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六月，学制两年的初中生毕业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摆在了父亲的面前，他必须推荐上高中的学生了。那时候的升学不用考试，是推荐，上大学都是这样，更不用说上高中了。
做过教师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教师都是偏心的，他有他的心肝宝贝。他能做的只是尽量公正。但是，在私底下，他不可能绝对公正。
在父亲的班里，父亲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黄俊祥，他来自于一个叫“金崔”的村子。父亲每一次见到黄俊祥脸上都有笑容，这是很不容易的。父亲在我的面前都很少笑，他严厉和缺笑的面容方圆十几里都很著名。
黄俊祥最出色的一件事是写作文，这是父亲喜欢他的根本原因，哪一个语文老师不喜欢作文好的孩子呢？我从小就喜欢看父亲批改作文。我读过数不清的作文，我读过数不清的批语和评语，这对我的未来是有帮助的。它帮我建立了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父亲的批语和评语在那儿。
（对了，1977年，中堡公社搞了一次语文大赛，包括作文。我考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分。试卷是父亲出的。成绩出来之后我受到了质疑，类似于《藤野先生》里头的“勿‘漏’为要”，影响很不好。我和我的父亲什么都没说，他很淡定，我很愤怒。我们这一对父子是多么骄傲的人，都骄傲得过分了。我们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
父亲批改作文很敬业，也严厉，任何一点“逻辑上”的谬误或语病都逃不出他的眼睛。他的批语才华横溢，苛刻里头有幽默，类似于上海作家陈村先生的“促狭”。说到底父亲还是过于无聊了，他很享受他的“文学评论”。父亲是严格的、吝啬的，他很少在批语或评语上表扬学生。
但父亲在赞许黄俊祥的时候不甚冷静，常用“好”和“非常好”这样的短句。在我还不知道“黄俊祥”是谁的时候，我就熟悉他了。他的钢笔字也很漂亮，一句话，在父亲的眼里，黄俊祥哪哪都好。
父亲还做过一件夸张的事情，把黄俊祥的作文拿出来，专门读给我的母亲听。后来我就认识黄俊祥了，高个子，很帅——你要相信的，老天爷并不公平，在校园里头待了那么多年，我就没见过学习很好而相貌猥琐的学生。
不幸的事情立即就发生了。父亲送出了他的高中生推荐名单，黄俊祥所在的大队——金崔，也送出了推荐名单。这个名单有出入，一个有黄俊祥，一个没有。
在父亲的教师生涯里，最紧张的一件事就这样来临了。
我相信父亲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他去了一趟金崔大队，带回来的消息很不好。黄俊祥的“家庭成分”有些“小问题”，要不就是黄俊祥外婆的“家庭成分”有些“小问题”。但是，即使是1972年，还是有一小部分“家庭成分”有问题的学生获得了上高中的机会。黄俊祥为什么就没有呢？他被人“顶包”了。父亲很不甘，他开始了他的努力。
我不想说父亲有多善良，我只想说，所有的教师都有一个基本心态，希望自己的学生，尤其是自己所看好的学生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有些学生继续读书是没有意义的，而另一些学生，一旦得到同样的机会，他会把自己塑造成另外的一个人。教育就是这么回事，永远是这么回事。这不是不公平，相反，这才是公平。
一连好几个来回，形势都不容乐观，父亲越来越沉郁了。黄俊祥的老父亲终于出面了。他来到了我的家。他把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父亲的身上。他笨拙地说着“好话”，希望能感动我的父亲。父亲呢，也一直在说“好话”，他一次又一次地表达他对黄俊祥的喜爱。我坐在一边，心里头已经很清楚了，父亲是“没用”的，他的任何意见都不可能成为“决定”。父亲也表达了这个意思，就差说“我没用”了。
但是，绝望的人就是这样，他盼望奇迹，他盼望最后的一根稻草能够提供足够的浮力，好让他慢慢下沉的身躯再一次浮出水面。黄俊祥渴望上高中，他在家里也许已经失去了理智，他在逼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只能来求我的父亲。黄俊祥的父亲勾着腰，笨嘴笨舌，却也竭尽全力。
大概就在发榜的前夕，一个大清早，我打开家门，突然发现我家的门扣上挂着一块猪肉，两斤的样子。虽说只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我第一眼就知道了，这块肉是黄俊祥的父亲在天亮之前送来的。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了。他一定看出来了，唯一愿意帮着他儿子说话的，只剩下我的父亲。他依然没有放弃。他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天的情形，我们一家人都在回避那两斤猪肉。家里的气氛很沉重。我估计我的父亲一直在盘算：如何去处理这两斤猪肉呢？退是没法退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块猪肉是从哪里来的；不退也不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块肉是从哪里来的。心知肚明而又无法言说，这大概是人生当中极为纠结的一件事了。
天气太热，一块猪肉是不能存放太久的。扔掉？这是不可能的。我敢肯定我的父亲想都没有这样想过。在1972年，没有人会做出那样疯狂的举动。大约在傍晚，父亲决定了，他让我的母亲拾掇那块猪肉去了。
孩子都是馋的。但是，即便馋成我这样，我在吃肉的时候依然有罪恶感。“罪恶感”这个词在当时是不存在的，一个孩子对自己的内心活动不可能有那么精确的命名能力。但是，我心里头极其古怪，这是真的。整个晚饭都非常古怪，这也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至今还记得这顿猪肉的根本原因。但我说“罪恶感”一点也没有夸张——后来我见过已经成为“社员”的黄俊祥，我选择了回避。
我估计我的父亲也有罪恶感。我这样说当然有依据，他一直在创造机会“补偿”黄俊祥，一个没有罪恶感的人是不会那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就在第二年的秋天，我的父亲专门把黄俊祥“请”回了学校，父亲让黄俊祥给在校的学生作了一次报告。这个报告我没有听，我知道黄俊祥会说什么：没有上高中，一样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当然了，这个“广阔天地”不包括工厂、部队、学校、商店。它是农田，它只是农田。
这么多年过去了，公正地说，父亲是不该愧疚的。他把我们三个孩子养大已是不易，他又能有什么“用”呢？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大女儿退过学；他的二女儿和他的小儿子是小学里的同班同学，为了避免两个孩子同时“推荐”上初中，他只能让他的小儿子在小学五年级的那一年选择留级。对自己的孩子他也只能如此——他又有什么“用”呢？
我不知道黄俊祥现在在哪里，他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兄弟？你还好么？我的父亲没有能够帮助你，我在这里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孙辈。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能读到这本书，我想告诉你，作为你的老师，我的父亲，他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你要原谅他。耽搁你的真的不是我的父亲。
我们有机会见面么？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够坐在一起，好好吃一顿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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