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不仅有利于当地就业和经济增长，同时对中国优化资源配置，开拓市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行业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中国对美国投资的规模、领域及模式发生深刻变化。深入研究2017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投资的新特点、新风险与发展空间，有助于把握对美国投资走势，促进中国从对外投资大国向对外投资强国转型。

1. 投资速度放缓，总体存量较低

中国对美国投资规模仍然较小，在最近五年呈缩减趋势。从流量上看，2022年全球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比约为20%，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仅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5%。从存量上看，截至2022年底，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39.9万亿美元，其中10.5万亿美元位于美国，占比约为26.3%。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存量为791.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9%。

2. 投资审查和监管愈益严格

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美国对华投资审查和监管力度不断加强。2020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全面生效，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管辖权。CFIUS的审查制度对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活动产生了严重影响，因CFIUS调查而被迫终止或出售的对美国投资项目主要是《中国制造2025》以及美国《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所强调的科技制造、信息数据、新能源等产业。

3. 投资行业特色鲜明

近年来，中国对美国投资的结构优化，行业特色明显。一方面，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行业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制造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等行业。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不断朝更高质量方向发展，表现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领域的投资快速增长。

4. 民营资本和绿地投资的重要性不断增加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中，民营资本占据重要地位。从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模式来看，并购投资一直是中国对美国投资的主要方式。但从2018年开始，并购方式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相比之下，中国对美国绿地投资保持稳定。

5. 投资具有区位聚集的新特征

中国对美国投资具有战略资产获取动机，在投资区位上体现出聚集特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与得克萨斯州在产业上各具特色，一直都是中国对美国投资的重点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区位分布在近年也发生了新变化：对以纽约为代表的金融服务型地区投资出现大幅下降，对以加利福尼亚为代表的科技型地区投资的集中趋势进一步加强。

1. 美国监管环境的变化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投资风险

美国民粹主义日益严重，不断加强单边保护，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并购进行限制，其监管政策的弹性、针对性和隐蔽性大幅增加了中国赴美投资，尤其是投资关键技术、基础设施、个人信息领域的政策风险和并购风险。

2. 美国制造业振兴政策可能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优势

美国振兴制造业有两个目标：一是吸引中高端制造业，培育与发展新兴产业，提高对全球产业链的把控力，维系国际领导力；二是吸引中低端制造业用于安置就业，稳定美国工人阶层，以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目标。在此背景下，相关政策主张呈现出明显的演进趋势，对中国在美国投资形成新的挑战。

3. 意识形态差异增加中国赴美投资企业的经营风险

美国逐渐单方面将中美关系定性为全面战略竞争，认为双方的竞争不仅体现在经贸、科技和安全等领域，同时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美国部分人士对中国存在偏见。美国试图建立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以“小院高墙”削弱中国提升产业和科技竞争力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中美价值观的差异使得美国对华保持对抗态度，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使中国企业在美国面临严重的公共关系风险。

4. 国际突发事件及美国内部矛盾增加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难度

近年来，国际公共卫生事件与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扰乱了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正常节奏。美国将国内矛盾“外部化”，通过转移国内矛盾以谋求总统连任、缓解国内政治压力、逃避社会责任的做法将中国对美投资企业推上舆论和争议的风口浪尖，增加了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难度。

5. 美联储货币政策频繁调整增加对美国投资的汇率风险

中美经济周期的不同步和货币政策的分化导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稳定，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汇率风险。面对利差波动，一些企业为追求更高的资本收益，对海外非实体行业进行大量盲目和跟风投资。这种非理性投资往往未充分识别风险，缺乏清晰的战略指导和投资后的经营发展规划，可能造成的金融风险隐患值得关注和警惕。

1. 美国重点地区仍然具有投资区位优势

截至2020年，中国对加利福尼亚、纽约、伊利诺伊和得克萨斯的直接投资存量占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分别为20.96%、19.66%、8.09%和5.16%。以上四州均为美国经济重镇。目前，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市场拓展等方面实现率先突破是中国对美国投资的目标。从上述领域来看，加利福尼亚等地区对中国企业仍然具有较大投资空间。

2. 中国投资是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美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中国，鼓励吸引中国投资是美国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虽然美国联邦政府近年加大了对中国投资的管控和限制，但中国投资仍然得到许多地方政府的支持，包括出台财政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等。

3. 美国的研发环境与国家软实力具有长期投资潜力

美国强大的科研实力具有长期投资价值。一方面，美国拥有全球首屈一指的创新体系，大量高技术企业在美国聚集，规模优势和技术溢出效果明显。另一方面，美国的国家软实力强大，可以调动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 美国的农业和自然资源具有战略投资价值

美国是全球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及出口大国，也是中国大宗农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中国对美国农业领域投资规模较小，具有多层次的投资空间。美国还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其矿产资源以及全球领先的勘探、开发、提炼、加工技术具有战略投资意义。

当前，中国在许多领域与美国仍存在发展差距，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从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现状及两国产业优势角度出发，应当以立足国内市场，解决中国发展问题为导向，积极引导对美国投资方向；明确中国对美国投资的战略规划，提高政策合力；继续加强投资企业的动机监管，重点产业重点投入，为中国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提供支持；积极调动民营资本在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对美国投资的积极性，重点地区重点开发，为中国的能源和农业安全提供保障。

从美国产业政策、投资监管环境的现状出发，中国的产业政策可以从直接支持特定产业或特定企业发展，向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间接激励模式过渡，以避免争议；应提高智库建设水平，增强政策研究和风险判断能力，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投资企业应加强合规理念，减少不必要的违规风险；应健全对美国投资服务体系，降低货币金融风险。

从世界形势、中美关系的现状出发，赴美投资企业应谦虚低调，注意企业形象，维护好公共关系；各级政府应当做好服务工作，积极收集推广赴美投资信息；依托友好城市、国际会议等平台，推动中美政府及企业间的交流合作，加强城市地区间文化交流，增强相互信任。