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以近乎孤注一掷的姿态，为詹姆斯·古恩执导的《超人》（暂译）电影举办了声势浩大的预告宣发活动。
总裁大卫·扎斯拉夫再次展露出他“操盘”《闪电侠》时的气焰，“DC最佳”将叕一次板上钉钉。
全然不顾他在两年前的股东大会上，对电影制作部门留下的“警告”：
It’s not show friends, it’s show business.
（娱乐业的本质是商业，而不仅仅是关乎友情和人际关系）
当“传奇导演”四个大字被安在詹姆斯·古恩头上，还是简体中文官方翻译。
（原版为“FROM JAMES GUNN”）
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克里斯多夫·诺兰头也不回地与环球影业继续合作。
因为对华纳和扎斯拉夫来说，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传奇”的艺术家。
否则，你很难解释，一位为华纳制作超50年电影，同“电影之神”斯坦利·库布里克享有唯二的最终剪辑权，赚取了数十亿美元的票房收入，以及无数奖项的功勋创作者。
现年94岁的男性电影人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其潜在的“收官作”《二号陪审员》，竟被华纳以“零营销”的模式直接投放入流媒体平台。
若不是各大媒体争相报道，预告释出后反响热烈，海外票房表现积极，华纳甚至不打算为该片准备颁奖季预热计划。
更不用提《超人》与《二号陪审员》还有着相同的主演——尼古拉斯·霍尔特。
或许在华纳高层的眼里，“东木”不过是矩阵内的一个错误，亟需被“优化”。
01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被影迷亲切地称为“东木”（Eastwood）老爷子。
他的一生实在是过于荡气回肠，很难用三言两语概括。
如果你对他一无所知，就去看「镖客三部曲」及《不可饶恕》吧。
前者凝聚了西部片的精髓，后者被视作西部片的终结。
要弄清华纳为什么“战略性放弃”《二号陪审员》，还得从东木的前作《哭泣的男人》谈起。
《哭泣的男人》是一个自1975年就尝试改编成电影的项目。
《教父》的制片人艾伯特·S·拉迪曾为其奔走十余年。
1988年，拉迪想找东木参演，无奈遭拒。
1991年，罗伊·谢德被敲定为主演，但剧组刚开拍，就被叫停。
2003年，阿诺·施瓦辛格对该项目表达了浓厚的兴趣，碍于他参选州长，电影再度延期。
施瓦辛格在任期间还曾与东木有过正面 “交锋”。
他们因一条收费公路的修建产生意见分歧。
最后施瓦辛格强行驳回了东木及整个委员会的要求。
施瓦辛格政坛生涯结束后，本想直接开拍，结果被爆出“私生子”丑闻，电影也就彻底搁置了。
直到2020年10月，华纳宣布东木将自导自演《哭泣的男人》。
在被问及自己曾拒绝该角色时，东木说：
“当你的年龄不再为变老而努力时，我就觉得是时候重新审视它了。”
1992年的《不可饶恕》后，他以90岁的高龄再骑骏马，剧组大部分成员都表达了担忧。
尽管东木与马非常和谐，但疫情的影响还是令影片预算达到3300万美金。
再加上华纳2021年影院同流媒体共放映的政策，影片仅收获1650万美元的全球票房。
更是被扎斯拉夫当成典型案例痛批。
华纳高层虽知晓《哭泣的男人》不太可能盈利，但由于东木为华纳拍片近50年且一如既往地的在预算范围内按时交付电影，他们对东木感到有所亏欠。
于是便有了开篇扎斯拉夫的那句：It’s not show friends, it’s show business.
吊诡的是，2023年4月，华纳批准了东木的新片《二号陪审员》。
这并不是扎斯拉夫在“反复横跳”，而是那段时期，华纳影业的负责人为迈克·德·鲁卡和帕梅拉埃布迪。
两人的级别不输扎斯拉夫，便自行开了绿灯。
待东木电影拍完，华纳部分高层认为此片既无商业前景，又无获奖概率，索性走流媒体渠道，小规模放映即可。
迪士尼的《泳者之心》就这样做过。
但《泳者之心》立项之初即Disney+特供，口碑爆棚才转向院线。
最终，《二号陪审员》在北美不到50家影院做了小范围线下放映。
且与迪士尼相近，华纳也拒绝披露票房成绩。
但华纳给出的解释为，这是替东木老爷子“挽尊”，以杜绝一切负面票房新闻。
该片的预算约合3000万，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超2043万美元的票房，仅法国便贡献1160万。
总之，华纳的双标行径算是贯彻得淋漓尽致。
如今，《二号陪审员》被美国国家评论协会选为年度十佳，而华纳也“悄无声息”地将本片放入了他们的「FYC2024」网页。
"FYC"（For Your Consideration）是一种电影与电视行业中用于宣传和争取奖项考虑的广告方式。
02
《二号陪审员》描绘了一场谋杀案的审理过程中，陪审团成员发觉自己可能间接促成了受害者的悲剧，从而陷入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困境。
这个困境同样借助故事本身抛给观众：
是冒着自我毁灭的风险去维护公平与正义，还是为了保全自己而牺牲他人的自由。
尼古拉斯·霍尔特饰演的“二号陪审员”名为贾斯汀，他是一位作家，亦是故事的核心人物。
他本想待在家中照顾即将分娩的妻子，但陪审员的职责迫使他出席一起备受瞩目的谋杀案庭审现场。
12个不同背景的陌生人聚集在一间屋子内，每个人都有着忙碌的生活。
他们在听取法院证词后，希望能以最高效率达成共识，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案件的细节在一系列闪回中逐步揭露，每个证人和证据都填充了不同的角度。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夜，一位金发美女在路边的酒吧与男友共饮后，因同居问题发生争执，导致他们不欢而散。
第二天清晨，她的尸体在桥下的岩石上被路人发现。
男友立刻成了头号嫌疑犯。
酒吧的目击者曾看到两人摔碎酒杯，引起肢体冲突。
很显然，气急败坏的男友在酒精加持下，杀死了女友。
英姿飒爽的女检察官费丝希望利用此案件的高关注度来为她竞选地方检察官铺路。
被告是一个有暴力史和帮派背景的危险人物。
将他定罪既能有效降低城市犯罪率，又能为受家暴的女性提供社群依靠。
然而，被告自始至终都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贾斯汀很快意识到，自己兴许是那个真正的凶手。
案发当晚，他也在酒吧，不仅如此，回家途中，他还开车撞到了某个东西……
如果贾斯汀此刻站出来做正确之事，说出他所知的真相，那么他会丧失家庭的幸福。
他曾经是一位酒鬼，有酒驾的前科。
纵使他已滴酒不沾三年，但世上所有的陪审团都不会相信他没喝。
他将因重度谋杀且醉酒肇事逃逸被判无期徒刑，余生与黑暗作伴。
若是其隐瞒事实，又背离了作为陪审员应尽的责任——追求正义。
《二号陪审员》聚焦于贾斯汀的心理变化，展现了他在法庭上的对峙和内心的挣扎。
03
1930年，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出生于美国洛杉矶的一个普通工薪阶层家庭。
经济大萧条下，白人城市贫民生活的经历以及在部队服役过程中受到自由独立的美国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东木的意识形态逐步向保守主义靠拢。
在四十多年的导演生涯里，作为好莱坞的“活化石”，东木一直通过他的电影来诠释和宣扬他心中的美国精神。
《二号陪审员》是那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流的中等成本剧情片。
但在当下这样一个由IP续作与“花里胡哨”的独立电影主导的环境里，它显得格格不入。
这是一部面向成年人的影片，它具有稳定的摄影、考究的制作以及星光熠熠的演员阵容。
它的娱乐性在于你静心看完后留在脑内的思索。
东木的导演作品，往往能自如地将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交替运用。
全知视角，即让摄影机俯视整个事件与所有相关人物，独具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和客观性，是一种外叙事。
本片的庭审戏份，大多采用此视角。
与之相对的是限知视角，即仅聚焦于某个人物或事物的某一方面，是一种内叙事，具有个体性和主观性。
片中的诸多闪回段落，检察官的探案戏份，包括不同陪审员的叙述，都采用了限知视角。
这使得观众很难真正确定，谁杀害了她。
两种视角的结合无疑增强了影片的叙事能量。
正如已故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威廉·弗莱德金以2023年扣人心弦的《凯恩舰哗变》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般。
东木也选择用一场尖锐、引人入胜的法庭程序去探索人物和思想。
这是对现代司法系统的叩问，真相是否等同于正义。
《二号陪审员》中，东木多次切到矗立在法院前的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Justitia）的雕像。
她的天秤轻轻摇曳，仿佛受到不易察觉的风的影响。
就视觉主题来讲，这再直白不过了。
随着故事的推进与神秘感的加深，那些摇摆不定的“正义天秤”所蕴含的象征意味和原则宣言变得愈发显著。
同东木老爷子的后期作品一致，《二号陪审员》低调、纯粹、简洁高效且直击要害。
J·K·西蒙斯饰演的前警探就像是东木的化身，一个经验丰富、严肃的老手，是“十二怒汉”里最聪明的人，并且不羞于展示自我。
而他退休所开设的花店，名为“Life Rose On”（生活在继续），多精妙的双关。
东木创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积极探讨人们如何为自己和社会实现和平、荣誉与正义，以及（字面和比喻上的）暴力对灵魂与政治的沉重代价。
对于这位杰出的大师而言，世界从未像他在60和70年代颠覆的西部片那样非黑即白。
倘若《二号陪审员》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绝唱，那么它恰如其分。
一部关于真相、正义和美国之道的律政片，由一位全美偶像讲述，他以谦逊、优雅、富有智慧的姿态，提出了一个不给予答案的问题。
遗憾的是，它鲜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