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春晚，左起：侯宝林、王景愚、刘晓庆、姜昆、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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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的开幕
迎春晚会一直是央视多年的惯例。建国初期，北京电视台每年都要举办新年联欢会。后因历史原因停办。
1978年2月6日，中央电视台恢复播出“迎新春文艺晚会”，但采用的是录播，再加上当时大陆的电视机多是机关单位配备，数量相当有限（只有一百多万台），78年春晚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改变出现在央视导演黄一鹤接手1983年春晚。
在改开初期解放思想的大潮下，他决定对春晚做出改革，以现场直播，观众互动，电话点播的形式办春晚，将其办为全民欢庆的活动。1983年的春晚，遂成了大众印象中的春晚元年。
1983、1984、1985、1986、1990年春晚导演黄一鹤
春晚筹备之初，从演员到导演，对于节目框架和内容都心中没底。旧观念尚在，任何尝试都可能被“上纲上线”，筹备组战战兢兢，摸着石头过河。
春晚筹备组成员之一的马季说：
晚会干脆就突出一个“乐”字，欢乐！十几年了，老百姓没怎么乐……咱们春节晚会也别讲太多政治化的词，就是让观众笑痛快了，节日过好了，晚会就成功了。
这一提议，受到了众人的一致赞同。
既然“春晚”定调是让老百姓乐呵，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王景愚的《吃鸡》。
该作品创作于1962年，曾经在62年《笑的晚会》上，逗笑周恩来和陈毅，但随后被扣上了“笑里藏刀”的帽子，王景愚本人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作风的代表受到批判。
王景愚在83年春晚表演《吃鸡》
这次春晚又要上《吃鸡》，王景愚不敢贸然演出。黄一鹤只好向台长汇报，王景愚看到了台长的批示，才答应出演。
考虑到直播情况多变，传统主持人难胜任，筹备组想到了让相声演员马季和姜昆担任串场主持。
这个决定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相声演员不庄重，格调不高，会让晚会陷于流俗，搞不好还会出问题，马季太俗，姜昆太嫩。
最终，黄一鹤顶住压力，启用了马季、姜昆，又安排了话剧演员王景愚和明星刘晓庆搭班。四位主持在节目之间插科打诨，形式活泼，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敲定了主持人，时间已经是1982年12月中旬，接下来是找演员。
上世纪80年代，大陆的演员，都有各自的单位，拿固定工资和一定的补贴。要找演员上春晚，必须先联系该演员的上级单位，说明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表演，经过演员单位领导的批准，才能“借用”。
以李谷一为例，她是当时全国最火的歌星，也是春晚必须争取到的演员。但当时李谷一所在的中央乐团，已经安排她大年初一在深圳表演，面向港澳地区，门票早已售空。
李谷一（中），1984
当时深圳没有高速公路，没有机场，去深圳必须过两条河和边防安检，如果临时抽调李谷一到北京参加春晚，很难保证她第二天在深圳按时演出。
最后筹备组通过公安部协调出一个方案，初一一早央视用专车送李谷一到首都机场，赶上午8点多的飞机，飞往广州白云机场，广东公安厅派专车接到人后，一路免检过边防，到深圳的表演场地，确保当晚的表演。
解禁的时代
在1979年前后，邓丽君的歌在大陆以盗版磁带的形式悄悄流行，其气裹声的通俗唱法随之走红。
1979年12月31日8点，央视播出了电视剧《三峡传说》，片中李谷一演唱的插曲《乡恋》，就使用了邓丽君的气声唱法。1980年2月，《乡恋》入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在那个电视尚不普及的年代，《每周一歌》影响非凡，《乡恋》因此迅速流行，李谷一也成了当红歌手。其演出门票需午夜排队购买，光1980年上半年，李谷一就唱了200场。
1980年年初，一名高级官员最先点名批评了《乡恋》，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从此，报刊开始大量发表对《乡恋》的批评文章，《乡恋》也被称为“毫无价值的模仿品”，在持续三年的时间里，围绕《乡恋》，各大媒体展开了大讨论。
然而，1983年的春晚刚开场，李谷一开始演唱《拜年歌》，电话那端的观众，一个接一个地点播《乡恋》。直到李谷一后面又唱完了五首歌，还是不断有人点播《乡恋》。
据导演黄一鹤回忆，当时广电部部长吴冷西就在现场，服务员把装有电话点播条的茶盘端给他，点的歌大都是《乡恋》。吴冷西拿起一张看了看，随后示意服务员将点播条倒在旁边，过一会儿又端来一盘，又倒，等第五盘端来，吴冷西有点坐不住，在过道里来回踱步，还掏出手帕擦了擦汗。
《乡恋》歌词描述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依依不舍的眷恋，但在1983年的时代背景下，却别有意味。
其动听的曲调，伤感的表达，对个人情感柔软的渲染，让那些从动乱时代中走出来的人们感动不已。
在83年春晚引领的解放潮流，并不止有“靡靡之音”。
如果留意1983年春晚的片头的动画，会发现其中一个镜头是一个可口可乐的玻璃瓶变成了刘晓庆。要知道1982年的可口可乐，在北京刚刚建厂，正处在艰难谈判的阶段，尚未大规模量产。
但担当主持的刘晓庆是个例外，当晚穿着红色衬衫，异常抢眼。春晚后，刘晓庆在香港女人街五元钱买到的装扮被仿制成“晓庆衫”，在全国各地对美好的追求中，毫不意外成为热销商品。
港台演员的加入
但1983年并不是个普通的年份。改开后的思想解放浪潮，到了1983年演化成理论界“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激烈争辩，进而引发了「清除思想污染运动」，要铲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1983年秋，全国“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理论界和文艺界首当其冲。《瞭望》杂志封面刊登了女子体操运动员高低杠的照片，被一些地方当做“黄色照片”，游泳池男女共同游泳、穿喇叭裤、烫发、听流行音乐，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污染。
1983年9月，全国还针对社会治安问题，兴起了“严打”：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000人，检察机关起诉975000人，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死刑的24000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687000人，劳教人员169000人。
还有一件事即将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1984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将来北京洽谈中英联合声明一事，「主权问题不能讨论」和「如何收回香港」就是这次会谈的重要内容。
这是一次资本主义英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相互“亮明态度”的“亲密接触”，敏锐的黄一鹤立刻找到了办春晚新的思路——他决定请港台人员来参加春晚。
但对于这一个关乎大是大非的问题，台领导和黄一鹤都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一方面，港台演员来春晚，意味着爱国和国家统一；另一方面，港台演员当时还代表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他们唱的歌，他们的表演，在当时背景下，很可能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我们留意八十年代春晚的主题会发现，1984年是唯一将“爱国”放在首位的一年，正呼应了当时打击思想自由化的社会背景和让港台演员参加春晚的努力。
为了突出“爱国”、“统一”和“团结”的主题，选到合适的港台节目是应有之义。
黄一鹤带领节目组，到在当时能收看香港节目的深圳租了一间屋子，专门收看香港电视。连续好几天，节目组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节目，就在快要放弃时，黄一鹤偶然听到了吉普车司机播放的盗版磁带，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
香港歌手奚秀兰演唱了《阿里山姑娘》、张明敏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台湾民谣《乡间小路》，台湾主持人黄阿原演唱了福建闽南语民歌《天黑黑》，香港演员陈思思演唱的黄梅调电影《三笑》选段。
1984年春晚和后来1987年的春晚，并列成了八十年代最成功的的春晚。
笑的出新
在小品《吃面》（1984年）中，朱时茂饰演一位导演，陈佩斯饰演一个想出名的临时演员。两个角色，围绕着吃面条的场景，串联起了整个小品。小品利用“双关语”，制造了一系列笑点。
小品中陈佩斯惟妙惟肖的肢体动作和对细部表情精准的拿捏，将包袱一波一波抖出来。陈佩斯从饥饿到吃饱，最后吃不下的剧情，也暗示了中国人曾经的饥饿和匮乏。
小品《羊肉串》（1986年）中，陈佩斯饰演一个无证卖羊肉串的商贩，朱时茂饰演城管。一个要查证件，一个百般讨好和躲避，陈佩斯想行贿朱时茂，问：您缺点什么？朱时茂却罚款陈佩斯20元（对比2毛一串的羊肉串价格，罚款是当时一个月的工人工资）。让人发笑的同时，也调侃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现象。
殊不知，当时的政策是“笑要健康的笑”，不能没有意义地笑。陈佩斯和朱时茂，心中并不平静。
1983年晚会开始前，《吃面条》还没有确定下来上不上。陈佩斯和朱时茂不好意思坐在观众席，就躲在现场不见人的角落里。当黄一鹤决定上两人的节目时，也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他对两人交代：
1987年，郭达的小品《产房门前》，两个男人等媳妇生男孩，相互违心地劝导，到最后一个媳妇生了男孩，丈夫如上九霄，一个生了女娃，丈夫如丧父母。小品讽刺了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颇具新意，也符合时代新风。
1984年，相声《宇宙牌香烟》，马季扮演了一个换着牌子骗人的商人，兜售劣质香烟，做一锤子买卖，因贴近生活，表现经济转轨期鱼龙混杂的现象颇受好评。
1985年以后的春晚，延续了茶座的形式，演员和下面观众随时互动，从现场效果，到电视收视效果，都相当成功。
春晚塑造的时代记忆
在《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出版）一书中，还这样形容邓丽君歌曲的唱法：
1987年，春晚选中了当时在台湾已经具有相当名气的歌手费翔。
在1986年，费翔和家人在台湾意外收到外婆从北京寄出的一封信，当时这封信辗转多地，经美国才到台湾。外婆在信里说：
最后，在台联的促成下，费翔在1986年下半年来到大陆，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外婆。
在演唱《冬天里的一把火》时，费翔按照当时港台的流行风格，扭动身体，跳起了迪斯科。筹备时期，台里领导一直要求不能跳迪斯科，在导演邓在军的坚持下才有所保留，但要求镜头只能近景和特写，不能切全景画面。
但后来在现场的导演邓在军和摄影导演张淑芬，觉得这样精彩的表演，不切全镜头太可惜，就给切出了不少费翔跳迪斯科的全景。台领导火了，打电话过来：“邓在军，你再切全景，我处分你!”
于是我们看到当年费翔跳舞时，一些本该切全景的镜头，观众只能看到费翔的上半身动作，还有一些镜头，脸部晃出了画面。
即使如此，全国观众也领略到了迪斯科的魅力，爱上了这个来自台湾的中美混血儿。费翔之后，港台流行歌曲，连同迪斯科，在大陆的发展更加迅猛。
1984年导演黄一鹤专门邀请乔羽和王酩，作词作曲了一首歌，名为《难忘今宵》，由李谷一在春晚结尾演唱，营造了喜庆祥和的气氛和情绪，一直沿用至今。
1987年，《血染的风采》，歌颂对越战争的「老山精神」；《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唱新青年对未来的憧憬；还有诸如《万里长城永不倒》、《十五的月亮》、《军港之夜》……都非常受欢迎。
随着80年代春晚的不断试探，各种题材的流行歌，逐渐受到了官方认可，摆脱了“靡靡之音”的称谓。大陆原创流行音乐，也因此从不入流，走入了正统。
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6年5月9日，百名歌星在工人体育馆举办演唱会。演唱会上，崔健一身当年街头青年的装束，吼出了《一无所有》，开创了大陆摇滚的先河。
八十年代的春晚，曾也是拉开这块大幕的角色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