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门事件与美国 1974 年《隐私法案》

文摘   2024-12-14 18:45   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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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年底,美国处于过渡与巨大不确定性中,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福特接任。当时民众对福特持谨慎乐观态度,同时面临高通胀和高失业率问题。
早在2月,尼克松就发表了关于 “美国人隐私权” 的广播讲话。彼时正值计算机时代开端,信息隐私引发担忧,尼克松提及政府和私营部门掌握大量个人信息,虽肯定《公平信用报告法》,但也强调需更多保障措施,宣布成立国内隐私委员会,由福特担任主席。
随着尼克松任期衰落,隐私委员会推进 14 项政策举措,涉及诸多领域。福特将总统文件公开,记录显示隐私委员会影响深远,如福特压制 “联邦网络” 提案,《隐私法案》和《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案》在此期间起草、通过,委员会首席幕僚加入白宫,福特让副总统继续委员会工作。
1974年底,福特签署《隐私法案》,其签署声明及演讲稿草稿强调隐私重要性。1975年,隐私委员会和福特政府取得多项立法胜利,但未覆盖私营部门所有领域。
从不确定到个人权利具体化不易,伊丽莎白・德鲁在《纽约客》文章中思考未来历史学家如何看待 1974 年,质疑他们能否理解当时民众经历的复杂情感和事件的艰难。

来源:IAPP

作者:Cobun Zweifel-Keegan

整理:何渊,DPOHUB主理人

以下是全文:

整整 50 年前,随着每个渐长的夜晚将美国带向 1974 年年底,这个国家正处于过渡时期,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就在几个月前,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被说服辞职,而不是面对国会不可避免的弹劾。他谦逊的副总统接替了他的职位。杰拉尔德・福特承诺恢复总统职位的诚信,但民众对他的前景只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他们正被通货膨胀率超过 12%、失业率超过 7% 的国内经济状况所困扰。

那年,《纽约客》杂志以 50 美分的封面价格发表了一篇对尼克松垮台之夏的长篇反思,标题为《华盛顿特区的一名记者》。在文章中,独一无二的伊丽莎白・德鲁分享了她当时的日记式书信,人们可以想象她在美国首都回响的大厅里漫步时,随手写下这些内容。

在福特就职前,德鲁这样描述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

“福特有其局限性,而且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更加保守,但他轻松、看似开放的风格使他颇受欢迎。福特也是传统政治和国会程序的产物。公众会抓住这个机会,认为我们的大多数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吗?水门事件的特殊怪异之处可能已经消失,但许多涉及影响我们生活的决策如何做出、权力如何分配和监督的问题仍然存在。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政府是否可以被收买仍未确定。政府机构是否可以被用来骚扰我们也不清楚。或者总统是否可以被问责也不明确。”


“文明人最珍视的权利”


1974 年更早的时候,在 2 月底,尼克松发表了一篇关于 “美国人隐私权” 的广播讲话。

这次演讲是在几名窃贼在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被捕约 20 个月后进行的。随着尼克松总统想尽一切办法应对日益严重的丑闻,他试图通过解决围绕信息隐私的日益担忧等措施来增强公众对政府日益削弱的信任。

当然,隐私担忧不仅仅是由政府的越权行为引起的。当时正值计算机时代的开端,许多人对个人记录可能被轻易获取感到不安。

尼克松在广播中谈到了这些担忧以及新兴的数据收集 “大生意”。

“在过去的任何时候,我们的政府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这么多公民了解得如此之多。这种新知识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危害和好处 —— 而拥有这些知识的人也承担着同样巨大的责任。尽管政府官僚机构本意良好,但似乎热衷于收集更多信息。现在这些信息存储在 7000 多台政府计算机中。收集新信息总是必要的。但在收集什么以及如何使用方面也必须有合理的限制。同样的过程也在私营部门发挥作用,计算机和现代数据技术已经将大量个人信息交到了银行家、雇主、慈善组织和信用机构手中。”

尼克松在赞扬他于 1970 年签署的美国第一部重要隐私法《公平信用报告法》通过的同时,也承认需要更多的保障措施。

他说:“如果没有数据检索系统和计算机技术,许多美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美好生活事物将不可能实现,或者价格高得离谱。但在科学找到在每台计算机中安装良知的方法之前,我们必须制定人性化的个人保障措施,防止计算机成为剥夺我们基本自由的巨大、机械、没有人情味的机器人。”

因此,为了解决这些担忧,尼克松宣布召集 “政府中一些最有能力的男女” 组成国内隐私委员会,这是一个 “蓝带小组”,其任务是收集关于个人信息收集、存储和使用的观点,并发布 “一系列全面的具体行动建议”。

总统还宣布,他的隐私委员会将由当时的副总统福特担任主席。


国内隐私委员会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随着尼克松总统任期的衰落,隐私委员会在 14 项政策举措中坚定地追求其目标。调查领域在今天仍然非常相关,从消费者交易到有线电视,从学校记录到军事监视。

幸运的是,福特选择将他总统任期内的每一份文件都公开,并且每一份文件都由杰拉尔德・R・福特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精心数字化。

这些记录描绘了隐私委员会在向福特总统过渡期间的深远影响。

一方面,福特利用他在委员会中的影响力压制了一项将联邦政府计算机系统连接起来的提案,这个项目被赋予了一个有点不祥的名字 “联邦网络”。

最重要的是,在 2024 年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闪电般的速度下,1974 年《隐私法案》也在这段时间内由国会起草、提出并通过,委员会密切参与其中。1974 年《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案》也是如此。

委员会的首席幕僚菲利普・布坎加入白宫,担任总统法律顾问。福特担任总统后,他让自己的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负责继续内阁级委员会的工作。其记录和建议不断积累。


隐私教父


1974 年 12 月的最后一天,福特在他位于科罗拉多州韦尔的 “冬季白宫” 签署了《隐私法案》。第二天发布的他的签署声明承诺继续优先考虑所有美国人的隐私,“根据这项立法的经验,以及对该问题复杂性的进一步探索,无疑将导致立法和行政部门继续努力重新评估个人隐私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适当平衡。”

福特总统档案中的一份演讲稿草稿更进一步。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庞大和复杂为规则的社会中 —— 在这个社会中,大型组织和复杂的法律法规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 体面、公平和直率,进而建立信心和信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政治和社会机构在很好地为我们服务。我们不仅必须能够相信他们告诉我们的事情,而且在他们未能兑现承诺时能够追究他们的责任。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和行政行动是建立这种信任和问责制的手段。它们旨在向美国人民保证,收集、记录和使用他们信息的机构是公开进行的,并按照既定规则行事。它们试图界定个人私人生活中未经其同意不得侵犯的领域。它们试图让个人在确定关于他的信息是否准确和完整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并要求记录保存机构遵守他们不向他人披露个人信息的任何承诺。”

1975 年,隐私委员会和福特政府在其成功清单上又增加了五项立法胜利:刑事司法信息系统的保障措施、纳税人记录的保密性、军事监视的限制、对《公平信用报告法》的修正案(增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现代隐私保障措施)以及对有线电视订户信息披露的限制。

然而,正如每个隐私专家所知,尽管这一系列立法胜利令人瞩目,但仍未能将同样的保护扩展到私营部门的所有领域。


历史学家会怎么说?


从一个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时期过渡到个人权利的具体化,尤其是在与政府相关的信息隐私方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这样的成果来之不易。

在德鲁《纽约客》报告中一份未注明日期的条目中,她思考着有一天人们会如何看待 1974 年:

“已经有人在谈论‘历史学家会怎么说’—— 历史学家,那些未来将有权解释现在发生的事情的未知人士。我们倾向于认为,从他们多年积累的事实中,他们将筛选出真相 —— 一个比我们所能希望掌握的更真实的真相。他们将拥有更多的事实。而且他们将拥有所谓的‘视角’(这意味着他们不会被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偏见中,可以自由地陷入他们那个时代的偏见中 —— 可以找到他们正在寻找的东西)。但我想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会理解当时的情况。他们会知道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是什么感觉吗?当我们得知当权者的所作所为时,他们会知道一次又一次被震惊是什么感觉吗?他们会知道对这些揭露感到震惊、羞愧、好笑是什么感觉吗 —— 他们会理解区分疯狂和恐怖的困难吗?…… 他们能想象当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我们的总统说‘我不是骗子’时的感受吗?他们能理解为什么差不多两年前,一些非常明智的人怀疑这是否是最后一次选举吗?他们会理解当总统解雇特别检察官考克斯时,以及在后来的几个场合 —— 当时似乎权力没有制衡 —— 的感受吗?他们会理解看着一位总统被追得走投无路是多么有辱人格吗?他们会知道被这个似乎只对自己负责的奇怪男人所控制是什么感觉吗?知道结局,就像他们会知道的那样,他们会理解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多么艰难、可怕和混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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