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经济研究所均预测德国明年经济更加不乐观，2024年这一年倒闭公司的数量也创了历史新高，但是有一位名叫马切洛·达涅利（Marcello Danieli）的老板的生意却蒸蒸日上。
2023年，这位意大利裔人的公司在德国创造了1500万欧元的营业额，创下纪录。他的公司名为Harder Logistics，他的公司如今拥有165名员工。这是一家主要从事搬迁业务的公司。不过，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搬迁业务，主要负责企业的整体或部分搬迁，当前的重点则是帮助德国公司向国外搬迁。这使得达涅利先生与德国经济面临的一大趋势--去工业化关系紧密。
近年来，德国吸引直接投资的能力持续下降，大量企业成群结队地将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Ifo研究所周三在一份“令人担忧的”分析中指出，德国在竞争力发展的排名中属于“垫底国家”，并警告称，工业生产可能大规模从德国迁出。《世界报》（WELT）采访了达涅利，报道中还专门提了一下“他的父亲当年作为意大利的外来务工者来到德国”。
《世界报》记者：达涅利先生，您经常接触到那些离开德国的企业。您怎么看目前的情况？
马切洛·达涅利：情况非常严峻。在过去五年里，我们完成了约300次企业搬迁。在准备过程中，我们通常会了解企业离开德国的原因。这些原因总是相似，且顺序一致：官僚主义、仅次于比利时的全球第二高的税负、全球最高的能源成本、人才短缺。最近，能源安全问题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世界报》记者：那么，这些企业通常会选择搬去哪里呢？
马切洛·达涅利：很多企业搬去东欧，比如捷克、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因此，我们在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迪夫（Plovdiv）开设了一家分公司。吸引德国企业搬去那些地方的因素包括欧盟的补贴政策，以及这些国家在国际比较中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不过，现在中国、印度、美国、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世界报》记者：要让企业放弃像德国这样框架条件稳定的国家，而选择哥斯达黎加或印度这样的地方，恐怕需要很大的压力吧？**
马切洛·达涅利：德国所谓“良好的框架条件”其实早已名不副实。以官僚主义为例。我们曾帮助一家机械制造企业搬迁至意大利的奥斯塔山谷（Aostatal）。这家公司此前在德国购买了一块地，但等了四年都无法拿到建设许可，始终因为各种缺少的评估报告被推迟。由于他们在意大利已有一家子公司，就直接联系当地市长，询问是否可以在那里新建厂房。七周后，他们便开始了新厂房的建设。
《世界报》记者：不过，德国政府也在努力解决问题，比如《减少官僚主义法案》计划为德国经济减负9.44亿欧元。
马切洛·达涅利：这听起来很多，但实际上只是杯水车薪。同时，公共部门却在不断增加岗位，仅2020年至2023年年中，就新增了9万个岗位。而在德国的行政部门，每新增一个岗位就意味着更多的官僚主义、更多的规定和更多的限制。
《世界报》记者：阿根廷由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领导，美国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成立了专门的政府效率委员会，这些国家的改革似乎更为激进……
马切洛·达涅利：首先，我要声明，我完全是个不涉及政治的人。但就事论事，严格审查政府机构的效率，并根据结果采取果断行动，这是正确的做法。例如，长期被德国鄙视的希腊，如今正在改革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们恢复了六天工作制，并在短短几年内将许多行政流程完全数字化。而相比之下，我们德国繁冗的行政体系似乎完全无视经济基础的重要性。
《世界报》记者：您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马切洛·达涅利：每当一家企业关闭一个地点并搬迁，就意味着当地会失去许多工作岗位。例如，ZF公司计划关闭其在德国的35个工厂中的12个，同时却在美国投资8亿欧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市长、经济代表、地方行政长官，甚至联邦或州议会的议员出面询问企业需要什么，或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挽回局面。企业其实愿意妥协，在决定离开之前总是试图找到解决方案。但最终却只得到一片冷漠，没有人真正关心。
《世界报》记者：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吗？
马切洛·达涅利：任何国家都比德国更具吸引力。例如，我们曾协助一家企业搬迁至美国。企业可以从60个城市和社区中挑选落脚地。最终，他们选择了距离芝加哥（Chicago）30公里的一个地点。在那里，企业可以享受三年免税、三年免缴雇主部分的工资税，以及三年免费能源供应。这种欢迎文化在德国早已不复存在。
《世界报》记者：要扭转或至少遏制这一负面趋势，德国需要做出哪些改变？
马切洛·达涅利：社会需要重新思考。您猜猜，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在46个国家中，哪个国家的人均工作时间最少？
《世界报》记者：……应该不是德国吧？
马切洛·达涅利：没错，就是德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排名靠前。而德国目前专注于“工作与生活平衡”或四天工作制，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每个人都应该从自己开始，愿意付出更多努力。哪怕每天多为国家工作半小时，也会带来很大帮助。但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了。
《世界报》记者：德国有130万个空缺岗位，而联邦就业局的网站却在宣传“了解如何通过市民福利金（Bürgergeld）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已经在职的人为何要付出更多努力呢？
马切洛·达涅利：您说得很对，政策确实设置了错误的激励机制，急需调整。比如，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夫妻家庭，从兼职转为全职工作，收入从3000欧元增加到5000欧元，但由于社会福利的减少以及更高的税收和社保缴费，最终他们只能多拿32欧元。这显然不可持续。同时，对于人才短缺问题，政策也需要调整。我们必须帮助难民掌握德语，并立即将他们融入劳动力市场，即使他们将来可能不留下来。我们需要这些劳动力。我现在就能为三份工作招人，但这些工作目前没有任何服务商可以提供支持，也找不到其他人愿意做。我们可以向许多国际成功的案例学习。
《世界报》记者：您认为新一届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马切洛·达涅利：目前的局势是，即使是强大的基民盟（CDU），也很难绕过社民党（SPD）或绿党（Die Grünen）作为联合执政伙伴……
《世界报》记者： ……所以执政人员基本还是同一批人。
马切洛·达涅利：没错，这正是问题所在，让人对未来不抱太大希望。执政中充满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而缺乏专业知识。举个例子，我绝不会自认为可以胜任您的工作。同样，我也很想看看您如何组织一次大型企业搬迁。那些想要领导这个国家的人需要专业能力，他们应该在自由经济中工作三到四年，亲身经历养家糊口的艰难。而目前的联邦议院中，这样的人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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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涅利的Harder Logistics 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总部位于新乌尔姆，是一家公司搬迁和工业装配综合服务提供商。其他业务领域包括清理（涉及将财产恢复到原始状态）和文件管理。客户包括代傲航空 (Diehl Aircabin)、利勃海尔 (Liebherr)、欧莱雅 (L'Oréal) 和拜尔斯道夫 (Beiersdorf) 等公司。2016年时，该公司只有 85 名员工，年销售额约为 1000 万欧元。而到2023年，员工翻倍，年销售额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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