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熊志 首发冰川思想库
对于四川大兴基建、拆迁暴富的炒作,要辟谣很容易,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摆脱对投资驱动的依赖思维,减少社会对“大基建”和强刺激措施的过度期待。
四川大规模拆迁,泼天富贵砸向“川爷”的消息,果然反转了。
最近网传消息称,“四川启动2.15万亿拆迁项目”,一些成都网友更是在网上晒出拆迁补偿情况,“我家拆迁拿到900多万”,“我拿了17套房,还有三年房租”,堪称天价的拆迁补偿,羡煞众多外地网友。
对此,成都官方回应称,“全是谣言”,目前已对发布天价拆迁虚假消息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行政处罚。
一条假消息引爆舆情,甚至资本市场也为之亢奋,相关概念股一度大幅上涨。在这轮炒作背后,充斥着太多对新一轮产业转移、战略腹地建设、西部大开发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和想象。
01
根据官方通报,“四川启动2.15万亿拆迁项目”“成都大规模拆迁,有人一夜暴富”“我一个朋友赔了17套房”等信息,是有网友为博取流量,利用AI软件生成,彻头彻尾的谣言。
其实对所谓的大规模拆迁和天价补偿,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够一眼判断其真假。
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城镇化水平已经比较高,城市建设基本成型,不可能突然大搞拆迁。而且2021年时,住建部曾专门发文,禁止大拆大建。
再者,动辄赔个几千万、十几套房,明显也脱离实际。拆迁补偿是和房地产市场挂钩的,现在楼市不景气,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开发商,全都在过紧日子,不可能豪掷千金。
比如有成都的开发商提到,“现在的拆迁补贴基本上按照1:1、1:1.5进行,拆迁补贴也就一个人20万元以内”,这一说法才更接近真实情况。而且棚改货币化退场之后,大部分拆迁补偿都是给房子。
图/图虫创意
很多人轻信谣言,一些四川网友更是为之亢奋激动,一方面是因为,对宏观区域政策的理解存在认知门槛;另一方面在于,对四川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的政策投入,确实在不断加码。
当下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不确定风险增加。为了防范各种风险,也是为了平衡区域发展,中央层面在2023年底曾首次提出,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就在前不久,中央再次发文,要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一系列动作都显示出,对中西部地区的战略投资、资源倾斜力度在不断升级。
四川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历史上就是我国的大后方,此前批复的《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对四川的定位,正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是支撑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地区”。
国家要建设战略腹地,要搞产业转移,推动西部大开发深入,被委以重任的四川,自然得大兴基建,大规模拆建实现配套升级,在逻辑上,这确实容易形成一个自洽的闭环,给谣言的传播提供土壤。
02
2008年金融危机后,面对经济下滑的风险,中央推出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在拉动投资和稳定经济增长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
当下全国经济处在调整阶段,下行压力仍在。为了扩大需求,在金融、地产等领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强效的刺激措施。
在此背景下,大家对中央放大招救经济,依旧抱有较高的期待。关于万亿基建项目砸向四川,成都启动大拆迁的消息,符合外界希望经济得到进一步刺激的心理预期。
所以,哪怕它是假消息,在传播过程中也极容易被轻信。
在西部地区大兴基建,大搞开发,这种“给政策+大撒钱”的模式,可不可以拉动投资,扩大内需?
理论上当然可以。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路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本就是多数地区的发展常态。
比如在本世纪初,国家正式启动西部大开发建设,在政策的强力扶持和引导下,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迎来高潮,像贵州在前些年就率先实现了“县县通高速”。
随着基建不断完善,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招商引资下,沿海地区的产业也积极响应号召,加速向内陆迁移。在此过程中,重庆、成都、郑州等城市在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
受益于此,云南、贵州、重庆等省市的GDP增长,曾长期位于全国前列。
可见,将海量资源投入到欠发达的中西部,进而盘活全国经济的大局,在过去一段时期,这样的投资思路,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如2008年前后,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这背后离不开对中西部地区的大开发、大建设——2008年到2013年这5年间,西部地区占全国的GDP比重,从18.1%提高到20.0%。
问题在于,投资驱动模式本身不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的红利,也会边际递减,脱离实际需求大兴基建只会劳民伤财,加剧地方的债务负担。
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阶段,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能还是寄希望于中央给政策,大规模、无节制地砸钱搞基建,大兴土木,而忽视负面后果。
03
有的网民兴奋过头,对四川大基建、成都大拆迁的假消息过度欢迎与支持,甚至将新一轮的西部开发、产业转移,当成是“新三线建设”,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还是受计划经济惯性思维的影响。
为了缩小东西经济差距,中央对一些内陆省市,长期给予了充分的政策扶持。像四川就是接收转移支付大省,每年获得的转移支付资金超过5000亿元。
在西部大开发初期,通过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地区面貌,并为产业转移打下硬件基础,进而促使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要素向内陆省市汇聚,这种依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方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现在,西部地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基建红利消退,债务压力增加。转变增长方式,减少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已成为当务之急。
推动西部大开发深入,要淡化行政干预的投资理念,更加注重市场导向,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而不是复制之前的路径,甚至沿用备战时期“三线建设”的思路。
其实我们看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相关表述,是“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
过去沿海向内陆的产业转移,更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典型的是富士康,从深圳这样的沿海城市内迁到郑州、重庆等地。
如今的新一轮产业转移,开始涉及到处在价值链中高端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这说明中西部地区,具备了发展中高端产业的一定基础。
但反过来看,产业层次越高,对生存发展环境的要求也越高。
比如,如果你是一家高科技企业的决策者,在企业选址时,肯定不会只是简单地考虑交通是否发达,还会考虑融资是否便利,有没有充足的科教资源、人才储备,营商环境是否友好,等等。
靠行政指令决定产业迁移方向,“指哪儿打哪儿”,这本身就不太现实,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最终布局和分布,一定是地区综合竞争的结果。
因此,盲目地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合时宜。新城变鬼城的案例不胜枚举,如果地方政府未能成功吸引相关产业入驻,那么,大规模投资建设砸下去的钱,会转化为无效的基建项目,无法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
所以,对于四川大兴基建、拆迁暴富的炒作,要辟谣很容易,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摆脱对投资驱动的依赖思维,减少社会对“大基建”和强刺激措施的过度期待。
而对内陆省市来说,相对于等政策倾斜、盼中央砸钱,提升管理水平,优化营商环境,这才是区域发展的核心所在。
最后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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