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高（1933年9月－2010年12月28日），江苏苏州人，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3年8月9日，程维高因严重违纪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并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但并未发现程维高负有刑事责任，保留了其副省级待遇。2010年12月28日病逝于常州，终年78岁。

程维高，一个远离公众视线多年的人物，2010年12月28日，在常州退养7年之后，因病去世，享年78岁。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能回忆起这位当年的京畿大吏，在他的任上，究竟做过哪些具体事情。唯一能让民众留下印象的，是中纪委对他退休后的处分：开除党籍，撤销正省职级待遇。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被开除党籍的省委书记，尽管被定性为“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自恃位高权重，目无党纪，独断专行”，可是，程维高并没有因此锒铛入狱，中央还为其保留了副省级干部的待遇。

程维高故后，不少人撰文纪念，言辞真切，怀念之情溢于言表。在其政治生涯起步的常州，人们更是对其“颇具感情”。可是，作为一个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在一时一地得到公众肯定，是不够的。

2023年，有着“河北第一秘”之称的李真案发，及至程维高被处分，3年多的时间里，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却独独缺失了程维高的声音。

即使一个死囚，他也应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与权利。不过，在中央对其定性“违纪”这一大背景下，在其两任秘书贪腐、子女涉案的情况下，他的“声音”无端消失了。

于是，在公众的眼中，他几乎被塑造成大肆贪腐而又未受到惩罚的高官代表。一个令人慨叹的细节是，其死后，互联网上充斥着对他的指责与谩骂，言语之尖刻、咒骂之肮脏，令人侧目。

事实是，晚年的程维高，在不断地反思，反思自己的为官历程，反思自己当年的言行，当然，还包括反思中国的政治制度。

他曾说，“我是很霸道。但是，这一切都要放在政治体制上来观察。这个体制让我有权力霸道，但是，现在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申诉、去说明自己的冤屈啊。”

他周围的朋友说，晚年的程维高想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无人倾听。无奈中，他只能在自己的名片上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程维高”，在送亲友的贺卡上写道：“一生大起大落，我无愧于人民……中纪委主要负责人托人给我讲，处理我是从严治党的需要。”

在其亲笔撰写的近20万字的回忆录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位争议高官对往事的回顾，也看到了省级政治生态的复杂与多变。有人说，“对这一层级的政治，我们仍没有认知能力，在由人际网络构成的‘阴谋论’的叙事结构里，什么样的材料，你都会发现并不可靠。”

事实上，通过程维高这个未被媒体披露的窗口，我们有更多角度来打量这个人，窥见一场由官场矛盾引发的故事，足矣。

1

程维高的不平之气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直接诱发了他对过往几十年宦海生涯的反思。

提起程维高，76岁的张佩斐眼中泪花闪动——2010年12月28日，她相濡以沫多年的老伴、充满争议的京畿大吏——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在常州中医院，走完了78年的人生历程。

“走得很突然，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张说，从9月起，程维高就因肺部肿瘤恶化，住进医院，在病榻上辗转3个月之后，终因化疗加上白血病、糖尿病等多病因导致脏器衰竭，撒手人寰。

追悼会上，程被河北官方(据称经过中组部审定)盖棺定论：“在河北工作期间，他不断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的强烈意识，积极进取，雷厉风行地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为河北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到人大工作后，程维高同志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坚持完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真依法履行职责、提高立法质量、强化监督工作实效、加强机关队伍建设、推进全省的民主法治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很多人为程送去了花圈，包括一位原国务院副总理。而程的一位在常州的老领导，特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当场焚烧——风风雨雨几十年，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地方，安心地去请教马克思吧！

常州，作为程维高起步之地，终成他的长眠之乡。

2

由于程突然离开石家庄，河北主事者十分惊慌，他们认为程有潜逃国外的可能，于是立即派人追至常州。

程维高是2003年1月从石家庄回常州的。彼时，一场由“河北第一秘”李真引发的舆论风暴正值高潮。

在很多媒体的叙述中，程“连夜离开石家庄”，几乎是落荒而逃。“事实上，我们当天早上出发，走了9个小时才到常州。”张佩斐说。

归途并不轻松。

程维高生前回忆，2002年春节以后，他开始为省人大主任即将卸任后的生活做安排。在河北当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是“受苦受难的13年”——“前9年工作还算过得去，但也是极度艰辛，欢乐少、烦恼多，后四年一直都在被审查的环境下生活。”

“整整四年多，我被许多人看成是党内腐败分子、经济犯罪的嫌疑人，决心在卸任以后，不再在河北多呆一天，立即离开河北——2003年1月10日，省十届人代会一开幕，我既不是代表又不是主席团成员，我就回到了常州。”

甚少有人知道，早在2002年11月，纪委部门即找到程，宣布“对其核对问题，不要离开石家庄”。

现在，他“擅自离开石家庄”，于是，在其回乡十多天后，纪委便赶到常州，劝其“仍回石家庄、进一步核对问题”。

程维高拒绝了这一要求。他的理由是，“常州不仅生态环境好，更重要的是政治环境好，常州的朋友是琢磨事，不琢磨人。”

后来，纪委相关部门不得不认可了他这一既成事实的行为，但同时又告诫：“希望你不要离开常州。”

河北省政府办公厅一位退休厅级干部向本刊记者描述，由于程突然离开石家庄，河北主事者十分惊慌，在他们的观念中，程的儿子程慕阳滞留加拿大，那么，程也有潜逃国外的可能，于是立即派人追至常州。

在常州的家中，相关部门“前后三次”、“组织了队伍”，对程维高“进行面对面的调查与核对”，重点问题是：李真是怎么调动、提升的？吴庆伍怎么下海到香港定居的？程慕阳经商一事；郭光允劳教一事……

2003年8月8日，一切尘埃落定——“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

最终，尽管心中“有不同意见”，但面对中央的决定书，程维高还是签下了“服从中央决定，感谢中央对我的关心”这15个字。

随着时间的流逝，程维高慢慢也想开了。人生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还有什么好争的呢？渐渐地，他的兴趣转入历史和装修家园之中。

程维高的不平之气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直接诱发了他对过往几十年宦海生涯的反思。他的多年老友陈源潮回忆，刚回常州的那段日子，程维高大部分时间闭门不出，很少和外界接触。

一次，他女儿给其房间买了个漂亮的吊灯，没打招呼，就装了上去。结果，他大发雷霆，“像鬼火一样暗，你让我怎么看书？！”“火发得莫名其妙，其实灯真的很漂亮。他内心有纠结，无法释怀。”他的一位朋友说。

当老朋友找上门，那种逆境中的感动，他溢于言表——“有一天，下雨，我去找他，没想到，他已撑着伞，在路口等我了！”陈源潮说，雨中等待的程维高，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

《常州日报》的记者沈向阳和程维高是忘年交。有一次，沈向阳在老鬼著的那本《母亲杨沫》中，发现了这样的情节：杨沫为给抗战时期的堡垒户王汉秋平反，四处奔波，最后找到程维高那里，程批示予以复查。

书中，程维高的批示清晰可见，而当沈向阳向程维高说起此事时，程维高已记不大清楚了。但看见老鬼能在正式出版物上秉笔直书，他甚感安慰——“老人眼含泪花，嗫嗫连声：‘你请他来常州玩，麻烦你，一定要代表我邀请他’！”

陈源潮回忆，在回常州初期，程维高无法平复自己心头的不平之气。尤其是中纪委的处分公开后，媒体大加报道，周围的朋友多给予他同情、劝慰之言，更加重了他这种感觉。

一次，陈源潮、程维高和几个朋友一起，到皖南游玩。席间，谈起被处分之事，程又流露出不满之意。陈没有像惯常那样劝慰，而是斥责：“处理你是应该的，中央将河北交给你，结果你兵败。不该吗？！”

程维高表示出惊诧。

陈源潮接着分析：“你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多年，一帆风顺，身上带有毛时代的痕迹，又有改革开放初期敢想敢干的强人风格，是一个过渡型干部，进入河北，还按照过去的思路开展工作，不失败才怪！”

听了朋友的痛批，程维高半晌无言，后来才回应：“你让我回屋想想。”第二天，他告诉陈：“你讲的还是有道理的。”

“虽然他认为我讲的有一定道理，但依照他的脾气，他认定了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服输的。”陈源潮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2006年中纪委又宣告“没有发现程维高该负刑事责任”后，程维高“慢慢也想开了，人生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还有什么好争的呢”？渐渐地，他的兴趣转入历史和装修家园之中。

一年春节，他心血来潮，让朋友给他讲清宫十三朝的历史，当有朋友讲到左宗棠带着棺材打新疆，他“一动不动地听着，眼珠子瞪得多大”。那时候，他才知道，《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是他的常州老乡。这让他感慨：历史了解得太少，读书读得太少！

帮助其写回忆录的清华大学毕业的“老王”说，程维高常冲人发火，脾气耿直。可是，从他2005年与其接触后，五六年时间，程维高从未向他发过火。相反，当程的司机因为看人们都喊“老王”也跟着喊时，被程大加训斥。

基于这个语境，谈起共事多年的高官们，程维高说他佩服的一位是原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究其原因，是杨搬家离开河南的时候，程维高发现他车上装的全是书——他认定杨是一个读书人。

4

回到常州后，程维高一度找其商量房子的命名。最后定为“愚园”，自嘲愚笨的意思。

程维高的生活慢慢融入常州老人的行列。张佩斐介绍，从政多年，没有了相关部门汇报情况，程维高依然保留了关注国家大事的习惯——每天早饭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浏览新闻。

作为从政五十多年的官员，程维高常说的一句话是：“我16岁参加革命，我们党、我们党……”和他相熟的沈向阳调侃他：“不是你们党了，是我们党！”程略一脸尴尬，随即大笑：“对，是你们党！”

“他和几个外孙一起做游戏，两个小孩在那里打闹，他就像个裁判员。那一刻，他特别的悠闲、放松。”沈向阳说，在他的印象中，从未学过高等数学的程，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在人际关系上，我做模糊数学，干事上，我喜欢微积分”，意味深长。

离开河北后，至死，程维高只去过河北一次。那一次，让他心中甚感不快——住在宾馆的两天，有部分朋友来拜访，更多的是避而不见。一位晨练的老人，认出他是程维高后，和他热情拥抱。这让他唠叨好久。

14年的河北为官，他无法忘记这个地方——朋友一起喝酒，他只让喝河北的板城烧；逢年过节，他会拿河北的大红枣送人。

他下午常去大众化的浴室泡澡，一泡一个下午，几元钱一张门票的那种浴室，和退休下来的老头们聊天、侃大山，自得其乐。

晚年他的另一个爱好，则是延续了当年常州建委主任时期的毛病，折腾房子——“这里放一个石头，那里挖一个鱼池，甚至连房屋外墙，他都去参考很多园林的建筑样式，费了不少脑筋，亲自画图纸。”

他的邻居吴先生说，从其搬进小区，几乎每年都能看到程维高在对房子进行改造。起初，房子风格是河北的，中间，改为白色的南方样式，最后，程维高将其彻底修成了江南的园林。

老友陈源潮回忆，回到常州后，程维高一度找其商量房子的命名，最后定为“愚园”，自嘲愚笨的意思。

“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修园他也是在修心。”陈源潮说。

2008年春节前后，在北京301医院，程被查出患有肺癌，心情十分沮丧。闻讯前往的陈源潮劝其不必畏惧，保守治疗看看，“将肺癌当宠物养”。听到此言，程又发怒了：“胡说！肿瘤就是敌人，怎么可以当宠物养？！”

在北京、上海几番检查后，医生们的建议是：不开刀，保守治疗。这也促成程维高进一步反思当年的做法，“哪里有非此即彼的敌人，当年自己工作狂的风格，是否忽略了下属们的利益呢？”

去世16天之前，电话中，似乎受到一些刺激的他，声音很大：“没有司法独立，社会哪里会得到公正？！”

退休后，在很多常州朋友眼中，程维高依然性情耿直、直率敢言。沈向阳说，他曾问程维高一个问题：“你告诉我，在现有体制下，一个省委书记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副厅以上的领导干部，你个人能不能说了算？”

程维高的回答是：“绝对没有问题！我要看中了谁，一般操作是这样的，把组织部长叫过来，说我上一次在某某地方见到那谁，感觉他思路不错。其他都不要说，这个话朝这个地方一落，马上组织部会按照干部任免的程序去考察，然后会拿到常委会上来讨论。”

2001年，李真案发，媒体大幅报道，程维高曾亲自写出3万字的材料，上呈中央领导，指出某周刊报道中“有15处地方失实”。被反驳后，通过中间人，他又与该周刊主创人员在石家庄协调。再往前一些，1999年，中央“三讲”巡视组到达河北。有人向巡视组反映他的问题，他选择的不是座谈与协商，而是上书中央、直陈不快，直接激化了和“三讲”巡视组的矛盾。

在事后的回忆文章中，程维高被其定性：“(程维高)歪曲河北三讲教育的情况，拒绝领导和群众的帮助，坚持错误，以恶人先告状的卑劣手段，形式上对抗巡视组及广大对他提意见的干部、群众……”

多年后，程维高自己也在痛苦地反思，认为自己“不够圆滑”，如果违背性情说一些套话，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但更让他痛苦的是，他无法拿捏，究竟“是要做人的圆滑，还是要做人的忠诚”？

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做人比做官要紧。他说，我宁可这样了。

于是，曾和他在石家庄见面的某周刊记者，2005年赶到常州与他对谈。他先是介绍自家别墅的由来，再直接跳到民主问题，让该记者“颇觉意外”，因为，这与他对程维高的想象“相差太大”。

记者的问题也直截了当：“我在河北采访，多数人都认为你比较霸道，并不民主啊！”程并未表现出恼怒，回答得也颇坦诚，他说：“是！我是很霸道。但是，这一切都要放在政治体制上来观察。这个体制让我有权力霸道，但是，现在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申诉、去说明自己的冤屈。”

那段时间，程维高自制了一张名片，上面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程维高。熟悉他的沈向阳感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心里的压抑，且在有限的范围内，真的很可怜。再后来，江苏有媒体对他进行报道，他认为报道不实，起初要打官司，后在朋友劝说下，再次给中央领导写信，以求公道——“作为一个公民，我还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吧。”他这样说。

当然，石沉大海。

2007年春节前后，心血来潮的程维高，自制了一张贺卡，散发亲友，上面写道：“一生大起大落，我无愧于人民……2003年中纪委认定我违纪，主要错误是‘独断专行，对于李真犯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纪委主要负责人托人给我讲，处理我是从严治党的需要。”

2008年春节后，由于肺癌的缘故，程维高开始经常和医院打交道。较真的性格依然处处体现。一次，医生开的药方中，有一味中药说有毒性，他就拿去化验，看毒性究竟有多大。结果，消息传到医生那里，很多医生不敢再给他看病。

2010年12月12日，他去世16天之前，在上海瑞金医院病床上的他，给常州的一位朋友打去电话。电话中，似乎受到一些刺激的他，声音很大：“没有司法独立，社会哪里会得到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