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治疗师为精神分析工作做好了准备，并通过了来访者最初的考验；一旦治疗师与来访者双方皆已完成对彼此的评估，并建立了最初的融洽关系，治疗师就会开始聚焦在深入治疗上。我所说的深入治疗，是指吸引来访者透过表面进行观察，以此拓宽对自身行为的理解。我将以洛佩兹先生为例来说明这一过程。
21岁的洛佩兹先生来到诊所寻求治疗，这是他获得缓刑的条件之一。他是因在就读的大学里贩卖毒品被捕的。最初，他为了逃避坐牢而接受心理治疗。他的缓刑期共5年，在这期间治疗师不需要主动向缓刑监督官汇报治疗情况，但如果缓刑监督官问起他的到访情况，治疗师应该提供证明（缓刑监督官从未问过）。
洛佩兹先生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吸食大麻，接着在大学里尝试了软性毒品和硬性毒品。吸毒在当时是一种文化现象，而贩毒则给洛佩兹先生带来了更大的满足感——他获得了一直寻求的自尊和认同感，贩毒带来的重要感和强大感让他上了瘾。
洛佩兹先生的父母从古巴移民到美国，他们每天要在餐馆里工作很长时间，很辛苦以至于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抚养6个孩子。洛佩兹先生是他们最小的孩子，小时候，他有时被“溺爱”、有时又被忽视，情况循环往复。他的父母很少在家，也没给他“立规矩”，洛佩兹先生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孤独又没人管。但是当母亲在家时，他又觉得自己被宠过了头，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觉得被宠得透不过气来——他说自己小时候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暴君。
洛佩兹先生非常聪明，学习成绩很好。他的老师们要么很讨厌他，要么很喜欢他。他强烈渴求关注，有的老师会给予回应，有的老师却对他置之不理。他记得自己曾经满身是泥、又脏又臭地去上学。他既想吸引大家的关注，又对旁人十分抗拒。
洛佩兹先生开始了一周一次的治疗。他说他会履行缓刑要求，但并不明白治疗的意义。他的治疗师理解洛佩兹先生把治疗看作是“必须做的事”，但也觉得他可能会发现治疗的过程很有意思。
在后来的治疗中，洛佩兹先生回忆起最初的几次会谈。他说，当发现治疗师对他抱有希望时，他觉得如释重负。他还记得治疗师平静的说话方式，她对他想说的话也饶有兴趣，这让他印象深刻。在那之前，从来没有人能够在听他说话的时候不与他争吵或是不做评判。几次会谈之后，洛佩兹先生说他打算通过心理治疗来“保持冷静，发展多种兴趣爱好，重新认识自己”。在治疗的第一个月，洛佩兹先生改变了他对心理治疗的态度，也明确表达了他希望获得“第二次机会”的意愿。
是什么改变了洛佩兹先生的态度？洛佩兹先生的治疗师通过非评判的、充满关注的姿态，以及善意的好奇传达了对洛佩兹先生的兴趣、尊重、耐心及希望。真正产生影响的不是她对洛佩兹先生说了什么，而在于她真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她是这样想的：这个年轻人，他的童年艰难而孤独（共情），他现在遇到了麻烦（善意的好奇），到我的办公室来寻求心理治疗（希望）；他有自己的故事要讲（兴趣）；也没有被毁掉（尊重）。我喜欢他。
治疗师对来访者的共情、兴趣、希望和喜爱定下了接纳的基调，来访者可以感受到这一基调并做出回应。治疗师的态度比话语更能传递信息。事实上，如果缺乏尊重和满怀希望的态度，话语本身毫无意义。这就是我说过的无意识沟通和直觉的意思。治疗师的态度决定了她能否有效应用精神分析技巧。对阻抗、移情、见诸行动、行动化、梦、联想及沉默（换句话说，理解来访者的交流和交流缺乏）的倾听和解释，都有赖于治疗师对无意识过程的认识、心怀希望的能力，以及从根本上喜欢来访者的能力。
在第4次会谈开始时，洛佩兹先生谈到他在12岁时和邻居孩子打架的事。那个孩子嘲笑洛佩兹先生的父母不爱他，因为他们从来不在家，从来没有全家一起吃过晚餐。洛佩兹先生记得那次打架，因为他被那些话伤害了。
上大学时，他借助“扮酷”、喜怒不形于色来让自己自在。这时，洛佩兹先生让治疗师看到了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他在告诉治疗师，他可以有很多需求，也可以装作不在乎来掩饰自己的渴望。同时，他也是在考验治疗师，看她是否会认同他的行为是坏的，是否会对他进行评判。过了一会儿，洛佩兹先生沉默了。借此机会，治疗师邀请他讲述他想到的任何东西，就算他的想法好像与当时的话题无关，也都会帮助他更好地了解自己。洛佩兹先生回应说：“世界是圆的。”治疗师静静地等着，洛佩兹先生开始评论办公室里的东西。他挑战着他所讲内容的相关性，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适感。治疗师说：“如果你跟随自己的思绪，它们会引领你，你也会更了解自己。”洛佩兹先生耸耸肩，说人的心理实在太复杂。会谈结束时，他笑了。
向来访者介绍自由联想其实非常简单而自然。如果治疗师在介绍时态度温和而充满关心，便能让来访者明白它的意义，也会觉得自己被接纳并受到鼓励。那之后，洛佩兹先生不再感到要去“表演”了。他也听出治疗师对他所说的任何话都感兴趣，无论这些话是否有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来访者随时都能自由联想。
在之后的会谈里，洛佩兹先生谈到情绪受阻、大脑空白。当来访者自由表达出现困难时，通常意味着来访者心里有一些关于治疗师的想法。这时，治疗师可以这样说：“当你感到脑子一片空白，或是觉得难以启齿时，这通常意味着你有些关于我的想法。”我发现这样的解释能让来访者更自由地谈论对治疗师的感受。很多来访者会说：“我没想过关于你的想法也属于治疗的内容。”还有些来访者会说：“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信息对深入治疗很有益，我也从来没听到来访者对此有所抱怨。来访者会频繁地产生对治疗师的有意识的想法，尤其是在刚开始治疗的时候。
治疗后期，分析师在听来访者讲述时会留意其对移情的间接表达。例如，如果治疗师宣布要有一段时间的分离或休假，随后来访者便开始谈论他对领导是多么生气或是不满，治疗师可以问来访者是否也在对治疗师生气。我可能会说：“我在想，你对老板的愤怒是否也适用于对我。”如果来访者否认对治疗师的愤怒或不满，治疗师可以解释说，在宣告治疗中断（或休假）时，她就像一个“领导”，而领导是不用征求员工意见就制定规则、发号施令的。
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洛佩兹先生谈到他父亲的疾病和离世，并由此联系到了对没有及时行乐的恐惧——他担心自己年纪轻轻就死了。他记得自己在4岁时第一次明白了“死亡”的意义，当时还大哭了一场。在会谈快要结束时，他提出是否可以将治疗增加为一周两次。在讨论了他的请求之后，治疗师说，等她有时间了她会告诉他。
接下来的几次会谈主题是“即时满足”。来访者说，一方面他想要即刻的幸福和完美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又知道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好事。治疗师把他的愿望与前一次会谈以及自己没有立刻答应他增加每周会谈次数这件事联系了起来。
复杂的情绪是内心冲突的表现，洛佩兹先生质疑自己想法的能力则表现出了他的观察型自我。治疗师利用这些信息形成诊断印象，其他印象是建立在对洛佩兹先生艰难的童年经历、不一致的养育方式、对挫折的抗拒、导致贩毒的错误判断，以及对老师们的不信任的基础上。洛佩兹先生的聪慧、幽默、韧性和心理学头脑让治疗师印象深刻。可以说，治疗师和来访者都在评估和考验对方。
随着治疗的进展，洛佩兹先生感觉进入了状态，并“喜欢上了治疗”，他开始退行。他想要治疗师见他妈妈、给他更多的时间、并对他直呼其名（不称呼姓）。他很生气事情不能按他想法进行，但同时也明确表示他很珍惜治疗并且看重治疗师提供边界的能力。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边界受到洛佩兹先生激烈的考验，因为他很少受到限制。洛佩兹先生对治疗师设置边界和没有立刻答应安排一周见他两次非常生气，他通过与室友打架来将他对治疗师的愤怒见诸行动。治疗师告诉他，他的行动反映了他对治疗师的愤怒。在治疗师做了这样的解释之后，洛佩兹先生问能不能在治疗中说脏话。
在精神分析工作中，退行是可预期的。像移情一样，退行是理解来访者的过去、以及过去是如何影响当下的关键。过去的经历在当下重复，治疗师成了“新客体”。罗伟德（1960）在他的文章《关于精神分析的治疗行为》（On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中阐释了这个过程：
“我们把精神分析看作是一种干预，其目的在于：如果自我发展在某个点相对受阻，则要推动它的发展，或者促进自我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是通过促进和利用（受控制的）退行而达到的……以重新激活童年神经症为目的的移情性神经症得以调动起来，这不仅仅通过分析师的技能来实现，还需要分析师能够让自己置身于来访者与分析师之间新的‘客体关系’的发展中。来访者倾向于将这一潜在的新客体关系变成旧客体关系……如果来访者能够抓住由分析师所代表的新客体关系的潜在可能性，他就会敢于投身到移情性神经症的退行性危机中，去直面童年焦虑与冲突。”
“移情性神经症”这个词常用于精神分析，但在每周两次甚至一次的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个案中，来访者很多情况下的确会强烈地卷入与治疗师的互动中，这种强烈的程度并非基于当下的现实，而是基于过去的场景。一些分析师称之为精神病性移情，对此我并不赞同。
与神经症（防御良好）结构的来访者相比，这些来访者的防御机制通常不那么僵化，退行也更快。人们认为这些来访者有边缘性结构，表现出区分自体与客体的困难。然而，区分自体和客体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过程。在压力和焦虑状态下，这样的区分会因防御性而变弱。这些困难加在一起也并不意味着精神病性移情—这个词也是一个标签——与其他标签一样会阻断探索。这就像将一辆有着很好减震效果的小轿车与一辆减震效果不那么好的小轿车相比较。对后者而言，开车时会颠簸得更厉害。两辆车都能开，也能走完需要的路程，但是前一辆坐起来平稳得多。如果是在平坦的路面，这样的差别可能就完全感觉不到了。治疗可获得的一个结果，通常就像是拥有了好一点的减震器。
在最初的几次会谈中，来访者通常会表现出最高水平的功能。这对治疗很有帮助，因为来访者向治疗师展示了其在自我发展和与人相处的能力方面（有时，由于极度焦虑，来访者会在初次会谈时表现出极为明显的症状或混乱。当焦虑缓解后，更高水平的功能和更正常的行为会更经常地出现）。精神分析氛围的本质以及来访者与治疗师之间规律的会谈有助于（可控的）退行与移情的呈现。
孩子假装和表演的能力是重要的交流方式，会在治疗中重现。随着治疗的推进，来访者开始认识到治疗师并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或解决方法，也会发现治疗工作要求观察内心、审视过去，以便能够理解当下。通过观察来访者对治疗师的想法和感受，并关注来访者与外界的关系（这些关系反映出过去的态度在当下——即移情和重复的倾向——得以表现），治疗双方开始理清这些模式。理解这些模式是精神分析工作的目标。
洛佩兹先生开始表达对他母亲的憎恨，并第一次对他父亲表现出共情。他觉得他的母亲就像个孩子，而他不得不像大人一样。他谈到，在父亲生病期间及父亲去世后（那时洛佩兹先生17岁），母亲在身心上都很依赖他——他的哥哥姐姐们都已离家并有了自己的家庭。他用了一整次会谈回忆他父亲，在他眼中，父亲是一个抑郁的人。在他12岁时，父亲开始生病。在父亲的手术期和恢复期，洛佩兹先生都感觉到内疚和害怕。
治疗师慢慢了解到移情将会如何发展。洛佩兹先生会把他的愤怒、挫败、渴望和不信任带入治疗中，并把治疗师看作这些情感的接受对象。被忽略和过分纵容的经历常常使得治疗充满了狂风暴雨，因为洛佩兹先生的愤怒非常强烈。
在头4个月每周一次的治疗中，洛佩兹先生的经历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他也表现出很多适当的情感。了解来访者的童年经历对治疗师和来访者都很有意义，尤其是当这些经历是很自然地回想起来的。在会谈阶段获得的来访者的详细经历，的确只是“获得”而已。当来访者的经历在治疗过程中按来访者的节奏浮现时，治疗师和来访者学到的要多得多。一个人的经历从来都无法完全地或是精确地展现，因为记忆的恢复有自己的时间表。而且，随着治疗的进展，来访者看待事物的角度也是不同的—这些事变得立体而鲜活。
在最初的几次会谈中，来访者讲述的经历会对治疗师有所帮助，但是那通常是扁平死板的，因为那是在治疗师的要求下讲出来的，那个时候信任也还没有建立起来。最好的精神分析工作不需要制定方向。不可能指望来访者会对谁讲出尴尬和丢脸的事情，除非他已经比较确定讲出来不会被评判。对很多人来说，这需要花很长时间，就等于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试水”过程。
有一天洛佩兹先生在会谈中一直回忆父亲的逝世，他觉得自己多多少少对此负有责任，为此特别痛苦，差点把咨询室里的书砸了。他在过程中突然离开咨询室，又在几分钟之后回来向治疗师道歉。他发现治疗师不仅没有因此生气，反而请他继续完成这次会谈。
后来，洛佩兹先生告诉治疗师，这个事件对他而言是一个里程碑，原因有两个：没有砸书意味着他的自制力超出预期；而治疗师并没有慌乱，使得来自双方的考验得以通过，洛佩兹先生感到足够安全，可以分享更多的资料，深入治疗。治疗师认识到，洛佩兹先生虽然情绪不稳定，但并不暴力；来访者认识到，治疗师能够保持镇定且不做价值评判。
在治疗的第5个月，洛佩兹先生开始一周两次的会谈。更频繁的接触让他把更多的愤怒和挫折感受带入治疗。他不再与朋友和亲戚打架，而是开始口头攻击治疗师。“为什么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在治疗中随心所欲地发出尖叫？”“你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不能帮我？”
洛佩兹先生大发脾气，他联想到母亲在父亲去世后是多么地依赖他。他必须做一个成人，帮她找鞋子、在父亲的葬礼上搀扶着她。而现在她在和另一个男人约会，这个男人在占用她的时间。洛佩兹先生认为自己对母亲而言不再那么重要，他很嫉妒且怒不可遏。他承认，他小时候曾觉得自己像个“山大王”，只要父母不顺着他，他就要大发雷霆。他也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是多么无力，看清了自己逃避现实的行为。
回忆这些材料对洛佩兹先生和治疗师来说艰难而痛苦，因为他们开始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他的父母几乎没有起到父母的作用。在接下来的那次会谈中，洛佩兹先生一开始就提道：“我一直在思考上一次的会谈，也在想自己有多渴望无所不能、有多需要去掌控全局。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在对父母下命令了，甚至还打过我母亲。我父母根本管不了我。”
他接着谈起他的母亲有多喜欢引诱和挑逗人，她还和他讲自己的性生活。他承认自己对母亲有性幻想，有时这些幻想是有暴力性的。他想知道治疗师能不能应对，毕竟他可能会想杀了母亲。
更多痛苦的回忆涌现出来，在与治疗师度过了一段愤怒而挑衅的时间之后，洛佩兹先生变得哀伤，并想要放弃治疗，说也许他会自杀。他把悲伤归罪于治疗师，他生自己的气，气自己幻想拥有一根魔法棒、想被催眠、还想找到简单的解决办法。他也生治疗师的气，因为她不给他答案，也不减轻他的痛苦。当他回忆起自己曾经是一个多么暴躁的孩子，他感到尴尬而哀伤。治疗师解释说，他是一直渴望得到持续的关注和稳定的边界，而他的行为都是为了让父母给他关注、给他边界。
在治疗的第9个月，洛佩兹先生说，他现在对曾经一度痛恨的缓刑官的情感改变了。他没想到自己对这个站在他身旁、帮助他远离麻烦的人如此感激。治疗师听出这是移情的信号，但只是把它记录了下来。
在与洛佩兹先生一起坐在这里、容忍了他的暴怒行为这么久之后，治疗师看到的这个积极信号非常重要。其他的积极信号是通过一些快乐的童年记忆表现出来的。在童年有一段时间，他曾因为爱卫生而得到五角星奖励。还有一次，父亲送给他一条狗。
随着这些关于过去的积极情感增加，洛佩兹先生开始封闭自己对治疗师的想法。他发现保持与治疗师的距离，能更容易地回避自己对亲密感的渴望。在过去，这些希望曾经痛苦地落空。每一次当他对父母报以信任的时候，他们都会辜负他的信任，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持续而恰当地爱他。
终于，他能够表达因治疗师休假而感受到的悲伤和嫉妒。明白治疗师拥有治疗室以外的生活，这让洛佩兹先生很难接受。他开始将移情性欲化，而不是去感受自己对亲密的渴望。治疗师向他解释了这一防御反应，尽管洛佩兹先生听到了她说的话，但这仍然成了治疗中重复多年的主题。
总之，我尝试用洛佩兹先生最初9～10个月的治疗（最终转为精神分析）来说明来访者和治疗师是如何相互考验的，以及在信任建立之后是如何深入治疗的。在治疗初始阶段使用的技巧包括：
1. 倾听时留意过去是如何影响当下的；
2. 将来访者在治疗之外的行为与他对治疗和治疗师的感情联系起来；
3. 形成诊断印象时要考虑来访者的心智水平及自我力量；
4. 给来访者介绍自由联想的观念；
5. 解释来访者选择付诸行动而不是感受和表达的倾向；
6. 给来访者介绍移情的概念；
7. 设定限制并提供边界；
8. 允许治疗中出现退行；
9. 评估来访者的心理弹性及容忍治疗性退行的能力；
10. 倾听积极认同以及消极认同；
11. 评估来访者接受治疗师关于移情和阻抗的解释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