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七十年代，黄长烨的声望与地位在朝鲜达到了顶峰。他身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的议长，其影响力自然不言而喻。更为显赫的是，他还曾一度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书记，这一职位无疑将他在朝鲜政治舞台上的角色推向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当时的朝鲜二号人物。从公开的资料来看，他与朝鲜的首代及二代领导人保持着相当不错的关系，这无疑也为他的政治生涯增添了更多的色彩。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出人意料的转折。就在金正日上台后的第三年，即一九九七年二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整个朝鲜为之震惊。黄长烨竟然在访问日本期间，选择借道北京，最终叛逃至韩国。这一举动不仅打破了中朝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氛围，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与朝鲜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在面对黄长烨的这一叛逃行为时，我国方面展现出了高度的克制与谨慎。我国并未立即将黄长烨交还给朝鲜政府处置，而是采取了极为特殊的措施——派出千余名武警人员对其进行“保护”。最后，黄长烨得以顺利抵达韩国。
黄长烨叛逃之初，金正日的反应显然未能预料到这一事件的复杂性与深远影响。他一度误以为自己的老师是被韩国方面所“绑架”，这种误解可能源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和信息的封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六年之后，金正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了对黄长烨的严厉批评，直言不讳地称其为“猪狗不如的叛徒”。
与此同时，朝鲜方面更是屡次尝试对黄长烨进行暗杀，以消除这个被视为背叛者的存在。这些行动虽然都未能得手，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朝鲜政府对黄长烨叛逃行为的极度不满与愤怒。
那么，究竟是何等原因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呢？而更让人疑惑的是，日本与韩国很近，为何黄长烨还要绕道来到中国呢？
黄长烨，这位在朝鲜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从一九六五年起，便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深厚的背景，在政坛上稳步上升，一时间可谓是风生水起。他的政治地位，几乎与金日成并驾齐驱，成为了朝鲜政坛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然而，政治舞台总是充满变数，一九九四年金日成的逝世，不仅标志着朝鲜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让黄长烨的政治生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转折。
在金日成去世之后，黄长烨突然感到自己曾经稳固的地位开始动摇。他发现自己逐渐“失势”，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他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于金正日上台后政治格局的变化，也来自于他自身对于权力和地位的渴望与不安。在这样的背景下，黄长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前途，并萌生了逃离朝鲜、寻求新生活的念头。
关于叛逃的经过，黄长烨在韩国期间，通过出版书籍和举办演讲，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总共出了十七本书，举办了三百场演讲，其中不乏对叛逃事件的深入剖析和内心独白的展现。在这些作品中，黄长烨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所面临的困境和抉择。
据黄长烨在《我看到了历史的真谛》一书中的描述，一九九七年初，他受邀前往日本参加一个国际问题研讨会。然而，这次看似普通的出国访问，实则是他寻求粮食援助的一次重要尝试。当时，朝鲜正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黄长烨深知这一点，并希望通过此次日本之行，能够为朝鲜争取到宝贵的粮食援助。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黄长烨的预期发展。在日本，他尽管竭尽全力，却未能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援助承诺。面对这一结果，黄长烨深感失望和无奈。他知道自己没有完成金正日亲自交给他的任务，回国之后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在那一刻，黄长烨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快逃离这个即将陷入困境的国度。
于是，在返回朝鲜的途中，黄长烨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选择——借道北京叛逃至韩国。那么，为何黄长烨没有选择直接从日本逃到韩国呢？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黄长烨在日本期间，虽然表面上是参加国际问题研讨会，但实际上他一直在寻求粮食援助，以缓解朝鲜国内的困境。然而，他在日本的行动并不自由，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时刻盯着自己。这种被监视的感觉让他如芒在背，难以安心。他意识到，如果直接从日本逃往韩国，很可能会被拦截或者遭遇其他不可预知的风险。
黄长烨发现，访日代表团在返回朝鲜的途中会经过北京。这让他看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北京，他或许能够找到逃脱的契机，而且中国的地理位置也为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于是，他决定在访日代表团借道北京回朝鲜的途中，在中国实施自己的叛逃计划。
一九九七年的二月，黄长烨随着访日代表团来到了北京。原本的计划是在中国休息一天，第二天再转机回朝鲜。然而，黄长烨并没有按照计划行事。他深知，这是自己唯一的机会，必须把握住。
到了第二天早上，黄长烨找了一个借口，说要上街去买东西。他带着自己的亲信，悄悄地离开了代表团下榻的酒店。他们穿过繁华的街道，躲避着可能的监视，终于来到了“韩国驻中国大使馆”的门前。在这里，黄长烨提出了“政治避难”的申请。
当时，朝鲜驻中国大使馆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着一场晚宴，意在欢送即将回国的黄长烨。然而，突如其来的消息却打破了这份宁静。黄长烨竟然在返回朝鲜的途中选择了叛逃，并且已经向“韩国驻中国大使馆”申请了政治避难。
收到这一消息后，朝鲜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瞬间陷入了慌乱。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黄长烨肯定被韩国方面绑架了。毕竟，在他们看来，黄长烨作为朝鲜的高级官员，怎么可能主动选择叛逃呢？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他们感到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有人提议，应该立即找中国政府出面解决。然而，这个建议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按照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一个国家领土上的异国“大使馆、领事馆”是享受治外法权的。简单来说，就是中国政府对“韩国驻中国大使馆”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管辖权的。黄长烨一旦进入了韩国驻中国大使馆，就等于是走进了韩国的管辖地带，中国政府无权进去抓人。
这一规定让朝鲜方面感到十分棘手。他们无法直接闯入韩国大使馆将黄长烨带回，也无法通过中国政府来施压。一时间，他们陷入了困境，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金正日得知消息后，也是震惊不已。他一度认为，自己的老师黄长烨肯定是被韩国方面绑架了。他深知黄长烨在朝鲜政坛上的地位和影响，他的叛逃无疑会对朝鲜政府造成巨大的打击。因此，金正日决心要尽快将黄长烨带回朝鲜。
然而，中国政府并不好直接介入这件事情。他们明白，一旦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发国际争端，甚至影响到中朝两国的关系。因此，我国只能保持克制，静观其变。
朝鲜方面见状，决定采取另一种策略。他们组织了大量在北京的朝鲜人，前往韩国大使馆前进行抗议。这些抗议群众情绪异常激动，他们高呼口号，要求韩国方面立即释放黄长烨。甚至有人试图冲破警戒线，冲进韩国大使馆抢人。
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政府感到十分头疼。我国明白，如果不能及时控制局势，就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因此，他们只能派出武警维持秩序，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就这样，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朝鲜方面坚持要求韩国释放黄长烨，而韩国方面则坚持认为黄长烨是自愿申请政治避难的，他们有权保护他的安全。这场僵局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七年的三月。
在这个月里，双方进行了多次交涉和协商，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最终，中国方面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让韩国使馆把黄长烨先交到第三国去再说。这个方案得到了双方的认可，因为它既避免了直接冲突，又为后续的协商留下了余地。
于是，在三月十八日这一天，黄长烨乘坐飞机离开了北京，前往了菲律宾。在菲律宾，他逗留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里，他接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采访，向外界阐述了自己的立场。最终，在四月二十日这一天，黄长烨乘坐飞机离开了菲律宾，飞向了韩国。他的叛逃事件至此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