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臻峰｜《山路悠情（13）》——第三篇 动荡岁月之报社历练

人物介绍

向臻峰，1948年2月出生于湖北黄梅县。1966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农耕十年；1977年恢复高考后重返书窗。曾任林业部桂花示范林场总场副场长、湖北瑞发公司副总经理、雷竹产业化办公室副主任；武汉长绿集团公司技术研发中心主任、生态科学研究院院长。系二级正高职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北京林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国家林业部“林业行业国家标准评审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讲师团”成员，湖北省第二届“科技领军人物”。长期研究林学，有8项科研成果获国家林业部、湖北省政府科技进步奖及科研成果推广奖。在国家级、省部级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部分论文获中国林学会和省级林学会“优秀论文奖”，并入编林业部《专家论文选集》、团结出版社《中国农业发展文库》、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经济文库》。编剧和执导科教片《雷竹高产栽培技术》，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并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制成光盘在全国发行。国家级刊物《中华魂》、湖北省政协刊物《世纪行》，对其业绩均作过长篇专题报道；中央电视台、湖北台对其录制和播放过《人物专访》。编著并出版了专著二部，新著《山路悠情》，翔实地记录了在人生中亲历的人物和史事。书中附录了报刊有关文章，其讲话和与友人诗词酬唱及交驰的微信等，是为佐证。

第四章 报社历练

在当代社会，凡是县以上的行政机构，大都设有报社，出版报纸。报纸属于新闻媒体，是宣传时事政治和教育群众的喉舌工具，是发动和组织群众的舆论阵地。“文革”开始前，黄梅县出版发行的报纸名称为《黄梅报》，是由黄梅县委主管、县委宣传部主办的地方性报纸。“文革”开始的初期，受运动的波及，该报停刊，编辑部人员全部赋闲。1967 年 8 月上旬，一派群众组织的头领们几经研究，决定主办报纸《黄梅风雷》，主管单位是该组织的政宣组。在组建报社和编辑部时，让原《黄梅报》社李英杰同志担任主编、王浩同志任副主编。以原《黄梅报》编辑部为基础，留用小部分人员，更换一部分人员，将原日报改版为每周出三期的报纸。

8 月上旬，黄梅一中抽调我和高三（2）班梅耐寒、高二（2）梅海波、高一年级聂传杨 4 名学生到报社。随后，报社从“五湖四海”学生组织中抽调大学生孔令球(清华大学)、周扬名(复旦大学)、蔡遇反(中国人民大学)等人，他们在创刊阶段，也在报社干了一个多月，待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后，他们就离开了编辑部。

8 月中旬，报社从县林业局“红梅”兵团，抽调汪贵林同志任副主编。汪贵林是江苏人，30 多岁，出生书香门第，从南京林学院林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县林业局工作。他虽是学理工科出身，但文采蔚然，多才多艺，在文学、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很有造诣。不仅文章写得妙笔生花，而且还能为报纸版面插画，用毛笔书写的楷书、行书、行草、隶书等字体作版面文章的标题。因此，我对他是十分钦佩，时怀渴想，他亦高怀雅谊，不吝赐教。

为了广辟新闻稿件的来源，报社在全县各区、镇，每个县直单位还遴选了一名有一定写作能力的通讯员，通过简单的业务培训后，承担本单位新闻稿件的写作。全县组稿网络建立后，便于我们下乡采访有联络接待人员，能够顺利开展各项工作。

那时，全县仅有几条简易的泥土公路，路面铺设沙石，通行的班车很少。我们下乡时，凡几十公里路程的区、镇，晴天尚可骑自行车，雨天自行车不能骑行，则仅靠步行。

《黄梅风雷》报社设置于原县委办公楼一楼，主管领导是梅海珠同志。他安排我们 3 名学生集中住在办公楼附近的县委、县政府干部宿舍楼，在原县政府机关食堂买票就餐。由于我们均属无偿服务的工作人员，报社对每人每月补贴 10 元，聊补我们的伙食开支。

《黄梅风雷》报每期四个版面，第一版主要是时事政治、县内重大新闻；第二版为县内政治运动的动态，“斗、批、改”，“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方面的组稿；第三版主要是“抓革命、促生产”方面的组稿，反映县内工业、农业、商贸等战线典型事例；第四版主要是教育战线“复课闹革命”，文化和文艺领域创新为民服务，还选录一些作者的诗歌和文艺作品短文等刊载。编缉部对采编人员大致进行了分工，明确各人的职责范围。一般短评、社论，起草人撰稿后，交总编室讨论、修改后，再斟酌推敲，方能定稿。重要社论则由李英杰主编、王浩、汪贵林副主编亲自撰写。

编辑部安排聂传杨为发行组人员，我与梅耐寒、梅海波同学搞采编、组稿、撰稿等工作，有时校对工作忙碌时、也去印刷厂搞二校或三校工作。采编、组稿是到县城、各区、乡发生要闻的单位采访素材，撰写新闻稿、通讯、编者按语、短评等。对已审定的稿件，要求用正楷或行书规范抄写，防止检字工人难认和误判。编排是根据稿件文字数量、拟用的字体字号，粗算文章铅字所占面积，安排版面。校对是到县印刷厂对文章清样首先进行一校，在对校时，由二人配合，一人念读原稿，另一人逐字逐句校对，待工人更正铅字后再进行终校定版。因此，车间校对是很繁杂费工的苦差事，有时为赶时限完成铅版上机印刷，我们在晚上经常加班，挑灯夜战。

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微型计算机尚未开始应用和普及，印刷行业还处于铅与火的时代。在印刷厂的排版车间，字盒摆满四周墙壁的木板上，按字体、字号、偏旁部首依次摆列各型铅字，多名检字工人按文稿逐个铅字寻觅检索查找，组成铅字文版的初稿。遇有生僻字、缺字，则在厂里用字模，临时铸造所需铅字以配套。报纸所需铅字版的照片，是先用相机拍成黑白照片，再提前到武汉制版厂制成点状铅板，拿回编辑部后，再安插排版。遇到重大节日或重要新闻，将版面黑色文字部分先行印刷。留置出需套红的空白位置，再在印刷机上调制大红油墨，进行第二次套红印刷，极为繁琐。

1967 年 8 月 16 日，黄梅县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从各自不同的渠道，弄出枪支 1400 余支和大量的弹药，分别组建了各自的专业武装队伍。在进行“文攻武卫”时，两派武斗频繁，不断升级，各地制造了一系列的武斗事件。因此，我们到各区、镇、乡采访时，屡受对立派人员冲击，险象环生。

8 月 20 日上午，我和同事从县城到土桥区采访时，被当地对立派人员拦住，关押于区手工业联社厂区里。我的老父亲闻讯，急忙从家中赶至联社厂区，被长时间拦在厂门外。幸好该厂有一位夏木华师傅，他和其父在该厂做打铁的工匠。夏木华的姑妈与我家是邻居，木华本人与我父亲很熟识。由于他们父子俩人的关照，我在厂内并未挨打。直到次日下午，当地两派组织交换各自扣押的人质时，我们才终于被释放。

1967 年 8 月底，黄梅一派群众组织小池区分部遭对方组织人员的冲击，县总部调一中学生去支援。学生们乘一辆解放牌货车，途经县城西南中心车站时，遭到占据该站的对立派人员拦截和用石块袭击。一中 1967 届高三（2）学生吴启发从货车上摔下，跌破后脑致死。编辑部派我和一位同事，采访了吴启发追悼会的实况，组写了相关的新闻稿件，也深为年仅 19 岁的吴启发校友不幸身亡而惋惜。

1967 年 11 月 28 日早晨，停前区柳林乡、停前乡另一派组织近千人员，步行 40 余公里，围攻包抄土桥区的区公所。报社提前得知电话讯息后，临时派我和另一位同事，早晨赶到土桥街，准备采访新闻素材。我们到达土桥街北街口时，看到停前区另一派组织人员欲穿行街道冲击区公所，而土桥区一派人员在街口阻止，两派发生武斗，有肢体冲突，有游行人员用旗杆相互打人。我站立街口先旁观、后拍照时，被游行人员围拦欧打，柳林乡老铺村一位青年农民陈某用长矛向我行刺，我幸好避让及时未受到伤害。在同派人员掩护下，我与同事才突出重围，逃离打斗现场。

几天之后的 12 月 2 日，土桥区通讯报道人员，呈送编辑部一篇新闻稿，言及停前区另一派组织武装人员，于 1 日再度奔袭土桥区公所，双方武装人员在土桥河街头发生一场激烈枪战。

停前区武装人员王金龙、王建荣，在土桥河桥下往区公所发起冲锋时，被子弹击中身亡。我在编辑部连夜对该稿进行了审阅，在字句上略作修改后，将初稿交总编室定稿后，连夜送印刷厂排版，次日上午即见报。

由于当时枪支泛滥，疏于管理，“走火”伤人事件时有发生。如“五湖四海”大学生陈焱南（清华大学数学力学系）因枪支“走火”，被打断左手指；一中 1967 届高中学生张水松，被打伤左臂上肢。报社派我走访陈、张本人，弄清事件前因后果，写出《必须严格管理枪支弹药》的评论文章，刊于次日的报纸上。此后，该派文攻武卫指挥部，对非专业武装人员临时持有的枪支弹药，进行了认真地清理和收缴。

1968 年 1 月上旬，全国各省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套红的通栏大标题发表社论“祖国山河一片红”。1 月 15 日，经过湖北省军区批准，“黄梅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按照当时政策规定，县革委会领导班子应实行“三结合”的原则，即由革命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头领组成。上级批准“县革委会”主任由原县委副书记赵正恒担任、县武装部长尚启明、一派群众组织头领伏波等为副主任，“县革委会”履职县域治理的职权和职责。

“县革委会”成立庆典大会，在原县公安局北广场（俗称“马号”）举行，来自黄冈地区“革委会”、邻县广济、蕲春及安徽省宿松县“革委会”的来宾，均在主席台就座；县城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及各区乡代表近 2 万人参加，当晚还主办一场盛大的文娱晚会。

配合“县革委会”成立庆典，报社全员出动，忙于收集重要领导人讲话，采访、组稿和撰写社论，套红印刷发行了《黄梅风雷》报号外篇。

1968 年 1 月中下旬，县内各区、镇、场和县直各科局，各企事业单位及公社、大队相继成立“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报社人员分开行动，进行采访组稿，让这些重要新闻事件见诸报端。

从 1967 年 8 月至 1968 年 1 月，我在报社工作了 6 个月的时间。在这 6 个月里，我经受了磨砺和历练，个中滋味和艰辛，一言难尽，只有自知。于血气方刚的我而言，是一场人生短暂的旅行，也是一次修行。在报社编辑部里学做业务，在埋头干事中学到许多知识，持续用功就是历炼，而不是吃苦。我是在用一双手和眼睛，去书写一篇篇文章、去拥抱一个个移动的铅字。多少个深夜，我泡在办公室里，沉心静气，用一支钢笔在稿纸上“爬格子”，为每一篇文章静静思考；我深谙文字简洁之美，要言不烦，推敲斟酌，费尽思量。在印刷厂排字车间，我深感校对工作责任重大，如履薄冰。多少个日夜，我手持印刷的清样稿，沉浸在字里行间，游走在无量的字海里，寻觅端祥，找出文稿中的汉字和标点符号存在的错误。我们不过是一名普通的高中学生，在报社精神饱满地工作，既无所求，亦无所欲，有的只是淡泊名利，无私奉献。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革委会”这些权力机构的普遍建立，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一派群众组织掌权，而另一派则被排斥在各级“革委会” 权力机构之外。它进一步激化了两派尖锐对立、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黄梅县内这两派，其实与省城武汉市、黄冈地区的对立两派，各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了荣枯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同时，两派纷争的背后，还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和资源在搏奕，它为其后的“文革”动态趋势、走向与发展，留下众多的政坛风云变幻。

1968 年 10 月上旬，随着湖北省和黄冈地区行署“革命委员会”政权机构人员的更换变动，黄梅县“革委会”领导班子也进行重新组建。当时，除军代表留职任用以外，赵正恒、伏波等人全部撤职处理。县直机关和职能部门、各区、乡机构的领导成员，也同时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人员更换。

《黄梅风雷》报社成立的初期，是为其隶属的一派群众组织服务；1968 年 1 月，黄梅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又在为县级政权机构服务。随着县“革委会”领导成员的大换班，新组建的县“革命委员会”，撤除了《黄梅风雷》报社和编辑部、报纸停刊，是意料之中的必然的事件。报社原主管领导梅海珠同志，随后调出了黄梅，到地级鄂州市政府工作，报社主编李英杰、王皓同志，很快调出了县委机关，汪贵林同志返回到县林业局。在 1969 年 4 月及 1977 年 3 月后，留在县内的原《黄梅风雷》报社工作人员，曾二度在清理“学习班”中，因办报之事受到长期地清理和审查。汪贵林同志审查结束后，于 1978年调到黄冈地区林业学校，在这所中专学校任教。梅耐寒同学因其“下放知青”的身份，于 1971 年招工至鄂西化肥厂当工人，后调至黄冈某高职学院任教。梅海波同学 1968年底入伍海军东海舰队，后由部队转业至武汉市汉口台北路中原电影院工作。“二梅”因早年离开了黄梅，得以避开对当年《黄梅风雷》报社工作人员的清理；而我因仍留在黄梅县，就没有“二梅”那么幸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