交流不等于自寻烦恼，不会的。交流的一点一滴，都会汇聚成我刚刚说过的“获得”和“情动”。当然，如果你觉得跟这个人交流是徒劳的，那你换个人交流就是了。哪怕有这方面的挫败，没关系，慢慢来，世界很大，人很多，只要用心，就总能找到愉悦的、快乐的聊天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