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局势依旧动荡不安。在这样一个敏感而关键的时刻，有一个人，冒着极大的风险，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漫长征途。他，就是李茂堂。李茂堂此次来到延安不为别的，而是重新入党。
其实说，让一个人重新入党，并没有多大的波澜。关键在于，两个人的身份。一个就是李茂堂，此时的他可是国民党的大特务。而另一个批准他重新入党的人，可是我们敬仰的毛主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李茂堂，又名李自靖，1906年出生于陕西渭南一个普通的家庭。他的人生轨迹，从1921年开始，就注定了不平凡。那一年，他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踏入了西安电报局开办的电信人员传习所，开始学习电报技术。这段经历，不仅让他掌握了一门实用的技能，更为他日后的革命生涯埋下了伏笔。
在学习期间，李茂堂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和勤奋。他迅速掌握了电报技术的精髓，成为了传习所里的佼佼者。因此，当他学成之后，便被派往了北平、杭州、开封等地工作。在这些地方，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为日后的革命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对于李茂堂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那一年，他在西安补习时，经罗承运、林达夫两位革命先驱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仿佛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心中的革命火焰被彻底点燃。他深知，自己将肩负起拯救民族、解放人民的伟大使命。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27年，李茂堂被派往武汉，任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这里，他亲身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目睹了无数革命同志的牺牲。这场残酷的斗争，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也让他明白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大革命失败后，李茂堂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勇敢地回到了陕西，继续投身于工人运动。他历任中共陕西省电报局支部书记、西安市东区书记等重要职务，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然而，他的革命活动也引起了国民党反革命派的注意。他们视李茂堂为眼中钉、肉中刺，曾先后两次对他进行通缉。
1935年9月，李茂堂正急匆匆地赶往郑州，准备参加一场至关重要的常委扩大会议。然而，命运却在他即将抵达目的地的前夕，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由于叛徒的告密，整个会议的所有与会者都落入了敌人的魔爪。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搜捕，让陕西省委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而李茂堂，却因为某种莫名的巧合，侥幸逃过了这场灾难。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同志们的深深担忧，也有对自己能够幸免于难的庆幸。
然而，敌人的阴谋并未就此止步。他们放出了狠话：只要李茂堂自投罗网，其他被捕的同志就可以全部无罪释放。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刺进了李茂堂的心里。他深知，这不过是敌人设下的陷阱，但他还是天真地以为，自己能够用一个人的牺牲，换取更多同志的自由。
于是，李茂堂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他主动送上门去，想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拯救那些无辜的同志。然而，现实总是比想象更加残酷。敌人并没有遵守他们的承诺，那些被答应释放的人一个也没放，而李茂堂，这个本来可以自由的人，却反倒失去了自由。
他被押送到了南京的反省院，那里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地狱”。徐恩曾，这个中统的头目，对李茂堂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他派出了中共陕西省委的原书记、叛徒杜衡，用高官厚禄对李茂堂进行利诱劝降。杜衡的每一句话，都像是毒蛇的嘶嘶声，试图侵蚀李茂堂坚定的信仰。
面对这一切，李茂堂的态度异常坚决。他瞪大了眼睛，咬紧牙关，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死也不可能叛变！”他的眼神里，燃烧着对党的忠诚和对敌人的愤怒。然而，徐恩曾并没有因此放弃，他认定李茂堂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拉拢过来。
徐恩曾专门叮嘱手下，只要李茂堂肯开口，什么都答应他。这种无原则的纵容，让李茂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既保全自己的生命，又能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就在这时，一个冒险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闪现。
既然敌人如此看重自己，何不将计就计，假意答应他们，再找机会联系党组织呢？于是，李茂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答应了徐恩曾的“邀请”，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不准声明自己是自首。徐恩曾为了得到李茂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条件。
就这样，李茂堂的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一名中共地下党，变成了中统的特务。这个转变，让他的心中充满了矛盾和挣扎。他深知，这一步走错，就可能万劫不复。但他也明白，这是自己唯一能够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茂堂开始了他的“双面人生”。他表面上服从敌人的安排，暗地里却在寻找联系党组织的机会。然而，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和审查，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敌人的掌控之中。
尽管如此，李茂堂从未放弃过努力。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之便，暗中搜集敌人的情报，试图找到突破口。同时，他也时刻保持着警惕，生怕自己的身份被揭穿。这种紧张而刺激的生活，让他感到既疲惫又充实。
时间一天天过去，李茂堂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党组织的努力。终于，在1936年的某一天，他找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通过秘密渠道，捎话给了党组织：“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我要在敌人肚子里搞垮他们。”这句话，不仅表达了他对党的忠诚，也揭示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整个西安城笼罩在一片紧张而神秘的气氛中。随着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一声令下，一场震惊中外的兵谏行动悄然展开。国民党南京政府顿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慌乱之中，各级官员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奔走，企图寻找解决之道。而在这动荡不安的时刻，中统特务系统也紧急动员起来，纷纷提出各种营救蒋介石的方案。
在众多方案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由李茂堂提出的“空降营救”计划。这个方案大胆而新颖，提议通过空中力量，直接将救援队伍投送到蒋介石被困的地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救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对李茂堂的胆识和智慧赞不绝口，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随着时间的推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整个国家陷入了战火纷飞的境地。李茂堂也在这场乱世中，逐渐崭露头角。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无意中发现了企图刺杀韩国独立党主席金九的日本凶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李茂堂毫不犹豫地出手，成功将凶手制服。
蒋介石对李茂堂的英勇表现深感满意，对他恩宠有加。不久之后，李茂堂便连升两级，被提拔为中统特训班的总教官。这个职位不仅意味着他拥有了更高的地位和权力，也肩负着培养新一代特务的重任。
随后，李茂堂又被任命为中统陕西调查室的副主任，成为了中统特务在陕西地区的重要人物。他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很快便在陕西站稳了脚跟。然而，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李茂堂内心的思念却越发强烈。他时常想起那些曾经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党组织同志们，想起那些共同奋斗的日子。如今，自己却与他们失去了联系，这让他感到无比的孤独和失落。
193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李茂堂终于打听到了王超北的下落。原来，他此刻正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这个消息如同一股暖流涌入李茂堂的心田，让他激动不已。他立刻决定给王超北写信，请求与他见面。为了确保信件能够安全送达，他特意找到了自己的亲戚武少文，委托他将信件捎给王超北。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王超北对李茂堂的情况也一无所知。他收到信件后，心中充满了疑虑。他担心李茂堂是否已经叛变，是否会成为敌人的眼线。为了慎重起见，他决定将信件交给办事处处长伍云甫，请他帮忙拿主意。
伍云甫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党员，他仔细阅读了信件后，沉思了片刻。然后，他抬头看着王超北，语气坚定地说：“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他，毕竟这么多年没联系了，总得有个了断。而且，如果他真的叛变了，我们也可以趁机了解一下敌人的情况。”
就这样，王超北带着忐忑的心情，前往了与李茂堂约定的见面地点。两人一见面，便紧紧握住了对方的手。看着李茂堂那熟悉而又略显沧桑的脸庞，王超北心中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他们聊起了过去的点点滴滴，聊起了那些共同奋斗的日子。李茂堂也向王超北坦露了自己的心声，表达了自己对党组织的思念和渴望回归的愿望。
王超北听后，深受感动。他紧紧握住李茂堂的手，语气坚定地说：“我相信你，你绝对没有叛变！我会向组织汇报你的情况，争取让你早日回归组织。”
几天后，王超北带着与李茂堂见面的详细情况，向伍云甫做了汇报。伍云甫听后，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王超北的看法。不久之后，中央来电，指示王超北与李茂堂建立单线联系，以便更好地获取国民党的情报。
就这样，李茂堂和王超北之间建立了一条秘密的情报通道。李茂堂利用自己在中统内部的特殊地位，源源不断地将国民党的情报传送到延安。这些情报对于党组织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们不仅帮助党组织更好地了解了敌人的动向，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了传递情报，李茂堂还承担起了掩护地下党组织的重要任务。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地下党组织如同火种，稍有不慎便可能被敌人扑灭。李茂堂利用自己的身份，多次为地下党组织提供掩护，帮助他们躲避敌人的追捕。每当有地下党员面临危险时，他总是第一时间出现，用他那看似冷酷实则温暖的手，将他们从死亡的边缘拉回。
同时，保护西情处工作人员的安全，也是李茂堂肩上的一份重担。西情处，作为党组织在西安的重要情报机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李茂堂深知，一旦西情处暴露，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时刻保持着警惕，密切关注着周围的一切动向。每当有敌人试图接近西情处时，他都会及时出手，将危机化解于无形之中。
在破坏敌特组织方面，李茂堂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深知，敌特组织的存在，对党组织和抗日力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他利用自己在中统的资源和人脉，多次成功渗透进敌特组织内部，从内部瓦解了敌人的力量。他的每一次行动，都如同精准的手术刀，精准地切除了敌人的毒瘤。
然而，李茂堂对党组织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深知，电报密码是敌人传递情报的重要手段。如果能够掌握这份密码，那么敌人的许多重要情报都将无所遁形。于是，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利用自己在中统的特殊地位，成功获取了中统的电报密码。
这份密码的获取，对于党组织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中央因此能够破译出敌人的许多重要军事情报，从而在战场上占据了更大的主动权。每当看到党组织因为自己的情报而取得胜利时，李茂堂的内心都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喜悦。
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逐渐好转，中共中央决定召回王超北，让他前往延安汇报工作，并接受新的任务安排。这一消息让王超北既感到激动又充满期待，他知道，这将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与此同时，李茂堂也萌生了一个念头——他想跟随王超北一起去延安，解决自己多年悬而未决的党籍问题。
多年来，李茂堂虽然身在敌营，但心始终向着党，为党的事业默默奉献。他渴望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于是，当王超北准备启程时，李茂堂也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同行的请求。
两人一路颠簸，终于抵达了延安。刚一下车，他们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的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以及罗青长、师哲等人亲自前来迎接。李克农一见到李茂堂，就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双手：“茂堂啊，你终于回来了！欢迎你归队回家！”
李茂堂的心中也是感慨万千，他深知这一刻的来之不易。在简单的寒暄之后，他郑重地向李克农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
李克农听后，沉思了片刻，然后说道：“你的事情，我会向上面反映的。”果然，没过多久，入党的问题就被反映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对李茂堂的情况非常关心，他询问李克农：“李茂堂的党籍问题，你们为什么不给他解决呢？”
李克农有些为难地解释道：“有人觉得不行啊，毕竟他断了那么长时间的党组织联系。”毛主席听后，却哈哈一笑：“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入党要有介绍人，你们谁愿意介绍李茂堂入党呢？”
李克农想了想，说道：“我觉得罗青长和汪东兴可以介绍他入党。”当时，罗青长是社会部一室主任，汪东兴则是社会部二室主任，而李茂堂则是国民党中统陕西省室主任。这样的身份组合，让在场的人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毛主席听后，更是笑得前仰后合：“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我能不同意吗？这简直就是‘主任联盟’嘛！”在场的人也都被毛主席的幽默所感染，纷纷笑了起来。
随后，中央领导对李茂堂的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他们了解到，李茂堂在敌营中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忠诚和勇气都值得称赞。于是，作为“回头革命”的特殊情况，中央决定重新为李茂堂办理入党手续。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毛泽东亲批的第一个“特别党员”，足以见得李茂堂在党心中的重要地位。
重新成为共产党员的李茂堂，感到无比的激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李茂堂被任命为国内贸易部的第一任副部长。他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很快就在新的岗位上崭露头角。然而，命运却似乎总爱跟他开玩笑。1950年，李茂堂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蒙冤被捕。这一消息传出后，震惊了许多人。他们都知道，李茂堂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是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的战士。他的被捕，让许多人都感到心痛和惋惜。
在狱中，李茂堂遭受了无尽的苦难。但他的心中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忠诚。他坚信，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他会重新获得自由。然而，命运却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1953年5月，李茂堂在北京病逝，享年仅仅五十多岁。
幸运的是，历史并没有忘记李茂堂的贡献和牺牲。1982年3月，经中共有关部门复查，李茂堂的冤案终于得到了昭雪。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他的贡献也得到了肯定。这一消息传出后，许多人都感到欣慰。他们知道，李茂堂虽然离世多年，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活在了人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