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接住了“黑悟空”的破天富贵,令人再度想起耿彦波

文摘   2024-09-14 23:17   湖南  
黑神话悟空,火遍全球。

游戏的重要取景地,山西大同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

在全国36个取景地里,大同独占6个,包括云冈石窟、悬空寺、华严寺、善化寺、觉山寺、永安寺等著名古建筑。

大量古刹、古塔、牌楼、石窟、石刻、造像……被搬进游戏中,让玩家们惊呼,世间竟还有这样一块“宝地”。

“大同这次冲上去就冲上去了,冲不上去,历史不会再给大同第二次机会了。”

大同的再次出圈,令不少网友想起大同市委原副书记、市长耿彦波的这句名言,以及他再造大同的远见和魄力。

大同市位于山西省东北角,常住人口总数为310万,按人口数量算,是省内第二大城市。

计划经济时代,大同创造过辉煌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有“中华煤都”之称的大同,向全国输送煤炭超过24亿吨。

然而大同不仅没有因此富裕起来,反而因资源枯竭,持续后退。

究其原因,是服务国家战略。

大同以计划经济的价格输出煤炭,却以市场经济的价格输入轻工业品。

输煤是大同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过度开采,难免遭受自然之力的反噬。

本世纪初,法国一位专家去云冈石窟时路过大同,评价大同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

一位西部省份的省领导则称,大同像个农村,批评“当地领导人都在干什么”。

“污水基本靠蒸发,垃圾基本靠风刮,游商基本没人抓,市容基本无人夸。”是当地的顺口溜。

自嘲之下,大同人深感,大同是一个被时代遗弃了的城市。

在这样的背景下,山西省委决定把“最能干事”的耿彦波放到大同。

出任大同市长之前,耿彦波的仕途经历早已争议声不断。

耿彦波出生在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一户农家,家谱往上数多少代都是农民。

1993年,37岁的耿彦波当上了灵石县委副书记,“在全省属第二年轻”。

两年后,他当选为灵石县长。

耿彦波当了“大官”做的第一件大事,至今仍让灵石县获益——狠下决心,拿出巨额财政资金、贷款修复王家大院。

很快,大院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如今的王家大院,声名大噪,“五岳归来不看山,王家归来不看院”的金字招牌背后,是耿彦波当初的力排众议,担责前行。

2000年3月,耿彦波调离灵石县,去往榆次县就任晋中市榆次任区委书记。

看着榆次那尘土飞扬的狭窄道路,低矮杂乱的房子、臭气熏天的水沟,耿彦波再次陷入了沉思。

很快,耿彦波再次以惊人的毅力和决心,做出一个惊为天人的决定,炸毁榆次重要地标建筑——凌云大厦。

同时,着手拿出巨额财政资金、贷款修复榆次古城、常家大院。

因为理念超前,干事执拗,耿彦波在榆次工作时,几乎和每一个晋中的常委、副市长都发生过矛盾冲突,关系非常紧张。

他的脾气不好。

2004年,在离开榆次前,耿彦波诚恳地说:“这几年,我工作比较急躁,对于同志们态度不冷静,经常错误地批评同志们,伤害了不少同志。”

不过,他的初心,仍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于个人总是淡泊名利。

常家大院修缮时,耿彦波留下一副楹联,以铭心迹:

燕居田园,静听蛙声一片,动情于山水之间也,淡泊方是人生根本;

财取天下,拓开长路万里,报国尽匹夫之责耳,富贵不过身外浮云。
离任榆次后,耿彦波进了省里,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

不久后,江同志和朱同志到山西考察,在晋祠宾馆住了一夜。

朱同志洗头时,打好了肥皂,但水笼头拧出不水,像小孩尿尿,折腾了良久。

第二天开会时,随行的财政部长开玩笑说,自己一晚上没睡好,生怕被大老鼠咬了耳朵。

“全国的国宾馆中,数山西的差。”

这句玩笑,令当时在场的山西官员们,无地自容。

山西需要重建一个晋祠国宾馆。

任务落到耿彦波头上。

耿彦波去北京、上海、广州调研,看了几家五星级大酒店,基本确定了工程参照。

耿彦波说,“晋祠宾馆要做,就要后发制人,做出中国最好的国宾馆。”

建设最好的国宾馆,需要4到5个亿。

耿彦波去省发改委,找令主任。

令主任说:“国宾馆要干,就要干个大事”。

令主任提出,让五大集团(煤焦集团、西山煤电、汾酒集团、太钢、国电)每家出个2500万,凑上1个亿,先干起来。

十几分钟,钱就搞定了。

资金到位,耿彦波立马开足马力。

相比起前几次,修复王家大院、榆次古城、常家大院等,需要自己去搞钱,这次钱提前到位,对于耿彦波而言,相当于“白捡”了个项目。

施工期间,领导询问施工进度,耿彦波总是以“现场灰尘大,不要去看了”等理由应付过去。

属下对这个行为很不理解,耿彦波说,领导去了,提出意见,你要不要听,要不要改?

直到晋祠宾馆基本完工,耿彦波才向省委书记汇报,邀请书记去看一看。

那天下午,省委书记从1号楼一直看到9号楼。

在9号楼的大堂,省委书记说:“这是继王家大院、常家庄园、榆次老城后,耿彦波创造的又一个高度。”

晋中国宾馆完工,耿彦波升官,就任大同市委副书记、市长。

面对“被遗忘的大同”,耿彦波旗帜鲜明地作出“文化旅游立市”的决策。

他似乎不需要考虑其他人的意见。

《人民的名义》里,对李达康有句评价:“他当市长时,市长是一把手;他当书记时,书记是一把手。”

据说,周梅森在创作李达康这一角色时,参考了耿彦波。

搞文旅,耿彦波的理由是,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中,大同排名第三,仅位列北京、承德之后。

只是在“一煤独大”的格局下,大同文旅未进行很好地开发。

“中国最好的古建筑在山西,大同城内就有三处国宝级单位,复原后的古城墙肯定独一无二。”

唯一的担忧是,大投入最终能不能带来足够的回报?

耿彦波给出了他的算法:“未来的旅游人数,我瞄准300万的目标,以100元门票算,一年是3亿元。

而门票只是旅游产业很小的一部分,只占到旅游城市整体收入的5%,加上餐饮、购物,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产业有多大。”

“我不相信我们的大院文化敌不过周庄,我们富了600年,周庄不过是背靠上海这个大都市。北京的恭王府只有90多亩,我们一个代王府(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府邸)占地300多亩,门就八九道呢!”

2012年,北京至大同的动车将开通,往返两地耗时缩短为一小时。

耿彦波相信大同会成为北京的“后花园”。

他声称,只要文旅产品做起来了,不愁没人来。

很快,耿彦波就把大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工地”——到处是推倒和正在新建的楼房,到处是高耸的塔式起重机和脚手架。

赴任大同时,耿彦波已年过50。

他说,自己有限的工作时间就是八九年。

“我一生的价值在于事功,来到大同既是大同的机会,也是我个人的机会,我觉得人生有幸,所以我着急。只要身体的底线允许,我就向极限冲刺,挑战极限。”

为了抓工程进度,耿彦波每天早上五六点就从家里出门,一个人步行来到工地,检查工程质量。

马路上的清洁工和路边的小摊主经常是一天中最早见到市长的人。

早餐多在路边买两根油条或者烧饼,午饭通常是一碗刀削面。

夜里十一点多才结束工作,甚至到凌晨一两点,平均睡眠五个小时。

发烧了,用冷水洗把脸继续工作。

做完手术,医生警戒须静养二十天,耿彦波第四天就没了踪影。

这让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

耿彦波曾在大同的工地和会场上晕倒数次。

他很少在办公室里安坐,办公地点通常在工地或者街道上。

有段时间,耿彦波的妻子无奈之下只得让在北京工作的儿子每个礼拜回来一天,逼着他休息。

因为心疼自己的儿子往返奔波,耿彦波这才自觉地休息。

儿子是他的骄傲。当年从榆次一中保送北京邮电大学。

耿彦波曾向媒体谈起,儿子学成于英国剑桥大学,归国后是一家商业银行北京某支行的负责人。

夜以继日,让耿彦波脚穿的那双皮鞋总是蒙着厚厚的尘土。

市长带着各部门几十号人马走在街头,已成了大同一景。

他很严厉。

大小干部挨他骂是常事,而且骂得狠。

对比明显的是,耿彦波留给市民的更多的都是亲民的一面。

不少市民常常能在工地上看到“灰头土脸”的耿彦波,拿着图纸,指指点点。

有一次耿彦波在古玩店看古建构件时,一个市民突然走进来跪下,嘴里喊着“耿市长……”

耿彦波的秘书正要赶人,被他一阵责骂:“你可以进来别人不可以进来吗?!”

大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京城之门户,三晋之屏藩,中原之保障。

女真灭辽,蒙古灭金,李自成灭明,均先下大同。

解放后,大同砖墙和城楼都已经不在。不过,砖墙里边的土墙还大体保留着,甚至有的房子就建在土墙之上。

这些土墙很特殊。

北魏的在最里边,然后是唐辽金,最后是明清,层层叠加起来,极富历史感。

耿彦波初到大同,登上土墙,下决心要完整地恢复传统里坊格局和四合院。

“北魏的平城气象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们可以重回明朝。”

耿彦波设想古城修复后的效果。

他理想中的新大同,是“一轴双城”的格局——以东城墙外的御河为界,西边是旧城,东边是新城,旧的复旧,新的更新。

“这不是我的发明,是梁思成先生提出来的。在一个城市的大容器里,古今分开,新旧两立,形成鲜明对比,自然会产生一种张力。”耿彦波说。

不到两年时间,耿彦波给大同带来的变化已全面显现。

2008年大同修路8条,长33公里,耿彦波就任市长后,年修路达43条,总长度110公里。

“过去三年修一条路,现在一年修几十条路。”一位出租车司机说,“你看那质量,没的说!”

他的绿化思路也很特别。“有时候把几栋楼拆了,很贵的地皮,完全用来搞绿化。”

有市民说:“以前年年种树不见树,但耿市长种树就是能活。”

耿彦波的办法是公开招标,种树款不一次付清,三年后树真正活了才最终付清。

大建,是在大拆的基础上完成。

对于拆迁,商户反弹最为激烈。

从城内繁华地带搬到城外,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市场的萧条,因此商户堵路阻止拆迁的场面时有发生。
耿彦波说:“我不承认‘钉子户’的说法,我翻看人生的字典,在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我坚持阳光拆迁,不管权贵还是平民一致对待,我想人民群众都是有水平、有觉悟的。”

他有很多绰号,有市民称他为“耿菩萨”,而因为大规模拆迁和修建庙宇,他又被讽刺为“耿拆拆”、“耿一指”、“耿指倒”、“耿庙”。

干得热火朝天的耿彦波,还是“捅了篓子”。

2009年,云冈石窟景区因没有履行相关手续擅自施工,被国家文物局勒令停建。

修建云冈石窟的景区时,虽然上报了设计规划,但按规定是要等待国家文物局批准,才能施工。

市长一任,短短数年,耿彦波等不起。

于是,一边等批准,一边开始施工。

这么大的项目,怎么瞒得住?

《科技日报》一篇报道披露了云冈石窟景区在建工程,随即引来国家文物局的调查。

国家文物局调查组认为,云冈景区建设项目中,人工湖、仿古商业一条街、窟前道路和广场等项目,均在石窟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未依法履行审批程序,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属于违法建设工程。

尤其是人工湖项目,成为调查组质疑的重点。

“云冈石窟的岩体极为脆弱,最怕水,尤其怕干湿交替,一吸收一蒸发,岩体就容易剥落。”

中国文物研究所部分专家认为,这么大面积的人工湖,而且离石窟这么近,造成整个小环境的改变,对石窟将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

某著名文物专家更直斥此项工程“简直是胡闹”。

工程很快被勒令停工。

耿彦波随即赴北京做沟通解释工作,并协商整改意见。

他请来了单霁翔,时任的国家文物局局长。

两人来到云冈石窟景区,不带车,也不带人,先在景区的沟里,一会儿又爬到山上。

单霁翔要亲眼看看,景区的规划,是不是真的会是“对文物的极大破坏,将会对这一历史文化遗产造成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害……”

几个小时后,单霁翔和耿彦波从山上走下来,两个人都很高兴。

吃午饭时,单霁翔说,“我回去就写报告,如何保护文物,大同就是一个标杆,云冈石窟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后来,云冈石窟景区建设顺利完工。

尽管最终事情得到解决,但当时包括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大同市文物局局长高东森在内的多位官员被行政警告处分。

数据统计,2023年,云冈石窟景区年度游客人数突破300万人次,门票收入突破2亿元。

除了云冈石窟景区,华严寺仿古建筑群的建设中,也曾被国家文物局叫停。

耿彦波回忆,“他们让我把后来复建的拆除,我说拆了可以,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你免了我,第二是我跳楼!”

“我承认程序违法,我给国家文物局报上去了,但是你们不批不让我干,我等不起这个时间。时间非常有限,今天拆成一糊片了,又不能建设,若是明天我走了呢……”

“对我来说,这几年冲过去也就过去了,冲不过去,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靠着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大同古城墙、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等景点,都是在耿彦波的主持下开发或修缮的。

耿彦波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些“古玩意儿”,源自他内心对于传统文化的情结。

“《易经》《四书五经》是百读不厌。”他曾坦言自己对国学经典情有独钟。

有传闻称,耿彦波能将《论语》全篇背诵,是真是假无法证实。  

工作繁忙后,即便早起晚归,耿彦波依然要挤出时间来阅读经典。

到后来,阅读不仅是兴趣,也成了他工作的抓手。

在每一次大手笔的古迹修复改造中,耿彦波始终强调,修复的依据来自于史书。

以大同古城墙为例,耿彦波要求用古代的工艺做古代的东西,“重新建窑,重新烧砖,用白灰不用水泥”。

耿彦波在工程建设方面的严苛,让建筑商们苦不堪言,赚不到钱。

耿彦波主导工程的招投标,“把价格压得很低。”同时,工程单位捣不了鬼。

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掏空了财政家底。

为了减少开支,耿彦波要求一切从简,饭桌上如果出现太好的菜,他都要批评。

政府各机关开支大幅压缩,连在机关开车的司机也不得不做贡献,时常垫付油费。

耿彦波的积极作为,成为竖立在山西其他官员面前的一个镜照,让一些官员显得无所作为。

大同市委原书记丰立祥在与耿彦波共事的5年间,丰立祥曾因耿彦波经常上“头条”而自己的新闻比较少,感到恼火。

为此,当地媒体特别做了调整——尽可能增加书记的内容。

如果书记和市长同一天各自有活动,必须确保书记的头版头条。

2014年10月15日,丰立祥落马的消息甫一传出,大同城内便传出了阵阵鞭炮声。

“不忍心北魏平城遗址、古城古物遭到有意无意地破坏,不忍心看着人居环境日渐恶化、大同的地位日趋边缘化。”

尽管有官员不作为,但是大多数大同市民都希望市委、政府把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好、建设好,坚决支持耿彦波。

耿彦波担任大同市长的五年时间,云冈石窟景区建好了、华严寺修好了、和阳门完工了,依据华严寺内“金碑”记载,对该寺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再次将上下寺合为一寺,恢复了辽金时期华严寺的格局。

同时建起了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美术馆、体育中心,御河生态公园、文瀛湖森林公园等生态绿地重获生机。

耿彦波为了提高大同这座城市历史文化内涵,对道路的命名也非常讲究。

重熙街、太和路、泰和路等道路是以北魏、辽、金时期皇帝的年号来命名;

魏都大道、平城街、云州街、西京街、白登路等道路是以大同的历史称号、历史典故来命名。

大同变了。

2013年,就在他在大同就任的第五年,一纸调令下来,让他担任太原市委副书记、市长。

消息很快在当地传播,上万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为耿彦波送行。

他们高喊着:“耿市长,不要走!”

甚至有的市民直接跪在地上,只希望这位市长不要离开。

坐在离开的车上,耿彦波看着为他践行的百姓们,没有说什么。

在环视了这座城市一圈后,一向紧皱眉头的他默默在车里流下两行热泪。

幸运的是,2015年8月,张吉福主政大同,他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态度决不含糊,古城修复决不能形成烂尾工程。”

于是,把大同打造成“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张吉福作为继任者把大同带向了光明大道。

昔日“煤都”大同,旅游业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

2017年,大同市接待入境旅游者累计7.38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累计4285.04万美元;接待国内旅游者累计5383.7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累计483.13亿元。

即便是在疫情爆发的2021年,大同市国内游客都突破了3646.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69.91亿元。
调任太原市委副书记、市长,耿彦波接受了新华社的采访。

耿彦波说:“太原的定位应该是一流的省会城市。

初到太原,耿彦波组织力量对全市140多处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进行调研,确定了142片历史遗存保护。

在太原古城区,市委市政府以路为基,把点穿成线、以线形成面,做成‘城市会客厅’,来展示太原厚重的历史文化。

耿彦波针对太原五年规划建设,分别从民生、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综合交通、产业转型、重大基础设施六大方向详细列出24条具体行动计划。

2014年到2018年,耿彦波在市政府工作报告上,每年对城市文化旅游工作的推进汇报。

报告多次提及推进晋祠、天龙山、太山龙泉寺、店头村、蒙山、阳曲青龙古镇、晋源农耕文化、明太原县城、晋阳古城大遗址保护工程建设,发展太化工业遗址创意文化产业园,形成历史文化名城的产业支撑,培育新兴文化产业的增长点。

推动钟楼街步行街保护性改造,打造传统与时尚交融、老字号与新业态混合、历史传承与商业价值并重的城市新名片,增强市场活力和文化魅力。

进一步优化提升和保护发展崛山围山和窦大夫祠、多福寺、净因寺等四大板块的山水寺庙文化,形成大山水、大文化、大景区、大旅游的产业格局。

启动双塔历史文化大景区建设、狄仁杰文化主题公园、太化工业文明遗存展示、钟楼街和东三道巷历史街区保护开发,打造城市文化名片和文化客厅。

如今的太原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推动下,旅游景区已经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旅游需求。

太原植物园、晋阳湖公园、迎泽公园、太原动物园、晋商博物院、太原古县城、钟楼街、纯阳宫、天龙山、双塔寺、狄仁杰文化公园等,汇集名山、石窟、寺院、庙宇、湖泊、森林、温泉、溶洞、峡谷、河流、古建筑、古遗址、名人故居、历史文化纪念地、博物馆等旅游资源的丰富以及高品质的文物的集中,在国内也是非常少有。

2019年1月,60岁零两个月的耿彦波,卸任太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半年后转任山西省政府参事。

没有晋升副省级,不少人为他鸣不平。

百姓常说: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小到百姓,大到帝王,只要有过贡献的人物,总会留下人民群众的好口碑。

去山西旅游打卡的游客们,想起耿彦波,是理所应当的。

他能干事,干成了事。

这就是一位好官,带来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正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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