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31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eh）遭遇袭击，不幸身亡。据哈马斯方面表示，哈尼亚是在其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住所内死亡的，并将其死因归结于“以色列的空袭”。而伊朗方面则称，哈尼亚之所以会出现在伊朗，是为了参加伊朗新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7月30日下午在伊朗议会举行的就职仪式。在这个节骨眼上，哈尼亚的死亡自然引起了舆论上的种种猜测。那么，哈尼亚的身亡究竟是何方所为，尤其是否与以色列有关？
事实上，在哈尼亚遭遇刺杀之前，哈以冲突本来已经有了可见的改善——几方重要力量都已经在向实现停火的方向努力。首先，美国方面，拜登政府当下正试图推动哈马斯和以色列至少“暂时达成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协议”。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不久前会见内塔尼亚胡之后提出“尽快停火并结束这场战争，并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救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态度也产生了一定软化。7月26日，在弗罗里达会见特朗普时，内塔尼亚胡主动提出“以色列迫切希望达成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并表示愿意派遣团队进行谈判。只不过，由于以色列内部的派系分歧，有一部分高层官员拒绝停火，尤其作为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和财政部长比撒列·斯莫特里赫（Bezalel Smotrich），导致以方推动停火的事宜没有进展。
在哈尼亚遇难的消息发出后，谁有可能是刺杀案的参与者自然成为首要的焦点。在分析这一问题之前，其实有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前有伊朗前总统莱希意外因坠机事故遇难，现又有哈马斯领导人在伊朗境内遇袭，为什么诸多事情都与伊朗产生关联？首先，由于伊朗所背负的“争议性”，它不免会为自身招致祸水。放在当下哈以冲突的背景下，伊朗不仅是哈马斯力量的“大本营”，更是让美国和以色列为之头疼的中东“抵抗之弧”（注：该组织成员包括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也门胡塞武装等）的领军力量。按照“离间之计”的原理，哈尼亚身亡于伊朗境内，是有利于引起伊哈内部分裂的，这是以色列被怀疑的主要原因。
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伊朗的屡受牵连根本原因在于它在中东地区身份的转变，现在正在成为一个能动性更强、主动权更大的国家。近年来，伊朗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与一些在地理位置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加强关系。早在2014年的哈桑·鲁哈尼时期，伊朗就与把守着霍尔木兹海峡（注：这是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的唯一海上通道，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都需要通过此地，极具战略意义）的阿曼签订了共同建设连接伊朗霍姆兹甘和阿曼索哈尔的液化天然气管道协议，两国还进行过多次海上军事演习。去年3月，在由中国斡旋下伊朗与沙特达成“世纪和解”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会见了阿联酋高级官员，推动双边关系走向缓和。6月，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访问卡塔尔，分别与卡塔尔最高统治者塔米姆、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就贸易投资、伊核问题、国际局势进行了讨论。
身为中东强国的伊朗，早已不是一个左右逢源、靠着“谁赢帮谁”而生存的小国。相反，以其多年在中东的经营、长远的谋略，它慢慢开始具备作为在国际政治棋盘上博弈的关键棋子的能力，逐渐成为一个期望做到“帮谁谁赢”的主体。现在，在经历一系列合纵连横之后，由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埃及等与伊朗具有友好关系的力量已经联合一致，将依靠美国得以在中东占据一席之地的以色列“团团包围”，在地缘政治和军事布局上形成了一定优势。
正因如此，以色列自然被认定为是此次策划在伊暗杀哈尼亚的第一“嫌疑对象”。除了对伊朗和哈马斯的双双仇恨，对于作为世界四大情报机构之一（注：另三个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以色列情报局摩萨德来说，其情报获取和暗杀工作的水准已经在之前多次大有所现。更何况，考虑到此前巴勒斯坦各派已经在北京签署了一项“民族团结”协议，旨在治理战后加沙问题，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不利的事情。
然而与此同时，结合之前伊朗军事重将苏莱曼尼、伊朗顶级核科学家穆赫森·法赫里扎等重要人物的遇袭身亡，来自伊朗内部的因素似乎也是难脱干系的——一方面，伊朗近年来在情报方面的保密工作“漏洞百出”，以至于身份分量极为厚重的人物的出行和住处都被掌控，这难免令人有所生疑；另一方面，首都德黑兰的安保系数本身不高，相关基础设施不完善，反情报能力也相对较差。
对于以色列是不是凶手的问题，还有两种值得关注的声音。一些分析人士虽然认为以色列与此事脱不了干系，但理由在于哈马斯领导人的死可以为以方实现停火“作以铺垫”，换句话说，敌方之首的倒下为以色列提供了“台阶”。还有一些反向观点指出，认为考虑到伊朗新总统当天举行就职典礼的事件背景，以及事发地点为首都德黑兰，从“盗亦有道”的角度讲，以色列方面袭击哈尼亚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内塔尼亚胡已经放低了姿态，以色列高层内部的派系分歧是无法轻易弥合的，也不会因哈尼亚遇难这一因素最终妥协而一致——毕竟哈马斯方面已经表示“不会受到任何领导人遇刺身亡的影响”，并“正在发动一场公开战争来解放耶路撒冷”。以色列的战争目标是广泛的。内塔尼亚胡曾多次表示，任何停火协议都还必须包括瓦解哈马斯的军事和执政能力、允许以色列遣返人质、禁止通过加沙和埃及边境向哈马斯走私武器，以及不允许数千名武装分子返回加沙北部等方面。显然，哈马斯暂时的“群龙无首”难以满足以色列所有人的胃口。
此外，目前以色列方面对哈尼亚之死保持沉默、拒绝发表任何评论，但哈马斯领导人物的身亡，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实际意义，对于以色列而言都是有利结果，这一次以色列终究都是具有一定嫌疑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认为以色列与此事“毫无关联”，要么是低估了以色列的决心与野心，要么是放大了巧合的功力。
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哈尼亚的死亡使得本来有机会开始明朗的中东局势再次变得模糊，也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解蒙上了一层阴影。哈马斯政治局成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已经表示，暗杀是“懦夫的行为”，誓要对袭击方实施报复。在这样的巨变之下，各方势力在中东的博弈恐怕会更加复杂，而无论美国大选走向如何，都难以缓解冲突局势的动荡。未来，各大国在中东的利益难免会因哈以冲突的演变而此消彼长，而如何阻止或减缓中东局势的进一步扩散，将是国际社会各方主要力量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缔造和平，恐怕还长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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