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臣们呈上来的充满了谀词媚语的奏章，杨广只是淡淡地扫一扫，嘴角浮现出一丝不容易察觉的嘲笑：怎么，这么几下简单的初级政治招式，就值得称颂为什么“圣王之治”、“尧舜之业”吗？

真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古往今来还没有比杨广更自负的皇帝，《隋书》记载，皇帝自负其才学，每每傲视天下之士，曾对侍臣说：“天下人说我当皇帝纯粹是因为血统吗？其实假设令我与士大夫们考试选拔，当为天子的也是我。”

东宫三年，杨广等得太苦了。在别人看来，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在他看来，每一天都是对他这个不同寻常的生命的巨大浪费。而对他生命的浪费，就是对大隋臣民利益的无可弥补的损失。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年轻皇帝心中的瑰丽奇谲的梦想。

在杨广看来，父亲政治的最大漏洞就是没有完成帝国精神上的真正统一。

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人民乐业。其实，帝国的统一像一张纸一样一捅就破。东宫三年，不，早在坐镇江南的十年里，他已经无数次地对帝国政治进行了全盘推演。刚一登上皇位，新皇帝酝酿已久的政治构想就井喷式地变成令人目不暇接的一道道诏令，随着驿马的奔驰，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遍辽阔的国土：

政治机器运转的节奏一下子加快起来，整个帝国都明显感觉到了新皇帝的亢奋。帝国政治旋律从文帝晚年的阴郁缓慢一变而成为高亢急切。

一道道诏令叫大臣们有点措手不及。轻闲惯了的他们从未遇到过这样多的任务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情况。谁都没有想到，那个“深沉严重”、以谨慎著称的晋王，宝座还没有坐暖就抛出这么多巨大的规划。每一项规划都代价巨大，事关全局。这是不是过于急躁唐突？

杨广却一点也不认为自己过于急躁。事实上，他心中的设想才不过公布了十分之一。不论多么幸运，一个人待在皇位上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而他心中规划的政治任务也许要一个普通帝王三辈子才能完成。在杨广看来，自隋朝向上溯源，历史上出现的伟大皇帝只有三位：秦皇、汉武，加上稍逊色些的光武帝。如今，他杨广“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天才”加上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己完全有可能“奄吞周汉”，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王朝，实现“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他必须只争朝夕。

应该说，大隋臣民遇到了自己这样的皇帝，是他们的幸运。但是，庸众们短时间内理解不了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也在意料之中。对他们进行一些详细的解释是必要的。他多次召集大臣们召开御前会议，滔滔不绝地解释自己的政治构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口才这样好。

他说，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其实，帝国的统一并不牢固，隋朝开国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这标志着南方与北方在精神上还没有真正统一，帝国各部并没有真正融合。

他提醒大家，历史是有惯性的。从平定江南到现在，大隋王朝的统一仅仅十二年。在此前，是从汉末开始的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在这四百年间，由于中央权力的削弱，地方贵族势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门阀士族政治。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更换皇帝。他们一旦失和，又必然会烽火连天。分裂的势力如同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经隋文帝的初次刹车，虽然势头大大减缓，但势能还十分巨大。到隋初之时，贵族势力仍时时威胁着皇权，他们没有一天不准备着进行阴谋，伺察统治漏洞，有太多的人还在做着划地自治、黄袍加身的梦。

他指着壁上悬挂的隋王朝地图说，在这种形势下，长安这颗钉子已经挑不起新帝国的政治平衡，因为它距江南和山东过远。刚刚发生的杨谅叛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听说杨广登基，这个一直也渴望皇位的弟弟立刻举起了叛旗。叛乱发生在山东一带，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首都，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迁都到处于南北结合点上的洛阳，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反叛势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国的国家安全系数。

而开大运河的功用比迁都将更加长远。虽然已经统一，南北方之间却如同刚刚通过手术联结在一起的器官，不断发生排异反应。近四百年的分离使得南方和北方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南方经济富足，北方却土地贫瘠。南人认为北人都是杂种，粗鄙无文；北人则视南人为被征服者，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如异族。事实上，没有多少人认为大隋的统一会持续多长时间，习惯了战乱与纷争的臣民们在下意识里还在准备应付下一场背叛、政变或者改朝换代。

杨广用手指在地图上从南到北用力划了一下：要使帝国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就需要一个沟通南北的大动脉，不但可以促进南北的物质交流，更可以促成南北的文化融合。只有这样，整个民族才能神通气爽、血脉贯通。

而建设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最好的渠道。

杨广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创意。迁都与开河，必将把父皇留下的基业提升一个层次，把隋帝国的万世之业置于更开阔、深厚、坚固的地基之上，后世万代都将会记住他们这一代人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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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杨广“发言降诏，辞义可观”（《隋书·炀帝纪》），玉树临风的年轻皇帝站在玉阶之上，举止潇洒，口齿伶俐，顾盼自雄。杨广的口才和雄辩征服了群臣。大臣们也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高瞻远瞩的产物。大臣们对这个年轻人开阔的政治眼光、不凡的政治想象力和巨大的政治魄力不禁刮目相看。

一场轰轰烈烈的举国建设运动在隋帝国开展起来，整个帝国都被皇帝灼热的雄心所烤灼着，烤灼得有一点疼痛。大臣们感觉跟不上杨广的工作节奏，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跟随皇帝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皇帝每天都不断询问工程进展情况，不断亲自查看图纸、督促进度。

在国内诸项大工程的前期工作安排得差不多了以后，杨广又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巡视。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淹留深宫的缺乏男人气的君主。他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他先是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南下江都活动，一方面为大运河一期工程剪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视察他离开四年后南方的发展情况。从南方回来，他又率领五十万大军出塞，巡行北方草原，意在陈兵耀武，以坚突厥内附之心。从那之后的十四年，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待在宫中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他远赴涿郡（北京），亲自考察进军高丽的路线。他出巡青海，了解吐谷浑王国的情况……即使在巡游路上，他也没有一天停止处理政务。这个精力充沛得令人惊讶的皇帝在长时间登高涉远之后，每天还要看奏折到深夜。在巡游期间，他还不断地关注工程进展情况，发布一个接一个重大的命令，推行一项又一项重要的改革。事实上，他应该登上中国皇帝勤政排行榜而不是“好色排行榜”。他实在是没有多少时间用来与更多女人谈情说爱，卿卿我我。自十四岁与江南大族之女萧氏结婚，直到他去世，他始终与元配如胶似漆、情投意合，这在历代帝王中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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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不带任何偏见的眼光来看隋炀帝的这两项政治构思，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雄才大略的构想。

然而，在古代史家眼里，这些举动正是隋炀帝的罪恶纪念碑。

隋炀帝修建东都的理由在他的诏书中说得已经很充分了。这篇全文载于《隋书》的诏书论证充分、言辞得体，十分明确地从地理、经济角度说明了迁都的必要性。可是千余年来，这篇诏书都被视而不见，隋炀帝的高瞻远瞩被后世史家解读为神志昏乱。比如《资治通鉴》即采用野史的说法，认为隋炀帝修建东都是因为听信了一个术士的一句胡言乱语：

隋炀帝刚刚即位，术士章仇太翼对他说：“陛下是木命，居住在西方不祥。

谶语有云：‘修治洛阳还晋家’，所以陛下应该修建洛阳为首都。”隋炀帝深以为然。……下诏于伊洛建东京。

而修建大运河的理由，被曲解得更为可笑。《开河记》称，由于“睢阳有王气”，隋炀帝为了防止此地造反，凿穿“王气”，遂兴此大工。另一种更为流行的说法是，杨广此举，仅仅是为了方便到南方游玩。

杨广地下有知，一定会不解这些历史学家究竟与他有何深仇大恨，如此不放过任何一个诬蔑他的机会。

其实，历史学家们与隋炀帝没有私仇，他们有的是公愤。因为在他们看来，继“不守名分”之后，杨广又犯了第二个大错：“多欲好动”。

13

“欲”在中国人眼里是一个充满邪恶气息的危险词汇。在它充满渴望和张力的外表背后，潜伏着不可预知的惩罚和灾难。在中国文化中，时刻标识着对“欲”的警告：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歧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贫穷文化与富足文化的区别。希腊—罗马文明产生的背景是富足而不是贫穷。贸易船队源源不断地从海外给希腊带来巨额金币，而罗马帝国则靠对外扩张来攫取惊人的财富。富足的经济背景使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与当时的中国人截然不同。西方文化肯定欲望。希腊人主张人在有限的年华里应该大胆地追求享乐。他们不吝于建筑豪华的浴室，聘请最好的厨师，购买许多奴隶来服侍自己。他们花巨资建起容几万人的剧场，为市民发放看戏津贴。罗马人则有比希腊人更大的竞技场、斗兽场、公共浴室与神庙。这些建筑大多以大理石建成。罗马人似乎生来就为了享受，他们每年的节日加起来长达三个月。公元106年，图拉真在罗马城庆祝达西亚战役胜利，庆祝活动居然长达一百二十三天。在西方文化中，欲望是快乐的源泉，是人生的动力，是丰富这个世界的画笔。

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惧欲望和敌视欲望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贫困，数千年来一直在贫困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这片土地确实承载不起太多的欲望。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和罗马人提倡消费主义相反，为了“牢笼天下、防止竞争、预防混乱”，也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片土地产生的圣人只能提倡一种节欲的人生观。朱熹断然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就是说，满足自己的温饱是一个人的权利。不过，在达到温饱之后还奢求美味，那就属于罪恶了。

确实，在物质供应持续匮乏的情况下，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举动经常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的痛苦。帝王们营建宫室、四出巡游、奢侈浪费，背后的代价常常是民不聊生、转死沟壑。中国历史学家据此认为，一切与皇帝的“欲”和“动”相关的事情，都是巨大的危险。“游观”、“田猎”，这些离开皇宫的事情，都是皇帝的大忌。从春秋战国时候起，我们就不断地读到劝谏君主远离游猎、停止兴作的著名文章，比如《子虚》《上林》之赋，以及魏徵的《十思疏》。“改革”、“兴作”在中国文化中，都是极其危险的词汇。贫困文化是一种没有进取心的文化。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稳定，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清静无为”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会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地按照圣人规定的礼法原则运转，那是一个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状态。现实即使千疮百孔，多一事也永远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为是保证危机不爆发的最好办法。不兴革，忌扰民，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做皇帝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熄灭自己体内的欲望，抑制住四肢好动的冲动，“端居垂拱，面南而治”。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然而，杨广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在杨广看来，父亲最大的功绩是给他留下了一个异常富裕的统治基础。在父亲的辛勤聚敛下，在他登基之际，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苏轼称：“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通典》记载文帝时天下富足情况时说：“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赐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到隋文帝末年时，“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从小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杨广对财富的看法与父亲不同。在父亲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财富聚敛起来。在杨广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些钱花出去，并且花得漂亮，花得值得。

14

做皇帝的感觉真是太high了，藩王虽然也权力巨大，却根本不能与皇帝相比。皇帝是天下万物的主人，是人间的上帝。坐在龙椅上，一个人几乎可以实现他身体内所有的欲望，不管这个欲望多么富于挑战。在即位后的前几年，杨广每一天都是在兴奋中度过。虽然他以前也以精力充沛著称，然而权力这剂兴奋剂让他的精力又提高了一倍，夜以继日的工作丝毫也不使他感觉疲倦。虽然每天睡得很少，第二天醒来后他仍然精神抖擞。他感觉自己的大脑像是开到了最高挡的马达，思路异常清楚，反应异常迅捷，想象力、创造力异常出色，一个又一个想法争先恐后去跳进大脑，千万条思绪如同飘云般迅速掠过。

几十年的隐忍过去了，他现在要的是尽情享受。权力对他来讲就是最大的享受。用自己的意志来任意改造河山，在他来讲是一种如同艺术家在画布上淋漓泼墨般的超级享受。事实上，只有挥动巨大的权力之柄，才能带来与他的身躯相适合的运动量。所以，不管任务多么繁重，他从来不会皱眉头。除此之外，作为中国历史上兴趣最为广泛的皇帝，他决不放过世界上所有的新奇和美好。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味蕾，最敏锐的耳朵，最挑剔的眼睛，最汹涌澎湃的欲望。作为上天的宠儿，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就是享尽生活的瑰丽和壮阔。

他现在可以做一切他喜欢做的事。事实上，他也几乎做了所有他想做的事。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热爱旅游也是唯一一个到过西部的人。他率十几万大军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连山大拔斗谷，饱览了由雪山、草地、浩瀚无垠的荒漠构成的西部风光。他从小就对自动装置十分感兴趣，登基之后，他令人建造了一座装有许多自动装置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一共十四间，所有的房门、窗子及窗帘都安装有自动装置。当人进入时，门会自动开关，窗帘也会自动开合。他还命人制造过一个机器人，模仿自己一个宠臣的模样，“施机关，能起坐拜伏”。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召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袁刚《隋炀帝传》）

他经常冒出奇思异想。他听说吐谷浑的波斯马放牧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无效而罢”。就像黄仁宇所说：“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然而，上述的每一件事，都令后世的史臣们摇头不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好奇心”、“探索欲”、“创造力”、“新鲜事物”等词汇都不是正面的。它们与另一些可怕的词汇紧密相连：“不安分”、“破坏性”、“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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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钱而且有闲，希腊和罗马贵族才有多余的精力来发展自己多方面的兴趣，静静地坐在庄园里进行学术研究，在求“实用”之上来“求真”，从而发展起“奢侈”的西方科学和哲学。因为对财富的毫不讳言的热衷，才有了西方人的扩张心态和进取精神。因为受“欲望”的蛊惑，在“省力”、“好玩”的推动下，西方的科学技术才不断发展。

而在中国，作为一个皇帝，“兴趣广泛”绝对是坏事。富足文化与贫穷文化的差别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贵文化中有正大光明地存在的权利，而贫困文化认为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东西都是无益的。在今天看来，作为少有的对技术改进与发明提供大力支持的皇帝，杨广统治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工匠与技术专家们可以大展才华的黄金时期。大运河、赵州桥等著名工程即在此期间完成，而玻璃、可携带式水漏计时器等后来得以广泛应用的发明，也出现于此时。然而，在传统文化中，那些技术与发明都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所谓“奇技淫巧”，就是超出了人们基本日常需要的精巧工艺品。就如同吃饱是天理，吃好是人欲一样，能满足实用是天理，追求省力好玩就是人欲了。在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无用”仅仅是满足人们智力和好奇心需要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雍正皇帝的观点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看法：“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奇斗巧，必将多用工匠以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见轻于古人也。”（《清世宗实录》卷七五）

而杨广对外部世界的强烈兴趣则更为不祥。如同中国的地理环境一样，中国文化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大至天宇，小至尘埃，一切都已经有了圣人给出的板上钉钉的解释。从根本上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一切探险、好奇，唯一意味的就是“浪费”、“不安分”、“危险”。所以，中国文化提倡的是“父母在，不远游”，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是“百动不如一静”。

史学家认为，杨广的欲望是危险的火种，必将烧毁王朝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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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对杨广的非议并非全无道理。应该说，显赫的功业并不能掩盖杨广政治中的致命缺点。就像史家一再提示人们的，他身上有着太多贵公子的气息。

那个曾经刻意以俭朴示人的王子被时间证明是历史上最讲究排场的皇帝。

事实上，杨广最瞧不起父亲的，就是他那守财奴般的节俭。豪奢是锦衣玉食中长大的人的天性。没有几十道山珍海味摆在面前，在杨广看来就不叫吃饭。不修建覆压数里、隔离天日的宫苑，在他简直就没法游玩。没有几十万旗帜鲜明的军人跟从，那简直就不能叫出巡。在政务之余，杨广又创建了由三万六千人组成的巨大仪仗，“及辂辇车舆，皇后卤簿，百官仪服，务为华盛”。（《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每一次出巡，他都要由这衣饰绚丽的三万六千人前呼后拥，后面还要携带十余万甲胄鲜明的庞大军队。

也许是文人气质的体现，他对形式非常迷恋。形式对他来讲主要是能力、威严、与众不同（与众多帝王不同）的体现。在内心深处，他觉得只有这样前无古人和近乎完美的巨大、煊赫、雄壮，才能配得上他这个古往今来最有才华、最富雄心、最高瞻远瞩的皇帝。端坐在形制奇特、高大华丽的辇车中，俯视道路两旁数十百万官员百姓在帝王的威严前匍匐战栗，他心安理得。

毫无疑问，大业前期，他是整个大隋帝国，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幸福、自我意志最舒张的人。他绝不委屈自己，不守陈规陋习，绝不浪费自己生命中的一分一秒。他活着，就是为了把自己的雄心最大化，把自己的快乐最大化。他是真正的“天之骄子”。然而，年轻皇帝很少想到，他“自我实现”、“燃烧生命”，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写的人”的过程，是建立在老百姓们的血汗之上的。帝国的百姓越来越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不了解新的政治高层的雄心与蓝图。他们只知道换了皇帝之后，劳役负担一下子加重了。

在皇帝快节奏的工作带动下，国内的几项大工程都在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周长近六十里的新都竟然仅仅不到十个月就出现了轮廓，而大运河的一期工程通济渠用时更短，这段千余里长、四十步宽的河道，仅用了一百七十一天！（刘善龄《细说隋炀帝》）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杨广的峻急严厉之下，大臣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完成任务。为了获得皇帝的嘉奖，营建东都工程负责人把民工分为三班，昼夜不停。修治运河督工更急，男人在工地上干活，女人也被征发来负责炊制伙食。本来政府规定每人每年参加劳役最多一次，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然而大臣们早已经开始一年两次，甚至三次地征发民工。严格的工期要求，以打骂为主要手段的严厉监工，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恶劣的伙食，加上医疗、劳保设施的缺乏，已经导致大批民工生病甚至死亡。史书所载“僵仆而毙者十四五”，“死者十五六”（《隋书·食货志》）当然是夸大其词，但相当高的死亡率是不可避免的。

在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人观察世界的角度是有盲点的。在酝酿规划时，杨广考虑了财政平衡、物资储备、技术难题，却独独没有考虑那些提供劳役的底层民众的承受能力。从出生开始，杨广视力所及，都是奇珍异宝、雕门绣户；所交游的对象，都是王公贵族、名爵显宦；所关心的事情，都是军国大事、人事升迁。他的生活圈子从来没有踏出过贵族圈一步。仅仅是在打猎途中，他远远望见过普通民众居住的低矮草屋，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进去看一看的兴趣。在众人呵护下成长起来的人心中往往过多地装着自我，给其他人留下的位置太少。那些肮脏、“愚蠢”的底层人，在杨广眼里和他们这些贵族根本不是同一类物种，他们存在的意义仅仅是给他们提供粮食、布帛和劳动力。他认为免除这些民工家庭的国家租税，就已经是浩荡的皇恩。面对大臣们奏报上来的民工死亡率过高的奏折，杨广只是用眼角淡淡一扫，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每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的丰功伟绩都是建立在平民百姓的巨大付出上，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17

幸运之神并没有被他那风驰电掣般的进取速度甩下，到现在为止仍忠心耿耿地跟在他身边。自古及今，没有哪个帝王的事业进展得如他那样顺风顺水。从即位起，大隋天下连年丰收，诸项大工程都进展神速，隋帝国在杨广的领导下“凯歌行进”，皇帝的废寝忘食、百官的辛勤工作与老百姓的巨大付出见到了效果。大业五年，他迎来了硕果累累的收获之年，刚刚年届四十的皇帝喜事连连、春风得意：一座崭新的都城奇迹般地耸立于中原，这个新城周长六十里。规划大气，气宇不凡。宫城内殿阁高耸，金碧辉煌；洛阳市里甍宇齐平，外码头上舳舻万计，整个城市榆柳交阴、通渠相注。杨广正式命其名为东京。

大运河的巨型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两千里的运河已经将黄河和长江沟通，这是有人类以来从没有实现的奇迹，它必将成为全国经济价值最高的黄金水道。

朝廷设立的国家图书馆藏书达三十七万卷，创中国历代之最，杨广亲自主持编纂图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卷。科举制正式确立，大隋文治成就显赫。

也就在这一年，隋朝大军攻灭西方强国吐谷浑，在其故地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正式将西域东南部地区纳入了隋朝版图之内。自汉武帝以来，还没有人立过如此辉煌的武功，隋朝疆域扩大到极点。

已经连续四年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钱粮，可是财富仍然滚滚而来，人口不断高速增长。这一年的统计数字汇报上来，隋朝疆域共有五百九十个郡、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县，朝廷控制的民户达到八百九十万户，全国统计出的人口四千六百零三万人。《资治通鉴》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要明白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只要与号称中国第一盛世的“贞观之治”做一下对比就可以知道了：“贞观时代的田地开垦量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一弱，贞观十七年的户口不到三百万，还不到大业年间的一半。”

面对着大臣们送上来的连篇累牍的赞美和歌颂，杨广心安理得。抚摸着自己胳膊上仍然年轻的肌肉，他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秦始皇只留下了长城，他却将给后世留下功在万代、远比长城更有实用价值的大运河。汉武帝远通西域，可是却从来没能把青海变成帝国的一部分。隋帝国的人口数量，已经创了历代之冠，国家财政实力也远过秦汉……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可以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了。在工作之余翻阅史书时，他止不住地经常想，未来的历史学家会用什么样华丽的辞藻来描绘自己取得的这些成绩？

18

杨广怎么知道，后世在书写他的历史时，几乎没有提及这些治绩。有的史书甚至故意把大业五年的统计数字提前到大业二年，意即说明这些数字乃杨坚所创造，与他无关。

历代史家几乎把所有的笔墨都用来描写他在位期间的一些“花边新闻”：

他们说，皇帝喜欢排场，爱好新奇，他命令用羽毛给自己三万六千人的仪仗队装饰帽子。为了满足皇帝的要求，人们拔光了全国几乎所有鸟类的羽毛。乌程县有一棵巨树，高达百尺，顶有鹤巢。人们为了取老鹤的羽毛，要伐倒这棵巨树。老鹤恐怕树倒子死，乃自拔羽毛投于地。

他们热衷于渲染杨广举行的游乐活动的奢侈壮观。说什么隋炀帝召集天下杂技演员“大集东京，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有舍利兽先来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鳖、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

他们一再强调隋炀帝给天下人民带来的痛苦：“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

相对于生命的短暂，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声名的久远。以何种姿态进入历史是每个大人物最为关心的事。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也许不是帝王，而是史官。史官们坐在书房里，稍稍偏偏笔头，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化神奇为腐朽。所以，唐代宰相韦安石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新唐书·列传第四十》）

史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是因为中国史学的主要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惩恶扬善”，“以史为鉴”，“使乱臣贼子惧”。目的决定手段，为了有效地“扬善”和“惩恶”，让人“感动”或者“恐惧”，就必须采用“典型写作”的方法，使善恶对比分明、忠奸一目了然，便使人知道爱什么，恨什么，学习什么、批判什么。“典型写作”的秘诀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向读者提供单方面的信息，令读者“偏听则暗”，误以为历史人物或者是毫无缺点的高大全式人物，或者是从头坏到底的十恶不赦之徒。这些技巧在隋炀帝神话的写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重视历史，从有文字开始，中国历代都设有史官，中国史书的浩繁，为世界所仅见。然而，也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在历史中肆无忌惮地造假：与其说中国古代历史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

19

如果明白自己与主流文化气质上的相克，杨广也许就不会有征服高丽的冲动。如果杨广把自己的脚步中止于大业五年，那么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一定迥然不同。因为如果这样，“宣付史馆”的史料就可以由他自己或者他的后代来选定。

可惜历史是不可逆的，未来的评价当然不会影响杨广此时的心情。此时的杨广无疑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这一切似乎可以称得上奇迹，毕竟他登上皇位才仅仅五年。除了古往今来最卓越的天才，以及上天如同对独生子那样慷慨的眷顾，没法解释这样的奇迹。

换了任何其他帝王，都会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停下来歇歇。如果就此罢手，安享自己的统治成果，也足以让自己留名千古。可是杨广却并不这样想。一系列成功带来的兴奋让他的胸口鼓胀得要爆炸，体内的精力被更加充分地点燃。与秦皇汉武比肩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要马不停蹄地向前奔去，以把他们远远甩在后面。他一刻不停地奔向功业金字塔的顶部：征服高丽。

20

从即位起，征服高丽就是杨广的一个梦想。这个边疆小国一直是个不安分的捣乱分子，经常侵略周围各国。杨坚统治时期，它就曾入侵辽西。隋朝的统一对它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隋朝平陈之后，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积极联络突厥，试图与突厥等族联合起来对抗隋朝。

（《隋书·列传第四十六》）如果不能制止高丽的地方霸权行为，其他国家也会起而效尤，帝国的安全就不能得到保障。

其实，在杨坚时代，征高丽即已经成为既定国策，取得了朝野共识。“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列传第四十》）

杨坚对高丽的征讨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了。完成父亲这个遗愿是杨广乐于做的事情，虽然对隋帝国来说，这件事其实并不那么迫在眉睫。在文学家、诗人杨广的政治蓝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追求完美、热爱形式的艺术家特征。迁都与开河是他政治规划中的基础性工程，实行科举制、发展经济、安抚突厥、击败吐谷浑，是他建筑在这个坚固基础上的几间华丽殿宇。而征服高丽，则将成为他“大业金字塔”的塔顶。在所有的隋朝人看来，高丽是箕子所建的“礼仪教化之邦”，晋末才逐渐从中国分裂出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杨坚征服陈朝，并不意味着中国真正获得了统一，只有高丽回复中国版图，“大一统”才算真正实现。征服高丽，是杨坚留给他的为数不多的建立标志性功业的空白之一。因为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完成统一”当然是所有勋章中最耀眼的一块。只有得到了这块勋章，他“千古一帝”的地位才会变得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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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业五年年末，征服高丽的计划在御前会议上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大臣们的坚决反对。杨广即位以来，大臣们从来没有这样异口同声地反对过皇帝。数年以来，他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皇帝外表谦恭、内心高己卑人，皇帝认为大臣们的智商、才华与自己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对他们的建议多数不予考虑。

但是他们这一次忍不住要力劝皇帝慎重从事。他们赞同攻打高丽，却反对在此时开始准备。他们已经预感到天下骚动的前奏。因为连年兴建大工程，不断巡游，劳役量惊人，老百姓已经精疲力竭。由于“役使严急，丁夫多死”，已经有人开始逃离家乡，到穷乡僻壤开荒种地，以逃避劳役。有的人甚至自残手脚，以避征发，谓之“福手”、“福脚”。老百姓已经被沉重的负担逼到了墙角。（袁刚《隋炀帝传》）

与此同时，攻打高丽需要的准备工作太繁重了。高丽与隋朝相接的缓冲带上，全是荒无人烟的森林和沼泽，行军极为困难。运输和储备军粮必将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另外，要确保收全功，还要建立海军，水陆并进，这就需要兴造大量战船。疲惫不堪的老百姓无疑无法承受这样繁重的劳役。一个明智的帝王正确的选择应该是给百姓三到五年休养生息的时间，然后再图此举。

然而杨广却根本听不进去大臣们的劝谏。他工作得太兴奋，已经患上了“权力欣快症”或者说是“权力狂躁症”。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独裁者容易患的“权力综合症”的一种。在皇位上，一个统治者很难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笼罩一切又缺乏制约的中国式权力，就如同一辆速度极高而又没有刹车装置的跑车一样，很容易超速。在顺风顺水地一一实现了几大政治目标后，杨广已经彻底抛弃了即位之初还保存的一丝谨慎，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困难”，什么叫“不可能”。到现在为止，他的生命一直是一首宏大、亮丽、旋律激昂向上的交响乐。这首乐曲演奏得完美无缺。才华与运气的完美组合，使他觉得自己拥有无限的力量，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他伸手在平地上一指，洛河边上便出现一座新城。他大手一挥，吐谷浑那样强大的国家就被从地图上抹去。他感觉自己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

他不是不知道帝国的百姓已经劳累多年，迫切需要休息。不过，征服高丽这个梦想实在太诱人了。“气可鼓不可泄”，“趁热打铁”是他的一贯主张。前几项大工程的完成，使他对帝国百姓的承受力及官员的动员能力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对大臣们许诺，这是他最后一个重大政治目标。征服高丽之后，他的前期政治梦想全部完成，届时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让老百姓好好歇歇了。到那时，他会在全国组织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凯旋仪式，庆祝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最安全的盛世的到来。此时，他希望全国官员百姓，再扛最后一把劲儿，和他一起，一鼓作气，完成这个千古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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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隋王朝的老百姓来说，这最后的任务可不是“扛一把劲儿”那么简单。据史学家考证，攻打高丽的兵役徭役量超过了前几年几项大工程的总和，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袁刚《隋炀帝传》）老百姓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了：刚刚把大运河修到洛阳，还没有喘口气，他们又接到命令，要把运河从洛阳一直开通到涿郡（今北京），以运送军粮。由于工程浩大，“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也就是说，连妇女都被征发到工地去挥锹抡镐。本已不堪重负，从大业七年攻高丽进入倒计时起，劳役压力又骤然增大。《资治通鉴》载：下诏讨高丽，命人督工在东莱海口造战舰三百艘，民工昼夜立于水中造船，自腰以下都生满蛆，工匠死掉三分之一。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又令河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命江南民夫运米至涿郡。一时间舳舻千里皆满载兵甲器物，路上几十万人填咽道路，昼夜运输战具、粮食，死者相枕，天下骚动。

大规模的逃亡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逃奔到山东、河北的深山大泽之中，开荒自给，一二年间，竟达十万人之多。这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十万人是一个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桶。

不过，虽然怨声载道，在高丽战争开始前，却没有人扯起造反的大旗。全国臣民对高丽战争的胜利从来没有过怀疑。这个精力充沛的皇帝登基以来，所做诸件大事，还没有失手过。所有人都认为，以大隋今日之强盛，平高丽将像平陈战争那样顺利，甚至比平陈还要轻松许多。等到杨广凯旋，他们就会迎来期盼已久的休息。

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为了迎接他生命交响乐中最华彩的乐章，他做了最充分的准备。高丽战争将是他成为“千古一帝”的加冕礼，他精心设计，务求在历史上留下最绚丽盛大的记录：大业八年正月初一，他亲率一百一十三万大军，号称二百万，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全部大军分为二十四路，加上天子六军，每天遣发一路，整整一个月，才完成出发式。从头到尾，队伍长达一千四十里！这支队伍带着鲜明的杨广风格：每百人小队都高举一面色彩鲜艳的大旗，每部都携带军乐队，“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釭鼓、金钲各二具”，一路旌旗招展，鼓乐齐鸣。（《隋书·礼仪志》）

为了证明出师的光明正大，他在诏书中甚至公布了大军的具体番号、构成及详细进军计划。为了准备高丽一见大军即望风而降，仗还没有开打，杨广即命每军设专职“受降者一人”。从洛阳动身前，他已经命令官员在金光门前搭建高台，以备举行献俘仪式。

这次出征看起来更像一场规模盛大的“威慑活动”。这样的战争准备在别人看来无疑有点离奇，不过在杨广看来却理所当然。他虽号称知兵，甚至可谓“身经百战”，其实他所亲身经历的战争中，几乎没有一次硬仗。平陈战争，他是最高统帅，亲眼看到腐败至极的陈朝在大军压境之下，立刻土崩瓦解，隋朝五十万大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利。在平定吐谷浑的战争中，也是隋军的浩大声势吓坏了吐谷浑王，几乎没有经过战斗，他们就望风而逃。所以，在杨广的经验里，对待这样实力不对称的对手，最主要的事是做好威慑，军队数量一定要多，军容一定要壮。如此足矣。一个小小的高丽，在他的威名、才华和运气面前当然不会有什么抵抗力。

然而，高丽战争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高丽不是陈朝。这是一个上升期的地方小霸权，骨子里有一股长期战争中培养起来的霸悍之气。久经战阵的他们深知数量并不决定一切。面临百万大军，他们居然毫无惧色，趁隋朝大军行军迟缓之际早已组织好了防守。

隋军抵达辽东城时，面对的是一个金城汤池般坚固的城市。战斗经验丰富的高丽人冒死坚守，隋朝几十万大军竟然无计可施。

一个是准备充分、意志坚定，一个是毫无战争心态准备，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在坚城之下受阻的隋军心浮气躁、气急败坏，他们干脆选出三十万精兵，绕过辽东城，直取平壤，希望与海军会合，一举攻破敌国心脏。老谋深算的高丽人将计就计，不断诱敌深入，佯装失败，然后趁隋军渡清川江时发起总攻。隋军大溃，各路军将争相逃命。回师途中，隋师粮草尽失，在高丽追兵的追赶之下，病死、饿死、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战后清点，渡过辽河的三十五万隋军，回到了辽河以西的才两千七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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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因为毫无心理准备而更难于承受。望着回程道路两边逃兵们扔下的军服辎重和枕藉不断的死尸，杨广神色恍惚。一直回到涿郡，他也没有回过神来。

他被这次意外打晕了。自从懂事起，他就没有尝到过失败的滋味。他不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失败”这个词，更没想到这个词会砸到他头上。一连半个月，他不言不语，每天躲在自己的大帐里，也不召见大臣。

最让他忍受不了的是耻辱。是啊，古今中外，可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此次出征，隋军不仅挟带了规模庞大的军乐队，更邀请了数个外国藩王随军观战。杨广希望用一次轻松的胜利来证明帝国的不可挑战，没想到在世界面前，他败得如此难看，如此狼狈！对那些屏息静气观看着这场大戏的臣民们，他更不好交待：他这个“一贯正确”、“英明伟大”、“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伟大皇帝，怎么会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

他有点害怕见到这些外国藩王，他总觉得他们的眼睛里含着嘲讽。甚至面对自己的大臣，他也感觉他们的神色中潜伏着不恭。有生以来，他已经习惯了颂扬声，此时他才平生第一次尝到了耻辱的滋味。这种滋味是这样难以下咽！

杨广的主要性格弱点在这个时刻暴露出来了：一生顺境中的他没有培养出必须的耐挫能力。在失败的打击前面，他乱了方寸。他就像一个被一拳打倒的拳击手，昏头昏脑地爬起来，什么都没想，又朝对手冲去。他急于证明自己还是一如既往的伟大、光荣、正确，刚才的失误不过是一不小心。

就如同一个著名演员一出场就出了个趔趄，引来一阵哄笑，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全副本领都发挥出来，把剩下的唱腔唱得前所未有的华丽，以挽回自己一个名角的面子。半个月之后，他钻出帐篷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向天下宣布：明年要再次亲征，不灭高丽，誓不罢休！

这个看起来挺男子气的宣言最终被证明断送了大隋江山。在挫折的巨大刺激下，杨广丧失了起码的现实感。火辣辣的耻辱烧灼得他忘记了一切。要知道，这可是竭全国之力准备的一场战争。为了这场战争，帝国国库中的金银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流淌殆尽，老百姓被榨干了最后一滴汗水。他应该静下心来盘点一下国库中的存银。他应该知道，在造成近百万生命损失和帝国巨大财富的浪费后，他得采取一点低姿态，抚慰一下心怀不满的老百姓。要知道，他此时的形象已经不是“百战百胜”、“一贯正确”，而是一个不合格的将军。

然而，杨广却不可能这样做。他无法低下高贵的头颅。他认为自己的错误应该被定性为“疏忽”，这个小小的错误不应该影响自己的“光荣”、“正确”和“伟大”。最主要的错误是那几个率军渡过鸭绿江的将军犯的，是他们没有严格执行自己的指示，擅自冒进，才败得如此惨痛。一回到洛阳，他就命令把那三名将军逮捕，一名处斩，两名削职。为了下一次战争万无一失，他宣布，准备的物资量要高于上次一倍。

听到了这个消息，人们最后一根弦被压断了。在忍耐到了极限之后，再次远征将更沉重的劳役压向民众头上。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揭竿而起。漳南人窦建德、韦城人翟让也立刻响应，一时间大隋天下燃起了二十多处烽火。走投无路的百姓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敢：“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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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地报上来的农民起义的消息，杨广并不怎么在乎。从三国到隋初，政治一直是贵族们的游戏，还从来没有哪场农民起义能够改变历史的大方向。他认为这些起义烽火不过是帝国的癣疥之痒，泥腿子们不可能做出什么大事。所以他只是部署了地方官“加紧剿捕”，要求他们务必在出征得胜回来前把这几处烽火灭掉。

他还是一门心思地准备再次攻打高丽。只有踏平这个弹丸小国才能挽回自己的面子。

大业九年三月，在上次失败九个月之后，隋炀帝又一次踏上了征程。

这次出征本来可以挽救他的命运。再次踏上东征之路的杨广心情还是不错的。好事多磨，成功之酒因为小小的耽搁也许更加醇香。经过痛定思痛的总结，隋军的战略部署更加实际。又一次大加搜括之后，隋军待遇优厚，粮草充足，士气也颇高。在辽东城下，他们又一次遇到了高丽的固守。不过这次隋军是有备而来。他们造了百余万个布袋，装满土后，堆成高与城齐的大道，辽东城指日可下。此时，另一支大军突进到了鸭绿江边，海军也齐集东莱海角，高丽“国势日蹙”，已到危亡之秋。杨广终于放下心来，在辽东城下诗兴大发，作了那首逸兴遄飞的名篇《白马篇》，以志此行：

然而就在高丽国内人心已乱，大隋彻底一统手到擒来之际，忽然一骑飞尘，六月二十八日中午抵达了辽东行营，向杨广报告：

贵族杨玄感在河南叛乱。关陇勋贵子弟多人从叛，兵力数万，直趋东都。

从气喘吁吁的使者嘴里吐出的每句话都像一支利箭，射入杨广的心脏。豆大的汗珠瞬间在他的额头上冒出来。

他一秒钟也没有耽误，立刻命人下诏：“六军即日并还。”

退军令秘密而迅速地下达。当天夜二更，隋军一百万大军，停止了连日一刻不停的猛攻，放弃马上就要到手的果实，放弃堆积如山的军粮、帐篷、物资、器械，如同一股正在激烈拍打城墙的狂涛，突然向西方回流。几乎已经要放弃抵抗的城头的高丽军人看见这一奇观，一时回不过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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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农民起义的消息对杨广来说不过是耳边嗡嗡叫的蚊蝇声，那么杨玄感造反的消息则是晴天霹雳。杨玄感非寻常人可比。他是前宰相杨素之子，现任柱国将军，袭封楚国公，屡掌朝廷重权。这个人公开造反，并且招徕了大批勋贵子弟，这证明贵族势力已经向他发起了正面挑战。那个盘踞在他心头多年的担心终于出现了。

和父亲杨坚一样，杨广经常做的一个梦是在宫廷之中，被几个手持刀剑的贵族追杀。在贵族政治中成长起来的他从小见了太多的内部倾轧、流血、阴谋、政变。登基以来，杨广时刻也没有放松对政治反对派的警惕。为了防止反叛，每次巡游他都要把几乎所有政治反对派以及握有重权的权臣带在身边，并且率领巨大的军队。他深知贵族们依然拥有强大的力量。

事实上，维护统一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击贵族力量。大隋王朝的父子两代皇帝都为此殚精竭虑。因为担心自己死后天下重新陷于分裂，杨坚晚年进行了几次政治大清洗，对贵族势力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开国功臣被驱逐或杀戮净尽，领导层几次大面积更换。由于杨坚猜忌过甚，手法粗糙，让许多人感觉刻薄寡恩。上层贵族由此表面噤若寒蝉，实际上却涌动着不满的暗流。

杨广明白父亲的苦心。不过，在他看来，一个皇帝完全可以当得不这么辛苦、阴沉、劳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完全可以更仁慈些、明亮些、优雅些。即位后，杨广同样在削弱贵族势力方面花了大量心血。与父亲不同的是，他认为，最关键的措施应该是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

承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的余韵，隋朝初年的贵族与平民，仍然是两个世界。贵族子弟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平步青云。那些世家大族世代把持着绝大部分政治资源，出身贫寒的英俊之士绝无进身之路。“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的情景比比皆是。在即位之初的大业元年，杨广推出了他诸多政治发明中的最有名的一个：科举制。科举制打破了门第、地域、年龄界限，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和一定的竞争性，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现代、非常理性的产物。这一制度启动了门阀贵族势力消失的大门。大业五年，他又“制魏周官不得为荫”，使那些无功受禄的关陇贵族的子孙不得再门荫得官爵。

相比父亲，他的手段当然更隐蔽，也更有效。然而，打击贵族还是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直接的后果是上层贵族分成了两派。那些在新天子时代得到新天子重用的大臣们是坚定的保皇派，但是隋文帝时代的勋旧老臣及其子孙大多数已经成了杨广的坚定反对者。因为不但他们旧日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被剥夺殆尽，并且子孙后代也失去了把家族的基业传下去的可能。在社会上层暗暗酝酿着一股反对隋炀帝的势力，并且随着征高丽的失败，如同种子找到了裂缝，一下子钻出了地面。这就是杨玄感造反的真正动因。

最怕的事还是来了。杨广对贵族的造反早就有心理准备，只是没有想到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发。他的反应十分迅速。他一边火速撤军，一边不断发出种种指示，调动各地兵马对杨玄感进行围剿。

在大业九年，杨广的政治威信虽然已经因为征高丽失败有了重大损失，然而和大业十几年的情况还是不可同日而语。隋帝国的各路重臣得知杨玄感造反后，不待杨广命令，即纷纷起兵讨逆。虽然杨玄感吸引了近十万各路农民军前来投奔，但是这些农民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不足依靠。所以杨玄感起兵不过一个月，就被消灭，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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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涿郡的杨广看到驿报，心中的石头算暂时落了地。平叛如此顺利，使他甚至开始后悔自己班师太速了。如果早知道如此，他完全可以在辽东再坚持十天半月，那样高丽此时也许已经被荡平，千古伟业已经成功了！

杨玄感的起兵虽然在军事上威胁不大，在政治上却意味着严重的后果。杨玄感公开宣称杨广是昏君，在起义誓师时宣称：“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杨玄感罗列了他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的种种失政之处，宣布要“废昏立明”，这使他的统治威信又一次巨大下滑。而几乎耗尽了举国之力的高丽战争再一次失利，令随军的各国藩王又一次窃笑着而去，让他上一次丢了一半的面子这一次几乎彻底丢光。更主要的，这是政治高层当着全国臣民和四境边夷的面的公开分裂。帝国的政治伤口袒露在世界面前，必将给中国带来巨大危险。

不习惯失败的杨广错误地理解了“愈挫愈奋”的意义。他内心的脆弱以坚强的形式表现出来。连续两次挫折，使杨广忘掉了其他一切，就像一个快输光了的赌徒，一门心思都集中在如何翻本上。赌徒们的视野都是比较狭窄的，他们只看得到赌桌大小的范围，看不到金盆洗手后生活的其他可能性。虽然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经烧得大隋天下体无完肤，各地军报在大殿的桌子上越堆越高，杨广还是变本加厉地准备起第三次东征。如果他能仔细思考一下杨玄感对他的指责，那么他的命运还有挽回的希望，因为杨玄感对帝国政治的病灶判断得很准，然而杨广却根本不愿意回想这个逆臣的那些狂悖之词，他不相信别人会比他英明。他坚持自己的判断，认为是征高丽失败，才带来这一切后果，因此只有征服了高丽，他就能挽回声望、挽回民心、挽回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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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第三次东征丝毫无益于杨广的威信。

连续的远征使隋军失去了锐气。杨广也感受到了身后这支庞大队伍的疲沓。连他自己都感觉到这次东征的勉强，就像一个老男人面对同一个夜晚里的第三次做爱一样。更令他难堪的是，这第三次还是他为了证明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一边前进，他一边担心粮草供应问题，他知道，国家已经被他搜刮得差不多一干二净了。

幸好高丽人也感到害怕了。毕竟两次大战已经把这个小国的国力消耗得近乎空竭。上一次那千钧一发的险境更让他们后怕不已。隋军一到，他们就派人前去和谈，希望能以一次认错换来和平。

如果是在前两次，杨广绝对不会同意，他一定要跃马大同江，踏平三韩地，才能心满意足。然而，此时，闻听高丽使者来求和，他心中却不禁升起一丝暗喜。连他自己都为这丝暗喜感到羞耻。

谈判的结果是，高丽认错，隋军班师。

整个大隋帝国终于可以开始准备那个期待已久的庆功仪式，然而所有的大臣都忙得面无表情，因为都知道这个胜利是怎么回事。金光门外盛大的凯旋式是大隋帝国开国以来举行得最没精打采的仪式。

第三次东征的结果只有两个字：“难堪。”原来强大富庶的帝国被折腾得家底一空，元气大伤，伤痕处处。老百姓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家徒四壁，一无所获。

然而，这似乎只是一个开头，“难堪”挤开了门缝，就一个接一个地涌了进来，让杨广目不暇接：

在从涿郡（北京）回东都的路上，杨广的御驾遇到了农民起义军的抢劫，精神涣散的御林军被农民军冲散，天子御马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这群乌合之众抢去四十二匹。

就在凯旋式举行了一个月之后，隋炀帝召高丽入朝，不料高丽根本不予答复，三征高丽彻底成了笑话。

在杨玄感叛乱后，全国各地豪强及农民起义的烈火如同被浇上了一桶汽油，忽的一下子高涨了起来，几乎达到了无郡无兵的程度，义军们纷纷抛出檄文，对他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这些檄文不胫而走，在帝国内广泛传播。

天下大乱之际，强悍的草原民族也开始试探着挑战隋帝国的权威。因为边境不靖，杨广在大业十一年八月再度出巡塞北，不料在山西雁门，遭遇突厥南下。猝不及防的十几万宫廷后妃及百官侍从被围在雁门城里，差一点成了突厥的俘虏。

自从征高丽回来后，杨广就像一个救火队员，四处扑火。一连串的打击让杨广有一些回不过神来。他不明白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正在兴致勃勃建筑着自己的大业金字塔的他，为什么会在砌最后一块砖时从金字塔顶失脚滑落下来，落入这样难堪的境地？为什么一直一帆风顺、万人爱戴的他现在变成了天下万民嘲笑的对象？他艰苦卓绝的奋斗换来的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结果？

被围在雁门、又一次在全国人面前丢光脸面的这一刻，杨广第一次惊觉：

自己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在皇帝排行榜上排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而是帝国能不能在自己手里保住的问题！他突然发现，那个从他出生起就一直伴随在他身边的幸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永远离他而去。那曲一直演奏得辉煌盛大的交响乐在一度转成低沉压抑之后，现在居然不断滑音和跑调，使一场演奏会变成了滑稽戏，正襟危坐的观众们忍俊不禁。他原以为自己是上帝的宠儿，没想到上天对他如同对万物一样不过视为刍狗。他原以为他的幸运是上天无偿的赐予，不想原来却是利息沉重的债务，要他一一用不幸加倍偿还。他原来一直以为上天赐给他的是古往今来最幸福的人生，哪知中途剧情骤转，看来他的人生很可能变成一场彻底的悲剧。

上天，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惩罚我？这个以“刚毅”闻名的皇帝终于绷不住劲了。被围在雁门的他，当看到幼子杨杲被城外飞来的箭头吓得发抖时，惭愧、悔恨、委屈一时袭来，当着挤在临时朝堂里的大臣们的面，他一把抱住小小的杨杲，号啕大哭，声达户外，哭得“目尽肿”。人们一时不知所措，所有人都是头一次看到了杨广的眼泪。他是哭自己保护不了孩子，还是哭自己这几年的不顺利？

就在皇帝号啕大哭的那一刻，他的大臣们已经看清了这个号称天纵圣明的政治家，骨子里毕竟还是生长于深宫之中妇人之手的贵公子。虽然聪明无比，但是毕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风霜磨炼，缺乏承担大业梦想的坚韧顽强。包括李渊在内的诸多贵族已经摸透了杨广的底细：起兵的时候已经到了，看来皇帝又可以轮流做了。杨玄感失败，是因为第一个出头的椽子必然烂掉。但是，如果是第二个、第三个，那可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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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运的一次又一次打击下，杨广的性格中的负面因素暴露得越来越多。

大业十二年元旦，大隋朝堂上已经见不到一个外国使臣了。这与大业五年诸国使臣云集洛阳的场面形成强烈对比。甚至各地的官员来得都很少，原因是各地农民起义阻隔，许多大臣们没法赶到首都。这是杨广过的最冷冷清清的一个年。

眼看着自己竭尽全力辛苦建立起的雄伟大业像个豆腐渣工程一样稀里哗啦地倒下，杨广的心气也随之散了。

事实上，虽然东征高丽失败，但是杨广的命运还远远没有到灭国的边缘。

农民军的战斗力相当有限。虽然号称四十八家之多，但他们一直没能联合起来，甚至都没有能力出省作战。如果杨广潜下心来，痛定思痛，励精图治，力挽狂澜，他还是有能力在政治高层闪展腾挪。只要能防止贵族们纷纷起兵，维持住帝国政治的平衡，隋军还是有能力消灭各地农民起义的烈火。这样，虽然大业已去，但是他毕竟还能安享富贵尊荣，在历史上以平庸之主收局。然而他却没心思去做这些了。

他原本是一个极其心高气傲的人。他的自我期待是一个将要绘出世界上最完美图画的绝世艺术家。因此，当这幅图画失败了，他怎么还有兴趣在它上面修修补补，把老鹰改画成一只乌鸦，以求卖几个钱花花度此一生？

艺术家的性格决定了他将走极端。不做最好，就做最坏，他唯一忍受不了的是平庸。他，一个原本打造传世金碗的大匠，此时不屑于去做为口奔忙的锔碗工。做不了千古一帝，他也没有心情去做一个辛苦维持的平庸帝王。

因此，在眼看天下分裂，自己在皇帝排行榜上不可能有名次之后，杨广有点破罐破摔了。命运已经不是原先许诺给他的命运，前途也已经不再是预想的前途，他对上天从感激变成了抱怨，他像一个没有要到糖吃的小孩子一样躺在地上，不想起来。在大业十一年雁门被围之后，我们看到他与以前判若两人。连续的打击使他那贵公子娇嫩的神经受到了不可避免的伤害。从大业八年以后，杨广“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摇抚，乃得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他对治国有点心不在焉。大业十一年前，他每天上朝，每日都在处理公务。大业十一年后，他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虽然天下越来越乱，他自己也危在旦夕，他却鼓不起心气去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他对政治越来越松懈，越来越放任。甚至，对自己的生命，他也有点三心二意，不那么周密地去考虑。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原本不喜欢饮酒的皇帝领略了美酒的好处。他下诏命各地官员供献本地名酒，自己一一品尝，定出高下。他醉酒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在长乐宫独饮大醉后赋了一首五言诗，诗文今已失传，只留下最后两句：

杨广已经不再是那个双肩担起大业，只手擎起乾坤的杨广了。“气可鼓不可泄”，心气已消的他放弃了自我，投身到无边无际放任自流中，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只听任生理欲望控制自己、填充自己、遮蔽自己。既然命运是由上天控制，既然上天说给就给，说不给就不给，那么一切由上天决定吧！他其实是在向上天撒娇。在冥冥中，他还期望上天那神秘的力量什么时候能再光顾他，把他推出失意的泥淖。

眼看着皇帝越来越颓废，政治越来越混乱，昔日贵族们摩拳擦掌。从雁门之围后，北方草原上的马匹价格一路飙长，以唐国公李渊为代表的各地贵族纷纷招兵买马。大业十三年，他们感觉时机已经成熟，隋鹰扬郎将梁师都、马邑富豪刘武周、金城富豪校尉薜举、唐国公李渊、武威富豪李轨、萧梁子孙萧铣、江都通守王世充等手握重权的大臣不约而同，纷纷起兵，割据一方，众多世族亦加入其中。

在闻听昔日贵族全部起来后，杨广的意志完全崩溃了。一直到死，杨广都认为他的真正敌人不是农民起义军。这些农民军不过是贵族们政治游戏的前奏和引子，真正的政治军事方向，最终还是得由贵族来把握。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判断。正如参加了隋末起义的魏徵在《隋书》所说：“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识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师用兵之势！但人自为战，众怒难犯，故攻无完城，野无横阵，星罗棋布，以千百数。豪杰因其机以动之，乘其势而用之，虽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将，连踵复没，莫之能御。”隋末三支实力最雄的农民军都难以和这些贵族军阀相抗衡，一旦交锋即土崩瓦解。瓦岗军失利于王世充，河北军被李世民一战而击溃，江淮军降于李渊，后虽又起兵亦旋即败亡。在隋末乱局中，最终还是贵族们得到了传国宝鼎。

杨广深知大势已去，不过他还不想死。他决定南逃。毕竟他即位前曾经在江南经营了十年，别处烽火四起，这里还算安静。做不了千古一帝，那么就干脆在秀丽的江南风光中了此一生吧！在国家一片混乱、大势岌岌可危之时，他却调集十郡数万兵力，在江苏常州一带为他建造宫苑，周围十二里，内为十六离宫，虽然比洛阳宫苑规模要小，但“奇丽过之”。

到过江南之后，杨广一头钻进离宫之内，万事不管，整天饮酒为乐。他把他的过人的聪明用来发明各种新奇的玩法上，其中最有名的一种玩法是广派宫人四处去抓萤火虫，得到数斛之多，装于布袋之中，夜里外出游玩时一齐放出，“光遍岩谷”，十分瑰丽。他命官员大量为他进奉民间美女，分为百房，每天由一房做主人，饮酒赋诗，以为笑乐。在天下水深火热之际，别人都是强颜欢笑，只有皇帝似乎真的乐在其中，诗酒会中，他做了数组颇为清新雅致的小词，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如下： 

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杨广内心其实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这个残缺的、不完美的、与自己的期望已经大相径庭的生命让他不再珍视；另一方面，他体内的欲望却依然强盛，他的感觉依然敏锐，他对生活中每一点滴的甜美都依依不舍。那个励精图治者变成了及时享乐主义者，他把自己剩下的生命目标定位为体验快乐。他经常“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倓与钜、皛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罢朝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殽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皛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

不饮酒时，他常穿起短衣短裤，策杖步游，遍历台馆，细斟细酌每一处景致，直到天尽黑才止，“汲汲顾景，惟恐不足”。他知道，命运留给他体验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把在长安时候就一直放在案头的名贵铜镜他带到了南方。他有时依然会揽起它。虽然已经五十岁了，可是这个人头发依然乌黑，眼睛仍然明亮，与众人相比，仍然是那么出众！很显然，这个与众不同的生命依然会以与众不同的形式抵达终点。他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道：“好头颈，谁当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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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时刻准备着死，但说实话，当自己手下的卫兵闯进寝殿时，杨广还是感觉有点吃惊。

他的禁卫部队实在是等不下去了，他们不得不叛变。来到江南后，大臣们屡次试图劝谏杨广振作起来，就像前些年那样励精图治。那样他们还有可能重新控制住局势，大臣们的前途和命运还有可能重写。他们相信杨广有这个能力，也相信天下大势还有可为。

他们弄不明白皇帝为什么如此颓唐。他们百般劝解，皇帝无动于衷，仍然沿着自己的方式，以加速度向灭亡滑落。皇帝对生命不感兴趣，他们可不想做殉葬品。在彻底灰心了之后，他们终于痛下决心，除掉这个成为累赘的皇帝，自救图存。

大业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全副武装的卫队闯进宫中，把杨广从床上拉起来。他们牵来一匹战马，令杨广骑上，把他押去朝堂。

睡眼惺忪的杨广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显得紧张。他看着那匹战马，问道：“这是谁骑的马？马鞍子太破了，我怎能乘坐，给我换一副新的！”

昔日的侍卫给他找出了宫中最华丽的一只马鞍换上，他才上马。在朝堂之上，叛军召进刽子手。看着刽子手手中的刀，杨广喝道：“无知小人！诸侯之血入地，尚要大旱三年，斩天子之首，你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拿毒酒来！”

昔日的部下乐于执行天子最后的命令，他们四处去寻找毒酒。但是不巧，找遍宫中，也没有找到。人们只好给了他一根白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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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掉了皇帝，人们这才发现，把他埋到哪里是个问题。自秦始皇以来，历代皇帝都在即位不久即耗费巨资，给自己修筑巨大坚固的墓地。只有杨广，虽然耗尽举国之力修筑了各项留传千古的大工程，却一直没有腾出时间修自己的墓地。在励精图治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到“大业”上了。

武德年间，继承了大隋江山的李渊和他的大臣们感觉应该给杨广总结一下。他们送给了他“炀”字作为谥号。当初杨广送给陈叔宝这个字的时候，绝对想不到历史会出现这样幽默的巧合。不过李渊他们对于前主人的感情毕竟是复杂的，这一个字无法完全表达。他们从江南离宫的一个套院里找到了杨广的尸体，把他改葬到了扬州雷塘。之所以选择这里，也许是因为他修建的大运河（邗沟）正在此处静静流过。长眠在大运河畔，静听河水轻轻拍岸，人们希望奔忙了一生的他能睡得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