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本质上追求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他一方面强调，刑罚不分贵贱，具有普遍适用的平等性，但是当太子犯法，他又找出各种理由为太子开脱，说什么“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最后让最多承担连带责任的太子老师承担了全部刑罚，他的法律实际上只是帮助君主整治老百姓的，甚至他的执法理念就是堂而皇之的有法不依，法随人意的恶果，君主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法家留给中国文化的恶果就是，法就是一种“治术”，和现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本不是一回事，商鞅实现的就是把特权阶层的特权制度化、法制化、用合法的名义胡作非为。
对于现代公民社会来说，恶法就不是法，公民内心对法律的认同是其接受法律的内因。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就说过：“一切社会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的，也不是刻在铜表上的，而是铭刻在公民们内心的。”东西方在文化源头开始，对法治的理解就是南辕北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