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爽, 董德尚║IFVI影响力核算一般方法论2号：测量与评估

一、引言

2022年成立的国际影响力估值基金会(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Valuing Impacts，IFVI)的目标是制定一套全球适用的影响力核算方法体系，用来衡量和评估企业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与可持续信息披露准则不同，影响力核算是将企业行为对社会与环境的影响货币化，使不同维度、不同性质、不同量纲的影响具有可比性。

IFVI的影响力估值方法论包括三个层次(详见图1)，第一层为一般方法论(General Methodology，GM)，第二层为通用议题方法论，第三层为特定行业方法论(Industry-specific Methodology，IM)。需特别说明的是，仅当无法开发跨行业的通用议题方法论时，才开发特定行业方法论。截至2024年10月，IFVI发布的一般方法论有两个，其中《一般方法论1号：影响力核算概念框架》(General Methodology 1：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mpact Accounting，简称《一般方法论1号》)已正式颁布，《一般方法论2号：影响力计量与估值技术》(General Methodology 2：Impact Measurement and Valuation Techniques，简称《一般方法论2号》)为征求意见稿(Exposure Draft，ED)；发布的通用议题方法论有四个，包含环境议题方法论(Environment Methodology，EM)两个(其中《温室气体排放方法论》已正式颁布，《水的消耗核算方法论》为征求意见稿)和社会议题方法论(Social Methodology，SM)两个(分别是《恰当工资方法论》和《职业健康与安全方法论》，都是征求意见稿)。第三层的特定行业方法论正在进行的是产品影响力核算框架研究，还处于征求意见之前的准备(pre-ED)阶段。关于《一般方法论1号》《温室气体排放方法论》《恰当工资方法论》的介绍，可分别参考张为国等(2023)、胡煦等(2024a)和胡煦等(2024b)的研究。

2024年2月22日，IFVI发布了《一般方法论1号》，包括五个部分，分别定义了方法论中的基本概念和核算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概念，明确了方法论的目的、影响力信息质量特征、影响力重要性以及编制相关账户的步骤。其中：第一部分对影响力核算、影响力账户以及影响力信息的定义构成了影响力度量和评估的基石；第二部分阐述了方法论的逻辑起点，即构建影响力核算系统、编制影响力账户、生成影响力信息的最终目的以及影响力信息的使用者；第三部分规定了影响力信息应当符合的质量特征，包括相关性和真实反映两个基本质量特征，以及可比性、可验证性和可理解性三个增强性质量特征，这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制定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2018版)对财务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基本相同，差异之处是财务信息增强性质量特征除上述三个以外，还多了一个及时性；第四部分系统地定义了核算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概念，包括影响力、影响力路径、货币化估值、价值链和利益相关者等；第五部分列出了编制影响力账户的基本步骤。

《一般方法论1号》仅给出了影响力核算的基本概念、定义和原则，没有涉及具体的计量方法和如何将影响力货币化。2024年9月24日，IFVI发布了《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除第一部分的简介之外，《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根据《一般方法论1号》定义的影响力路径(impact pathway)，在其第二部分阐明了对数据的要求和影响力驱动因素(data requirement and impact drivers)，第三部分是对(影响)结果的定义和影响力的计量(defining outcomes and measuring impacts)，第四部分阐述了影响力货币化的方法(monetary valuation)。本文将对《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展开具体分析，并讨论其中的关键定义与方法。

二、《一般方法论2号》的目标

《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第一部为简介，明确了制定本方法论的目的是阐明影响力核算中计量和估值所需的数据要求与方法，以及不同方法所依据的框架、协议和标准。这一部分重申了《一般方法论1号》中提出的一般方法论与通用议题方法论或特定行业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即一般方法论中的任何内容都不能凌驾于通用议题方法论或特定行业方法论之上。这一点与IASB制定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2018版)及具体准则之间的关系保持了一致。一般方法论的目的是为通用议题方法论或特定行业方法论的开发提供指导。在没有发布通用议题方法论或特定行业方法论的情况下，影响力账户的编制者可以使用一般方法论。

简介部分还明确了对影响力的计量和影响力估值过程应建立在影响力路径的逻辑之上，具体分为三个步骤(详见图2)，第一步是识别影响力驱动因素，第二步是结果和影响力的核算，这两个步骤都在影响力路径内，第三步位于影响力路径之外，是将影响力货币化，即影响力估值。这三个步骤是相互关联的，其中一个步骤中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影响其他步骤，因此在某一步骤中对计量或估值方法进行选择时，要综合考虑这一步骤中的选择对其他步骤中数据要求和可用方法的影响，以确保整体的影响力信息符合信息质量特征要求。

三、数据要求与影响力驱动因素

(一)数据要求

影响力驱动因素是指实体的投入和产出，这些投入和产出会导致结果并造成或促成影响。为了编制影响力账户，需收集实体的特定数据。这些数据建立了实体活动与被计量的影响力之间的联系。影响力驱动因素相关数据可能来自企业内部，也可能来自企业外部的价值链。因此，数据收集通常需要实体内部多个部门之间以及实体外部业务伙伴之间的协调。当存在数据缺口时，可以使用建模技术来估计数据。

(二)数据收集和来源

首先，对数据的要求是与管辖区或国际标准要求的可持续性相关披露尽可能保持一致。其次，用于量化影响力驱动因素的数据可以是原始数据，包括从价值链内的客户或供应商收集的数据、来自会计信息系统内部或报告的数据、直接测量的数据等；也可以是二手数据，比如来自审计和其他第三方认证的数据，使用建模技术得出的估计数据，政府或政府间组织的统计数据或报告，行业、贸易团体或劳工组织数据，过去的评估数据，以及同行评审和灰色文献等。除非原始数据不可用或二手数据质量高于原始数据，否则实体内部的原始数据是首选的数据来源。

(三)数据估计技术

当存在数据缺口或数据质量不能满足要求时，可以使用建模技术来估计，即可以使用原始数据或二手数据来估计实体自身运营和价值链的影响力驱动因素。《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提供了六种量化影响力驱动因素的常用技术，分别为外推数据法(Extrapolate Data)、混合法(Hybrid Approaches)、投入产出法(Input-Output Models，IO)、生命周期估计法(Life Cycle Assessment，LCA)、物质流分析法(Material Flow Analysis)和生产率法(Productivity Modeling)。

1. 外推数据法。外推数据法是指针对实体某项活动而制定的数据，并经过调整、放大或定制，使其更能代表正在研究的另外一项活动。外推数据可能需要调整，以确保与特定应用相关。

2. 混合法。混合法结合了不同的建模技术，主要是生命周期评估和投入产出建模，以利用不同方法的优势并克服其局限性。结合生命周期评估和投入产出建模可以将生命周期评估的详细流程分析与投入产出模型的经济范围相结合。与其他建模技术一样，混合法在应用于特定实体时可能会导致不准确。这是因为二手数据来源为行业平均数，它们可能无法捕捉实体特定的特征、流程或技术，需要进行调整以确保与特定用途的相关性。

3. 投入产出法。投入产出模型是一种定量的宏观经济模型，它代表国家不同经济部门或不同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投入产出模型中，一个部门或地区的一个需求单位变动会引发其他部门和地区的需求变化。投入产出模型提供了一种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对整个价值链进行建模。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果反映的是行业平均水平，因此可能需要进行调整以确保与实体的具体应用相关。

4. 生命周期估计法。生命周期评估和社会生命周期评估 (S‑LCA)用于评估产品或服务在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从材料提取到报废，包括处置、回收和再利用)对环境或社会造成的影响。生命周期评估模型和数据库提供商提供了大量标准模型与数据集，反映输入到输出或成果的转化。这些标准数据集可能有助于估计与给定商品、服务或业务流程相关的影响力驱动因素。数据库提供商提供的数据集涉及特定的地理、时间和技术条件。影响力账户编制者在应用数据衡量特定影响力驱动因素之前，应考虑基本假设的适用性。

5. 物质流分析法。物质流分析法是指在一定的系统内，通过追踪系统中特定物质从提取到加工再到处置的过程，估计物质的流量和存量。物质流分析法可用于根据底层建模技术和流程图估算产出。该方法侧重于与环境主题相关的产出，通常用于为生命周期评估数据集构建基础数据。物质流分析法很复杂，需要大量数据，因此应用起来需要大量资源。

6. 生产率法。生产率法是指通过估算资源利用效率来分析系统或实体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该方法可用于估算生产过程的环境产出，包括排放和废物产生。生产率法的结果可能存在很大的测量不确定性，因为该方法的应用是基于行业报告或政府统计数据，得出的结果可能需要调整以确保与特定应用相关。

(四)数据收集要考虑的因素

在选择数据源或选择建模技术估计数据时，应遵循如实反映这一质量特征要求，以确保影响力驱动因素完整、中立、无误。对如实反映的理解应因情况而异。例如，在整个价值链中估算的二手数据可能比从业务合作伙伴处收集的原始数据更完整。再如，数据来源或建模技术的选择不应导致过分强调积极或消极影响，以确保影响信息是中性的。当然，数据，特别是估算数据，不需要在各个方面都完全准确，只要估算值明确，输入合理且可支持(supportable)即可。每种数据源和建模技术都有其局限性与适用程度。当有多种数据源或建模技术可用时，应结合可比性、可验证性和可理解性的增强性质量特征要求来决定可用的选项。例如，应考虑整个价值链中最常用和最广为接受的建模技术，以增强影响力信息的可比性。最常用的技术也可能由于广泛使用而具有最高程度的可理解性与可验证性。

四、结果的定义与影响力的计量

(一)影响力计量基础

影响力计量的目的是了解人类福祉的变化。在IFVI的影响力估值方法论中，通过明确定义结果并用结果的变化来计量实体活动对利益相关者产生的影响。简言之，影响力就是结果的变化。通过吸收同行的研究并评估数据的可得性，《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中提供了使用实体影响力驱动因素数据计算福祉变化的最佳可行方法。在许多情况下，影响力账户的编制者不能直接测量结果或收集人类福祉数据，而是依靠标准化影响力路径。

影响力的计量和评估可以降维成单一的值，即每单位影响力驱动因素的成本。例如，碳的社会成本量化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涵盖了碳排放带来的自然环境变化，并将其货币化。该模型的输出是实体排放的每公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成本。

(二)人类福祉在影响力核算中的作用

影响力路径图中的“结果”和“影响”可以从人类福祉和自然环境的各个方面或维度来定义。鉴于衡量“自然”的内在价值存在困难，《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中的影响力是通过人类福祉来衡量的。影响可分为对人类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自然环境变化对人类的间接影响。目前的方法论只考虑最终会对人类福祉产生影响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通常先描述自然的各个方面，然后再将其与人类福祉联系起来。自然环境状况与人类福祉之间的联系应存在潜在的因果关系。可见，《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对影响力的定义范围采用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则。

(三)人类福祉的定义

就IFVI的影响力估值方法论而言，人类福祉被定义为幸福、快乐、健康或富足的生存或生活状态，包括精神愉悦和物质充足两个方面。人们的幸福感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若要评估幸福感，则需要一个包含多个影响人们生活质量因素的综合框架。

人类福祉不同于经济学中的效用。效用指的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信息和资源的情况下，个人或群体从产品或服务中获得的收益或价值。个人的福祉是一个动态的、比效用更包罗万象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受到从产品和服务中获得的收益及所付出成本的影响。

(四)人类福祉的框架

由于理解的不同，人类福祉的框架也五花八门。《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中用于呈现人类福祉的框架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人类福祉衡量框架(OECD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Well-being)。OECD的这一框架建立在OECD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研究人员在衡量社会进步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之上，其通过不同维度来描述结果，提供了具有一定颗粒度的人类福祉衡量框架。该框架整合了影响力管理中使用的概念，例如“资本”，这里的资本是指与未来福祉相关的、被实体影响和转移的资源或关系。

OECD的人类福祉衡量框架共有15个维度，其中 11 个维度描述了当前幸福感或福祉，4个维度描述了与未来幸福感或福祉相关的基础资源(详见图3)。通过将福祉划分为现在和未来两个部分，该框架将权衡人类福祉的跨期影响考虑在内。

OECD的人类福祉衡量框架在《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中的作用是帮助识别和明确界定“结果”的含义。如图4所示，实体通过影响其利益相关者的当前福祉以及通过创造和消耗资本来促进社会福祉。由图3和图4可知，结果可能与当前福祉的一个或多个维度以及未来福祉的一个或多个资源有关。一个实体的活动可能会对当前福祉的某个维度产生影响，而不会对未来福祉资本产生影响，反之亦然。《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指出，OECD的人类福祉衡量框架中的维度并非详尽无遗，因此在通用议题方法论或特定行业方法论中可以考虑影响人们生活的其他因素。上述15个维度每个维度都同等重要，在确定和定义结果时应予以考虑。此外，维度与维度之间可能相互关联，不一定相互排斥。维度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即一个维度的变化会导致另一个维度的变化。例如，住房维度的满意度提升可能导致健康结果的改善和主观幸福感的提高。因此，划分维度的目的是增强对影响力的理解，不是刻意将影响分为完全离散的类别(原文为“perfectly discrete”， 笔者认为用“perfectly uncorrelated” 可能更准确)。

(五)明确定义的结果

影响力路径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与方法论陈述中涵盖的可持续发展主题相关的结果。影响力路径中的每个结果都应被明确定义。要对结果进行明确定义，就需要识别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实体活动对这些利益相关者的福祉产生影响所涉及的维度。当结果影响当前福祉的环境质量维度或未来福祉的自然资本维度时，还需要在结果与人类的福祉之间建立联系。《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中特别指出，结果也可以由人权定义，其没有就人权维度进行讨论，但指出结果与人权相关的实例会在通用议题方法论或特定行业方法论中建立。

识别和定义结果的过程是公正报告的保证。虽然影响力驱动因素将影响与实体联系起来，货币估值再进一步将影响转换为可比的货币单位，但明确定义结果的过程决定了影响力的范围。为了提供公正的报告，与可持续发展主题相关的所有重大结果都应包含在影响力路径中。在判断明确定义的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否具有实质性时，应遵循相关性这一基本原则，即只要与利益相关者的决策相关，就应纳入影响力路径。具体应考虑以下因素：

1. 人类福祉的维度。在判断福祉的某个维度是否应被纳入明确定义的结果(well defined outcome)时，应考虑相关性这一质量特征要求。特别是，相关性的第一个视角是对利益相关者影响的重要性。影响可能是实际的影响，也可能是潜在的影响。实际影响的重要性基于其严重性，而潜在影响的重要性基于其严重性和可能性。其中，严重性基于影响的规模、范围和不可补救性。关于规模、范围和不可补救性，在《一般方法论1号》中有相关定义，此处不再赘述。随着影响的重要性提高，福祉也变得更重要。

2.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在确定是否应将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的明确结果纳入影响力路径时，应适用相关性这一质量特征要求。此时需要考虑分离度(degree of separation)，即实体是否通过其活动直接与利益相关者互动或间接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分离度越高，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就越不相关，影响力信息对用户决策的有用性就越低。当实体无法影响导致不同结果的决策时，与距离实体较远的利益相关者相关的影响力信息对决策的帮助就很小。更大程度的分离会减少利益相关者对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责任的需求。

为了避免使用者的疑问，《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特别提及自然界在影响力核算中被视为沉默的利益相关者。另外，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还可能是整个社会，即一个地区或全球社会的所有成员。当整个社会是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时，影响往往可以明确地与一个实体联系起来。例如温室气体排放对整个社会有影响，对某个具体的实体也有影响。从影响实质性的角度来看，这增强了它们的相关性。《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中也指出，在其他情况下，以下因素可能会降低影响整个社会的结果的相关性：一是影响整个社会的冲击可能是由一系列分散的因素引起的，这可能会降低重要性评估的可靠性；二是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的活动在透明度和责任方面难以识别，比如当所关注的结果属于政府或政策制定者的职权范围时。

(六)影响力计量方法

《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中的计量过程是指计量明确定义的结果相对于默认的参考情景的变化程度。指标(indicator)用于衡量某一时点的成果。指标和度量(metric)这两个词经常互换使用。对指标的反复测量可以得到福祉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福祉的变化包括客观福祉变化和主观福祉变化。一般采用有形指标来衡量客观福祉各个维度的变化，这些指标捕捉的并非受影响个体的直接体验，因此只是幸福感的替代指标。客观福祉指标可用于测量主观幸福感之外的当前福祉在各维度上的变化和未来福祉资本。衡量主观福祉则需通过个人调查报告获得的指标直接地反映受影响个体的感受。此类评估反映了人们对幸福感的内在判断，通常包括三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对生活的评价，是指对一个人的生活或其中某些特定方面的反思性评价。最常用的指标是“整体生活”或类似的总体概念。人们也可能对其生活的特定方面进行评估，例如他们的健康或工作状况。二是情感，是特定感觉或情绪状态的测量指标，通常参考特定时间点进行测量。情感至少可以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积极情感指标捕捉积极的情绪，如幸福、快乐和满足的体验；消极情感指标捕捉不愉快的情绪，如悲伤、愤怒、恐惧和焦虑。三是幸福感，又称心理幸福。幸福感超越反思性评价和情绪状态，注重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或良好的心理功能。

各种客观和主观福祉指标均存在局限性，在选择指标时需要考虑这些局限性。若客观福祉指标不能反映福祉的多面性，则可能需要多个指标来捕捉受影响的各个方面。此外，当对客观福祉指标进行跨维度汇总时，可能会出现重复计算问题，因为客观福祉指标并非完全离散。客观福祉指标也不能反映受影响利益相关者的直接体验。主观幸福感的局限性主要来自测量误差。比如回顾性回忆过程可能会误导人们对其幸福感的长期评估。当人们回顾过去的经历时，他们可能会表现出峰终效应(Peak-End Effects)，即他们的评价主要基于所经历的最强烈和最后的情感。再如，自我报告可能会受到瞬时情绪和一次性情况(如天气和日常事件)的影响，从而影响信息的可比性。此外，幸福感的含义可能因人们的文化、人口和语言差异而有所不同，从而导致回答主观幸福感问题时的反应方式也各不相同。这种反应方式的差异可能会扭曲被调查者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区分真正的主观幸福感与对量表使用的解释或不同群体的偏见。不过，过去二十年有大量证据支持主观幸福感测量的有效性。为减少上述因素的影响，OECD也提供了建议和指导方针，例如扩大数据样本，对自述调查采用一致性调查设计等。

(七)选择影响力计量方法时需考虑的因素

计量明确结果的变化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会因主题而异。计量结果的变化既可以只使用上述两种影响力计量方法(客观福祉和主观福祉)中的一种，也可以结合使用这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可以相互补充，从不同角度评估福祉的不同方面。OECD建议通过客观和主观措施来计量福祉，并认为福祉的许多方面本质上都是主观的。当然，使用单一方法也可能适合目的，并能如实地反映影响力。

所选指标应能够合理解释福祉的基本维度。如实反映的信息质量特征是指确保所选指标能够完整、中立、无误地反映底层幸福感维度。对如实反映的理解不能是机械的，其应用对于每种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当福祉的多个维度受到影响时，主观幸福感指标可以通过捕捉综合因素，更完整地计量出生活环境中各种不同变化的影响，客观福祉指标则可以纳入更广泛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这有助于确保影响力信息是中性的。《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中特别指出，福祉变化的计量并非要完全精确才能避免错误。比如，在某一福祉指标能够提供更完整影响力信息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更高程度的测量不确定性。

当多种计量方法可供选择时，信息可比性、可验证性和可理解性的质量特征要求可帮助影响力账户编制者做出选择。例如，应考虑最常用于反映福祉维度的指标，以便提高影响力信息的可比性。影响力账户编制者在为方法论中尚未开发的主题制定影响力路径时，应披露选择影响测量方法的理由。

五、影响力的货币化

(一)影响力会计中的货币化核算

《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的第三部分介绍了如何衡量实体活动带来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给人类福祉带来的变化。货币化核算与影响力测量是相互独立的两个过程，货币化核算旨在通过价值因子将这些福祉变化转化为货币价值，以更直观地反映福祉变化对于受影响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各种货币化核算方法及其应用，目标是提高核算方法的可比性和透明度。

(二)货币化核算的基础

影响力的货币化核算十分复杂，需要建立假设并使用代理指标。货币化核算并不存在单一普适的方法，相反，有十分多样的核算方法，影响力账户编制者可以根据具体情景及数据可用性来进行选择。

核算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人们的偏好能够揭示某个议题的相对重要性、价值或有用性。影响力会计中的货币化核算利用个人或群体的偏好来评估福祉变化的价值，并为相对重要性构建一致且可比较的评估标准。作为核算结果的货币价值，旨在反映某一时点人们的偏好，而非福祉的固有价值。

偏好程度可以通过人们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或接受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来表达。支付意愿是指人们为了获得商品或服务，或者避免不合意的后果而愿意支付的最高金额；接受意愿是指人们为了放弃合意后果或忍受不合意后果而愿意接受的最低金额。理论上，对于相同的结果，个人的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应该得出相同的货币结果(尽管在现实中常常出现分歧)，《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默认使用支付意愿来描述偏好表达。

人们的偏好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但市场价格仅仅是货币化核算的起点。在影响力会计中，很多情景下衡量福祉的指标可能与市场商品或服务并没有明显关联，因此需要使用相关的核算方法来评估非市场商品或服务的价值，例如直接询问人们的偏好，或使用统计方法推断人们的偏好等。在一些情境下，衡量福祉的指标与市场商品或服务直接相关，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直接使用市场价格就是最佳的核算方法，因为市场价格并不总是能充分衡量福祉的变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捕捉及评估侵犯人权和人类健康相关的商业关系与实体活动非常关键，但将其进行货币化核算并不意味着为人权或人类健康进行定价。生命和人权是无价的，其价值也不可估量，不能像市场商品一样交易。《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试图在尊重人类生命和人权的同时，提供一种货币化核算这些影响的方法，以便各利益相关方能够更直观、方便地考量这些因素。这种方法与国际组织关于货币化核算的指导原则一致，并以《一般方法论1号》为基础。

(三)总经济价值

总经济价值(total economic value)的概念源自环境经济学领域，该领域将环境商品的总经济价值分解为三个类别，即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非使用价值(详见图5)。在本方法论中，总经济价值指的是人们从环境商品以及市场和非市场商品或服务中获得的所有类型价值的组合。一个价值因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捕捉到总经济价值，取决于所使用的核算方法。

理论上，人们的支付意愿可以衡量总经济价值，不同人的支付意愿会因其偏好和收入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一个完美的数据环境中，可以通过评估每个个体的支付意愿并将它们相加，作为受影响利益相关者群体的福祉变化的总经济价值。在实践中，受影响利益相关者群体或人们的平均支付意愿通常是最可用的衡量标准。

支付意愿与可交易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是不同的概念。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并且低于所有非边际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换言之，市场价格并没有考虑到受影响利益相关者所拥有的部分经济价值，特别是他们愿意支付的金额与他们支付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被称为消费者剩余。

选择和评估特定影响的核算方法，需要从以下两个视角考虑总经济价值：第一个视角，当福祉指标与商品或服务直接相关，且商品或服务的所有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都已被捕捉时，无论商品的实际或未来使用情况如何，人们都会对商品赋予价值。第二个视角，考量捕捉受影响利益相关者群体中每个个体支付意愿的程度。当市场价格被用作价值因子时，这个视角尽可能地包含了支付意愿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关照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所受影响程度在经济价值上的差异。

为了确保公允列报，价值因子应该能够捕捉足够的总经济价值以保证真实反映。当然，《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中也指出反映总经济价值有时是困难的。在某些情况下，给福祉变化的每个方面都赋予货币价值是不可行的。

(四)货币化核算方法

作为影响力路径的最后一步，有多种方法对实体的影响进行货币化核算，每种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劣势。下文总结了影响力会计中最常用的几种货币化核算方法。

1. 成本法。成本法使用补偿损害、从负面影响中恢复或缓释风险所花费的成本衡量影响力价值。此类方法的优点是不依赖于假设性场景，而是使用来自实体、公共来源或可观察的补偿或修复成本数据，且消耗的资源和时间更少；缺点是只提供了总经济价值的下限估计，特定的基于成本的方法还可能产生受限于特定情境的价值因子，这降低了它们在广泛场景中的适用性。

2. 市场法。市场法使用观测到的市场价格(货物、服务、资产)衡量影响力价值。当福祉指标与市场商品、服务或资产直接相关时，此方法最为适用；当福祉指标与市场商品、服务或资产不直接相关时，市场价格可以作为合理的代理指标使用。此类方法的优点是它反映了真实个体的行为，具有高度的可观察性，并且在应用上只需消耗较少的资源和时间；缺点是它只反映了边际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并且仅提供了总经济价值的下限估计。需指出的是，外部性、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税收、补贴等因素可能会扭曲市场价格，进而导致市场价格无法真实反映边际消费者的支付意愿。

3. 显示性偏好法。显示性偏好法将人们在现有市场中显露出的对商品或服务的偏好作为隐性市场的替代品，通过观察价值差异和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选择行为来核算非市场商品或服务的价值。价值因子通常使用计量经济学分析和大数据来推导得出。

常用的显示性偏好法有两种：一是享乐定价法(Hedonic Pricing Method)，是指通过分析相同的商品或服务之间的价格差异，以分离出非市场方面的价值。例如：通过分析相同房屋之间的价格差异，来评估诸如污染、噪音、犯罪或教育设施等方面的价值；通过分析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差异，来评估人类健康风险的价值(如发病率和死亡率)。二是旅行成本法(Travel-cost Method)，是指通过考虑影响个人访问和旅行成本的因素，来估计娱乐或休闲场所(如河流、公园、森林)的价值。其数据收集通常会持续较长时间，以全面考虑季节性影响，同时还需收集社会经济数据，以控制年龄、性别、教育和家庭状况等因素。

显示性偏好法的优点是可以通过观察到的真实行为和购买来推断非市场商品或服务的价值，使得价值因子可以基于实际决策来反映所核算的福祉；同时，该方法还核算了人们的支付意愿，这意味着它可以捕捉到总经济价值。显示性偏好法的缺点是所需数据可能不易获得，且依赖一定的前提假设；同时，该方法虽然捕捉了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但无法将两者分开。

4. 声明偏好法。声明偏好法通过创造一个假设市场，并通过问卷调查问询个人的偏好，让受访者在特定影响和金钱之间进行权衡，进而核算受访者对特定结果的支付意愿或接受意愿。

目前有两种常用的声明偏好法：一是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即设计问卷向个人呈现详细的假设场景，让他们购买或放弃某种商品或服务，问卷通常包括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受访者决策原因等相关问题。二是选择实验法(Choice Experiment)，即设计问卷让个人在两个假设的商品或服务之间做出一系列选择，进而对商品或服务的特定属性进行评估。问卷应对每种商品或服务都有详细描述，其中某些特征有所不同，包括需要支付的价格，以此为基础通过统计分析来评估商品或服务的每个特征的具体价值。

声明偏好法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同时或分别捕捉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它是唯一能够区分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核算方法。声明偏好法还测量了个人的支付意愿，这意味着它可以捕捉总经济价值。声明偏好法的缺点是：结果容易受到反馈偏差的影响；在回答问卷时，受访者可能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给出真正充分权衡后的选择。

5. 主观幸福感估值法。主观幸福感估值法基于人们自我报告的幸福感来估算非市场商品或服务的货币价值。此类方法通过选取某一非市场商品或服务(如环境质量)，计算产生同等主观幸福感影响所需的收入变化。使用此类方法计算所得出的价值因子可以解释为：在缺少某些非市场商品或服务时，为保持主观幸福感不变所需的金额。

主观幸福感估值法的优点在于，它基于实际而非假设的经验，不需要对个人偏好的理性做出假设，并且不受影响反馈偏差的影响；该方法也测量了个人的支付意愿，意味着其可以捕捉总经济价值。主观幸福感估值法的主要缺点是，它相对较新，在其框架下收入与非市场商品或服务都可能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而该方法难以对收入与非市场商品或服务产生的影响进行区分；同时，虽然理论上该方法可以捕捉非使用价值，但在实务中识别与反映非使用价值非常困难。

(五)选择核算方法的考量

针对特定的影响力路径，应选择一种能够最为精确捕捉利益相关者所受影响偏好的核算方法，且该方法应保持如实表达的基本定性特征。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考虑可比性、可验证性、可理解性，以确保影响力信息对使用者决策是有用的。

在实践中，以下定性特征是在选择恰当核算方法时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在做选择时需要在不同的因素之间进行权衡：一是总经济价值。价值因子应尽可能多地捕捉利益相关者所受影响的全部经济价值。当价值因子能够更充分地反映个体支付意愿，以及当福祉指标与商品或服务相关且能更全面地反映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时，价值因子就更加完整了。当价值因子能够充分反映总经济价值时，使用这些价值因子编制的影响力账户就更有可能对影响力提供全面的评估，从而增强不同实体间影响力信息的可比性。二是确定性。价值因子应基于尽可能高的确定性来反映个体偏好。核算的不确定性来自于所使用的估算方法，若个体偏好是直接可观察的，则价值因子的确定性就更高。例如，市场价格是可观察的，当市场价格产生自运作良好的市场时，就能提供更高的确定性。三是代理质量。价值因子应作为偏好的高质量代理解释。当使用市场法或成本法，且使用代理商品或服务来解释影响时，这一标准最为适用。代理变量需要对其所代表的福祉维度提供实质性解释。高质量的代理变量能够增强对影响力信息的如实反映，降低影响力信息的偏误，提高影响力信息的可理解性。四是常用且被接受。在所有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应选择与相关行业实践及最新学术研究一致，并且频繁用于评估各个主题的影响力的核算方法，以增强影响力信息的可比性和可理解性。同时，在一些情景下，新的方法能够提供更真实的表现，因此开发新的方法对于推动影响力会计的进步是非常必要的。

选择影响力核算方法需要在上述因素之间进行权衡，同时还要考虑与特定情况相关的其他因素。影响力货币化核算方法将根据不同主题和行业来制定。如果使用者要为方法论尚未覆盖的主题及行业开发影响力路径，则应披露选择某种核算方法的理由。

(六)价值转移和货币调整

价值转移(也称效益转移)是指将现有研究中的经济价值度量应用于不同环境的过程，并根据空间、时间和其他情景差异进行适当调整。可以通过开发转移函数，并控制相关变量，将特定地点和情景的价值结果转移到其他地点与情境。

空间价值转移适用于将特定国家、地区、社会经济群体或人口群体的经济价值进行调整以适用于其他环境。调整地理差异时，可以进行国家级或省/州级的调整。重要的是，要考虑不同地点的物理和环境条件，并控制收入水平和不平等程度。

时间价值转移需要考虑两类与时间相关的价值转换：一是随时间变化的价值(value over time)。随着结果及相关偏好的变化，价值也会随时间改变。例如，当累积的碳排放水平已经很高时，额外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二是随时间变化的价格(price over time)。由于价格通胀，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之间的关系会随时间变化。在准备影响力账户时，价值因子应以基准年份价格表示。

开发价值因子的研究可能使用各种货币，应使用一致的数据源进行货币汇率换算，且应向影响力信息的使用者披露汇率及其来源。

(七)社会贴现率

影响力核算描述的是实体相关活动发生期间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在先前已经实现或在未来才能实现。当实体活动的影响发生在未来时，应使用社会贴现率将其转换为现值。

社会贴现率用于衡量社会成本和收益随时间变化的速率。它根植于跨期权衡的经济学理论，用于分析个人在当前储蓄和未来消费之间的偏好。社会贴现率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社会放弃当前的一个单位福祉，应在未来以什么样的比率得到补偿。确定社会贴现率的主要方法为拉姆齐规则(Ramsey Rule)，定义如下：

社会贴现率=δ+η×g

其中：δ通常被解释为纯时间偏好率，若其值较高，则说明对当前福祉比对未来福祉有更强的偏好；η描述了消费与福祉之间的关系，是指随着消费增加，额外单位福祉价值的变化程度；g为消费增长率；η×g代表了一种财富效应，即随着财富的增加，个人对未来消费的重视程度降低。

在准备影响力账户时，使用拉姆齐规则来确定社会贴现率，以将所有未来的影响转换为现值。《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中的社会贴现率旨在保持一致性和可比性，但也可能随时间调整，如果在特定行业或特定主题中使用的社会贴现率不同，则需要提供详细的理由。

在确定社会贴现率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在同一世代之内(intra-generation)应将δ设定为明显大于零的值，因为自然状态下个体会表现出对当前消费更强的偏好；跨世代之间(inter-generation)应将δ设定为零，以避免假设当前一代的福祉比未来各代的福祉更有价值。目前《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中暂未考虑社会贴现率中收益的不确定性或消费增长率的不确定性，这些主题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探索方向。

六、关于《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的讨论

(一)人类中心主义：现世代 VS未来世代

影响力货币化本身必然基于人类价值观。因此，方法论明确提出影响力核算的价值取向是人类中心主义，即“当结果影响当前福祉的环境质量维度或未来福祉的自然资本维度时，还需要在结果与人类的福祉之间建立联系”。这里的“人类”应该包括现世代人类和未来世代人类，因此需要明确“现世代”和“未来世代”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之所以被关注，就是因为人类天然的短视弱点。比如，通过当下人类支付意愿反映的生物多样性的短期价值较为有限，但生物多样性对未来世代的人类可能有巨大价值。《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试图用社会贴现率来体现“现世代”不同时间点的价值关系，采用对“未来世代”的价值进行折现来解决不同世代人类福祉之间的矛盾。但在做价值判断时，对未来人类福祉价值的判断仍然需要基于现世代人的视角，现世代人完全可以通过对未来赋一个较低的价值来实现当下多消费或多排放的目的。

(二)社会贴现率的确定

《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中确定社会贴现率的主要方法为拉姆齐规则。拉姆齐规则是经济学中的概念，通常是指在政府征税时，为了使税收引起的效率损失最小化，应使不同商品税率的确定遵循逆弹性法则，即对需求弹性小的商品征高税，对需求弹性大的商品征低税。其核心思想在于：在保证一定税收收入的前提下，通过合理设置税率结构，尽量减少对经济行为的扭曲，从而降低税收带来的效率损失。《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中的拉姆齐规则与上述含义不同，这一命名很容易引起歧义。

另外，方法论中给出的社会贴现率表达式中有三个参数。被定义为纯时间偏好率的δ比较好理解，与传统金融学中的折现率理念基本一致；描述消费与福祉之间关系的η和代表消费增长率的g，则有些让人费解。首先，既然是社会贴现率，应从社会、地区或群体的层面确定η。但因为社会或群体中每个个体消费总量存在显著差异，每增加一单位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所增加的福祉，与群体中具体的消费个体相关。比如，增加一辆车的消费，对于已经有车的人，其福祉的增加应该小于本来没有车的人得到一辆车时增加的福祉。所以，η可能难以确定。其次，对g和η的关系没有进行描述。从逻辑上看，g和η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即g越高，消费越多，η应该越小。最后，可持续发展本身是为了避免人类的短视行为，要求人类应具有长期主义，而折现的方法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贴现率越高，代表从现世代人的视角来看，自己未来的福祉越不重要。

(三)总经济价值的构成

《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中多次引用了总经济价值的概念，并在附录C中详细介绍了总经济价值概念的框架。《一般方法论2号》(征求意见稿)正文中将总经济价值划分为“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选择价值”，但附录C中(参见图5)显示，选择价值与使用价值及非使用价值并非并列关系。从定义上来看，选择价值实际上也是使用价值，只不过是其未来的使用价值。因此，将总经济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将选择价值置于使用价值之下可能更为合理。此外，非使用价值包括存在价值、利他价值(altruistic value)和遗赠价值。存在价值的描述为“Knowledge of continued existence of a resource， independent of its use”，利他价值的描述为“Knowledge of continued existence of a resource by others in current generations”，遗赠价值的解释为“Knowledge of passing on resources to future generations”。其中，存在价值和利他价值如何区分，利他价值中提到的“others”包括哪些主体，都不是很清晰。

(四)人类福祉的概念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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